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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8日，为期三天的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在日本横滨拉开帷幕。这场由日本政府主导、聚焦非洲经济发展的大会共吸引了4500余人到场，包括非洲各国元首或首脑、地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代表等。此届峰会的主题是“通过人力、技术和创新推动非洲发展”，重点讨论了通过私人投资和创新优化商业环境及机构并促进非洲经济转型等议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时表示，今后3年将帮助本国企业增加对非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0亿美元。会议透露出来的日本对非洲市场的极大兴趣，一时间吸引了众多关注。
“二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及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非洲在其眼中的存在感始终较低。从1965年到1974年，日本对非投资额总计仅有2.99亿美元。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政府为确保能源安全，开始更多转向投资非洲的相关行业。仅在当年，日本对非投资额就首次突破1亿美元，占据上述10年对非投资总额的35%左右。而1975年至1984年，日本对非投资额比前10年增长了近9倍，接近29亿美元。随后，日本政府在实现经济快速腾飞的基础上，提出争当“政治大国”、推动在联合国“入常”的目标。为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1985年-1994年，日本对非投资较前10年又增加了56%，达到44.99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幻灭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衰退，对非投资力度也随之减缓。1995年到2004年，日本对非投资额仅有26.6亿美元，比前10年减少了18.39亿美元，甚至还不及1975年-1984年这10年间的水平。这期间，只有1998年与2003年，因两次召开TICAD会议的缘故，日本对非投资略有起色，但投资额也仅有3.55亿和4.3亿美元。“入常”失败的2005年，日本对非投资额仅为2500万美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世纪之后逐渐加强与非洲的经贸联系。这在客观上提振了非洲的战略与经济地位，使得欧美国家也重新审视自身与非洲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全球对非投资呈现迅猛增长的態势，并促使日本反思自身的对非政策，重新重视对非投资及相关问题。
2006年，日本对非投资激增至8.99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近36倍，成为日本对非投资的转折点。尽管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非投资曾一度停滞，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却前所未有地加强了。特别是2011年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对能源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使得日本对非投资重新活跃起来。
2006年至2015年间，日本对非投资额达到了80.46亿美元，相比上一个10年几乎翻了一番，创历史新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2007年到2016年，日本每年新增对非投资约1000项，到2017年底，日本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余额已达78亿美元。
日本愈加重视非洲市场，其背后原因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自身对于外部能源的需求、争取实现政治大国的抓手以及抗衡非洲市场上遇到的竞争对手。
日本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金属矿产对它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日本在非洲的投资也多集中在能源及矿产等相关领域。日本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企图实现自己的“入常梦”，增加对非投资，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上的“选票”正是最佳抓手。此外，非洲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被视为未来投资的热土，面对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市场上的竞争，日本政府亦不甘落后于人，鼓励自家企业去非洲投资便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日本对非洲的投资布局与其能源战略紧密相关。整体上看，日本对非投资呈现出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以油气开发为核心、以南部非洲为重点的特征，且成效看得见。
由于投资非洲存在巨大的经济乃至政治风险，日本对非投资主要是以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背后有财团支撑，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各项政策优惠。目前，在非投资的日企主要有伊藤忠商事、三菱、三井、日商岩井以及一些日系汽车制造商如丰田、尼桑、本田等。过去10年，日本对非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汽车。丰田和尼桑遍布从开罗到开普敦的街头，丰田汽车更是在非洲53个国家布有销售网络。它们是带动日本对非投资的主力。此外，日本政府也鼓励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更多地参与对非投资，比如小微融资、小型能源项目、移动信息技术及净水项目等。
