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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田坝村还是个有名的“闹事村”，如今却成为遵义最富裕的村子之一。“今朝天助生茗草，如花淑女任儿挑。”村支书周朝利的这两句诗，是田坝村变富的“证据”。
下午4点以后，从遵义市湄潭县到凤冈县的班车已经不多了。
“住这儿有什么意思，没什么看头，住田坝，那儿好耍!”经不住一位小巴司机的劝说，记者登上了他那辆看上去有点旧的车子。
田坝村，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紫薇堂”庄主
村民对记者指点说，在“紫薇堂”茶庄就能找到田坝村的村主任周朝利，但记者在“紫薇堂”遇到的却是周朝利的二儿子周忠勇。
“紫薇堂”的主人就是周忠勇。
“建这个茶庄，花了260多万元，包括征地费。”周忠勇一边给记者倒茶，一边说，“6月就要把高档茶的加工从村里的老厂搬过来了。”
“紫薇堂”位于穿村而过的公路的最南头，小青瓦的坡屋顶，黄黄的木板外墙，雕花木窗，三棟高低不一的楼房围成的三合院，颇具黔北民居的特色。
“现在经营茶庄光一年的流动资金就需要500万元，大约有80万元的利润，最多能达到100万元。”周忠勇说。
经营茶叶之前，周忠勇和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也外出打过工。“在家没饭吃，没钱用，接不到媳妇。”周忠勇的表哥周俊辉道出了外出打工的原因，“我们这儿缺水源，只能种玉米、荞麦等杂粮，不像湄潭可以种稻谷。姑娘都喜欢吃白米饭，不喜欢吃杂粮，不愿意嫁过来。那时候没办法呀!我们自己只有哭啊!”
初中毕业的周忠勇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西安临潼修军用机场。对于一个15岁的半大孩子来说，那份体力活的辛苦是不难想象的。北方的饭食也让他不适应，而陕西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能吃辣子。
后来，周忠勇又辗转去广东打工。2D。2年，攒了点钱的他曾回家干过养殖，但赚得少，赔得多，只好再次去了浙江。这一次，他进了一家茶叶加工厂，学到了加工茶叶的技术。
有了技术，周忠勇再次决定返乡创业。2005年，他从浙江富阳一家工厂买了两台制茶机，建起了一个只有5000元周转资金的制茶小作坊。
由于起步资金紧张，周忠勇收了茶青就必须连夜加工，然后打个盹，就跑市场卖茶。“今天做了10斤茶叶，就必须拿出去卖掉，否则，连买茶青的钱都没有。”周忠勇对创业初期遭遇的艰难记忆犹新。
3年后，周忠勇的制茶小作坊变身为有限公司，在遵义、贵阳、南京以及广州建了4个专卖店。2008年，他开发的“露芽春”有机绿茶系列在广州第九届国际茶博会上获得金奖。
也是这一年，周忠勇修建了“紫薇堂”茶庄，开始开发新的高端茶叶品牌。他还在“紫薇堂”对面征地40亩，准备投资两个亿进行茶叶生产及深加工，并将旅游纳入进来。
曾任田坝村村委会干部的余静对记者说，“现在村上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回来了。在外面打工哪有在家里经营茶产业挣得多?村上随便哪一家种茶一年收入都在10多万元，经营一个制茶的小作坊，就能挣到二、三十万的样子。”
“闹事村”轶事
出生于1952年的周朝利，读书读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开始了，他就回乡当了农民。在村主任的位子上，他已干了20多年。
虽然文化不多，但周朝利却喜欢写写打油诗，村上多年间的变化，都被他用一段一段的诗记录了下来。
“三年锄禾两载荞，十儿八个难娶娇。”改革开放前，全村人均吃粮不足3D0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到300元，村里80％的农户到了农历二、三月就闹饥荒，周朝利这两句诗描写的就是田坝村的贫困状况。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制，分田到了户，情况稍有改观，但村民还是穷，到上世纪9C年代，人均年收入也只有500元。
“人穷气大乱事多呀!”周朝利感叹地说。
那时，当村主任整天处理的都是邻里纠纷，每天都有几起。县乡干部也不愿意到田坝来，来了村上连饭都派不下去。“一见干部来，村民就追着问返销粮啥时候到。”周朝利说。
田坝村不光穷，在县领导眼里还是一个“闹事村”。
