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有关我国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国内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目前，我国高达7万多亿元的庞大居民储蓄①和不断扩大的银行存贷差②，表明将引进外资用以解决我国储蓄－投资缺口的解释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也远未带来预期的成效③，那么千方百计引进外资的动机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一、内需动力的衰减与对外资依赖的相关性
2000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458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388％④，由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失业给国家社会政治带来的沉重压力。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账近14万亿元⑤，然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达25%⑥。银行实际坏账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7，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肯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风险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账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一日的强烈需求。80年代，我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企业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不断地涨工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以及通过财政贴息方式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保持了企业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电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由于承包制负盈不负亏，企业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激励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资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中央计划在下达过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导致实际投资发生放大效应。地方政府与所辖国有企业在“块”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必然滋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维持落后的生产和技术以及相应的就业。资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纷纷投资“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业项目，并控制本地资金外流，造成投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许多行业出现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低技术、高成本的重复建设。在一些投资较大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如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生产线的引进上，同一类型的技术和设备被各地竞相重复引进，很快导致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从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权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国内市场统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资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强其政治权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实施行政控制或干预的跨地区的企业间购并，包括有竞争力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使得市场退出机制难以形成和启动；加之当时存在着向国有银行转嫁企业亏损的便利条件和政治环境，落后企业得不到及时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区间产业布局的严重雷同⑧，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为0935，而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则高达0979⑨。这不仅使地区间难以进行经济协作、实行规模经营，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还埋下了市场需求不振时，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设壁垒恶性竞争的隐患。资源上浪费之大和配置上的低效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总体上的经济短缺暂时掩盖了投资的低效。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接近饱和，同时在国家抑制通胀的政策下，国内消费增长趋缓，开始出现结构性商品过剩。但经济仍有局部短缺，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使国内储蓄上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档次提高，而国有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经营亏损和企业间相互拖欠。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促使经济复苏的措施，如放松银根、在国企中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1991年），因不触及国企改革的根本而无济于事。这时，放权让利后比重不断下降的国家财政已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为维持社会稳定，国有银行承担起了向亏损企业输血的功能。
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空前热情。投资拉动是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高至682%。但实际上由于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使得土地和房地产投机有暴利可图，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进了房地产的开发，甚至不少工业企业将生产性贷款拿去做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房地产热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兴旺和部分社会就业，这些投资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消费，因而使经济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由于国企改革始终解决不了其内在的运行机制上的缺陷，国有企业缺乏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买方市场条件下（如80年代末需求相对不足引起的市场萧条）进行调整、改造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其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依赖消费的膨胀来解决。而1992－1993年投资引发的社会消费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机提价和恢复满负荷生产能力的机会，提价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消费基金（包括销售费用的膨胀和奖金、福利的发放），因而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仍然很低。
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对外部需求膨胀的过度依赖，刺激了企业在繁荣期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再度过剩。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市场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不足，开始反逼企业削减工资和福利，导致消费萎缩，企业重新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由于投资低效和萧条时的企业亏损，累积成巨大的银行呆坏账，足以威胁到国家金融运行的安全，国有企业普遍的高福利再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不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消费膨胀从此消失，虽然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338％，下岗、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预期，使经济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90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⑩，产出大量增加，导致买方市场迅速形成，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与国内企业进行“替代性”竞争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1997年市场全面饱和，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到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的供求状况的最新调查发现：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8％，供小于求的商品仅占2％11。国内技术落后、规模过小的大量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2/3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12，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迅速下滑（见表一）。
