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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总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亲友们在晒家乡的蓝天、白云、草原和从林中采回的山珍。照片中一朵朵棉絮似的云朵在草原的上空中飘浮，好像站在小丘上踮起脚就能碰到头上飘着的一团一团的棉花糖。
几场雨后家乡的草原又被浅蓝、玫红、黄、白、紫等各色小野花妆点了一下，被雨水打湿的草尖和花朵无比的娇美，让我有了回家的冲动。
家乡今年风调雨顺。
大家都说这是今年的旗庆迎来的好兆头。
不怪家乡人都如此兴奋和高调，因为一连几年的干旱，使家乡的河水断流，草木干枯，人们都哀叹不已。去年我因差事回到家乡，顺路去了趟兴安岭的森林中，脚下的土地是干硬的，林中的草儿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头都打着蔫。盛夏的时节，落在地上的树叶已晒成了干，踩在脚下发出了“咔咔”的声音，当时的情景实在令人心疼。
今年自初春甘霖不断，久旱的森林和草原终于迎来了绿意盎然，充盈的雨水也恢复了舒缓的河流。家乡的人们难掩喜悦之情，纷纷拿出手机分享草原上的美景、大小那达慕和各种祭祀活动，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喜悦。
今年是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六十周年，整整一个甲子轮回。鄂温克族人口约三万，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也是跨境民族。鄂温克人历来自称“鄂温克”，却从不自称“索伦”“通古斯”“哈木尼堪”“雅库特”“特格”“洪库尔”等。当时中国境内有三个部落都自称是鄂温克人。鄂温克人很久以来期望以“鄂温克”作为自己的族称，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新中国建立后，满都呼、沙陀等鄂温克老干部们多次向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提出三个分支愿统一称为“鄂温克”的愿望。这个提议得到了重视，从一九五五年起自治区开始组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鄂温克人民的意见。一九五八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尊重了鄂温克族全体族群的共同愿望，统一并恢复了这一古老的族称，即鄂温克族。同年八月一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
鄂温克人千百年来的心愿终于得到了实现。
建旗六十周年的这一历史时刻，牵动着每一个鄂温克人的心。
今年五月，迎接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六十周年的绘画摄影展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拉开了序幕，在首府工作生活的鄂温克人得到了消息后都身着盛装去观展，成为了展会的另一道风景，我也和好友相约着去看了展览。
我们边走边聊，摄影作品从黑白照片到高清彩色照，作品展现了从早期的较为单一的狩猎、畜牧业经济发展成了今天的现代化的多种经济的状态。民族历史文化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挖掘、保护和发展，内容多样化，也越来越精美了。
我们看着图片中熟悉的人和风景不免欣喜和感叹。与以往的信息闭塞和交通不便相比，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家乡的面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网络、数码设备如此发达的今天，捕捉、记录和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彩成为了唾手可得的事情。
“咦？”好友拉长了声调，“快看，这不是咱们小镇的航拍图么？”
“对啊！你看，这里正是我的家呀！”我指着一群楼房惊叹道。
这个航拍图，标注时间为2010年，这是内蒙古著名的航拍专家诺敏老师自驾小飞机时用哈苏相机俯拍的。
好友也兴奋得成了孩子，她高兴地数着我们小镇的大马路、二马路、电影院、旗政府办公楼、海兰察公园、街心公园，还找着了她的家……
现在的小镇有了好几个公园，夏季里人们来到公园的树丛中纳凉，孩子们在公园的小广场上滑旱冰，冬季也有人在公园里走路、锻炼。