1995年，凤冈县在摸索水路走不通改走旱路的发展方向时，觉得烤烟收入高，见效快，就强行让老百姓种。实际上，这里的土壤不适宜种烤烟，种的烟成片成片地死去。群众没收成，政府不仅不补偿，还实行“双挂”(即烟挂粮、烟挂税)，每家每户强挂40斤粮40斤烟，不种烤烟要交纳约92元的税。于是，田坝村村民不干了。那年10月23日，数千村民围攻行政机关，严重殴打县乡干部，最后在公安机关的维护下，事态才得以平息。最终，烟挂粮被取消，但田坝村却从此背上了一个“闹事村”的恶名。
“九五田坝不平凡，民心动荡心不安，因为发展思路乱，强烟酿成十二三。”这是周朝利书记对田坝事件教训的总结。
村民赵正义是个哑巴，40多岁还打单身。2000年，他种的3亩茶园开始投产，忙得不亦乐乎，就请了一位24岁的姑娘来帮忙。3年后，这位姑娘嫁给了赵正义。这件事儿，被周朝利看成了田坝村由穷变富的“证据”：“今朝天助生茗草，如花淑女任儿挑。”
周朝利告诉记者，过去村民们经常为一点边角地争得打起来，现在村里修环村公路，要占谁家一点田地，没一个不同意的，连国家赔偿都不要。“他们知道交通便利了，茶卖的好了，那点损失就都回来了。”
西南最大有机茶基地
田坝村位于凤冈县西北部，距县城40公里。2002年当地撤乡并村时，原来的田坝乡被降格为田坝村，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村子，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4个村民小组、2121户人家、9029人。
虽然村子很大，但田坝村村民中种茶10亩以上、年收入10万元的大户就占50％，这在10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田坝的地貌呈丘陵间平坝状，绝大多数分布在海拔900至1200米之间，土壤呈微酸性，同时富含锌和硒两种微量元素，最适于茶叶生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在凤冈考察时称赞：“土壤中同时富含锌硒两种有益于人类健康的微量元素，世界少有，全国惟一，是上天赐予凤冈的‘金不换’。”
生产队时期，田坝每个队都种有几亩茶，但只是供社员自己喝，很少卖钱。很长一段时间里，田坝人都是守着金饭碗受穷。
但村民陈仕友却是个异数。
1974年，陈仕友顶着压力，卖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换了2500斤茶种，种在了150亩茶园里。当时，群众不理解地说，饭都吃不上，还种茶。但到1985年后，陈仕友种下的这片茶园开始见效了，每斤茶叶在市场可卖到2到5元钱，一亩茶园可产青茶500斤，获纯利2000多元，创下了田坝亩产上千元的神话。
然而，陈仕友的实验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直到1995年烤烟风波后才逐步调整思路，决定发展茶产业。2003年，结合退耕还林政策，田坝的茶园进入大规 模高速发展时期，每年都以上千亩的速度递增。
“现在田坝村是真正的一村一品——主要靠茶叶，全村有茶园25030亩，其中有机茶园是18000亩，全村茶叶年产值突破1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000元，其中茶产业和旅游收入占90％。”周朝利介绍说。
村民孙德礼不仅是田坝带头种茶者之一，还是村里第一个买小轿车的人。2005年，他花了9万多元买了一辆天马牌小轿车，在村里引起轰动。其实，他当时买车，主要是为了方便给各个销售点送货。现在，他拥有了三辆小轿车，也没有当初买回第一辆车引起的震动大，因为村上已经有小轿车100多辆了。
田坝茶品质好，但产茶历史短，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每年从3月起，来自浙江、江苏等地的茶商就云集田坝，把现炒现卖的田坝茶空运到江浙市场，贴牌包装，价格就翻了五、六倍。
2004年，田坝村2847亩茶园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有机产品发展中心(OFDC)的认证，成为田坝首批获得有机认证的茶园，同时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有机茶基地。
有机认证使田坝茶价格陡然倍增，芽茶茶青从上年的每公斤不到50元涨到了100多元。茶叶加工也走出无名无牌的草创阶段。“仙人岭”、“露芽春”等品牌先后在各类国家级茶叶评比中获得20多个金奖。2009年“贵州十大名茶”评选中，田坝品牌占居三个席位。
