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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时，有人质疑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到了，黄洁夫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十年磨一剑之后，全新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体系终于“得见天日”。
2016年全国两会上，黄洁夫，这个以推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闻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一如既往地将自己最核心的关注点，落在“器官捐献”上：他提议，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在过去的2015年，黄洁夫获得两个大奖：顾氏和平奖、吴阶平医学奖。前者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后者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黄洁夫获得这两个大奖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5年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是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中国移植界医生的梦想。事实也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去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2014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完成了2713例。
“同时，这也是我们器官移植存活率最高的一年。”1月21日，黄洁夫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上说。
而此前，黄洁夫刚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时，“也有一些人问我说会不会停掉死囚以后，中国器官移植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有一些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
2015年以事实证明了“春天”的到来：此前因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中国移植界一直面临“三不”：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
2015年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中国正式加入器官移植国际组织。中国公民捐献例数迅速增长，各地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发展迅速，官方也开始放手大力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庄一强透露，2015年底，国家财政拨了2000万元给基金会，用以运营基金会管理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下简称COTRS）。
器官是关乎生死的稀缺资源
一年实施近12万个器官移植手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得出的2013年全球器官移植情况。“但这只能满足不到10%移植等待者的需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COTRS系统设计者王海波说，这意味着，最关键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稀缺。
中国需要多少器官？尽管2015年完成的器官捐献例数，甚至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但显然仍然严重地供不应求。COTRS系统科研部主任、数据总监江文诗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5年12月31日，系统上肝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排队，肾脏移植有2万多人在排队。等待者仍在持续增加。
不能再饮鸩止渴
王海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按每百万人口的器官捐献例数来算，世界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西班牙，2014年达到了每百万人口36例，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仅为2左右，相差一二十倍。广东省红十字的数据显示，即便在器官捐献最为成熟的广东，每百万人口每年捐献器官例数也才刚刚达到3左右。
这意味着，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过去一年里完成的2700多例器官捐献数量，仍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器官移植事业一定要扎根在人民群众，享受服务也好，捐献也好，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黄洁夫认为，只有依赖于所有人，器官捐献和移植才有可能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为此，中国最终选择直接与世界接轨。“有这么三个阶段，第一是使用死囚阶段。第二，是使用死囚同意的捐献。第三是完全不使用死囚器官。中国就直接跳到第三个阶段。”庄一强告诉笔者，这样的进步不仅是中国自己在这一事业的发展上迎来了“春天”，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赢得许多掌声。
落后的不是传统文化，是行政体制
“十年磨一剑”——黄洁夫用这句话来形容器官捐献移植在中国的诞生历程。
自2005年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直面器官移植局面开始，十年来，各种利益的博弈、变革与否的纠缠，时刻在进行。在黄洁夫看来，很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各种波诡云谲的细节，而只看到了去年一年，似乎突然之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就以一个阳光的形象出现。
“这是一个误解，这一年不可能发生这么多。这个器官捐献移植职业的整个酝酿和改革应该说是20年之功，最少是10年之功。”黄洁夫说。
万众瞩目中，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此后器官移植事业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一个里程碑。”黄洁夫说，在器官捐献上，公民捐献2009年筹备的，2010年启动，2012年全国铺开，2013年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2014年形成重大突破—— 80%的器官移植来源是公民捐献的。因此，2014年底，黄洁夫正式宣布，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其中诸多艰辛，除了黄洁夫和王海波等参与者，外人鲜能知晓。此前常有一种声音：担忧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是限制器官捐献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在黄洁夫看来，最大的障碍不是传统文化，而是行政体制。
在中国器官捐献依赖死囚的年代，黄洁夫就曾听过这样的判断：中国老百姓是儒家孔夫子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死者为大，总是说中国文化禁止了器官捐献工作。但黄洁夫从很早就批评：这是说不通的。即便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孔夫子讲的舍生取义，救人一命，“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思想和观念。而且，孔夫子讲的弃之不孝，不是说用之不孝，拿来用救人是最大的大孝。”
有体系了，但“到处都有定时炸弹”
这些年来，黄洁夫参加全国两会的提案都会涉及器官移植事业。为什么至今他还要一再为这一事业呼吁？黄洁夫毫不讳言，中国器官移植作为一个“新生的婴儿”，“他”还很不健全，还有很多挑战和问题。“我们不跟进的话会丧失人民群众对于我们这个体系的信任，到处都有定时炸弹”。在黄洁夫看来，尽管现在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器官捐献移植牵涉到多个部门，这些部门间在协调沟通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器官移植患者因为高价医疗费用而犹豫的问题，黄洁夫在今年两会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一起提议，试点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现在的大病救助，有20多种病已经全部覆盖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其实器官移植是最应该覆盖的一方面，因为它是生和死，做了移植手术，病人就是生，不做就是死。”黄洁夫说。
