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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当地时间3月22日早上8点左右，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发生两起爆炸。9点半，包括马埃勒贝克（Maalbeek）站在内，市区地铁1/5号线内Artloi和Schuman三站也依次遭遇恐怖袭击，截至目前，布鲁塞尔连环袭击已造成3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欧洲心脏”在流血！布鲁塞尔反恐警戒级别再次调至最高，进入紧急状态，全部地铁停运，疏散了包括学校在内的人员密集场所。本应该喧闹的周二早晨，成为了近年来比利时反恐最严峻的时刻。
布鲁塞尔的恐袭不是意外
发生爆炸的马埃勒贝克地铁站处于欧洲权力中心欧盟总部和比利时权力中心总理府之间。恐怖分子在比利时最繁忙、最国际化的机场和紧靠权力中心的地铁站发动袭击，而且是在上班高峰时期实施，分明是一种显示实力的嚣张挑衅。毫无疑问，这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向欧洲的一次全面叫板、示威和宣战。
“我们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是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恐袭发生后的感慨。在比利时早已得知“伊斯兰国”要发动袭击并加以戒备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居然还能发动有组织、大规模的袭击，说明其渗透之广已成为比利时乃至欧洲的心头大患。
布鲁塞尔的此次恐袭同去年11月巴黎连环恐袭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利时联邦警察证实，此次恐袭中两个爆炸装置跟巴黎恐袭如出一辙，尤其是自杀式炸弹腰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恐袭含有报复的意味。就在布鲁塞尔发生爆炸的4天前，也就是3月18日，比利时警方在布鲁塞尔臭名昭著的莫伦贝克区逮捕了巴黎恐怖袭击在逃嫌犯阿卜杜勒及其同伙，比利时警方宣称还有余犯在逃。阿卜杜勒向调查人员供述“已经准备好在布鲁塞尔干点什么”。据外媒报道，阿卜杜勒的被捕还引发了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居民骚乱。当地大量穆斯林居民涌上街头，抗议警方逮捕他们的“英雄”，并向警局投掷石块和玻璃瓶。比利时政府不得不随后出动防暴警察和警犬，驱散人群。
3月20日，比利时外交大臣雷恩代尔（Didier Reynders）表示，“阿卜杜勒所说的将密谋在布鲁塞尔发动袭击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在初步调查中的确发现了许多武器，包括重型武器，还在布鲁塞尔发现了一个围绕阿卜杜勒的新的恐怖组织成员网络。”
阿卜杜勒是一名出生于比利时的法国人，带有摩洛哥口音。他在巴黎恐袭中为袭击者提供后勤服务，开车将他们载到袭击地点，并参与制作爆炸装置。他向警方供述，他当晚原本计划在巴黎附近一座足球场引爆身上的爆炸装置，但他“临阵脱逃”了。巴黎恐袭共造成来自26个国家近130人死亡。
目前，欧洲各国普遍认为布鲁塞尔恐袭不会是“伊斯兰国”在欧洲的“收官之作”，未来在欧洲很有可能发生新的恐怖袭击。
另外，根据欧盟刑警组织不久之前公布的数据，已经有5000多名“伊斯兰国”的圣战士可能在接受培训之后进入了欧洲。欧盟刑警组织估计，接受训练后返回欧洲的欧洲籍恐怖分子的数量在3000人到5000人之间。换句话说，起码有5000个恶性“定时炸弹”散布在欧洲，随时可能引爆。因此欧盟刑警组织这样评估：“欧洲现在正面临着10年来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而作为欧洲的“心脏”，比利时则是欧洲的“重灾区”。比利时警方估计，大约有500名圣战士从叙利亚返回比利时“潜伏”。对于人口只有1100万的比利时来说，这个比例相当之高。加上比利时少得可怜的情报能力和警力，难怪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容易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近年来，“伊斯兰国”也多次对比利时发出恐怖袭击的警告。所以，布鲁塞尔恐袭绝对不是一次意外。
恐怖分子为何在欧洲能轻易得手？
第一，是因为欧洲崇尚自由、信任的社会氛围与相对宽松的安检文化。一直以来，富裕民主的西欧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彼此高度信任的文化。无论是在布鲁塞尔、卢森堡还是柏林，咖啡馆里碰上个政府部长不是啥新鲜事。
一次欧盟峰会期间，一位记者为测试20多位各国领导人下榻酒店的安保情况，带着一把手枪进入一些领导人下榻的宾馆，出入如无人之境，成为媒体一时之热。
