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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美)艾兰著，王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
艾兰先生长期从事于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对中国上古的文献、文字和器物十分熟稔，往往以其特有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中国上古先民的价值世界。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正是艾兰先生殷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她对中国神话研究的贡献，无疑为我们打开了解商代文明的又一扇窗口。
神话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学科，是20世纪以后的事，而在西方，神话被纳入人类学之下作为研究科目已经有较长时间。长期以来，神话学的研究常常将神话视为神性的叙事，往往是在现代语境与视域下对神话文献做出解释，而很难将其还原为先民的情境构件。人们更多地是关注神话的故事叙述，沉迷于一种知识性的获得而忽略其价值意味。这种不自觉的认识选择使我们沉迷于自己建构的神话世界，却很难实现对神话真正理解的突破，甚或是风马牛不相及。列维一布留尔提出：“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神话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与它周围存在物集体的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列维一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38)
轴心时代的哲学和前轴心时代的观念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哲学思想和范畴是在宗教观念的文献经典化中沉淀，在经典化中不可避免地挂一漏十。这一方面固然是语言所指本身的局限性，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上古文献的书写传统，很多上古常识性的知识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是不予记叙的，这却造成现代、人面对上古文献时理解的障碍。艾兰提到：“(殷)商人的思维还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因为有意识性的分析须伴随着文献化的传统而成长起来。”(P207)对于很多在先秦时代大概是属于常识的东西，我们今天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早已失之千里。比如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固然有其道德意蕴，但这同时也是一种真切活泼的生命感受。《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古老的地理著作，郭璞在序中说：“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人们在认识上的障碍，很多时候是囿于我们的知识结构。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同样具有很深的意义。比如佛经故事和禅宗公案的研究，很多都是古圣贤的生命实证，而非故事叙述或文字游戏。
艾兰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很深，斯特劳斯指出：“如果神话有某种意义的话，这个意义不可能存在于构成神话的孤立单位中，而只能存在于将这些部分组成一个整体的方式中。”(《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列雏－斯特劳斯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P46)艾兰对商史研究的推进正在于此。她从“十日”的话传说入手，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勾勒出神话背后的语境。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到，通向商代文明有五条门径(甲骨文、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艾兰很好地结合了这些研究手段，她指出：“中国早期神话后来文人记录下来的文献里被历史化了。”(P70)依此实现了神话和历史的沟通，继而通过文字学的分析和考古发现的验证揭示出商人神话母题中的对应性思维，从而为我们展现出商人的意义世界。然而单纯地用神话再现历史是很难的，时代越古难度越大，即使是和考古等方法联用。现在我们发现有文献记载的古史可上溯于殷商。可是殷商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能不能从考古或神话上判定呢?我想这个很难。尽管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待那个时代，神话、考古、文献都可以，各个方面都有，但我们只能是蔓延式地接近。艾兰先生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导论中她引证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中的观点时说：“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现在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关于过去的真实。”
艾兰对于中国神话研究另一贡献在于扩大了神话的外延。“神话最重要的特点是突破自然界的限制。对人间现实，常识逻辑的冲破是神圣化的标志，它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P208)中国的上古神话具有很浓厚的神圣书写的气质，是在吁求天人的沟通，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传达从有限达无限，有涯至无涯的神思。虽然这些过早地被理性主义所抽离，代之以现世的人文精神理想。但在后世的经典中却也尚能寻得麟之一角。涂尔干认为：“对于那些原始人来说，一种事物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客体，而首先对应的是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原始分类》，涂尔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92)虽然，我们无法实现原始情境的还原，甚至现代语境的理解也是神话文本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在实现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上，我们还是可以实现与古人的沟通，其途径在于实现知识性神话解读向价值性神话解读的转变。“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上古先民在智力、体力以及面临的环境上与今人相差无几，百年一瞬，万古如斯。有着的只是知识结构的差异，我们毋宁说是不同的符号系统。他们同样面临着对宇宙和人生的困惑，思索着世界和生命的来和去。中国的神话思想是一种价值存在，是先民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他们始终在寻求对世界和生命的安放。
艾兰(Sarah Allan)，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菜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95年夏始任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前段时间，欣闻《艾兰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张海晏先生的引荐下，笔者第一次见到艾兰先生。“互问惊初见”，我惊异于艾兰先生流畅精准的汉语表达，我问及她是第几次来中国，她说，已经记不清了。此次商务印书馆出版《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以飨读者，正如李学勤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所写：“我确信，所有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抱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艾兰博士这部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本文编辑 谢宁)