从投资领域上看，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是日本在非投资项目最多、力度最大的领域。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一直是日本的重点。早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之际，日本就加大了对非洲油气资源的投资力度，直到2014年安倍晋三访非时，日本仍在积极寻求对非油气资源投资的机会。不过，非洲油气资源开发长期被欧美国家把持，后期又面临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势挑战，日企因而很难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决定将投资重点转向一些日企更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如汽车、机械、化工、医药等。目前，日本对非投资在发挥日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非洲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等优势，实现了互补性发展，其投资非洲领域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从地域分布上看，日本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其中又以对南非的投资最多。截至2015年底，日本在非投资设厂的440个企业中，有178个分布在南部非洲各国，其中又有136个集中在南非。矿业和碳氢化合物等自然资源是日本对非投资最多的领域，而该领域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津巴布韦。除南部非洲外，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次区域内大国，也是日本投资的主要对象。
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显然都意识到了非洲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积极开展对非合作。前者创办的对非合作机制FOCAC（中非合作论坛）经过近20年的耕耘已日臻成熟，后者主导的对非交往平台TICAD所发挥的影响将愈来愈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二者面对同一个非洲市场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以致被拿来比较。对此，中国应结合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发挥自身相对于日本的比较优势，提升对非合作水平。
工业化是大多数非洲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之一，但该大陆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面临着工业化转型升级，中国亟需转移的很多产业正是非洲所需要的，这是早以第三产业为发展重点的日本所不具备的优势。借此，中国可结合相应非洲国家的发展规划，将优势、优质产业向非洲转移。
日本在非洲的投资，不论是领域还是地域分布，都比较集中。因此，中国可以避开与日本的直接竞争，选择日本投资空白的非洲国家进行合作。例如，中、西部非洲地区尽管经济基础较差、个别国家局势不稳，但正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才最大、吸引外资的需求才最高。若做好风险评估等，中国企业也可在这些国家做好文章。
细化对非合作，推行“一省+一国”模式。与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省市众多，但在开展对非工作方面，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现实情况是，我国中央政府很难满足54个非洲国家的需求。因此，我国对非工作应有所细化，其中“一省+一国”模式可作为创新合作的主体思路。该模式可以使双方缩短沟通时间，减少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当然，在具体操作中，应由中央政府统筹布局，避免各省市间的无序、恶性竞争。
加强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中日两国在非洲也存在合作空间。其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合作空间最大。基建往往需要巨额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若中企与日企能互相借势，携手合作，或可共同为非洲打造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历程与动机
“二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及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非洲在其眼中的存在感始终较低。从1965年到1974年，日本对非投资额总计仅有2.99亿美元。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政府为确保能源安全，开始更多转向投资非洲的相关行业。仅在当年，日本对非投资额就首次突破1亿美元，占据上述10年对非投资总额的35%左右。而1975年至1984年，日本对非投资额比前10年增长了近9倍，接近29亿美元。随后，日本政府在实现经济快速腾飞的基础上，提出争当“政治大国”、推动在联合国“入常”的目标。为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1985年-1994年，日本对非投资较前10年又增加了56%，达到44.99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幻灭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衰退，对非投资力度也随之减缓。1995年到2004年，日本对非投资额仅有26.6亿美元，比前10年减少了18.39亿美元，甚至还不及1975年-1984年这10年间的水平。这期间，只有1998年与2003年，因两次召开TICAD会议的缘故，日本对非投资略有起色，但投资额也仅有3.55亿和4.3亿美元。“入常”失败的2005年，日本对非投资额仅为2500万美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世纪之后逐渐加强与非洲的经贸联系。这在客观上提振了非洲的战略与经济地位，使得欧美国家也重新审视自身与非洲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全球对非投资呈现迅猛增长的態势，并促使日本反思自身的对非政策，重新重视对非投资及相关问题。
2006年，日本对非投资激增至8.99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近36倍，成为日本对非投资的转折点。尽管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非投资曾一度停滞，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却前所未有地加强了。特别是2011年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对能源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使得日本对非投资重新活跃起来。
2006年至2015年间，日本对非投资额达到了80.46亿美元，相比上一个10年几乎翻了一番，创历史新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2007年到2016年，日本每年新增对非投资约1000项，到2017年底，日本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余额已达78亿美元。