街心公园取代了小镇曾经的供销社，人们过去称它为大商店，它在小镇的七零后和八零后们的脑海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每次回到家乡路过街心公园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爱恨交织的感觉，只因它替代了我的大商店。
大商店门头很高，有點仿石头墙的味道，最高处的正中间是突出的五角星，两边突出的字分别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当时对于年幼的我，这里是最富吸引力的地方。这里有太多的味道令我着迷。一进门，酱油、醋、白酒的味道扑鼻而来。售货员会用一种特殊的勺子舀出醋，灌在你带去的瓶子里。
柜台里摆放着又香又软又甜的糕点，还有爷爷爱吃的鞋垫状撒了白砂糖的点心。妈妈每次买带铁罐子的烧鸡分别给姥姥和爷爷，我虽然也很想尝尝，但是认为人老了才能吃。
大人们去大商店，我就跟着。在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常顺着玻璃柜台点货般地将所有商品收进眼底，不知不觉地远离了他们，不一会儿就被他们大声地叫回来。
大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仿佛它就是传说中的宝库，让我永远看不够。有漂亮图案的搪瓷脸盆一个挨一个面朝顾客的方向被整齐地摆在货架上。颜色各异、高低不同的鹿牌暖壶也被齐齐地排在货架的最高处，当然图案也对着顾客。友谊雪花膏和海鸥洗头膏是妈妈和姨们的最爱，她们还会给我捎上小铁盒的润肤脂。化妆品柜台上摆放着几种头油，其中一种头油里面还插着一朵花，我非常想得到那朵花，可是妈妈不肯买头油。
大商店里还有做衣裤的深色布料，也有花布和做袍子用的素色布。姥姥对这些布爱不释手。她腿脚不好，却拄着拐棍在卖布的栏柜边驻足不前，最后让售货员给扯一块布。售货员阿姨用长长的木尺子量一下，用扁平的粉笔画一下，又剪了一小头，“嘶”地扯下来叠好递给了姥姥。姥姥将它夹在腋下，拄着拐杖，拖着弯曲的老腿慢慢地走回家，幸亏那时小镇并不大。
姥姥的大半辈子在森林和草原中度过，经历过无数个严寒酷暑，后来舅舅在小镇安家，她也成为了小镇的一员。姥姥的弟妹来舅舅家看望姥姥，她羡慕姥姥享了福，更佩服姥姥能说出新闻联播上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她说一个她都叫不出来。
那时，小镇里大多是平房，姥姥家有大院。姥姥在大门口用板子钉了一条长椅固定在那里。她爱用缝纫机缝衣服，但她缝累了就走出院子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经过小巷的人都知道有个老太太经常坐在大门外。姥姥说里头闷，要在院外透透气。 我如今还能回想起姥姥头戴医用的白帽子，茶色变色镜两侧有一条长长的链子挂在脖子上，她一手拄着拐杖坐得很直。邻居家的杨树叶在春风中沙沙作响。我从远处走近她，她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她没认出我，走到跟前我给她行了个礼，呼唤了她，她笑了。我挨着姥姥坐下，把头依在她的肩膀上，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旱烟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初中生了。
姥姥在的时候，特别会讲故事。记得一次我和妈妈陪她去圣泉疗养，在大山下的泉水旁。我经常看到她身边聚了一堆人。她用颠三倒四的汉语给人们讲着什么，人们把她围在中间席地而坐，听得津津有味。
在她身边的时候，我也爱听她讲故事。多少个夜晚，我在黑暗中看着姥姥的长烟袋头上时明时暗的火炭，听着她咬着烟袋嘴讲的故事慢慢进入梦乡。姥姥的故事很有趣，她告诉我满天星辰中都有代表我们自己的星星。她的故事里有萨满、喇嘛、她的好姐妹、她的童年和她双目失明的姥姥，还有离开我们的姥爷。
有时候，姥姥上气不接下气地笑着说往事，也有时她提到一些人和事儿的时侯声音一变抽泣了。
她常说，我们鄂温克人的命苦，我们都是从战场上取回来的孩子。
其实这些年，我在闲暇时会慢慢想起姥姥的故事，她的故事里也许还有我的过去和未来。
我经常怀念姥姥，她曾悄悄地和我说，特想去天安门看看。长大后的我经常后悔没来得及帮她实现这个愿望。今天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想，如果姥姥还在，我一定要带她一起来。
我和好友在一些老照片里看到了早年举办旗庆的主席台，它是一座白色的二层建筑，风里雨里它矗立在小镇的南端很多年，一直是小镇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