而且，欧洲的机场安检也没有美国和中国那么严格，几乎不会被要求脱鞋、解皮带。地铁车站更是没有安检这一环节，也无人检票，这虽然是社会文明水平高的体现，但也容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
第二，恐怖分子利用了申根区的便利。申根区的建立体现了主权国家的主权让渡，是欧洲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方便了民众也促进了欧盟经济的发展。但申根区也有不利的一面，无内部边界的申根区给恐怖分子流动、潜逃带来了巨大方便。
最后，是移民问题与社会融合难题造成恐怖分子“本土化”。与美国“9·11”事件不同的是，欧洲恐袭的凶手不是外来的，而是来自欧洲本土。数十年来，外来移民的融合难题让欧洲开始尝到苦果。从那不勒斯到哥本哈根，从巴黎到柏林，每个城市败落的移民区都是恐怖分子的温床，恐怖分子“本土化”让欧洲防不胜防。他们熟悉情况，善于利用欧洲社会管理漏洞，如鱼得水。
比利时：恐怖分子的欧洲大本营
发生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事件暴露了比利时安保机构的短板。更令人担忧的是，富有同情心、开放的欧洲正在为恐怖主义分子团伙形成、躲藏和行动提供土壤。
自从去年11月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以来，比利时当局开展了数十次突击行动，对一些居住区进行全面排查，搜捕众所周知的武装分子，甚至对首都进行了为期数日的封锁。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在履行承诺，竭力铲除圣战者。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举措都没能让欧盟总部所在的这座城市免遭厄运。
布鲁塞尔袭击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欧洲的安保机构是否要再次提高行动规格，即便有可能进一步侵犯公民自由，在开放的欧洲社会，此类袭击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布鲁塞尔恐袭还揭示出：在一个交通和通信都很便利、暴戾之气不断滋长的时代，欧洲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一直颇为孱弱。 只有1120万人口的比利时，正日益被嘲弄为世上最有钱的“失败之国”：这里的恐怖分子网络根深蒂固，政府的职权因为说法语、荷兰语或德语的人们之间存在分歧而被削弱，不堪重负的情报机构长期处于明显的混乱状态。
此外这里还存在前法国国内情报工作负责人斯卡尔西尼（Bernard Squarcini）所说的那种“有利的生态系统：伊斯兰的环境，家的氛围”，它在给阿卜杜勒提供庇护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或许也为恐怖袭击打了掩护。
“事实表明，他们曾经待在一个能让恐怖团伙躲藏数月之久的社区里，因为那是一个支持他们的社区，”斯卡尔西尼指的巴黎恐怖袭击参与者待过的布鲁塞尔市莫伦贝克，阿卜杜勒也曾躲在该地区的亲友家中。
这个移民聚居区有着保持沉默的文化约定，人们普遍不太信任本已经很弱的政府当局，因此它在为“伊斯兰国”的第五纵队或前沿基地提供支持。
数周以来，情报人员一直在警告说，欧洲境内再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不过是早晚的事。就在布鲁塞尔遭到袭击前，斯卡尔西尼还预言，“会发生更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他说这是因为“那些人已经到位了”。
事实上，在莫伦贝克区住过、被认为策划了巴黎恐怖袭击的阿巴奥德（Abdelhamid Abaaoud），被击毙前曾向他的表弟吹嘘已经有90个卧底潜伏下来，时刻准备发动另一次袭击。
在一些安全和情报专家看来，布鲁塞尔的袭击事件表明，欧洲的开放社会即便处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能保证不存在风险。
但一些人表示，整个欧洲在情报分享方面的失败及比利时情报部门的薄弱极大地加剧了这种风险，斯卡尔西尼指出，比利时情报机构没有能力捕捉到袭击阴谋初现时的“微弱信号”。
“比利时人能力有限，无法同时处理多个目标，”斯卡尔西尼接受采访时说。
安全专家们警告称，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失败使得激进组织变得根深蒂固，它们同样或者甚至更令人担忧。
那些已经安插在欧洲的人员可能现在拥有更高的炸弹制造技术和策略，可以很容易随机应变，应对警方和政府实施的其他安全举措。
例如在布鲁塞尔机场，他们袭击了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造成严重伤亡和航空旅行中断，同时又避开了耗费巨资设置在旅客登机前的安检屏障。
