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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西方人闻所未闻
出品人、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说：2005年初，他在一张旧的《纽约时报》上看到旅美华裔张纯如自杀身亡的讣告，随后他买了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一书阅读，“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我觉得张纯如的眼睛在告诉我，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拍摄了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纪录片，毫无疑问，拍摄它的目的就是真实地再现历史。《南京》（Nanjing）记录的是发生在70年前的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片子由曾获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联合执导，从筹备到完成用了两年时间，其中15个月在准备素材。出品人泰德称：“拍摄前，摄制组派遣35名特派员辗转到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访问近80位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属以及幸存者。最终在日本找到了很多影像资料，是一些侵略者当年拍摄的镜头。”导演们极力避免典型的纪录片手法——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照片等等。而希望通过表演以及情感力量的传达，带给观众深入心灵的震撼。该片曾于今年1月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获最佳纪录片剪辑奖，4月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最佳人道主义影片奖。
《南京》是外国导演拍摄的第一部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当我和其他几十位中国观众同时观看这部片子时，听到的除了胶片转动声，就是满场观众的抽泣声。很显然，两位导演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我所知，南京大屠杀也曾殃及到我的家乡，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下辖的句容县）。为此我曾经详细查看过资料，对那段历史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但在观看片子时仍然觉得无比震撼。片子中有几组这样的镜头令人久久难忘——
幸存者常志强老人回忆称，当年他经历这场浩劫时刚满9岁，亲眼目睹自己出生不久的弟弟爬过遍野横尸，还希望死去的母亲能为其哺乳。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一个叫约翰·马吉的西方人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镜头，成为《南京》中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片段。在这段胶片中，受到日本兵残暴摧残的善良中国人满身伤痕：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在病床上苟延残喘；有的头颅未被砍断，颈椎处白骨森森……
《南京》中还出现了1937年日本拍摄的庆贺占领南京的战争宣传片，挥舞大旗的日本兵兴高采烈，歌舞升平。与此对比的，是南京人尸横遍野……多年后，当记录历史的镜头对准当年的日本老兵时，他们苍老的脸孔上，依然看不出是忏悔还是激动。
战争到底让人变成了什么？！
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之所以决定投资这部片子，也许首先是出于一种道德关怀，但在一定程度是缘于绝大部分西方人对那段悲痛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大部分西方人对发生在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闻所未闻。因此，《南京》的播出令西方人震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不少美国观众在圣丹斯电影节上看过该片后，都流着泪陷入深思。我想，它还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样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痛恨战争。
每个中国人都该看的片子
导演、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比尔·古登塔格说：这部电影中最震撼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南京大屠杀目击者在摄像机前的陈述，那些幸存者现在还有少数人健在。“这不是一部剧情片，所以不可以进行艺术上的再加工，我们必须保持它的真实性，才可以把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以后就可能再也不会有幸存者了。”
《南京》主要改编自张纯如作品中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讲述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等人拯救南京市民的英雄主义故事。他们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所谓的超级英雄，他们就是普通人。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离开南京，保护自身安全，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保护他人。因此，《南京》在反映真实历史的同时，其主体意识还是在表达西方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以《辛德勒名单》一片树立了“二战”电影的标杆儿，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的新的认识。在总结“二战”历史时，西方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平民之恶”，它实际上是超出战争概念的对人性的批判。《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恰恰是发现了“平民之善”。也就是说，那些做出丰功伟绩的人们，并不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伟人，他们有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南京》虽然是纪录片，但在这一点上和《辛德勒名单》异曲同工。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最终是战争的胜利者，他们在诠释“二战”时，采取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姿态：尽管讲述的是一出让人痛彻心肺的惨剧，也不忘给人以灵感和激励。
《南京》在拍摄方式也有自己的突破，相对于动辄投资上亿美元的拍摄费用，这部片子仅投资200万美元，可以说是低成本制作。然而，导演却在好莱坞请到了几位腕级演员，加入这部纪录片的演出——让他们朗读那些文字资料。这显然很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展现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那些大牌明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具有相当的观众人缘，他们以半公益演出方式向全世界观众证明：他们在用自己的心去回顾那段历史。
《南京》当然是一部了不起的片子，但那毕竟不是中国人的记忆方式。如果说《辛德勒名单》承载起了人类关于奥斯维辛的记忆，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承载关于南京的记忆呢？其实，拉贝营救中国难民的故事十多年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但至今仍停留在一部《拉贝日记》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很复杂的困境当中，一方面对那段历史痛彻心肺，另一方面又没能拿出真正表现自己民族感情的、获得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可的好作品来。因此我们暂时还必须承认，在“怎样记住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远远没能让世人信服。对于那些屈辱和苦难，满足于一般性的纪念、肤浅的活动、简单而又不断重复的口号，实在是一种智慧缺失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是有重量的记忆方式。乏味的传播历史的方式，不仅消解了历史的深沉与厚重，而且会逐渐使人生厌甚至淡忘。只有那些生动的、有震撼力的作品，才能发出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响。现在《南京》来了，它的成功能否成为一种动力呢？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呢？无论怎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去看一看这部片子，我们应该了解其他民族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