不过，田坝人也懂得“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道理，周朝利说，全村有300人常年在外面跑市场。凤冈县外的茶商提起田坝村人，常常很是佩服地说：这个村的人，在任何营销场合，女的一律穿旗袍，男的一律着西装，比很多专业的营销队伍还注重形象。
合作社又回来了
50多年前，田坝村所在的永安镇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永安镇有一个崇新村(从前称乡)，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当地先后组织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7个互助联组，3个常年互助组，14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98.4％。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意做了一段500多字的批示，第一句就是“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段批示此后不仅出现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而且被永安镇人刻上了纪念碑，并将之升华为“崇新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因地制宜。
多年之后，有人将田坝村发展模式看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崇新精神”的新的诠释。
周朝利的堂弟周朝伦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田坝村村委会副主任，另一个是“一心”合作社的理事长。这个合作社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村民自愿联合组成的。取名“一心”有双重含义：社员的心要往一处想，劲要往一处使：另一个含义是代表茶叶，因为茶叶的形状就是一颗心。
记者了解到，田坝村加入这个合作社的有几十家，但社员并不限于田坝村，外村的也有。
“现在村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很多，并不限于一家。”周朝伦告诉记者，目前村上就有三类不同的合作社，主要与农户经营方向有关，有的偏重于茶叶生产，有的偏重于加工，有的偏重于发展茶旅一体化……
如今，被称为“茶海之心”的田坝村不仅是西南最大的有机茶基地，还是国家AAA级景区，以生态之旅、茶庄之旅、心灵之旅，吸引着各地“都市候鸟”的目光。
孙流修也是田坝比较早种茶的村民，有20多亩茶园。后来，他投资200多万元修建了集住房、茶叶加工、旅游为一体的茶庄。
在田坝茶区，和孙流修同样搞茶旅一化体的茶农有23家，能同时满足500多名游客的食宿。春天是旅游旺季，搞旅游的农户家家都没有空房。
“这种狀态会一直持续到11月。”周朝伦说。
下午4点以后，从遵义市湄潭县到凤冈县的班车已经不多了。
“住这儿有什么意思，没什么看头，住田坝，那儿好耍!”经不住一位小巴司机的劝说，记者登上了他那辆看上去有点旧的车子。
田坝村，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紫薇堂”庄主
村民对记者指点说，在“紫薇堂”茶庄就能找到田坝村的村主任周朝利，但记者在“紫薇堂”遇到的却是周朝利的二儿子周忠勇。
“紫薇堂”的主人就是周忠勇。
“建这个茶庄，花了260多万元，包括征地费。”周忠勇一边给记者倒茶，一边说，“6月就要把高档茶的加工从村里的老厂搬过来了。”
“紫薇堂”位于穿村而过的公路的最南头，小青瓦的坡屋顶，黄黄的木板外墙，雕花木窗，三棟高低不一的楼房围成的三合院，颇具黔北民居的特色。
“现在经营茶庄光一年的流动资金就需要500万元，大约有80万元的利润，最多能达到100万元。”周忠勇说。
经营茶叶之前，周忠勇和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也外出打过工。“在家没饭吃，没钱用，接不到媳妇。”周忠勇的表哥周俊辉道出了外出打工的原因，“我们这儿缺水源，只能种玉米、荞麦等杂粮，不像湄潭可以种稻谷。姑娘都喜欢吃白米饭，不喜欢吃杂粮，不愿意嫁过来。那时候没办法呀!我们自己只有哭啊!”