斯卡尔西尼指出，整个欧洲大陆的机场保安都需要做出改变，甚至要将登机柜台纳入安保，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样做。
还有一些人强调，这种层层渐进的新安全举措做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是极致。专家表示，不采取军事化的占领行动，这样一张在当地有一定内应、自身已经站稳脚跟的网络是不可能完全得到预防的。
“我们在为我们的天真幼稚付出代价，”法国议会议员、情报监督委员会成员米亚尔（Jacques Myard）说。“这不是情报方面的薄弱，而是社会的薄弱。”
“地下组织已经蔓延至那里，他们进行了很好的安插，”法国保守党共和党（Republican）成员米亚尔说。两年来的情报工作说明当前恐怖分子“正以空前的规模涌入”。
法国国外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很容易可以看出比利时已经成为中心。”
但对于欧洲来说最重要的矛盾是，在这个无国界的大陆上，此类问题也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国家的失败一定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
如今，比利时的问题不仅威胁到欧洲各地民众的生活，还威胁到欧洲大陆的融合实验。除了多年来的经济危机外，承诺开放国界的欧盟是否强大到足以承受这种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的问题。
“攻击目标非常明确——国际机场和靠近欧盟机构的地铁站，这似乎说明恐怖袭击行动针对的不仅是比利时，”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在柏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有我们的自由，行动自由，流动性，针对欧洲的每一个人。”
据比利时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目前，有272名比利时人在“伊斯兰国”参加“圣战”，13名比利时人正在赴“伊斯兰国”参战途中；135名“圣战者”已经返回比利时，他们是“潜在的恐怖威胁源”。
国际恐怖主义后院——莫伦贝克
此次史无前例的巴黎恐袭案后，比利时，具体说是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成为各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莫伦贝克近期甚至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后院”的代名词。比利时警方已经在该区进行了数次搜查，拘捕了数名恐怖嫌疑人，并对一名居住在该区、可能参与了此次巴黎袭击案的摩洛哥裔嫌犯发出了国际通缉令。
位于布鲁塞尔西北部的莫伦贝克区曾经是布鲁塞尔的老工业区，是外籍移民，尤其是摩洛哥移民集中的街区。随着工业转型，莫伦贝克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该区成为布鲁塞尔的“穷人区”。许多外籍青年不愿上学，也找不到工作，经常在街上寻衅滋事，小偷小摸甚至入室抢劫案件层出不穷。有社会学家指出，由于外籍移民喜欢聚居在一起，相互照顾，因此，莫伦贝克很快变成“摩洛哥人的穆斯林区”，该区有20座清真寺，占整个布鲁塞尔地区的四分之一。起先，穆斯林社团通过清真寺建立互助网络，现在，则成为一些人宣扬极端宗教思想的场所，进而成了比利时的一道“难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莫伦贝克应该被当作“外籍人口集中区”的样板来解剖。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该区投资巨大，旨在通过城市改造工程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而事实上却没有增加就业。1991年，莫伦贝克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后，政府为安抚居民，在穆斯林社团招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哥”协助政府工作，但他们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尤其是“不会解答青年人的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早期的穆斯林移民与在西方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之间出现隔阂，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讲，吸烟、喝酒乃至吸毒是家常便饭，不值得大惊小怪。加之不少移民子女没有接受更多教育，找不到工作，对前途失去信心。“伊斯兰国”招募志愿者以前主要靠网络，现在竟然在大街上公开招募，却很少引起比利时警方或反恐机构的注意。一位莫伦贝克的居民告诉当地媒体，原来，被招募的年轻“圣战者”对外缄口不语，悄悄出发赴叙利亚，现在则仿佛成为“时尚”。这也从侧面暴露出比利时反恐措施不力的一面。 比利时联邦检察院已经确认，巴黎袭击中，2名法国籍的袭击者事发前居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另一名袭击者则出生在布鲁塞尔。另外，比利时警方还逮捕了7名嫌疑人。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主要居住人群为穆斯林，多数是来自北非的一代、二代和三代移民，不少人相对激进。