虽然肾脏不移植未必便会迅速失去生命，但是，“肾脏做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相当痛苦的，一个星期要透析两三次，同时一年要花十万左右，如果做肾移植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同时肾移植也就20多万元。”黄洁夫说，所以，这是大病医保应该覆盖的。“一旦实现，普通老百姓就能够享受器官移植服务了。”黄洁夫说，那些付不起高额移植费的担忧也将成为历史。
2016年全国两会上，黄洁夫，这个以推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闻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一如既往地将自己最核心的关注点，落在“器官捐献”上：他提议，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在过去的2015年，黄洁夫获得两个大奖：顾氏和平奖、吴阶平医学奖。前者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后者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黄洁夫获得这两个大奖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5年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是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中国移植界医生的梦想。事实也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去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2014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完成了2713例。
“同时，这也是我们器官移植存活率最高的一年。”1月21日，黄洁夫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上说。
而此前，黄洁夫刚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时，“也有一些人问我说会不会停掉死囚以后，中国器官移植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有一些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
2015年以事实证明了“春天”的到来：此前因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中国移植界一直面临“三不”：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
2015年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中国正式加入器官移植国际组织。中国公民捐献例数迅速增长，各地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发展迅速，官方也开始放手大力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庄一强透露，2015年底，国家财政拨了2000万元给基金会，用以运营基金会管理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下简称COTRS）。
器官是关乎生死的稀缺资源
一年实施近12万个器官移植手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得出的2013年全球器官移植情况。“但这只能满足不到10%移植等待者的需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COTRS系统设计者王海波说，这意味着，最关键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稀缺。
中国需要多少器官？尽管2015年完成的器官捐献例数，甚至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但显然仍然严重地供不应求。COTRS系统科研部主任、数据总监江文诗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5年12月31日，系统上肝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排队，肾脏移植有2万多人在排队。等待者仍在持续增加。
不能再饮鸩止渴
王海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按每百万人口的器官捐献例数来算，世界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西班牙，2014年达到了每百万人口36例，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仅为2左右，相差一二十倍。广东省红十字的数据显示，即便在器官捐献最为成熟的广东，每百万人口每年捐献器官例数也才刚刚达到3左右。
这意味着，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过去一年里完成的2700多例器官捐献数量，仍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器官移植事业一定要扎根在人民群众，享受服务也好，捐献也好，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黄洁夫认为，只有依赖于所有人，器官捐献和移植才有可能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为此，中国最终选择直接与世界接轨。“有这么三个阶段，第一是使用死囚阶段。第二，是使用死囚同意的捐献。第三是完全不使用死囚器官。中国就直接跳到第三个阶段。”庄一强告诉笔者，这样的进步不仅是中国自己在这一事业的发展上迎来了“春天”，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赢得许多掌声。
落后的不是传统文化，是行政体制
“十年磨一剑”——黄洁夫用这句话来形容器官捐献移植在中国的诞生历程。
自2005年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直面器官移植局面开始，十年来，各种利益的博弈、变革与否的纠缠，时刻在进行。在黄洁夫看来，很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各种波诡云谲的细节，而只看到了去年一年，似乎突然之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就以一个阳光的形象出现。
“这是一个误解，这一年不可能发生这么多。这个器官捐献移植职业的整个酝酿和改革应该说是20年之功，最少是10年之功。”黄洁夫说。
万众瞩目中，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此后器官移植事业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一个里程碑。”黄洁夫说，在器官捐献上，公民捐献2009年筹备的，2010年启动，2012年全国铺开，2013年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2014年形成重大突破—— 80%的器官移植来源是公民捐献的。因此，2014年底，黄洁夫正式宣布，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其中诸多艰辛，除了黄洁夫和王海波等参与者，外人鲜能知晓。此前常有一种声音：担忧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是限制器官捐献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在黄洁夫看来，最大的障碍不是传统文化，而是行政体制。
在中国器官捐献依赖死囚的年代，黄洁夫就曾听过这样的判断：中国老百姓是儒家孔夫子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死者为大，总是说中国文化禁止了器官捐献工作。但黄洁夫从很早就批评：这是说不通的。即便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孔夫子讲的舍生取义，救人一命，“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思想和观念。而且，孔夫子讲的弃之不孝，不是说用之不孝，拿来用救人是最大的大孝。”
有体系了，但“到处都有定时炸弹”
这些年来，黄洁夫参加全国两会的提案都会涉及器官移植事业。为什么至今他还要一再为这一事业呼吁？黄洁夫毫不讳言，中国器官移植作为一个“新生的婴儿”，“他”还很不健全，还有很多挑战和问题。“我们不跟进的话会丧失人民群众对于我们这个体系的信任，到处都有定时炸弹”。在黄洁夫看来，尽管现在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器官捐献移植牵涉到多个部门，这些部门间在协调沟通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器官移植患者因为高价医疗费用而犹豫的问题，黄洁夫在今年两会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一起提议，试点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现在的大病救助，有20多种病已经全部覆盖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其实器官移植是最应该覆盖的一方面，因为它是生和死，做了移植手术，病人就是生，不做就是死。”黄洁夫说。
虽然肾脏不移植未必便会迅速失去生命，但是，“肾脏做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相当痛苦的，一个星期要透析两三次，同时一年要花十万左右，如果做肾移植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同时肾移植也就20多万元。”黄洁夫说，所以，这是大病医保应该覆盖的。“一旦实现，普通老百姓就能够享受器官移植服务了。”黄洁夫说，那些付不起高额移植费的担忧也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