初中毕业的周忠勇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西安临潼修军用机场。对于一个15岁的半大孩子来说，那份体力活的辛苦是不难想象的。北方的饭食也让他不适应，而陕西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能吃辣子。
后来，周忠勇又辗转去广东打工。2D。2年，攒了点钱的他曾回家干过养殖，但赚得少，赔得多，只好再次去了浙江。这一次，他进了一家茶叶加工厂，学到了加工茶叶的技术。
有了技术，周忠勇再次决定返乡创业。2005年，他从浙江富阳一家工厂买了两台制茶机，建起了一个只有5000元周转资金的制茶小作坊。
由于起步资金紧张，周忠勇收了茶青就必须连夜加工，然后打个盹，就跑市场卖茶。“今天做了10斤茶叶，就必须拿出去卖掉，否则，连买茶青的钱都没有。”周忠勇对创业初期遭遇的艰难记忆犹新。
3年后，周忠勇的制茶小作坊变身为有限公司，在遵义、贵阳、南京以及广州建了4个专卖店。2008年，他开发的“露芽春”有机绿茶系列在广州第九届国际茶博会上获得金奖。
也是这一年，周忠勇修建了“紫薇堂”茶庄，开始开发新的高端茶叶品牌。他还在“紫薇堂”对面征地40亩，准备投资两个亿进行茶叶生产及深加工，并将旅游纳入进来。
曾任田坝村村委会干部的余静对记者说，“现在村上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回来了。在外面打工哪有在家里经营茶产业挣得多?村上随便哪一家种茶一年收入都在10多万元，经营一个制茶的小作坊，就能挣到二、三十万的样子。”
“闹事村”轶事
出生于1952年的周朝利，读书读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开始了，他就回乡当了农民。在村主任的位子上，他已干了20多年。
虽然文化不多，但周朝利却喜欢写写打油诗，村上多年间的变化，都被他用一段一段的诗记录了下来。
“三年锄禾两载荞，十儿八个难娶娇。”改革开放前，全村人均吃粮不足3D0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到300元，村里80％的农户到了农历二、三月就闹饥荒，周朝利这两句诗描写的就是田坝村的贫困状况。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制，分田到了户，情况稍有改观，但村民还是穷，到上世纪9C年代，人均年收入也只有500元。
“人穷气大乱事多呀!”周朝利感叹地说。
那时，当村主任整天处理的都是邻里纠纷，每天都有几起。县乡干部也不愿意到田坝来，来了村上连饭都派不下去。“一见干部来，村民就追着问返销粮啥时候到。”周朝利说。
田坝村不光穷，在县领导眼里还是一个“闹事村”。
1995年，凤冈县在摸索水路走不通改走旱路的发展方向时，觉得烤烟收入高，见效快，就强行让老百姓种。实际上，这里的土壤不适宜种烤烟，种的烟成片成片地死去。群众没收成，政府不仅不补偿，还实行“双挂”(即烟挂粮、烟挂税)，每家每户强挂40斤粮40斤烟，不种烤烟要交纳约92元的税。于是，田坝村村民不干了。那年10月23日，数千村民围攻行政机关，严重殴打县乡干部，最后在公安机关的维护下，事态才得以平息。最终，烟挂粮被取消，但田坝村却从此背上了一个“闹事村”的恶名。
“九五田坝不平凡，民心动荡心不安，因为发展思路乱，强烟酿成十二三。”这是周朝利书记对田坝事件教训的总结。
村民赵正义是个哑巴，40多岁还打单身。2000年，他种的3亩茶园开始投产，忙得不亦乐乎，就请了一位24岁的姑娘来帮忙。3年后，这位姑娘嫁给了赵正义。这件事儿，被周朝利看成了田坝村由穷变富的“证据”：“今朝天助生茗草，如花淑女任儿挑。”
周朝利告诉记者，过去村民们经常为一点边角地争得打起来，现在村里修环村公路，要占谁家一点田地，没一个不同意的，连国家赔偿都不要。“他们知道交通便利了，茶卖的好了，那点损失就都回来了。”
西南最大有机茶基地
田坝村位于凤冈县西北部，距县城40公里。2002年当地撤乡并村时，原来的田坝乡被降格为田坝村，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村子，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4个村民小组、2121户人家、9029人。
虽然村子很大，但田坝村村民中种茶10亩以上、年收入10万元的大户就占50％，这在10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田坝的地貌呈丘陵间平坝状，绝大多数分布在海拔900至1200米之间，土壤呈微酸性，同时富含锌和硒两种微量元素，最适于茶叶生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在凤冈考察时称赞：“土壤中同时富含锌硒两种有益于人类健康的微量元素，世界少有，全国惟一，是上天赐予凤冈的‘金不换’。”
生产队时期，田坝每个队都种有几亩茶，但只是供社员自己喝，很少卖钱。很长一段时间里，田坝人都是守着金饭碗受穷。
但村民陈仕友却是个异数。
1974年，陈仕友顶着压力，卖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换了2500斤茶种，种在了150亩茶园里。当时，群众不理解地说，饭都吃不上，还种茶。但到1985年后，陈仕友种下的这片茶园开始见效了，每斤茶叶在市场可卖到2到5元钱，一亩茶园可产青茶500斤，获纯利2000多元，创下了田坝亩产上千元的神话。
