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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叙事文学中的时间因素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从而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信息,对叙事时间的关注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阐释角度。本文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为例,着重从时间的文化象征方面,对小说文本中的时间因素给予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莎菲女士的日记》 叙事时间 时间的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文学世界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自然,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叙事性作品中,时间与现实生活一样无法忽略。叙事之“事”本身就是时间过程。高明的叙事者会以各种巧妙的时间形式去结构事件情节,发挥时间自身的存在意义。
时间的表现形态,远没有其概念那样容易表述。它不仅仅指时间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还包括由它所呈现的功能和意义。比如时间的文化象征、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叙事顺序问题等方面。独具匠心的时间设置往往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学效应。本文拟以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下简称《莎菲》)作为具体事例,尝试对叙事作品的时间因素做一解析。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时间在文本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在《莎菲》一文中,时间主要是指季节时令的传统象征意义。当然这早已不是独创的文学表现手法,在我国传统文学中,尤其屡见不鲜。不同的季节时令在文学作品中,已经不是纯粹的客观现实了,它往往会更深层次地流露出特定的情感氛围和叙述格调。时间一旦被人们操作,本身便被烙上了人为的迹象,“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时间依然可以辨认出某些刻度的,但刻度在叙事者的设置和操作中,已经和广泛的人文现象发生联系,已经输入各种具有人文意义的密码。”
《莎菲》中的日期设置也被有意识地操作,涉及到了时间的功用。作为一篇紧凑的中篇小说,它的日期跨度并不长。从上一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三月,大约三个月的心理历程以日记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一般来说,对于《莎菲》文本中的日期设置,历来评论者并不十分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女主人公的形象所引发的时代主题上去,这样的研究数不胜数。本文认为,这样的偏向虽然不十分影响对文本时代主题的揭示,但仍然是对文本整体研究的一种遗漏。其实,对于这样的日期设置,我们不能不说作者是颇具匠心的。首先作者把写入小说的第一篇日记安排在了十二月份,这也正是凛冽的隆冬时节。这一时间安排即便不是作者随意写来的,那么也应当说在作者的思维习惯中,季节时令的象征已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内心积淀,成为一种心理无意识,在相关的场合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所以,在为了突出女主人公感伤落寞的心情时,作者就可能不加过分考虑地将时间定位于寒冬时节。
《莎菲》一开始就点出了这样的时间季节,这也是叙事作品中惯用的模式,它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同时又可以奠定整个叙事作品的情感基调。“呼啸的朔风吹在人脸上刀割似的;满目的单调枯索了无生机。”这种季节使病中的莎菲更是备受煎熬。这是因为,莎菲的心情低落不仅仅是由于她身体上的疾患,更主要的是指她的精神的苦闷,或者不妨说,莎菲的病其实根本上是一种心病。作者运用一种实虚相间的手法,从多方面渲染铺垫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我们知道,《莎菲》的写作年代是1928年,当时“五四”正经历一个由高潮到退潮的转变,时代女性也由狂热的叛逆进入到一个“胜利”之后的“诘问人生”时期。由于传统的叛逆来得太猛烈,当浪头渐趋退却时,她们的心灵一下子变得空荡无依。这些来自“胜利”之后的苦闷和忧伤,属于为“五四”批判理性所忽略、未能涵盖的现实问题。这空虚的心灵反映到不同时代女性身上,可能有着不同的补救方式,而在丁玲笔下的莎菲世界里,则希求从与异性的性爱中抒遣苦闷。小说起始用萧瑟寒冷的朔冬映衬了莎菲同样凄冷的心理,两下对照,情景交融,相得益彰。
莎菲首次见到凌吉士时,小说的矛盾冲突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时间被安排在了阳历年的第一天即“一月一日”是耐人寻味的。新年的第一天是新起点新气象,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凌吉士进入了莎菲的私人空间,这无疑使后者的心境产生了一丝转机。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中国社会中,阳历的纪年方法只是刚刚兴起,人们还是习惯于用阴历计时,而小说不仅安排莎菲以阳历记时的方式写日记,而且还特意把一个重要的日子定在了阳历年的第一天,这也似乎表明接受了新文化影响的时代女性迎潮流而上的前卫姿态,这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都很协调。这分明也暗示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将迥异于旧时代中的女性行为,甚至已经不再是为了显示对封建爱情婚姻的叛逆,如作家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们,更多地是具有了一种现代色彩。“整整一代身陷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女儿都不再有精神同盟,不再有反叛阵营,但她们也因此有了上一代人没有体味过的孤独,感受到上一代人没有感受的黑暗,有了上一代人没有的狂狷、傲慢、老练、愤世嫉俗的个性。”身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中,这类女性们的处世方式便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征,这当然包括对爱情的态度上。