拍出我们自己的《南京》
制片人麦克·雅各布斯说：曾有中国制片人想入股拍摄该片，但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只有89分钟的《南京》的宣传口号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依然有光明存在”。
像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一样，中国人也曾经在“二战”期间救助过其他民族，当时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事何凤山，在整个世界都非常冷酷地对犹太人关闭了大门的时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打开了中国上海的一扇小门……何凤山免费给犹太人发放中国签证，在短时间内有三万犹太人逃到了上海来避难。“二战”结束以后，这三万人基本上全都撤离中国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了以色列复国之后的开国功臣，一直对中国深怀感激。同时，有一位叫杉原千亩的日本女士也在“二战”期间救助过很多犹太人。这些故事都很生动，完全可以拍出我们自己的《南京》。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形式来反思战争，来审视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扭曲，给人类心灵施加的巨大伤害，并且说明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血泪史，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巨大灾难。
如果拿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作个对比：这两个民族受到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不相上下，但犹太人受纳粹压迫的历史被全世界所知晓，相关题材的电影就有上百部，而南京大屠杀却“像是不曾发生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也许是犹太人善于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媒体，而中国与全球媒体的合作却缺少创意。除了吴子牛执导的《1937南京大屠杀》，我们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影片。中国影视界乃至文化界对揭示这一历史真相做得远远不够。
其实现在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性，在不同程度上反省日本的侵华战争。2001年，日本的一家电影公司就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日本鬼子》，他们在这个纪录片当中也采访了很多日本老兵，这些老兵大多数对当年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忏悔。日本老兵东史郎所著的《东史郎日记》也一度成为历史的见证。所有这些，对构成我们拍出自己的《南京》应该说是条件充裕的。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全球将有7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或题材的电影将要拍摄或者上映，中国、美国还有英国很多知名导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题材。其中中国青年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也在拍摄当中。我们期待这部影片能够加深世界其他民族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和认识，反思全人类的这一巨大灾难，并以此为基点呼唤人们关爱生命、热爱和平。
出品人、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说：2005年初，他在一张旧的《纽约时报》上看到旅美华裔张纯如自杀身亡的讣告，随后他买了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一书阅读，“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我觉得张纯如的眼睛在告诉我，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拍摄了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纪录片，毫无疑问，拍摄它的目的就是真实地再现历史。《南京》（Nanjing）记录的是发生在70年前的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片子由曾获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联合执导，从筹备到完成用了两年时间，其中15个月在准备素材。出品人泰德称：“拍摄前，摄制组派遣35名特派员辗转到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访问近80位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属以及幸存者。最终在日本找到了很多影像资料，是一些侵略者当年拍摄的镜头。”导演们极力避免典型的纪录片手法——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照片等等。而希望通过表演以及情感力量的传达，带给观众深入心灵的震撼。该片曾于今年1月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获最佳纪录片剪辑奖，4月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最佳人道主义影片奖。
《南京》是外国导演拍摄的第一部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当我和其他几十位中国观众同时观看这部片子时，听到的除了胶片转动声，就是满场观众的抽泣声。很显然，两位导演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我所知，南京大屠杀也曾殃及到我的家乡，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下辖的句容县）。为此我曾经详细查看过资料，对那段历史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但在观看片子时仍然觉得无比震撼。片子中有几组这样的镜头令人久久难忘——
幸存者常志强老人回忆称，当年他经历这场浩劫时刚满9岁，亲眼目睹自己出生不久的弟弟爬过遍野横尸，还希望死去的母亲能为其哺乳。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一个叫约翰·马吉的西方人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镜头，成为《南京》中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片段。在这段胶片中，受到日本兵残暴摧残的善良中国人满身伤痕：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在病床上苟延残喘；有的头颅未被砍断，颈椎处白骨森森……
《南京》中还出现了1937年日本拍摄的庆贺占领南京的战争宣传片，挥舞大旗的日本兵兴高采烈，歌舞升平。与此对比的，是南京人尸横遍野……多年后，当记录历史的镜头对准当年的日本老兵时，他们苍老的脸孔上，依然看不出是忏悔还是激动。
战争到底让人变成了什么？！
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之所以决定投资这部片子，也许首先是出于一种道德关怀，但在一定程度是缘于绝大部分西方人对那段悲痛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大部分西方人对发生在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闻所未闻。因此，《南京》的播出令西方人震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不少美国观众在圣丹斯电影节上看过该片后，都流着泪陷入深思。我想，它还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样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痛恨战争。