然而，陈仕友的实验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直到1995年烤烟风波后才逐步调整思路，决定发展茶产业。2003年，结合退耕还林政策，田坝的茶园进入大规 模高速发展时期，每年都以上千亩的速度递增。
“现在田坝村是真正的一村一品——主要靠茶叶，全村有茶园25030亩，其中有机茶园是18000亩，全村茶叶年产值突破1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000元，其中茶产业和旅游收入占90％。”周朝利介绍说。
村民孙德礼不仅是田坝带头种茶者之一，还是村里第一个买小轿车的人。2005年，他花了9万多元买了一辆天马牌小轿车，在村里引起轰动。其实，他当时买车，主要是为了方便给各个销售点送货。现在，他拥有了三辆小轿车，也没有当初买回第一辆车引起的震动大，因为村上已经有小轿车100多辆了。
田坝茶品质好，但产茶历史短，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每年从3月起，来自浙江、江苏等地的茶商就云集田坝，把现炒现卖的田坝茶空运到江浙市场，贴牌包装，价格就翻了五、六倍。
2004年，田坝村2847亩茶园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有机产品发展中心(OFDC)的认证，成为田坝首批获得有机认证的茶园，同时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有机茶基地。
有机认证使田坝茶价格陡然倍增，芽茶茶青从上年的每公斤不到50元涨到了100多元。茶叶加工也走出无名无牌的草创阶段。“仙人岭”、“露芽春”等品牌先后在各类国家级茶叶评比中获得20多个金奖。2009年“贵州十大名茶”评选中，田坝品牌占居三个席位。
不过，田坝人也懂得“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道理，周朝利说，全村有300人常年在外面跑市场。凤冈县外的茶商提起田坝村人，常常很是佩服地说：这个村的人，在任何营销场合，女的一律穿旗袍，男的一律着西装，比很多专业的营销队伍还注重形象。
合作社又回来了
50多年前，田坝村所在的永安镇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永安镇有一个崇新村(从前称乡)，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当地先后组织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7个互助联组，3个常年互助组，14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98.4％。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意做了一段500多字的批示，第一句就是“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段批示此后不仅出现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而且被永安镇人刻上了纪念碑，并将之升华为“崇新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因地制宜。
多年之后，有人将田坝村发展模式看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崇新精神”的新的诠释。
周朝利的堂弟周朝伦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田坝村村委会副主任，另一个是“一心”合作社的理事长。这个合作社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村民自愿联合组成的。取名“一心”有双重含义：社员的心要往一处想，劲要往一处使：另一个含义是代表茶叶，因为茶叶的形状就是一颗心。
记者了解到，田坝村加入这个合作社的有几十家，但社员并不限于田坝村，外村的也有。
“现在村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很多，并不限于一家。”周朝伦告诉记者，目前村上就有三类不同的合作社，主要与农户经营方向有关，有的偏重于茶叶生产，有的偏重于加工，有的偏重于发展茶旅一体化……
如今，被称为“茶海之心”的田坝村不仅是西南最大的有机茶基地，还是国家AAA级景区，以生态之旅、茶庄之旅、心灵之旅，吸引着各地“都市候鸟”的目光。
孙流修也是田坝比较早种茶的村民，有20多亩茶园。后来，他投资200多万元修建了集住房、茶叶加工、旅游为一体的茶庄。
在田坝茶区，和孙流修同样搞茶旅一化体的茶农有23家，能同时满足500多名游客的食宿。春天是旅游旺季，搞旅游的农户家家都没有空房。
“这种狀态会一直持续到11月。”周朝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