从一月一日到一月十八日,在这半个多月时间里,虽然天气丝毫没有变暖的迹象,但这并不妨碍生活所带给主人公的全新的感受。莎菲在第一眼心仪于凌吉士后,便把心思全放在如何接近并俘虏他这一问题上面了。这期间的日记表明,在约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莎菲便充分动用了恋爱上的技巧,以证明自己原是女人味十足的女人。而这无疑可以表明,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勇敢地打破了封建的和性的禁忌,体现了现代女性和女性创作的成长。这类女性的思想情感一旦得到释放,便表现出情欲的执着和热烈。“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普遍重视精神之爱,而回避对情欲的描写,但在莎菲那里,分明使人感受到来自女性的一种强烈的情欲。不过女性的自尊、矜持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清高又使莎菲不肯轻易表露出来,这种压抑使得她不堪负累。于是好景不长,在沉浸在与异性爱恋的半个多月之后,从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便叙述她如何通过纵酒畅饮,寻找内心的宣泄。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她身体上的不适,接着便是日记中一笔带过的将近两个月的住院治疗。这短暂的甜蜜所带来的是这之后长于几倍的病痛折磨,或者毋宁说,莎菲甘愿以十分的苦痛来换取爱情上的一分满足,这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自虐倾向,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时代女性自身脆弱和生存艰难的境况。
从三月四日起,莎菲体力逐渐恢复并出院。时值初春,万物萌生。这种气候、氛围在传统文化中也是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以春天这个季节时令做时间背景,来烘托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愫萌发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红楼梦》中,当大观园第一个春天来临时,宝黛的爱情也在顺利地进展着。《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面对满园春光萌发了青春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对爱情的渴望。同样,受季节气候和自然世界的感染,身处现代社会中的莎菲对异性的渴求也在不断地膨胀着。“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但是情感扩张得越强烈,现实所带来的失望可能也越显现出来。莎菲逐渐透视出对方高贵躯体内安放着一颗不同样高贵的灵魂,这使她陷入了感情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他的丰仪的里面躲着一个何等卑劣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的意义了。”那么,如何来看待莎菲的这种心理矛盾呢?本文认为,在灵与肉之间,主人公心理的天平已经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关于这一点,茅盾似乎看得更清楚,他不仅仅评价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者的绝叫”,他又进一步指出了她还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这也正如后来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莎菲的矛盾苦闷中,肉体欲望成分很重,就不太好说这苦闷是来自真诚深刻爱情的不可得了。”所以莎菲指向异性的更多是一种性爱的觉醒,纯粹灵的意义上的爱情似乎并不处于优势,正因为如此,她对凌吉士才会出现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心理矛盾。而且,一般来说,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爱情,最被看重的是灵的部分,这是超越了生理本能这一浅层面的内容,是所谓人类爱情中的关键成分。尤其是在刚刚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走出来的人们身上,这深层的心理积淀不可能一下子就荡然无存。莎菲就是这样,她的痛苦在于理性上要求自己放弃凌吉士,但在感性上却无法做得彻底。所以,小说将莎菲这一段最关键的情感历程放在初春,这一点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如果从时间意义上来考虑,这里面含着一种更为隐秘的暧昧的指涉,也就是说,它暗示着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性爱的觉醒。不管小说作者是否有着明确的意识,这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中国作家。
初春三月,万物复苏,这分明是一种情欲的萌芽和膨胀,莎菲的性爱的渴求本来应该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得以发展和升华,但却在自身和社会的理性羁绊下而遭到遏制。莎菲最后悄悄地告退了,她并没有取得对自身和社会理性的最终胜利,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女性的悲剧,尽管莎菲们在女性现代化的成长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尽管她们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女性内心世界,但这条道路也太漫长和艰难。