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林区回到小镇，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看到它，我就开心，因为马上可以看到姥姥了。主席台的周围全是高高的马兰花，上小学时我和表弟们去那里玩，他们去捉蝈蝈，我坐在花中编马兰，他们根本看不到我，临走时他们说对了暗号，我才肯起身。
我们还曾越过围栏爬上主席台，眺望远方的蓝天、白云和青山。如今那里已被宽敞的外环路和一个星级酒店所替代。高大气派的主席台和国际化的赛马场已经在小镇东边的大河旁重新安了家。
我有一张鄂温克族自治旗三十年大庆时的照片，远处的背景是正举办庆典的主席台。我和两个表弟蹲在马兰花前。微微发黄的相片让我想起了那天的点滴经过。那时我们还没上小学，小表弟更是刚会说话。那天出门前，他哭着要了我的裙子，照片中他穿裙子乐呵呵的样子被定格了下来。
对于小孩子来说，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哪里都像家。主席台两侧的大喇叭说着些什么，我们听不清也听不懂。我们只在乎人群中推自行车用棉被包裹著卖奶油雪糕的人。我眼尖，看到了主席台东侧正在卖着只有盟里那大百货商店才有的不停翻滚在透明器皿里的饮料，冰凉口感让我们在炎热的天气里打了一个激灵。
中午到了，大人们开始找餐馆，主席台背面有多个用帆布临时搭建的餐馆。我们走了几家最终选定了一家，大人们点了一大盘手把肉。我们被安排在一张桌子旁，椅子下面的草地还不太平整，我差点摔了个仰面朝天。我们洗了手，我的手终于摆脱了吃零食后黏黏糊糊的感觉，因为干手帕总也擦不干净。
帆布餐馆只有手把肉和馅饼，我看见舅舅从一大洗衣盆凉水里揪出了一瓶海拉尔啤酒，开盖倒进了印花的小玻璃杯里，白色的沫子沿着杯子流了出来。
下午，我们又回到炎热的会场，小表弟已经在姥姥的怀里睡着了。他们围坐在地上看博克比赛，我们根本看不懂，所以只能抓蚂蚁玩。后来，姥姥的弟弟，高大的舅姥爷手里牵着骆驼来到会场找到了我们，原来他获得了老年博克的冠军，骆驼是他的奖品。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才乘坐舅舅的212吉普车回到了家里。我如获珍宝一样轻抚着妈妈给买的一条金灿灿的项链，不料又被小表弟看见追着抢，没两天，项链的金色掉光了，但我还记得初见它时的金光闪闪。
我们在各类作品中穿行，就像在时光中行走。一幅幅简单的作品承载着一个民族、一段岁月的记忆。
我和好友相约，要在家乡最美的八月回家，去森林里采野果、喝山泉，还要去草原上看白云、喝奶茶。
责任编辑 王冬海
几场雨后家乡的草原又被浅蓝、玫红、黄、白、紫等各色小野花妆点了一下，被雨水打湿的草尖和花朵无比的娇美，让我有了回家的冲动。
家乡今年风调雨顺。
大家都说这是今年的旗庆迎来的好兆头。
不怪家乡人都如此兴奋和高调，因为一连几年的干旱，使家乡的河水断流，草木干枯，人们都哀叹不已。去年我因差事回到家乡，顺路去了趟兴安岭的森林中，脚下的土地是干硬的，林中的草儿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头都打着蔫。盛夏的时节，落在地上的树叶已晒成了干，踩在脚下发出了“咔咔”的声音，当时的情景实在令人心疼。
今年自初春甘霖不断，久旱的森林和草原终于迎来了绿意盎然，充盈的雨水也恢复了舒缓的河流。家乡的人们难掩喜悦之情，纷纷拿出手机分享草原上的美景、大小那达慕和各种祭祀活动，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喜悦。
今年是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六十周年，整整一个甲子轮回。鄂温克族人口约三万，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也是跨境民族。鄂温克人历来自称“鄂温克”，却从不自称“索伦”“通古斯”“哈木尼堪”“雅库特”“特格”“洪库尔”等。当时中国境内有三个部落都自称是鄂温克人。鄂温克人很久以来期望以“鄂温克”作为自己的族称，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新中国建立后，满都呼、沙陀等鄂温克老干部们多次向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提出三个分支愿统一称为“鄂温克”的愿望。这个提议得到了重视，从一九五五年起自治区开始组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鄂温克人民的意见。一九五八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尊重了鄂温克族全体族群的共同愿望，统一并恢复了这一古老的族称，即鄂温克族。同年八月一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