今年1月，警方在布鲁塞尔东部的韦尔维耶市破获一个恐怖团伙，包括团伙头目阿巴乌德在内的所有成员均来自莫伦贝克区。去年8月，摩洛哥人哈扎尼在从巴黎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高铁上制造枪击前，也曾在莫伦贝克区待过。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一街区与极端分子的关联可追溯至几十年前。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人阿亚希便在这里建立了“比利时伊斯兰中心”，这一组织被比利时当局认为支持极端化、同情“基地”并招募圣战分子。
一份分析显示，按人均来算，比利时向叙伊输出的圣战分子要多于其他西欧国家。据估计大约440名比利时人已经加入了中东地区的一些极端组织，按人均算，这一数字是法国的两倍、英国的四倍。
有分析认为，莫伦贝克以阿拉伯移民家庭为主，当地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对前景悲观，容易受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该地区也容易变成恐怖主义温床，甚至成为恐怖分子策动袭欧的“基地”。
此外，比利时族群分化严重；法语区和荷语区之间关系紧张，枪械管制宽松，黑市军火买卖猖獗，令暴力问题根深蒂固。
荷兰莱顿大学恐怖主义及反恐中心（CFTC）教授巴克指出，比利时属联邦国家，拥有多层政府，妨碍调查人员之间的信息流通，对恐怖分子有利。而莫伦贝克区住了不少阿拉伯人，他们与布鲁塞尔其他地区关系疏离，居民不会向警方通报可疑事件，警方要搜集情报十分困难。
此外，比利时枪械规管宽松，走私军火情况猖獗，只需花500欧元至1000欧元（约合人民币3405元至6810元），半小时后即可买得一件武器，令恐怖分子容易获得武器发动袭击。
由于近年欧洲多起恐袭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多来自这里，莫伦贝克被视作欧洲“极端主义者的天堂”。这里80%的居民是穆斯林，多为摩洛哥、土耳其后裔，人口稠密，失业率高，环境破败。莫伦贝克区成为好战分子的庇护地，也成为激进分子购买武器、筹备攻击的便利基地。
或许成为欧洲反恐的新转折点
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在强烈谴责的同时，也立即加强了各自的安保措施。
恐袭发生后，德国各机场迅速加强安保措施。在通往欧洲交通枢纽法兰克福机场的路上，警方设置了临时检查站排查可疑车辆，并加强了机场内部的巡逻。
法国巴黎火车北站随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加强安保措施，并暂停了往返于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国际列车。而紧绷的神经也让西南部的图卢兹机场在当地时间3月23日早晨因发现“可疑包裹”紧急疏散，现已恢复开放。
布鲁塞尔恐袭或许成为欧洲反恐的新转折点。欧洲正面对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当下的欧洲各国，打断骨头连着筋，面对共同的恐怖威胁，唯有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才是出路。展望未来，欧洲各国在反恐情报交流、协作方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
从长远来看，布鲁塞尔遭袭还将给欧洲带来更深远、更彻骨的伤痛，那就是对欧洲一体化、移民政策和社会融合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移民与融合问题越来越成为欧洲身上的一个毒瘤，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是其中典型。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移民看不到希望，移民社区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年轻的移民很容易就被“伊斯兰国”组织所蛊惑，走上极端主义的不归路。