这或许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作品中的日期设置,由严寒的朔冬到初绽生机的初春,暗示了莎菲的感情波折起伏。由此可见,在人们的思维中,“时间标示已经不能看作一个纯粹的数字刻度,它已经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在人们的传统时间观念中,“这种整体性时间意识把天象运行、季节更替、万物荣枯、以及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形态和年华盛衰的体验,如此等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密码,赋予大小相衔的时标顺序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则更为生动、丰富和含蓄。
上述分析仅仅是通过时令的隐义涉及到的时间的文化象征意义,当然,除了这种最通常的文学中的时间表现形式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形式。比如,在叙事文学中,存在着现实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对比问题。在一定的篇幅中,既可花费大量笔墨去写现实中历时较长的事件,反之,叙述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所用的文字,有时也可以比讲述一年甚至十年所用的文字还要多。例如,在《莎菲》一文中,便出现了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的不一致。从一月十八日莎菲因纵酒加重了病情而住院,一直到三月四号出院,这为时一个多月的过程在日记中几乎成为叙事空白,这就是现实时间与叙事时间相对的反比。由小说的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段叙事空白的原因:一是客观原因,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看重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对外界的人事并不愿花费较多的笔墨;二是主观原因,莎菲在住院期间接到了同性知己蕴姐的死讯,心情异常沉重,无心情提笔成文。由此可见这段叙事空白不是被作者无意忽略掉的,而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所致,属于行文的需要。
以上是文学叙事作品中时间的又一表现形态,此外,从整个作品的时间顺序的安排去看,具体作品之间又不尽相似,根据具体内容和表达效果的需要,作品中的叙事时间可以是正常的自然顺叙,也可以是对时间运行方式进行干扰、打断或倒装等人为的变异,这些叙述手法都将会使作品的时间产生不可低估的意义。
叙事时间在本质上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它包含着更多的叙事者的主观投入和幻想自由度,对叙事作品中时间的关注,是相关文本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多样的表现形态,能蕴含丰富的内容信息,从而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黄修己、方谦、李平:《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乐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缑英杰,女,1974—,河南滑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工作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莎菲女士的日记》 叙事时间 时间的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文学世界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自然,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叙事性作品中,时间与现实生活一样无法忽略。叙事之“事”本身就是时间过程。高明的叙事者会以各种巧妙的时间形式去结构事件情节,发挥时间自身的存在意义。
时间的表现形态,远没有其概念那样容易表述。它不仅仅指时间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还包括由它所呈现的功能和意义。比如时间的文化象征、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叙事顺序问题等方面。独具匠心的时间设置往往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学效应。本文拟以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下简称《莎菲》)作为具体事例,尝试对叙事作品的时间因素做一解析。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时间在文本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在《莎菲》一文中,时间主要是指季节时令的传统象征意义。当然这早已不是独创的文学表现手法,在我国传统文学中,尤其屡见不鲜。不同的季节时令在文学作品中,已经不是纯粹的客观现实了,它往往会更深层次地流露出特定的情感氛围和叙述格调。时间一旦被人们操作,本身便被烙上了人为的迹象,“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时间依然可以辨认出某些刻度的,但刻度在叙事者的设置和操作中,已经和广泛的人文现象发生联系,已经输入各种具有人文意义的密码。”
《莎菲》中的日期设置也被有意识地操作,涉及到了时间的功用。作为一篇紧凑的中篇小说,它的日期跨度并不长。从上一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三月,大约三个月的心理历程以日记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一般来说,对于《莎菲》文本中的日期设置,历来评论者并不十分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女主人公的形象所引发的时代主题上去,这样的研究数不胜数。本文认为,这样的偏向虽然不十分影响对文本时代主题的揭示,但仍然是对文本整体研究的一种遗漏。其实,对于这样的日期设置,我们不能不说作者是颇具匠心的。首先作者把写入小说的第一篇日记安排在了十二月份,这也正是凛冽的隆冬时节。这一时间安排即便不是作者随意写来的,那么也应当说在作者的思维习惯中,季节时令的象征已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内心积淀,成为一种心理无意识,在相关的场合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所以,在为了突出女主人公感伤落寞的心情时,作者就可能不加过分考虑地将时间定位于寒冬时节。
