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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翻译对中西方文化传播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圣经和佛经作为中西方人类文化精神沃土，翻译活动使得它们各自发挥了自己的风采。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的演变过程各自有不同，也有共同轨迹。本文从二者的翻译方法、文体和译者主体性三个方面的演变过程进行二者的异同分析。
关键词：圣经翻译;佛经翻译;演变过程;相似性;差异性
圣经和佛教经典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沃土。西方的文学作品、绘画、音乐处处都含有圣经文化的明喻或隐喻;佛教思想也是处处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中。翻译活动对圣经和佛经的发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翻译圣经和佛经的过程中，翻译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九百多年的佛经翻译和有一千多年的圣经翻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却也有共同轨迹。通过对比二者的翻译演变历程，可一窥二者的异同。
一、翻译方法演变过程
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最开始都是以直译为主，《七十子希腊文本》作为西方最早的圣经译作，基本上都是直译，译本语言过于生硬直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第一人是安世高，是翻译史上质派译家。因此他的译文有些地方顺序颠倒，术语创作也不清楚。
最早从事圣经翻译的斐洛·犹达欧斯，他提出译者如无神的感召，是无法从事神圣的圣经翻译的。实际上“受上帝感召”是一种死译，可这种观点在当时广为接受，甚至奉为翻译的唯一准绳。东晋的释道安强烈主张采用直译的手法。这一观点在当时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因此在道安时期的佛经翻译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死译。
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加深，直译以及不能满足翻译需要。哲罗姆提出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要灵活处理。文艺复兴后，这时德国的马丁·路德顺应适应时代需要，采翻译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民众的圣经”。佛经翻译上，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质”派和“文”派的主张，并表明自己好“文”。翻译上主张采用意译的是后秦高僧鸠摩罗什，他强烈感到传达原作文体风格的必要性。
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都经历直译和意译的融合。公元1640年詹姆士一世指定学者翻译出了“钦定版圣经”，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增强语言可读性，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杰作之一。而佛经翻译的重要人物，玄奘，虽然在直译和意译问题上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 但从其译文看他实际达到了将直译和意译完美结合的程度。
不过，中国佛经翻译是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佛经宣扬唯心主义，刚好可以为当时统治者所用。统治者需要加以改造适应自己的统治。圣经的翻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统治，只让少数人有解读圣经的能力，因此大部分采用异化。
二、文体演变过程
圣经和佛经的文体略有不同之处。
其实《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而可以说是一套有66本的丛书。内容包括：历史、诗歌、哲学，甚至私人信件和讲章。而佛经是藏经的俗称，一般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 经”是指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由其弟子所集成的法本。从文体上来说，圣经的文体会更加丰富，西方后来各种文学形式最初都是从圣经中萌芽。佛经的教义主要通过佛经的正文表现，而佛经的体裁就是通过佛经的文体表现。一般来说，佛经的文体通常分为长行、偈颂和密咒三种形式。长行以散文为主，偈颂翻译成中文一般是五言或七言律诗，密咒基本上都是音译，如“唵嘛呢叭咪吽”，可以看到佛经在文体翻译上都是归化为主。
佛经的翻译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如“菩萨”“刹那”“因缘”“果报”“意识” “解脱”“有缘”“无缘”“劫”等。不仅如此，佛经对中国文学文体也有影响。译经大家采用较朴实易懂的白话文体翻译佛经，生成了一种新体文学。
同样，圣经的语言比较符合英语习惯，因此很快就被接受了。很多词语，如clear as crystal （像水晶一样透明），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都是来自于圣经。此外，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译成拉丁语，哲罗姆所译的拉丁译本一直作为标准版本通行于西欧，对统一欧洲语言文字起了关键作用。
三、译者主体演变过程
二者的译者主体演变都经过了三个过程：受动性，为我性和能动性。
中国佛经翻译历时九百余年，历代统治者在佛经翻译发展上提供了不少支持。如译经初期 ， 东吴的孙权便拜支谦为博士;唐太宗则把玄奘翻译的《金刚经》作为钦定本颁行全国……这个时期，译者都是受动状态，受到当时权力和话语的控制，受到时代的控制。圣经翻译也经历过受动时期，一是圣经翻译初期，圣经作为教会统治的工具，《七十子希腊文本》几乎是要求全部直译，统一信徒们的思想;二是14世纪的圣经钦定本，为调和各方矛盾，举国之力进行翻译。这时候的译者都没有自主性，都受到权力的要求进行翻译。
译者的为我性也有所体现。比如佛经刚进入中国时，译者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佛经教义，采用归化的方法;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马丁·路德翻译了让所有人都能读懂的圣经，打击了当时的教会。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为我性。
佛经和圣经的翻译演变过程体现了译者的能动性。佛经翻译从质派的安世高到鸠摩罗什，再到玄奘;圣经翻译从最初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到马丁路德，再到圣经钦定本，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抉择，从死译到直译为主，再到最后的直译于意译适当结合，译者们一直再为翻译出好的作品不断努力。
纵观佛经和圣经的翻译历程，二者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特定的时期，翻译的方法、文体和译者的主体性都会随之变化。佛经和圣经的翻译不是线性的过程，直至今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译者们更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研读。翻译方法也不再是简单的直译或者意译，而是根据情况的不同，多种方法进行结合。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分别是中西方非常重要的翻译文化活动，给人类文明和文化上都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现在也是源源活水，为其它学科提供重要的灵感。
参考文献
[1]郝丽运，孙静.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12）：55-56.
[2]陈亮辉.论中国佛经翻译与西方圣经翻译的相似性与差异性[J].华中人文论丛，2014，5（01）：117-119.
