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赤壁赋》侧重“写志”，意旨显豁；《后赤壁赋》侧重“体物”，意蕴隐晦。为此，解读者往往避难就易，对苏轼《赤壁赋》思想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前赋上；少有人去为后赋作郑笺，难得的笺注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以前赋注后赋，不得要旨。笔者试图作一次解读上的冒险，联系作者身世遭际，着眼前后两赋的内在关联，探察作者隐藏赋文背后的思想脉动，或许能自圆其说吧！
　　前赋的思想轨迹是清楚的，是主说服客的过程。赋中的吹洞箫之客陷于现实人生（岁月无情、生命渺小）的哀叹中，难以自拔。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里的“客”其实也是苏轼自己，是苏轼思想中悲观、绝望的一面。这种思想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有所流露（“人生如梦”）。其悲世深，避世切，实乃用世过诚之故也。
　　苏轼奋厉当世的志向，早就根植于心。他小时候，读《范滂传》就为范滂的用世意志所激发，决心做范滂，还问他母亲能否做范滂的母亲。他的这种入世思想，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已经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与李公择十七首》之十一）。一腔用世热情，带给他却是几至丧命的乌台之勘。这种打击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虽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而“谪居之际，难免心有余悸，一面庆幸罪未及死，一面担心会有更大的祸患，其于此际自号居士，往往有远离是非，企求安全之意”（《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元丰三年四月到黄州不到两个月的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云：“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诟所从生而不可得。”其实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罪诟”来自哪里，他不会不知道怎样明哲保身。他深知要想彻底远离是非、抛却烦恼，唯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可是他却不能做到。“知不可乎骤得”，是客观条件限制了他，还是主观意志不容许？粗看，似乎是客观原因；仔细琢磨，实乃主观不为。“不可乎骤得”是这颗用世之心放不下，不可能一下子修炼到陶渊明的境界。（苏轼对陶渊明的歆羡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欲建功立业反而蒙受横祸，欲遗世独立又不可骤得，此种悲愁，何以消解？
　　苏轼的用世之心，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社会价值的执著追求。人的存在，是追求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存在。这在苏轼身上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不屑蜉蝣的一生，羡慕曹孟德的雄风，向往建立与天地同在的伟业。在否定价值追求的避世之路被堵死的情况下，聪明的苏轼，此时想到了庄子。正如鲍鹏山说的“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样，在苏轼无路可走的时候，庄子的相对主义帮他度过了难关。赋中的苏子以水与月为喻，大讲变与不变的道理，实际上是想说服自己：人生的价值无所谓无，也无所谓有。正是这种相对的思想，使苏子与客“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获得了一时的快乐。为什么说一时之快乐呢？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安慰是多么的无力，这只能是自欺欺人：承认了价值的存在，就不可能取消价值的差别。怪不得张宗子先生说，“这一段说服的过程，在作者是相当吃力的”^[1]。可以想象，现实中的苏轼这一觉醒来后还是会陷入无尽的悲愁之中。
　　前赋只能带来一时之乐，不能给予永久的快乐。伟大的苏轼不可能不进一步去思考“乐”的问题。这也许就是作者创作《后赤壁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起。解读后赋的关键就是这个“乐”字，难点也是这个“乐”字。
　　后赋行文从“月白风清”、“顾而乐之”，到“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再到“放乎中流，听其所止”，最后到道士入梦询问“赤壁之游乐乎？”，无不围绕一个“乐”字。情感的波折亦似前赋，开篇乐，中间悲，只是结尾，乐还是不乐不甚明了。对于道士的询问，苏子是没有明确答复的。“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道士入梦已是神奇，道士之问更是突兀。然而苏子非但不惊，反而要问其姓名，足见此一问中其下怀。此后竟又马上意识到道士就是昨夜掠舟而西的孤鹤,足见其昨夜在意过那只孤鹤。孤鹤是怎样一个形象？“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这一来一去自由无碍。苏子又是在怎样的状态下，适逢此鹤的？联系上文可知，他是在登山访幽，悲而反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时夜将半，四顾寂寥”的特定境况下遭逢孤鹤的。此时的他是“听其所止而休焉”，而非顺我所愿而动，故苏子赤壁之游非乐也！再者，就算“听其所止而休”是极乐境界，可苏子进入这一境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以无奈的心态进入，其“乐”势必大打折扣，赋文没有一言半语涉及泛游之乐就是事实。在此情此境下遭逢孤鹤，怎能不格外在意？孤鹤的东来西去行动无碍，实乃苏子心之向往。
　　文中意味犹为深长的是孤鹤所化道士的一问一笑。在这一问一笑中，不会没有任何态度。对苏子的赤壁之游，道士又持什么态度呢？笔者以为应该有所否定，有所赞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可能还有所指引。否定的是苏子未能放弃价值追求，其游不乐；赞同的是苏子毕竟能够“听其所止而休焉”，且有所向往；指引的是苏子应该彻底抛却价值追求，达到至乐。这一切虽属梦境，实乃纠结苏子内心之真实心境。
　　如果说前赋解决的是如何消除“悲”的问题，帮助自己走出困境。那么后赋解决的则是如何追求“乐”的问题，试图得到永恒之“乐”。赋文开篇即在寻“乐”，遭遇“月白风清”，虽是偶然；寻觅美酒佳肴，已属主动；携酒与鱼，复游赤壁，江山明月，乐莫甚焉。乐已如此，复何求也？苏子似乎并不满足，“予乃摄衣而上，……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登山探幽，以求至乐，结果是遁入险境，悲恐不胜。登山探幽的过程，吴小如先生认为这是比兴，“说明前一阶段自己从朝廷被贬到黄州的种种不可预测的经过”^[2]。笔者以为并非如此。他意欲借此说明：即使是出离人世，仍不能求得永恒之乐。在这里，苏轼彻底消解了“乐”，只要有价值追求，不管入世还是出世，都不可能有永久之乐。入世，他做不到宠辱不惊；出世，他同样做不到处变不惊。对苏轼而言，最不能放弃的就是他对意义的叩问，他无法忍受“存在的空虚”。而在那一个特定的时代里，这种叩问的结果，只能是“悲”。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苏轼诗文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感“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3]。好在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够正视生存中不可能摆脱的绝对之“悲”。苏轼正是用这“悲”来消解“乐”，从而拥有了永恒之“乐”，拥有了“一蓑风雨任平生”的旷达自适的良好的入世心态。当然，苏轼的内心仍可能向往做一只逍遥尽乐的大鹤，天才往往如此。可现实中，他不可能做到，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儒家的思想、价值的意念已经根深蒂固。
　　从前赋到后赋，仅仅三个月时间，作者的思想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姑且称之为“思想涅槃”），该作何解释？借用张宗子先生的解释：“前赋把心中的愤惋发泄一尽，暂时获得平静，在此情形下，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势必更客观、更深刻。人的每一次进步，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独东坡如此。”^[4]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句：但在东坡这样的大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注释：
　　[1][4]《最是东坡惊人心》张宗子，《书屋》 2005年第6期。
　　[2]《古文精读举隅》吴小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3]《美的历程》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王加莲 浙江省三门县亭旁中学柯甫妙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