反过来，反移民的声音在欧洲会引起更大共鸣，这将为极端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新“弹药”，欧洲政治“向右转”、民粹主义的上升或不可逆转。而这，又将是欧洲社会族群对立的“催化器”。长此以往，欧洲被撕裂的伤口将越来越触目惊心。如何抵制这种与欧洲一体化背道而驰的“负能量”，是对欧洲的巨大挑战。
布鲁塞尔的恐袭不是意外
发生爆炸的马埃勒贝克地铁站处于欧洲权力中心欧盟总部和比利时权力中心总理府之间。恐怖分子在比利时最繁忙、最国际化的机场和紧靠权力中心的地铁站发动袭击，而且是在上班高峰时期实施，分明是一种显示实力的嚣张挑衅。毫无疑问，这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向欧洲的一次全面叫板、示威和宣战。
“我们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是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恐袭发生后的感慨。在比利时早已得知“伊斯兰国”要发动袭击并加以戒备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居然还能发动有组织、大规模的袭击，说明其渗透之广已成为比利时乃至欧洲的心头大患。
布鲁塞尔的此次恐袭同去年11月巴黎连环恐袭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利时联邦警察证实，此次恐袭中两个爆炸装置跟巴黎恐袭如出一辙，尤其是自杀式炸弹腰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恐袭含有报复的意味。就在布鲁塞尔发生爆炸的4天前，也就是3月18日，比利时警方在布鲁塞尔臭名昭著的莫伦贝克区逮捕了巴黎恐怖袭击在逃嫌犯阿卜杜勒及其同伙，比利时警方宣称还有余犯在逃。阿卜杜勒向调查人员供述“已经准备好在布鲁塞尔干点什么”。据外媒报道，阿卜杜勒的被捕还引发了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居民骚乱。当地大量穆斯林居民涌上街头，抗议警方逮捕他们的“英雄”，并向警局投掷石块和玻璃瓶。比利时政府不得不随后出动防暴警察和警犬，驱散人群。
3月20日，比利时外交大臣雷恩代尔（Didier Reynders）表示，“阿卜杜勒所说的将密谋在布鲁塞尔发动袭击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在初步调查中的确发现了许多武器，包括重型武器，还在布鲁塞尔发现了一个围绕阿卜杜勒的新的恐怖组织成员网络。”
阿卜杜勒是一名出生于比利时的法国人，带有摩洛哥口音。他在巴黎恐袭中为袭击者提供后勤服务，开车将他们载到袭击地点，并参与制作爆炸装置。他向警方供述，他当晚原本计划在巴黎附近一座足球场引爆身上的爆炸装置，但他“临阵脱逃”了。巴黎恐袭共造成来自26个国家近130人死亡。
目前，欧洲各国普遍认为布鲁塞尔恐袭不会是“伊斯兰国”在欧洲的“收官之作”，未来在欧洲很有可能发生新的恐怖袭击。
另外，根据欧盟刑警组织不久之前公布的数据，已经有5000多名“伊斯兰国”的圣战士可能在接受培训之后进入了欧洲。欧盟刑警组织估计，接受训练后返回欧洲的欧洲籍恐怖分子的数量在3000人到5000人之间。换句话说，起码有5000个恶性“定时炸弹”散布在欧洲，随时可能引爆。因此欧盟刑警组织这样评估：“欧洲现在正面临着10年来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而作为欧洲的“心脏”，比利时则是欧洲的“重灾区”。比利时警方估计，大约有500名圣战士从叙利亚返回比利时“潜伏”。对于人口只有1100万的比利时来说，这个比例相当之高。加上比利时少得可怜的情报能力和警力，难怪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容易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近年来，“伊斯兰国”也多次对比利时发出恐怖袭击的警告。所以，布鲁塞尔恐袭绝对不是一次意外。
恐怖分子为何在欧洲能轻易得手？
第一，是因为欧洲崇尚自由、信任的社会氛围与相对宽松的安检文化。一直以来，富裕民主的西欧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彼此高度信任的文化。无论是在布鲁塞尔、卢森堡还是柏林，咖啡馆里碰上个政府部长不是啥新鲜事。
一次欧盟峰会期间，一位记者为测试20多位各国领导人下榻酒店的安保情况，带着一把手枪进入一些领导人下榻的宾馆，出入如无人之境，成为媒体一时之热。
而且，欧洲的机场安检也没有美国和中国那么严格，几乎不会被要求脱鞋、解皮带。地铁车站更是没有安检这一环节，也无人检票，这虽然是社会文明水平高的体现，但也容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