鄂温克人千百年来的心愿终于得到了实现。
建旗六十周年的这一历史时刻，牵动着每一个鄂温克人的心。
今年五月，迎接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六十周年的绘画摄影展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拉开了序幕，在首府工作生活的鄂温克人得到了消息后都身着盛装去观展，成为了展会的另一道风景，我也和好友相约着去看了展览。
我们边走边聊，摄影作品从黑白照片到高清彩色照，作品展现了从早期的较为单一的狩猎、畜牧业经济发展成了今天的现代化的多种经济的状态。民族历史文化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挖掘、保护和发展，内容多样化，也越来越精美了。
我们看着图片中熟悉的人和风景不免欣喜和感叹。与以往的信息闭塞和交通不便相比，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家乡的面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网络、数码设备如此发达的今天，捕捉、记录和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彩成为了唾手可得的事情。
“咦？”好友拉长了声调，“快看，这不是咱们小镇的航拍图么？”
“对啊！你看，这里正是我的家呀！”我指着一群楼房惊叹道。
这个航拍图，标注时间为2010年，这是内蒙古著名的航拍专家诺敏老师自驾小飞机时用哈苏相机俯拍的。
好友也兴奋得成了孩子，她高兴地数着我们小镇的大马路、二马路、电影院、旗政府办公楼、海兰察公园、街心公园，还找着了她的家……
现在的小镇有了好几个公园，夏季里人们来到公园的树丛中纳凉，孩子们在公园的小广场上滑旱冰，冬季也有人在公园里走路、锻炼。
街心公园取代了小镇曾经的供销社，人们过去称它为大商店，它在小镇的七零后和八零后们的脑海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每次回到家乡路过街心公园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爱恨交织的感觉，只因它替代了我的大商店。
大商店门头很高，有點仿石头墙的味道，最高处的正中间是突出的五角星，两边突出的字分别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当时对于年幼的我，这里是最富吸引力的地方。这里有太多的味道令我着迷。一进门，酱油、醋、白酒的味道扑鼻而来。售货员会用一种特殊的勺子舀出醋，灌在你带去的瓶子里。
柜台里摆放着又香又软又甜的糕点，还有爷爷爱吃的鞋垫状撒了白砂糖的点心。妈妈每次买带铁罐子的烧鸡分别给姥姥和爷爷，我虽然也很想尝尝，但是认为人老了才能吃。
大人们去大商店，我就跟着。在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常顺着玻璃柜台点货般地将所有商品收进眼底，不知不觉地远离了他们，不一会儿就被他们大声地叫回来。
大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仿佛它就是传说中的宝库，让我永远看不够。有漂亮图案的搪瓷脸盆一个挨一个面朝顾客的方向被整齐地摆在货架上。颜色各异、高低不同的鹿牌暖壶也被齐齐地排在货架的最高处，当然图案也对着顾客。友谊雪花膏和海鸥洗头膏是妈妈和姨们的最爱，她们还会给我捎上小铁盒的润肤脂。化妆品柜台上摆放着几种头油，其中一种头油里面还插着一朵花，我非常想得到那朵花，可是妈妈不肯买头油。
大商店里还有做衣裤的深色布料，也有花布和做袍子用的素色布。姥姥对这些布爱不释手。她腿脚不好，却拄着拐棍在卖布的栏柜边驻足不前，最后让售货员给扯一块布。售货员阿姨用长长的木尺子量一下，用扁平的粉笔画一下，又剪了一小头，“嘶”地扯下来叠好递给了姥姥。姥姥将它夹在腋下，拄着拐杖，拖着弯曲的老腿慢慢地走回家，幸亏那时小镇并不大。
姥姥的大半辈子在森林和草原中度过，经历过无数个严寒酷暑，后来舅舅在小镇安家，她也成为了小镇的一员。姥姥的弟妹来舅舅家看望姥姥，她羡慕姥姥享了福，更佩服姥姥能说出新闻联播上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她说一个她都叫不出来。
