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介绍了《群书治要》这部传统文化典籍的来龙去脉、曲折经历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道德哲学的忽视和缺失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大弊病，应当予以重视。《群书治要》的失而复得是中国文化界的幸事，对文化建设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群书治要》、传统文化、道德哲学
　　作为一部“巅峰制作、失而复得、盛世重光”的古代典籍，《群书治要》以其高贵的出身、跌宕的命运以及承载的重托成为诸多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一颗明珠。她传承自远古，发端于盛唐，由有着“天可汗”之称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纂，其深厚的道德哲学思想对“贞观之治”的盛世产生过巨大作用;又由于唐宋之际战乱频发、保存不利等诸多原因，致使流亡海外，遗失多年，几百年间未能发挥其功效;时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从严治党，振兴哲学社会科学，为保社会和谐稳定力图恢复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群书治要》又以其强大的政治实用性、普遍的道德适应性和深邃的智慧启迪性引起了当今爱国人士的重视。研究她的历史并传承其思想，既能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心，又能医治现代人文化缺失的弊病，提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水平，更是传统文化教育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传统文化教材。
　　一、近代中国道德哲学的缺失
　　余秋雨的著作《文化苦旅——道士塔》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甘肃敦煌洞窟遗址一直由一群道士世代守护，传到清朝末年王道士一代，他们大都已经忘记了自己传道的职责和使命，只是形式地看护着祖师遗留下来的洞窟遗产，把遗产当做一份类似房产、地产的家业来对待，并对其精神宝藏近乎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洞窟墙壁塌陷暴露了大量古代文物典籍，以现代眼光看来，这些文物是敦煌学、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价值连城，应当予以保护，可是道士们对此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既不能吃用，又不能换来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所以只是多余的废物而已，充其量只是一种无害的垃圾，所以除了選出部分送到官衙供官僚赏玩外，大部分都当做建筑废料堆积在一旁。后来，欧洲的探险者来到了敦煌，发现看守宝藏的王道士只是一个庸俗的普通人。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买走，或者说盗走了大量文物，带到了欧洲的研究所和博物馆，于是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得以充实，敦煌学研究也较快发展，甚至一度让中国学者望其项背。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欧洲物质文明的发达实际上离不开东方的哲学智慧，虽然他们表面上一直在全世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背后他们却不遗余力的学习甚至窃取东方的古老文明智慧。故事中所描述的古籍其实早已报奏晚清政府，可是仅一小部分被当作古玩摆设而已，其内涵的精神价值始终未被发掘。西方人对中国的掠夺和毁坏不仅在有形的物质财富上面，更包括对对无形的精神价值的渴求和摧残。东方文明近代的衰落，有人认为是器不如人，也有人认为是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实际上道德哲学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
　　二、《群书治要》的前世今生及其历史功绩
　　盛唐文明最重要的奠基者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既想实现宏图霸业又不甘心流于野蛮和低俗的皇帝。他的丰功伟绩早已被稍懂中国历史的人所熟知。他早前曾提议父亲起兵造反平定天下，又在后来的王位争夺战中战胜了政敌赢得皇位。虽然稳居皇帝宝座，他并不认为双手沾满鲜血是值得骄傲的，相反，他在反思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并努力消除流血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首先大胆启用曾是他政敌之一的魏征，向天下人昭示他的宽容博爱、广纳人才之心，又积极采纳包括魏征在内谏官的建议，使这些人才真正得到重用。《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李世民的时代：“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群书治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李世民早年戎马生涯，读书不多，但他深知“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治理安定的社会还需依靠学习。于是他下令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臣从上始五帝，下迄晋代，撷取经史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治国理政的精要，汇编而成。
　　魏征于《序》文中说，此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太宗亦在答魏征《手诏》中叹曰：“览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由于唐代的印刷术尚不发达，至宋代，这部书也因战乱而遗失。幸好唐代有发达的外交政治，日本的遣唐使曾将此书全文抄写并运至日本，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一一九二——三三零年）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全帙。并于清乾隆六十年，由日本人送回中国本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台湾分别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2001年2月25日，党和国家老一辈卓越领导人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在东渡日本的千余年中，《群书治要》也受到了天皇等尊崇，为其成就承和至贞观盛世局面贡献巨大。
　　三、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与其在乱世揭竿而起、平定天下，成为一个“一唱雄鸡天下白、威加海内归故乡”的帝王，或者在治世十年寒窗，金榜题名，成为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将相，成为一个著书论道、泽被后世的圣贤也许是更多善良中国读书人最初的梦想。有哲人说过，内心、灵魂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辩证唯物主义也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追赶世界潮流、迅猛发展，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西方国家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进步：我们发射了火箭、制造了原子弹、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甚至载人航天遨游宇宙，截断长江建造了三峡大坝，实现了古人“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的神话。可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也不该忘记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传承、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底蕴和五千年的天下道义担当。如果没有这些深厚的底蕴，相信钱学森、黄大年这样的海外优秀学子不会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国参与建设，更不会有历代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发表“中国永远不称霸和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的声明。“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中国近代的成就一直涂抹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相信《群书治要》一定能在社会主义繁荣发展时期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哲学建设发挥巨大作用。
　　①出自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稿
　　②出自2014年，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样的庄严承诺和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