第二，恐怖分子利用了申根区的便利。申根区的建立体现了主权国家的主权让渡，是欧洲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方便了民众也促进了欧盟经济的发展。但申根区也有不利的一面，无内部边界的申根区给恐怖分子流动、潜逃带来了巨大方便。
最后，是移民问题与社会融合难题造成恐怖分子“本土化”。与美国“9·11”事件不同的是，欧洲恐袭的凶手不是外来的，而是来自欧洲本土。数十年来，外来移民的融合难题让欧洲开始尝到苦果。从那不勒斯到哥本哈根，从巴黎到柏林，每个城市败落的移民区都是恐怖分子的温床，恐怖分子“本土化”让欧洲防不胜防。他们熟悉情况，善于利用欧洲社会管理漏洞，如鱼得水。
比利时：恐怖分子的欧洲大本营
发生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事件暴露了比利时安保机构的短板。更令人担忧的是，富有同情心、开放的欧洲正在为恐怖主义分子团伙形成、躲藏和行动提供土壤。
自从去年11月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以来，比利时当局开展了数十次突击行动，对一些居住区进行全面排查，搜捕众所周知的武装分子，甚至对首都进行了为期数日的封锁。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在履行承诺，竭力铲除圣战者。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举措都没能让欧盟总部所在的这座城市免遭厄运。
布鲁塞尔袭击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欧洲的安保机构是否要再次提高行动规格，即便有可能进一步侵犯公民自由，在开放的欧洲社会，此类袭击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布鲁塞尔恐袭还揭示出：在一个交通和通信都很便利、暴戾之气不断滋长的时代，欧洲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一直颇为孱弱。 只有1120万人口的比利时，正日益被嘲弄为世上最有钱的“失败之国”：这里的恐怖分子网络根深蒂固，政府的职权因为说法语、荷兰语或德语的人们之间存在分歧而被削弱，不堪重负的情报机构长期处于明显的混乱状态。
此外这里还存在前法国国内情报工作负责人斯卡尔西尼（Bernard Squarcini）所说的那种“有利的生态系统：伊斯兰的环境，家的氛围”，它在给阿卜杜勒提供庇护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或许也为恐怖袭击打了掩护。
“事实表明，他们曾经待在一个能让恐怖团伙躲藏数月之久的社区里，因为那是一个支持他们的社区，”斯卡尔西尼指的巴黎恐怖袭击参与者待过的布鲁塞尔市莫伦贝克，阿卜杜勒也曾躲在该地区的亲友家中。
这个移民聚居区有着保持沉默的文化约定，人们普遍不太信任本已经很弱的政府当局，因此它在为“伊斯兰国”的第五纵队或前沿基地提供支持。
数周以来，情报人员一直在警告说，欧洲境内再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不过是早晚的事。就在布鲁塞尔遭到袭击前，斯卡尔西尼还预言，“会发生更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他说这是因为“那些人已经到位了”。
事实上，在莫伦贝克区住过、被认为策划了巴黎恐怖袭击的阿巴奥德（Abdelhamid Abaaoud），被击毙前曾向他的表弟吹嘘已经有90个卧底潜伏下来，时刻准备发动另一次袭击。
在一些安全和情报专家看来，布鲁塞尔的袭击事件表明，欧洲的开放社会即便处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能保证不存在风险。
但一些人表示，整个欧洲在情报分享方面的失败及比利时情报部门的薄弱极大地加剧了这种风险，斯卡尔西尼指出，比利时情报机构没有能力捕捉到袭击阴谋初现时的“微弱信号”。
“比利时人能力有限，无法同时处理多个目标，”斯卡尔西尼接受采访时说。
安全专家们警告称，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失败使得激进组织变得根深蒂固，它们同样或者甚至更令人担忧。
那些已经安插在欧洲的人员可能现在拥有更高的炸弹制造技术和策略，可以很容易随机应变，应对警方和政府实施的其他安全举措。
例如在布鲁塞尔机场，他们袭击了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造成严重伤亡和航空旅行中断，同时又避开了耗费巨资设置在旅客登机前的安检屏障。
斯卡尔西尼指出，整个欧洲大陆的机场保安都需要做出改变，甚至要将登机柜台纳入安保，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样做。
还有一些人强调，这种层层渐进的新安全举措做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是极致。专家表示，不采取军事化的占领行动，这样一张在当地有一定内应、自身已经站稳脚跟的网络是不可能完全得到预防的。