每个中国人都该看的片子
导演、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比尔·古登塔格说：这部电影中最震撼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南京大屠杀目击者在摄像机前的陈述，那些幸存者现在还有少数人健在。“这不是一部剧情片，所以不可以进行艺术上的再加工，我们必须保持它的真实性，才可以把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以后就可能再也不会有幸存者了。”
《南京》主要改编自张纯如作品中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讲述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等人拯救南京市民的英雄主义故事。他们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所谓的超级英雄，他们就是普通人。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离开南京，保护自身安全，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保护他人。因此，《南京》在反映真实历史的同时，其主体意识还是在表达西方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以《辛德勒名单》一片树立了“二战”电影的标杆儿，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的新的认识。在总结“二战”历史时，西方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平民之恶”，它实际上是超出战争概念的对人性的批判。《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恰恰是发现了“平民之善”。也就是说，那些做出丰功伟绩的人们，并不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伟人，他们有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南京》虽然是纪录片，但在这一点上和《辛德勒名单》异曲同工。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最终是战争的胜利者，他们在诠释“二战”时，采取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姿态：尽管讲述的是一出让人痛彻心肺的惨剧，也不忘给人以灵感和激励。
《南京》在拍摄方式也有自己的突破，相对于动辄投资上亿美元的拍摄费用，这部片子仅投资200万美元，可以说是低成本制作。然而，导演却在好莱坞请到了几位腕级演员，加入这部纪录片的演出——让他们朗读那些文字资料。这显然很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展现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那些大牌明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具有相当的观众人缘，他们以半公益演出方式向全世界观众证明：他们在用自己的心去回顾那段历史。
《南京》当然是一部了不起的片子，但那毕竟不是中国人的记忆方式。如果说《辛德勒名单》承载起了人类关于奥斯维辛的记忆，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承载关于南京的记忆呢？其实，拉贝营救中国难民的故事十多年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但至今仍停留在一部《拉贝日记》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很复杂的困境当中，一方面对那段历史痛彻心肺，另一方面又没能拿出真正表现自己民族感情的、获得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可的好作品来。因此我们暂时还必须承认，在“怎样记住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远远没能让世人信服。对于那些屈辱和苦难，满足于一般性的纪念、肤浅的活动、简单而又不断重复的口号，实在是一种智慧缺失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是有重量的记忆方式。乏味的传播历史的方式，不仅消解了历史的深沉与厚重，而且会逐渐使人生厌甚至淡忘。只有那些生动的、有震撼力的作品，才能发出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响。现在《南京》来了，它的成功能否成为一种动力呢？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呢？无论怎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去看一看这部片子，我们应该了解其他民族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
拍出我们自己的《南京》
制片人麦克·雅各布斯说：曾有中国制片人想入股拍摄该片，但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只有89分钟的《南京》的宣传口号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依然有光明存在”。
像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一样，中国人也曾经在“二战”期间救助过其他民族，当时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事何凤山，在整个世界都非常冷酷地对犹太人关闭了大门的时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打开了中国上海的一扇小门……何凤山免费给犹太人发放中国签证，在短时间内有三万犹太人逃到了上海来避难。“二战”结束以后，这三万人基本上全都撤离中国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了以色列复国之后的开国功臣，一直对中国深怀感激。同时，有一位叫杉原千亩的日本女士也在“二战”期间救助过很多犹太人。这些故事都很生动，完全可以拍出我们自己的《南京》。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形式来反思战争，来审视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扭曲，给人类心灵施加的巨大伤害，并且说明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血泪史，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巨大灾难。
如果拿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作个对比：这两个民族受到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不相上下，但犹太人受纳粹压迫的历史被全世界所知晓，相关题材的电影就有上百部，而南京大屠杀却“像是不曾发生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也许是犹太人善于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媒体，而中国与全球媒体的合作却缺少创意。除了吴子牛执导的《1937南京大屠杀》，我们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影片。中国影视界乃至文化界对揭示这一历史真相做得远远不够。
其实现在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性，在不同程度上反省日本的侵华战争。2001年，日本的一家电影公司就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日本鬼子》，他们在这个纪录片当中也采访了很多日本老兵，这些老兵大多数对当年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忏悔。日本老兵东史郎所著的《东史郎日记》也一度成为历史的见证。所有这些，对构成我们拍出自己的《南京》应该说是条件充裕的。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全球将有7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或题材的电影将要拍摄或者上映，中国、美国还有英国很多知名导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题材。其中中国青年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也在拍摄当中。我们期待这部影片能够加深世界其他民族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和认识，反思全人类的这一巨大灾难，并以此为基点呼唤人们关爱生命、热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