《莎菲》一开始就点出了这样的时间季节,这也是叙事作品中惯用的模式,它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同时又可以奠定整个叙事作品的情感基调。“呼啸的朔风吹在人脸上刀割似的;满目的单调枯索了无生机。”这种季节使病中的莎菲更是备受煎熬。这是因为,莎菲的心情低落不仅仅是由于她身体上的疾患,更主要的是指她的精神的苦闷,或者不妨说,莎菲的病其实根本上是一种心病。作者运用一种实虚相间的手法,从多方面渲染铺垫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我们知道,《莎菲》的写作年代是1928年,当时“五四”正经历一个由高潮到退潮的转变,时代女性也由狂热的叛逆进入到一个“胜利”之后的“诘问人生”时期。由于传统的叛逆来得太猛烈,当浪头渐趋退却时,她们的心灵一下子变得空荡无依。这些来自“胜利”之后的苦闷和忧伤,属于为“五四”批判理性所忽略、未能涵盖的现实问题。这空虚的心灵反映到不同时代女性身上,可能有着不同的补救方式,而在丁玲笔下的莎菲世界里,则希求从与异性的性爱中抒遣苦闷。小说起始用萧瑟寒冷的朔冬映衬了莎菲同样凄冷的心理,两下对照,情景交融,相得益彰。
莎菲首次见到凌吉士时,小说的矛盾冲突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时间被安排在了阳历年的第一天即“一月一日”是耐人寻味的。新年的第一天是新起点新气象,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凌吉士进入了莎菲的私人空间,这无疑使后者的心境产生了一丝转机。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中国社会中,阳历的纪年方法只是刚刚兴起,人们还是习惯于用阴历计时,而小说不仅安排莎菲以阳历记时的方式写日记,而且还特意把一个重要的日子定在了阳历年的第一天,这也似乎表明接受了新文化影响的时代女性迎潮流而上的前卫姿态,这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都很协调。这分明也暗示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将迥异于旧时代中的女性行为,甚至已经不再是为了显示对封建爱情婚姻的叛逆,如作家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们,更多地是具有了一种现代色彩。“整整一代身陷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女儿都不再有精神同盟,不再有反叛阵营,但她们也因此有了上一代人没有体味过的孤独,感受到上一代人没有感受的黑暗,有了上一代人没有的狂狷、傲慢、老练、愤世嫉俗的个性。”身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中,这类女性们的处世方式便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征,这当然包括对爱情的态度上。
从一月一日到一月十八日,在这半个多月时间里,虽然天气丝毫没有变暖的迹象,但这并不妨碍生活所带给主人公的全新的感受。莎菲在第一眼心仪于凌吉士后,便把心思全放在如何接近并俘虏他这一问题上面了。这期间的日记表明,在约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莎菲便充分动用了恋爱上的技巧,以证明自己原是女人味十足的女人。而这无疑可以表明,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勇敢地打破了封建的和性的禁忌,体现了现代女性和女性创作的成长。这类女性的思想情感一旦得到释放,便表现出情欲的执着和热烈。“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普遍重视精神之爱,而回避对情欲的描写,但在莎菲那里,分明使人感受到来自女性的一种强烈的情欲。不过女性的自尊、矜持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清高又使莎菲不肯轻易表露出来,这种压抑使得她不堪负累。于是好景不长,在沉浸在与异性爱恋的半个多月之后,从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便叙述她如何通过纵酒畅饮,寻找内心的宣泄。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她身体上的不适,接着便是日记中一笔带过的将近两个月的住院治疗。这短暂的甜蜜所带来的是这之后长于几倍的病痛折磨,或者毋宁说,莎菲甘愿以十分的苦痛来换取爱情上的一分满足,这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自虐倾向,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时代女性自身脆弱和生存艰难的境况。
从三月四日起,莎菲体力逐渐恢复并出院。时值初春,万物萌生。这种气候、氛围在传统文化中也是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以春天这个季节时令做时间背景,来烘托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愫萌发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红楼梦》中,当大观园第一个春天来临时,宝黛的爱情也在顺利地进展着。《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面对满园春光萌发了青春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对爱情的渴望。同样,受季节气候和自然世界的感染,身处现代社会中的莎菲对异性的渴求也在不断地膨胀着。“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但是情感扩张得越强烈,现实所带来的失望可能也越显现出来。莎菲逐渐透视出对方高贵躯体内安放着一颗不同样高贵的灵魂,这使她陷入了感情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他的丰仪的里面躲着一个何等卑劣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的意义了。”