“我们在为我们的天真幼稚付出代价，”法国议会议员、情报监督委员会成员米亚尔（Jacques Myard）说。“这不是情报方面的薄弱，而是社会的薄弱。”
“地下组织已经蔓延至那里，他们进行了很好的安插，”法国保守党共和党（Republican）成员米亚尔说。两年来的情报工作说明当前恐怖分子“正以空前的规模涌入”。
法国国外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很容易可以看出比利时已经成为中心。”
但对于欧洲来说最重要的矛盾是，在这个无国界的大陆上，此类问题也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国家的失败一定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
如今，比利时的问题不仅威胁到欧洲各地民众的生活，还威胁到欧洲大陆的融合实验。除了多年来的经济危机外，承诺开放国界的欧盟是否强大到足以承受这种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的问题。
“攻击目标非常明确——国际机场和靠近欧盟机构的地铁站，这似乎说明恐怖袭击行动针对的不仅是比利时，”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在柏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有我们的自由，行动自由，流动性，针对欧洲的每一个人。”
据比利时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目前，有272名比利时人在“伊斯兰国”参加“圣战”，13名比利时人正在赴“伊斯兰国”参战途中；135名“圣战者”已经返回比利时，他们是“潜在的恐怖威胁源”。
国际恐怖主义后院——莫伦贝克
此次史无前例的巴黎恐袭案后，比利时，具体说是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成为各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莫伦贝克近期甚至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后院”的代名词。比利时警方已经在该区进行了数次搜查，拘捕了数名恐怖嫌疑人，并对一名居住在该区、可能参与了此次巴黎袭击案的摩洛哥裔嫌犯发出了国际通缉令。
位于布鲁塞尔西北部的莫伦贝克区曾经是布鲁塞尔的老工业区，是外籍移民，尤其是摩洛哥移民集中的街区。随着工业转型，莫伦贝克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该区成为布鲁塞尔的“穷人区”。许多外籍青年不愿上学，也找不到工作，经常在街上寻衅滋事，小偷小摸甚至入室抢劫案件层出不穷。有社会学家指出，由于外籍移民喜欢聚居在一起，相互照顾，因此，莫伦贝克很快变成“摩洛哥人的穆斯林区”，该区有20座清真寺，占整个布鲁塞尔地区的四分之一。起先，穆斯林社团通过清真寺建立互助网络，现在，则成为一些人宣扬极端宗教思想的场所，进而成了比利时的一道“难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莫伦贝克应该被当作“外籍人口集中区”的样板来解剖。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该区投资巨大，旨在通过城市改造工程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而事实上却没有增加就业。1991年，莫伦贝克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后，政府为安抚居民，在穆斯林社团招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哥”协助政府工作，但他们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尤其是“不会解答青年人的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早期的穆斯林移民与在西方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之间出现隔阂，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讲，吸烟、喝酒乃至吸毒是家常便饭，不值得大惊小怪。加之不少移民子女没有接受更多教育，找不到工作，对前途失去信心。“伊斯兰国”招募志愿者以前主要靠网络，现在竟然在大街上公开招募，却很少引起比利时警方或反恐机构的注意。一位莫伦贝克的居民告诉当地媒体，原来，被招募的年轻“圣战者”对外缄口不语，悄悄出发赴叙利亚，现在则仿佛成为“时尚”。这也从侧面暴露出比利时反恐措施不力的一面。 比利时联邦检察院已经确认，巴黎袭击中，2名法国籍的袭击者事发前居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另一名袭击者则出生在布鲁塞尔。另外，比利时警方还逮捕了7名嫌疑人。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主要居住人群为穆斯林，多数是来自北非的一代、二代和三代移民，不少人相对激进。
