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地处滇黔交界，是内地通向云南的东大门，素有“滇南胜境”之称。富源县旧名平彝（夷）县，1954年改名富源。由于地处西南，偏安一隅，少受战乱之害，因此不少档案文献得以保存。笔者工作的县档案馆藏有不少民国时期，甚至是晚清的档案资料，这些文献对后人解读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事弥足珍贵。偶然机会，笔者翻阅了国民党平彝县党部卷宗，其中有一卷主要收录《平彝简报》。《简报》乃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县党部主办，每星期一出刊，为周刊（偶有因特殊原因停刊）。《简报》为手写体，主要摘抄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报道之最新消息，以及本地新闻。本文选取其中1947年4月7日、21日两期内容，介绍当时国民政府如何宣传国民党军进入延安以及丑化延安的历史。
　　1946年6月，在全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不到一年之后，蒋介石迫不及待要解决共产党问题。其动用了203个师，430万军队全面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到1947年2月，在解放军的抗击下，国民党军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失去了67个旅。为尽快消除心头大患，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攻共产党指挥中枢——延安。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亲率6个师15个旅约15万兵力，突袭延安，以达到从根本上打垮共产党之目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当时负责延安守卫的西北野战军只有6个旅，不到2.5万人，平均一支枪还不到10发子弹，而敌军却是蒋介石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18日，党中央撤离延安，并执行“坚壁清野”政策，使国民党军得不到及时补给。占据延安的国民党军并没有讨到好处，相反却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被彭德怀指挥的解放军各个击溃，解放军三战三捷，并于1948年4月21日收复延安。在刚占领延安期间，国民党掌握的各大报纸大肆夸大国军功绩，并极力诋毁延安民生状况，丑化解放军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本文所见之《平彝简报》所转载国军占领延安信息即在国民党军刚占领延安不久。
　　1947年4月7日的《平彝简报》整版都是关于国民党军节节胜利之捷报及占领延安的新闻。正文第一篇文章转自“中央社西安电”，标题为《断壁残垣、瓦砾遍地，劫后延安一片荒凉》。文中描述被国军占领的延安一片残垣断壁，不过毛泽东、朱德等重要领导人的住所还得以保留，仅“毛泽东富丽堂皇之私宅，与朱德之总部而已”。延安当时领导人也居住于窑洞之中，如何能富丽堂皇？电文紧随还举出一“实例”，称有一农民，其窑洞颓废不堪，对共产党敢怒不敢言，国军进入延安乃解救其于水火。又以一姓“盛”之人的口吻，叙述其在占领延安后进入延安之见闻，文字间充满各种污蔑之词：
　　“延安原来县城，已为共党拆毁，因共军初鼠至延安时，当地民众对彼等作为深表反对，拟闭城拒之，致触毛朱之怒，遂下令将县城扒平，驱民众于四郊，今除城门两座仍峙立外，留一片瓦砾，毫无所存。延安之新机场在宝塔山下，共军溃逃时，已予破坏，场内埋置地雷甚多。”
　　所谓共军扒平县城，实乃无中生有。实际上，早在1938年日军飞机空袭延安时，筑有围墙的延安城即被炸成一片瓦砾，此后延安开始挖掘窑洞，以容纳医院、大学、报社和培训学校。
　　该电文继续说道：
　　“至共党新辟之新市区，公路坡陡，坎坷难行，路旁土窑相连，多已残破，实无建设可言，独‘总部交际处’、‘边区政府’、‘边区银行’其皆系以砖石修筑之窑洞或巨厦。在陕北可称相当堂皇。其‘总部交际处’，并置舞场等设备，此系当日共党招待外宾之所，共党之重要机关，及其首脑住宅，均在延水北岸。河下架桥，但已倾斜，车辆往来须由河中驶过，朱德之总部较近，距市区四里，修建极佳。‘总部’后院即朱德住宅。毛泽东住王家坪，距市区十里，其住所为延安唯一之富丽建筑物，备极奢侈，屋前有图书馆、中央大礼堂、舞厅、剧院等巨大建筑，惟图书馆于其逃走时，被火焚毁，今仅断壁残垣矣。”
　　1944-1947年，为促成国共合作，美军组成观察小组进入延安。在延安的美国观察团所见到的延安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一如鱼水，平等融洽。位居党政军最高层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衣食住行，如普通军民一样简朴，无任何特殊之处。在他们周围和在八路军总部竟然见不到一个岗哨、一个卫兵。高级领导人居住处或稍体面些，但富丽堂皇却是怎么也谈不上的。