那么,如何来看待莎菲的这种心理矛盾呢?本文认为,在灵与肉之间,主人公心理的天平已经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关于这一点,茅盾似乎看得更清楚,他不仅仅评价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者的绝叫”,他又进一步指出了她还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这也正如后来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莎菲的矛盾苦闷中,肉体欲望成分很重,就不太好说这苦闷是来自真诚深刻爱情的不可得了。”所以莎菲指向异性的更多是一种性爱的觉醒,纯粹灵的意义上的爱情似乎并不处于优势,正因为如此,她对凌吉士才会出现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心理矛盾。而且,一般来说,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爱情,最被看重的是灵的部分,这是超越了生理本能这一浅层面的内容,是所谓人类爱情中的关键成分。尤其是在刚刚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走出来的人们身上,这深层的心理积淀不可能一下子就荡然无存。莎菲就是这样,她的痛苦在于理性上要求自己放弃凌吉士,但在感性上却无法做得彻底。所以,小说将莎菲这一段最关键的情感历程放在初春,这一点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如果从时间意义上来考虑,这里面含着一种更为隐秘的暧昧的指涉,也就是说,它暗示着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性爱的觉醒。不管小说作者是否有着明确的意识,这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中国作家。
初春三月,万物复苏,这分明是一种情欲的萌芽和膨胀,莎菲的性爱的渴求本来应该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得以发展和升华,但却在自身和社会的理性羁绊下而遭到遏制。莎菲最后悄悄地告退了,她并没有取得对自身和社会理性的最终胜利,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女性的悲剧,尽管莎菲们在女性现代化的成长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尽管她们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女性内心世界,但这条道路也太漫长和艰难。
这或许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作品中的日期设置,由严寒的朔冬到初绽生机的初春,暗示了莎菲的感情波折起伏。由此可见,在人们的思维中,“时间标示已经不能看作一个纯粹的数字刻度,它已经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在人们的传统时间观念中,“这种整体性时间意识把天象运行、季节更替、万物荣枯、以及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形态和年华盛衰的体验,如此等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密码,赋予大小相衔的时标顺序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则更为生动、丰富和含蓄。
上述分析仅仅是通过时令的隐义涉及到的时间的文化象征意义,当然,除了这种最通常的文学中的时间表现形式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形式。比如,在叙事文学中,存在着现实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对比问题。在一定的篇幅中,既可花费大量笔墨去写现实中历时较长的事件,反之,叙述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所用的文字,有时也可以比讲述一年甚至十年所用的文字还要多。例如,在《莎菲》一文中,便出现了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的不一致。从一月十八日莎菲因纵酒加重了病情而住院,一直到三月四号出院,这为时一个多月的过程在日记中几乎成为叙事空白,这就是现实时间与叙事时间相对的反比。由小说的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段叙事空白的原因:一是客观原因,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看重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对外界的人事并不愿花费较多的笔墨;二是主观原因,莎菲在住院期间接到了同性知己蕴姐的死讯,心情异常沉重,无心情提笔成文。由此可见这段叙事空白不是被作者无意忽略掉的,而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所致,属于行文的需要。
以上是文学叙事作品中时间的又一表现形态,此外,从整个作品的时间顺序的安排去看,具体作品之间又不尽相似,根据具体内容和表达效果的需要,作品中的叙事时间可以是正常的自然顺叙,也可以是对时间运行方式进行干扰、打断或倒装等人为的变异,这些叙述手法都将会使作品的时间产生不可低估的意义。
叙事时间在本质上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它包含着更多的叙事者的主观投入和幻想自由度,对叙事作品中时间的关注,是相关文本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多样的表现形态,能蕴含丰富的内容信息,从而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黄修己、方谦、李平:《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乐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缑英杰,女,1974—,河南滑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工作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