今年1月，警方在布鲁塞尔东部的韦尔维耶市破获一个恐怖团伙，包括团伙头目阿巴乌德在内的所有成员均来自莫伦贝克区。去年8月，摩洛哥人哈扎尼在从巴黎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高铁上制造枪击前，也曾在莫伦贝克区待过。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一街区与极端分子的关联可追溯至几十年前。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人阿亚希便在这里建立了“比利时伊斯兰中心”，这一组织被比利时当局认为支持极端化、同情“基地”并招募圣战分子。
一份分析显示，按人均来算，比利时向叙伊输出的圣战分子要多于其他西欧国家。据估计大约440名比利时人已经加入了中东地区的一些极端组织，按人均算，这一数字是法国的两倍、英国的四倍。
有分析认为，莫伦贝克以阿拉伯移民家庭为主，当地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对前景悲观，容易受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该地区也容易变成恐怖主义温床，甚至成为恐怖分子策动袭欧的“基地”。
此外，比利时族群分化严重；法语区和荷语区之间关系紧张，枪械管制宽松，黑市军火买卖猖獗，令暴力问题根深蒂固。
荷兰莱顿大学恐怖主义及反恐中心（CFTC）教授巴克指出，比利时属联邦国家，拥有多层政府，妨碍调查人员之间的信息流通，对恐怖分子有利。而莫伦贝克区住了不少阿拉伯人，他们与布鲁塞尔其他地区关系疏离，居民不会向警方通报可疑事件，警方要搜集情报十分困难。
此外，比利时枪械规管宽松，走私军火情况猖獗，只需花500欧元至1000欧元（约合人民币3405元至6810元），半小时后即可买得一件武器，令恐怖分子容易获得武器发动袭击。
由于近年欧洲多起恐袭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多来自这里，莫伦贝克被视作欧洲“极端主义者的天堂”。这里80%的居民是穆斯林，多为摩洛哥、土耳其后裔，人口稠密，失业率高，环境破败。莫伦贝克区成为好战分子的庇护地，也成为激进分子购买武器、筹备攻击的便利基地。
或许成为欧洲反恐的新转折点
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在强烈谴责的同时，也立即加强了各自的安保措施。
恐袭发生后，德国各机场迅速加强安保措施。在通往欧洲交通枢纽法兰克福机场的路上，警方设置了临时检查站排查可疑车辆，并加强了机场内部的巡逻。
法国巴黎火车北站随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加强安保措施，并暂停了往返于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国际列车。而紧绷的神经也让西南部的图卢兹机场在当地时间3月23日早晨因发现“可疑包裹”紧急疏散，现已恢复开放。
布鲁塞尔恐袭或许成为欧洲反恐的新转折点。欧洲正面对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当下的欧洲各国，打断骨头连着筋，面对共同的恐怖威胁，唯有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才是出路。展望未来，欧洲各国在反恐情报交流、协作方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
从长远来看，布鲁塞尔遭袭还将给欧洲带来更深远、更彻骨的伤痛，那就是对欧洲一体化、移民政策和社会融合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移民与融合问题越来越成为欧洲身上的一个毒瘤，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是其中典型。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移民看不到希望，移民社区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年轻的移民很容易就被“伊斯兰国”组织所蛊惑，走上极端主义的不归路。
反过来，反移民的声音在欧洲会引起更大共鸣，这将为极端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新“弹药”，欧洲政治“向右转”、民粹主义的上升或不可逆转。而这，又将是欧洲社会族群对立的“催化器”。长此以往，欧洲被撕裂的伤口将越来越触目惊心。如何抵制这种与欧洲一体化背道而驰的“负能量”，是对欧洲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