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工作的女儿打电话来说：“爸爸，你要的《大刀记》已买到，马上用快递给寄去！”
　　又买到了一本，我心里一阵欣慰和舒坦。
　　所谓的“旧书”，我指的是我青少年时的读物。当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接着又是“文革”十年，文学书籍都受限制，作为正在求知的青少年，这些书我都爱若至宝。
　　记得“文革”初期，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没收了一大堆“毒草”书籍，堆放在一个房间里。我从门缝看进去，里面有《烈火金刚》《红岩》等，于是我和一个小伙伴几次从窗户爬进去偷出来看。一件刚做不久的新衣服被扯破了，母亲抱怨了很久。
　　读高中时，下农场学农一年，大家没什么娱乐，《艳阳天》《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几本书轮流看，最后连封皮都看没了。
　　现在读物很多，但我看到这些“旧书”，就有亲切感，恨不得马上就拿到手。
　　50岁后，我开始搜集“旧书”。一些书小县城买不到，就托人到外面买。女儿在省城工作给我买了不少，一些朋友知道我的爱好，到外面看到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买。有时旧书没有再版，女儿就从网上买来复印的寄来。
　　再读“旧书”，感慨人生，提起笔写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更是晚年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