日本愈加重视非洲市场，其背后原因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自身对于外部能源的需求、争取实现政治大国的抓手以及抗衡非洲市场上遇到的竞争对手。
日本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金属矿产对它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日本在非洲的投资也多集中在能源及矿产等相关领域。日本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企图实现自己的“入常梦”，增加对非投资，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上的“选票”正是最佳抓手。此外，非洲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被视为未来投资的热土，面对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市场上的竞争，日本政府亦不甘落后于人，鼓励自家企业去非洲投资便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布局特点
日本对非洲的投资布局与其能源战略紧密相关。整体上看，日本对非投资呈现出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以油气开发为核心、以南部非洲为重点的特征，且成效看得见。
由于投资非洲存在巨大的经济乃至政治风险，日本对非投资主要是以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背后有财团支撑，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各项政策优惠。目前，在非投资的日企主要有伊藤忠商事、三菱、三井、日商岩井以及一些日系汽车制造商如丰田、尼桑、本田等。过去10年，日本对非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汽车。丰田和尼桑遍布从开罗到开普敦的街头，丰田汽车更是在非洲53个国家布有销售网络。它们是带动日本对非投资的主力。此外，日本政府也鼓励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更多地参与对非投资，比如小微融资、小型能源项目、移动信息技术及净水项目等。
从投资领域上看，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是日本在非投资项目最多、力度最大的领域。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一直是日本的重点。早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之际，日本就加大了对非洲油气资源的投资力度，直到2014年安倍晋三访非时，日本仍在积极寻求对非油气资源投资的机会。不过，非洲油气资源开发长期被欧美国家把持，后期又面临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势挑战，日企因而很难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决定将投资重点转向一些日企更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如汽车、机械、化工、医药等。目前，日本对非投资在发挥日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非洲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等优势，实现了互补性发展，其投资非洲领域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从地域分布上看，日本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其中又以对南非的投资最多。截至2015年底，日本在非投资设厂的440个企业中，有178个分布在南部非洲各国，其中又有136个集中在南非。矿业和碳氢化合物等自然资源是日本对非投资最多的领域，而该领域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津巴布韦。除南部非洲外，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次区域内大国，也是日本投资的主要对象。
中企如何应对
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显然都意识到了非洲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积极开展对非合作。前者创办的对非合作机制FOCAC（中非合作论坛）经过近20年的耕耘已日臻成熟，后者主导的对非交往平台TICAD所发挥的影响将愈来愈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二者面对同一个非洲市场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以致被拿来比较。对此，中国应结合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发挥自身相对于日本的比较优势，提升对非合作水平。
工业化是大多数非洲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之一，但该大陆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面临着工业化转型升级，中国亟需转移的很多产业正是非洲所需要的，这是早以第三产业为发展重点的日本所不具备的优势。借此，中国可结合相应非洲国家的发展规划，将优势、优质产业向非洲转移。
日本在非洲的投资，不论是领域还是地域分布，都比较集中。因此，中国可以避开与日本的直接竞争，选择日本投资空白的非洲国家进行合作。例如，中、西部非洲地区尽管经济基础较差、个别国家局势不稳，但正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才最大、吸引外资的需求才最高。若做好风险评估等，中国企业也可在这些国家做好文章。
细化对非合作，推行“一省+一国”模式。与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省市众多，但在开展对非工作方面，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现实情况是，我国中央政府很难满足54个非洲国家的需求。因此，我国对非工作应有所细化，其中“一省+一国”模式可作为创新合作的主体思路。该模式可以使双方缩短沟通时间，减少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当然，在具体操作中，应由中央政府统筹布局，避免各省市间的无序、恶性竞争。
加强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中日两国在非洲也存在合作空间。其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合作空间最大。基建往往需要巨额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若中企与日企能互相借势，携手合作，或可共同为非洲打造高质量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