　　在1947年4月21日的《简报》，头版同样刊发多篇与延安有关之文章，其中一篇大标题标为“劫后延安简讯”之文章，子标题为：《鸦片遍野，犹如冬麦；伪钞充斥，数字惊人》，文章篇幅虽不长，但其笔下的延安完全呈民生凋敝、死气沉沉之景象，其部分文字如下：
　　“国军进驻延安后，党即展开一切抚慰工作。此间截获在该地工作之某某来信，述及延安最近情况如下：余自随军进住延安以后，目击共军溃退，抱头鼠窜，此为子弟兵团及人民武力，纷纷自动向国军投诚，甘泉至延安八十华里，两旁大山满种鸦片，苗二三寸，仿如冬麦。国军政工人员除劝导民众铲除外，并告以政府本宽大无怀，不究既往之意旨。”电文中所称满山都是鸦片，犹如冬麦，也为抹黑而刻意编造的“事实”。早在1937年，斯诺考察延安时就称陕北已经根除了鸦片种植，“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当时的边区政府对鸦片种植管理十分严格，先后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等，要求所有民众严禁种植鸦片烟苗， 严禁贩买或吸食烟毒，对于包庇他人种植、贩运、吸食者均按违法行为论处。边区政府采取广泛发动群众力量来推动禁烟运动的方法，使禁毒不仅是一项政令，更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主题。因此，国民党政府宣传中称山上“满种鸦片”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此外，报道中对边区财政情况也颇多微词：“此间感觉最为头疼者为‘光华商店兑换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及‘抗大军用票’之三种共军伪钞，数目字之多，按可靠方面消息，数目达十个券以上。该地区财富早于五年前为共党剥削净尽。为政府下令禁止供用，其会影响边区民众之财富。”文章以讽刺口吻质问“自称丰衣足食之‘陕甘宁边区’，竟无一生活得富裕的。”并对当时所谓之疾苦民生极尽渲染：“市场内除共军合作社外，老百姓只皆经营小贩。当此寒村，延安四围积雪，农民拾牛马粪以作燃料。十三岁小姑娘无裤子穿，躲在土炕上不敢外出，饭必小米干苦菜，盐多鹹性，至难入口，农民所用之耕田土地，均为‘边区政府’所公有。此即为共军首都之丰衣足食也！？”
　　文章中不忘攻击、污蔑延安夫妻制度，宣称共产党实行一妻多夫，明显是不实报道，其称：“延安在共军盘踞时代，一妻多夫，号称‘打游击’。两人或三人共娶一妻，称为‘农民革命’。”带有极强丑化性质，定非实地所见所闻，而乃臆想之结果。斯诺早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即称：“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而实际上，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中即已经很清楚地规定了苏区夫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存在所谓共妻的谬论。婚姻十分尊重夫妻双方意愿，禁止买卖妻妾及包办婚姻，还禁止婆婆虐待媳妇。结婚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收取任何费用等。很明显，共产党治理下的红色政权区，在婚姻理念上是极民主与先进的，所谓一妻多夫更是无稽之谈。
　　在丑化解放军之余，电文中不忘颂扬国军与百姓之关系和谐，“当国军路过乡村时，乡民并不畏惧，取开水以给国军，状至亲切。”并称“延安之东南方，发现有乞丐百余人，向国军求乞，并于窑洞中发现共军土娼二十余人，‘朱毛’自夸延安无乞丐，无私娼，这个西洋镜已不揭自穿。”抹黑意图明显。同样在斯诺考察报告中，斯诺见到的情形却是这样的：“乞丐和失业的确象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由于有这样的一些不实报道，为解放军解放全国过程中增加了不少麻烦，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由于偏信国民政府之宣传，从内心中生出惧怕、抗拒心理。随着历史洪流的推进，一些往事也渐渐被人们遗忘。每当有后人在这些陈旧的档案中翻出这些文献，仍不免让人生出许多遐想。只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文字等文档保留下的“历史事实”，并非完全是事实真相。不同时代，出于各种目的，我们后人所见的文献资料也有其独特的时代烙印。《平彝简报》仅仅只在解放战争期间刊行，说是刊行也有些勉强，从档案保留的原件看，《简报》乃人工抄写，因此可能流行面不广。但我们仍可以从这样的一份县级报纸中获知当时地处西南边疆的小县城，是如何在国民政府管控下进行新闻报道与政策宣传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