[3]段菲.“梵經圣典”——文化视野下的佛经和《圣经》翻译[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08）：107-108.
关键词：圣经翻译;佛经翻译;演变过程;相似性;差异性
圣经和佛教经典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沃土。西方的文学作品、绘画、音乐处处都含有圣经文化的明喻或隐喻;佛教思想也是处处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中。翻译活动对圣经和佛经的发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翻译圣经和佛经的过程中，翻译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九百多年的佛经翻译和有一千多年的圣经翻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却也有共同轨迹。通过对比二者的翻译演变历程，可一窥二者的异同。
一、翻译方法演变过程
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最开始都是以直译为主，《七十子希腊文本》作为西方最早的圣经译作，基本上都是直译，译本语言过于生硬直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第一人是安世高，是翻译史上质派译家。因此他的译文有些地方顺序颠倒，术语创作也不清楚。
最早从事圣经翻译的斐洛·犹达欧斯，他提出译者如无神的感召，是无法从事神圣的圣经翻译的。实际上“受上帝感召”是一种死译，可这种观点在当时广为接受，甚至奉为翻译的唯一准绳。东晋的释道安强烈主张采用直译的手法。这一观点在当时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因此在道安时期的佛经翻译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死译。
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加深，直译以及不能满足翻译需要。哲罗姆提出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要灵活处理。文艺复兴后，这时德国的马丁·路德顺应适应时代需要，采翻译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民众的圣经”。佛经翻译上，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质”派和“文”派的主张，并表明自己好“文”。翻译上主张采用意译的是后秦高僧鸠摩罗什，他强烈感到传达原作文体风格的必要性。
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都经历直译和意译的融合。公元1640年詹姆士一世指定学者翻译出了“钦定版圣经”，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增强语言可读性，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杰作之一。而佛经翻译的重要人物，玄奘，虽然在直译和意译问题上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 但从其译文看他实际达到了将直译和意译完美结合的程度。
不过，中国佛经翻译是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佛经宣扬唯心主义，刚好可以为当时统治者所用。统治者需要加以改造适应自己的统治。圣经的翻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统治，只让少数人有解读圣经的能力，因此大部分采用异化。
二、文体演变过程
圣经和佛经的文体略有不同之处。
其实《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而可以说是一套有66本的丛书。内容包括：历史、诗歌、哲学，甚至私人信件和讲章。而佛经是藏经的俗称，一般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 经”是指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由其弟子所集成的法本。从文体上来说，圣经的文体会更加丰富，西方后来各种文学形式最初都是从圣经中萌芽。佛经的教义主要通过佛经的正文表现，而佛经的体裁就是通过佛经的文体表现。一般来说，佛经的文体通常分为长行、偈颂和密咒三种形式。长行以散文为主，偈颂翻译成中文一般是五言或七言律诗，密咒基本上都是音译，如“唵嘛呢叭咪吽”，可以看到佛经在文体翻译上都是归化为主。
佛经的翻译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如“菩萨”“刹那”“因缘”“果报”“意识” “解脱”“有缘”“无缘”“劫”等。不仅如此，佛经对中国文学文体也有影响。译经大家采用较朴实易懂的白话文体翻译佛经，生成了一种新体文学。
同样，圣经的语言比较符合英语习惯，因此很快就被接受了。很多词语，如clear as crystal （像水晶一样透明），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都是来自于圣经。此外，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译成拉丁语，哲罗姆所译的拉丁译本一直作为标准版本通行于西欧，对统一欧洲语言文字起了关键作用。
三、译者主体演变过程
二者的译者主体演变都经过了三个过程：受动性，为我性和能动性。
中国佛经翻译历时九百余年，历代统治者在佛经翻译发展上提供了不少支持。如译经初期 ， 东吴的孙权便拜支谦为博士;唐太宗则把玄奘翻译的《金刚经》作为钦定本颁行全国……这个时期，译者都是受动状态，受到当时权力和话语的控制，受到时代的控制。圣经翻译也经历过受动时期，一是圣经翻译初期，圣经作为教会统治的工具，《七十子希腊文本》几乎是要求全部直译，统一信徒们的思想;二是14世纪的圣经钦定本，为调和各方矛盾，举国之力进行翻译。这时候的译者都没有自主性，都受到权力的要求进行翻译。
译者的为我性也有所体现。比如佛经刚进入中国时，译者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佛经教义，采用归化的方法;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马丁·路德翻译了让所有人都能读懂的圣经，打击了当时的教会。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为我性。
佛经和圣经的翻译演变过程体现了译者的能动性。佛经翻译从质派的安世高到鸠摩罗什，再到玄奘;圣经翻译从最初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到马丁路德，再到圣经钦定本，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抉择，从死译到直译为主，再到最后的直译于意译适当结合，译者们一直再为翻译出好的作品不断努力。
纵观佛经和圣经的翻译历程，二者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特定的时期，翻译的方法、文体和译者的主体性都会随之变化。佛经和圣经的翻译不是线性的过程，直至今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译者们更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研读。翻译方法也不再是简单的直译或者意译，而是根据情况的不同，多种方法进行结合。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分别是中西方非常重要的翻译文化活动，给人类文明和文化上都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现在也是源源活水，为其它学科提供重要的灵感。
参考文献
[1]郝丽运，孙静.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12）：55-56.
[2]陈亮辉.论中国佛经翻译与西方圣经翻译的相似性与差异性[J].华中人文论丛，2014，5（01）：117-119.
[3]段菲.“梵經圣典”——文化视野下的佛经和《圣经》翻译[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08）：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