艾兰先生长期从事于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对中国上古的文献、文字和器物十分熟稔，往往以其特有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中国上古先民的价值世界。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正是艾兰先生殷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她对中国神话研究的贡献，无疑为我们打开了解商代文明的又一扇窗口。
神话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学科，是20世纪以后的事，而在西方，神话被纳入人类学之下作为研究科目已经有较长时间。长期以来，神话学的研究常常将神话视为神性的叙事，往往是在现代语境与视域下对神话文献做出解释，而很难将其还原为先民的情境构件。人们更多地是关注神话的故事叙述，沉迷于一种知识性的获得而忽略其价值意味。这种不自觉的认识选择使我们沉迷于自己建构的神话世界，却很难实现对神话真正理解的突破，甚或是风马牛不相及。列维一布留尔提出：“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神话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与它周围存在物集体的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列维一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38)
轴心时代的哲学和前轴心时代的观念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哲学思想和范畴是在宗教观念的文献经典化中沉淀，在经典化中不可避免地挂一漏十。这一方面固然是语言所指本身的局限性，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上古文献的书写传统，很多上古常识性的知识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是不予记叙的，这却造成现代、人面对上古文献时理解的障碍。艾兰提到：“(殷)商人的思维还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因为有意识性的分析须伴随着文献化的传统而成长起来。”(P207)对于很多在先秦时代大概是属于常识的东西，我们今天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早已失之千里。比如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固然有其道德意蕴，但这同时也是一种真切活泼的生命感受。《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古老的地理著作，郭璞在序中说：“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人们在认识上的障碍，很多时候是囿于我们的知识结构。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同样具有很深的意义。比如佛经故事和禅宗公案的研究，很多都是古圣贤的生命实证，而非故事叙述或文字游戏。
艾兰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很深，斯特劳斯指出：“如果神话有某种意义的话，这个意义不可能存在于构成神话的孤立单位中，而只能存在于将这些部分组成一个整体的方式中。”(《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列雏－斯特劳斯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P46)艾兰对商史研究的推进正在于此。她从“十日”的话传说入手，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勾勒出神话背后的语境。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到，通向商代文明有五条门径(甲骨文、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艾兰很好地结合了这些研究手段，她指出：“中国早期神话后来文人记录下来的文献里被历史化了。”(P70)依此实现了神话和历史的沟通，继而通过文字学的分析和考古发现的验证揭示出商人神话母题中的对应性思维，从而为我们展现出商人的意义世界。然而单纯地用神话再现历史是很难的，时代越古难度越大，即使是和考古等方法联用。现在我们发现有文献记载的古史可上溯于殷商。可是殷商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能不能从考古或神话上判定呢?我想这个很难。尽管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待那个时代，神话、考古、文献都可以，各个方面都有，但我们只能是蔓延式地接近。艾兰先生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导论中她引证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中的观点时说：“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现在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关于过去的真实。”
艾兰对于中国神话研究另一贡献在于扩大了神话的外延。“神话最重要的特点是突破自然界的限制。对人间现实，常识逻辑的冲破是神圣化的标志，它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P208)中国的上古神话具有很浓厚的神圣书写的气质，是在吁求天人的沟通，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传达从有限达无限，有涯至无涯的神思。虽然这些过早地被理性主义所抽离，代之以现世的人文精神理想。但在后世的经典中却也尚能寻得麟之一角。涂尔干认为：“对于那些原始人来说，一种事物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客体，而首先对应的是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原始分类》，涂尔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92)虽然，我们无法实现原始情境的还原，甚至现代语境的理解也是神话文本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在实现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上，我们还是可以实现与古人的沟通，其途径在于实现知识性神话解读向价值性神话解读的转变。“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上古先民在智力、体力以及面临的环境上与今人相差无几，百年一瞬，万古如斯。有着的只是知识结构的差异，我们毋宁说是不同的符号系统。他们同样面临着对宇宙和人生的困惑，思索着世界和生命的来和去。中国的神话思想是一种价值存在，是先民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他们始终在寻求对世界和生命的安放。
艾兰(Sarah Allan)，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菜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95年夏始任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前段时间，欣闻《艾兰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张海晏先生的引荐下，笔者第一次见到艾兰先生。“互问惊初见”，我惊异于艾兰先生流畅精准的汉语表达，我问及她是第几次来中国，她说，已经记不清了。此次商务印书馆出版《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以飨读者，正如李学勤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所写：“我确信，所有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抱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艾兰博士这部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