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生
　　
　　这是为我爸妈的回忆录、散文诗歌与歌曲集《遥远的歌》所写的序，谨以此文献给病榻中的妈妈，遥祝她安康！
　　
　　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美好，每天下午只要不下雨，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兄弟姐妹去散步，一路上爸爸给我们讲故事，那时我才10岁，听完故事，我还总是“其实”、“然而”地议论一番。有一回我病了,昏昏沉沉似梦一般，听到了爸爸妈妈在谈论我的努力、用功，确信自己是一个好孩子。25年后，我考上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回想往事，我确信，25年前的那天晚上，我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这个集子，以我父亲的回忆录、散文、诗歌以及书信为主线而展开，兼而有我母亲、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还有父母亲的同事、学生的文章，以及父亲的歌曲集。如果说父亲是用故事将我带入诗意的人生，那么母亲则是用歌声将我引入音乐的殿堂，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如今我教我的孩子，唱这首难忘的歌曲，德沃夏克这首《母亲教我的歌》。
　　父亲记事，也是从奶奶的歌声开始的。青年投身抗日文艺又求学于音乐学院，再从事音乐教师事业于海峡两岸；中年蒙难于文革事发又十年冤狱于凉伞岗上；晚年重返工作岗位荣获省优秀教师称号，退休后醉心合唱事业，倾心奉献社会。
　　文集中的书信选，其实只是这个家庭绝大部分已经失散的书信中的一小部分。这里单独一提的，是虽被海峡隔阻，历经半个多世纪，却延绵不断的师生之情。父母亲40年代在台湾教书时的学生来信写道“得悉两位老师的消息，使我感动得哭泣好久。想念老师不知几十年。回忆在彰化女中时，老师突然回大陆，我和惠珍每天哭，上课时每天幻想老师们会突然回来。没想到今天可以看到老师给大家的信。”
　　首届“银城之春”音乐会，我第一次登台独奏钢琴曲《牧童短笛》，那年我7岁。但我发着烧，趴在一位姐姐（爸妈的学生，音乐师范生）的背上去演出，姐姐的头发散着清香，姐姐的背很温柔，我感到了另一种亲情。那是幸福的时光，有许多的哥哥姐姐，爸妈是他们敬爱的老师，而我们则是他们疼爱的小弟妹。每周末都有晚会，我们学会了表演，学会了舞蹈，也学会了编剧，我扮演过雷锋，表演过“十送红军”，观赏过爸妈主演的话剧“小城春秋”，也自编过小舞剧“马兰花”，那各式各样的合唱伴奏，更不能少。数不尽的哥哥姐姐，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快乐，也使“老师”逐渐成为我终身仰慕和追求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事业。多少年后，我拜访了我中学的班主任蔡一鸣老师，他感慨道：“我爸爸是你爸爸的老师，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爸爸又是我夫人的老师，如此三代人70多年的师生之谊，真是难能可贵。”
　　父亲、母亲失去自由后，姐姐的家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窝。我们兄弟姐妹唯有过年时到姐姐家相聚。姐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学音乐教师，那时我已经下乡了，但姐姐仍然每每邀请我参加她组织的学校音乐活动，为姐姐的节目谱曲和伴奏，和她的学生们下乡演出，成了我那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后来姐姐也下放了。天各一方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只有靠书信来寄托那洒落在“我们的田野”里的难以割舍的亲情。至今，我仍然没法想象年仅16岁的小妹在永定田野山涧里那被农民兄弟称为“八管收音机”的歌唱（《鸡罩衫》），唱那支“汗水和眼泪凝成的歌”……。我们家最具音乐天赋的小妹后来再也没有走上专业音乐的路，直至今天每当我听到她那动人心弦的歌声，我的心就会一阵阵发痛，要不是命运的捉弄，小妹该是一个怎样优秀的歌唱家呀。
　　我的书柜里还保存着两封已经发黄的书信，一封是1982年8月26日父亲写给我工作的一位中学领导的。信中写到：“嘉幸获得一个去北京进修的机会，希望你能支持他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在校领导面前美言几句。他的课如果没法安排，那就我来代课，为了孩子学习，我这条老牛还可以再拖两学期（那时父亲平反出狱不久，已是60多岁的人了）”。另一封信是1986年3月8日母亲获悉我能参加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考试复试时写给我的：“得到你参加复试后的来信，我和爸爸都非常激动，爸爸写信时都流泪了，无论你考上与否，对全家都是极大的鼓舞，爸和我一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孩子成为有用的人”。亲情啊，亲情是父母手足无措的期盼，还有那期盼背后因孩子受株连（即使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和我妹还因通不过“政审”高考几试落榜）而痛如刀割的心！
　　父亲一生以歌为生。父亲写歌，“为情、为景、为对象、为好词所动”，是真、善、美维系着父亲对歌的追求。无法想象父亲生而不得歌，“留下空白一片”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但当他“重返人间”所表达的第一个愿望则是“我想好好写几支曲子，我想我会比过去写得好些”。
　　有父母才有我们，让我们追回那已经遥远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