那时，小镇里大多是平房，姥姥家有大院。姥姥在大门口用板子钉了一条长椅固定在那里。她爱用缝纫机缝衣服，但她缝累了就走出院子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经过小巷的人都知道有个老太太经常坐在大门外。姥姥说里头闷，要在院外透透气。 我如今还能回想起姥姥头戴医用的白帽子，茶色变色镜两侧有一条长长的链子挂在脖子上，她一手拄着拐杖坐得很直。邻居家的杨树叶在春风中沙沙作响。我从远处走近她，她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她没认出我，走到跟前我给她行了个礼，呼唤了她，她笑了。我挨着姥姥坐下，把头依在她的肩膀上，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旱烟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初中生了。
姥姥在的时候，特别会讲故事。记得一次我和妈妈陪她去圣泉疗养，在大山下的泉水旁。我经常看到她身边聚了一堆人。她用颠三倒四的汉语给人们讲着什么，人们把她围在中间席地而坐，听得津津有味。
在她身边的时候，我也爱听她讲故事。多少个夜晚，我在黑暗中看着姥姥的长烟袋头上时明时暗的火炭，听着她咬着烟袋嘴讲的故事慢慢进入梦乡。姥姥的故事很有趣，她告诉我满天星辰中都有代表我们自己的星星。她的故事里有萨满、喇嘛、她的好姐妹、她的童年和她双目失明的姥姥，还有离开我们的姥爷。
有时候，姥姥上气不接下气地笑着说往事，也有时她提到一些人和事儿的时侯声音一变抽泣了。
她常说，我们鄂温克人的命苦，我们都是从战场上取回来的孩子。
其实这些年，我在闲暇时会慢慢想起姥姥的故事，她的故事里也许还有我的过去和未来。
我经常怀念姥姥，她曾悄悄地和我说，特想去天安门看看。长大后的我经常后悔没来得及帮她实现这个愿望。今天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想，如果姥姥还在，我一定要带她一起来。
我和好友在一些老照片里看到了早年举办旗庆的主席台，它是一座白色的二层建筑，风里雨里它矗立在小镇的南端很多年，一直是小镇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
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林区回到小镇，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看到它，我就开心，因为马上可以看到姥姥了。主席台的周围全是高高的马兰花，上小学时我和表弟们去那里玩，他们去捉蝈蝈，我坐在花中编马兰，他们根本看不到我，临走时他们说对了暗号，我才肯起身。
我们还曾越过围栏爬上主席台，眺望远方的蓝天、白云和青山。如今那里已被宽敞的外环路和一个星级酒店所替代。高大气派的主席台和国际化的赛马场已经在小镇东边的大河旁重新安了家。
我有一张鄂温克族自治旗三十年大庆时的照片，远处的背景是正举办庆典的主席台。我和两个表弟蹲在马兰花前。微微发黄的相片让我想起了那天的点滴经过。那时我们还没上小学，小表弟更是刚会说话。那天出门前，他哭着要了我的裙子，照片中他穿裙子乐呵呵的样子被定格了下来。
对于小孩子来说，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哪里都像家。主席台两侧的大喇叭说着些什么，我们听不清也听不懂。我们只在乎人群中推自行车用棉被包裹著卖奶油雪糕的人。我眼尖，看到了主席台东侧正在卖着只有盟里那大百货商店才有的不停翻滚在透明器皿里的饮料，冰凉口感让我们在炎热的天气里打了一个激灵。
中午到了，大人们开始找餐馆，主席台背面有多个用帆布临时搭建的餐馆。我们走了几家最终选定了一家，大人们点了一大盘手把肉。我们被安排在一张桌子旁，椅子下面的草地还不太平整，我差点摔了个仰面朝天。我们洗了手，我的手终于摆脱了吃零食后黏黏糊糊的感觉，因为干手帕总也擦不干净。
帆布餐馆只有手把肉和馅饼，我看见舅舅从一大洗衣盆凉水里揪出了一瓶海拉尔啤酒，开盖倒进了印花的小玻璃杯里，白色的沫子沿着杯子流了出来。
下午，我们又回到炎热的会场，小表弟已经在姥姥的怀里睡着了。他们围坐在地上看博克比赛，我们根本看不懂，所以只能抓蚂蚁玩。后来，姥姥的弟弟，高大的舅姥爷手里牵着骆驼来到会场找到了我们，原来他获得了老年博克的冠军，骆驼是他的奖品。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才乘坐舅舅的212吉普车回到了家里。我如获珍宝一样轻抚着妈妈给买的一条金灿灿的项链，不料又被小表弟看见追着抢，没两天，项链的金色掉光了，但我还记得初见它时的金光闪闪。
我们在各类作品中穿行，就像在时光中行走。一幅幅简单的作品承载着一个民族、一段岁月的记忆。
我和好友相约，要在家乡最美的八月回家，去森林里采野果、喝山泉，还要去草原上看白云、喝奶茶。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