在1992年的投资高潮中，作为投资主体、不用顾忌投资后果的大批国有企业介入房地产业，使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乱集资、乱拆借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由投资拉动的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地产泡沫迫使中央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整顿经济秩序。
“双紧”政策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国内企业投资的相对萎缩恰被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填补。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它们深受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鼓舞。随着1992年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1992－1997年跨国公司投资大量增加，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但是，跨国公司投资表现出与80年代外商投资的很大差异。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资为主，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跨国公司则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进入中国市场，即与我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其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优势给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贵族化”，保持了消费市场的活力，并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但同时也将国际竞争引入国内市场，使大批同行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挤垮，从而对我国产业的成长形成巨大冲击。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我国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到1996年，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被跨国公司控制13。
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积压，银行呆坏账猛增，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亿元，本息累积至今至少翻番。加上75％的贷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放的大量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安定团结”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坏账累累，资本充足率仅为3％14，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比率，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虽然国家信用和金融垄断维持了居民储蓄存款的信心，但如果继续无限制地对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最终必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因此，从1993年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到了对银行信贷人员搞“贷款终生负责制”的极端地步，这是一种过度的矫枉过正，任何国家的银行，包括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西方跨国银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贷控制上的万无一失，关键在于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技巧和管理水平，把坏帐发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但国家的一些政策很不协调，为对付正常的信贷风险，银行必须提取坏账准备金，而国家为了从银行汲取足够的税收，又不允许提足准备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准备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资银行，这必然产生银行经营行为的保守化——为规避风险（如银行踊跃购买国债）和相应的政治责任，实行“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这也会令一些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在市场竞争力、但暂时缺少流动资金的企业因得不到及时的金融支持而面临绝境。有一些这样的企业因此走投无路，被迫放弃自身品牌与外商合资、或干脆被兼并，以获取外方资金的注入。这对于银企双方均无益处，国有银行的过度谨慎也不利于其在竞争中抓住机遇，提高经营能力。
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账，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倒闭、破产的高潮。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工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购买力明显萎缩。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产品全面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下降。一方面，差的企业由于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无法继续投资；另一方面，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谨慎，有些企业干脆将利润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即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力图回避竞争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有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致使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这样的企业同样无法应对国际竞争。
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内信用的严重倒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是一国工商业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积淀，系一国特有的企业行为规范和现代国家经济立法的一个来源，而法律又决定着商业伦理的演化和发展。只有法律的有效实施才能真正培养企业重约守信的合同意识；如果法律实施不当，就会影响到企业行为的方式，使商业伦理发生扭曲。没有适当的商业伦理约束的企业就会视法律为儿戏，从而削弱法律的权威。因此，法律和商业伦理应相辅相成，规范企业行为和交易规则，最终才能建立起经济信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方赊账是相当普遍的销售方式，是对采购方的一种融资支持，采购方的发展壮大等于生产方市场的扩大。采购方提前或延迟付款都受到合同上订明的利息奖罚条款的约束，双方的合同利益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但在中国，赊账意味着有可能被长期拖欠甚至赖账，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买卖风险之大超出企业所能控制的范围，交易双方互不信任，于是出现了交易方式的倒退。这对于我国经济是个重大损失，因为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和交易的原始化，意味着一些有良好信用的购买方因资金困扰而不得不放弃交易机会，这反过来等于生产方机会成本的增加，以致降低了企业间交易需求，使国内市场出现萎缩。
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企业的信用意识，与其说是经济意识，不如说是政治觉悟。改革开放后，经济信用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预司法对本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利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标。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导致地区间在处理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千方百计寻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合同订得再严密，也比不上司法袒护更能保全企业利益。于是企业都希望有关合同争议的诉讼、审判在自己的地盘进行，都对异地判决和执行忧心忡忡。在经济繁荣、企业资金相对充裕时，信用问题并不突出；经济一旦转入萧条，企业资金短缺，相互拖欠的“三角债”问题就相当令人头疼。在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诉诸法律某些时候在政治上往往不可取，例如法院不可能判决一家欠债的大型国企破产还债，债权方收不回款，只好从以后的利润中冲减，或变成其所在国有银行的坏账。
在这样的司法、执法体制下，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对本地企业的偏袒不是对法律的公正适用，而是对法律的滥用。经济合同远不如人情、关系显得可靠、重要和更有信用，随着竞争加剧和贷款越来越难，国有企业更承受不起资金的拖欠，即便是库存堆积如山也不愿意放账，坚持要求购买方提前支付部分预付款、甚至全款、或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干脆以货易货，这对于资金普遍短缺的国内企业来说，无异于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
同时假冒伪劣等各种经济欺诈行为层出不穷，却因与地方存在着利益关系而得到纵容和默许，国家法律对此无能为力，迫使正当经营的企业也不得不从事一些非法经营，如走私，以维持生存。这种现象被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它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
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使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迫使企业纷纷转向风险小得多的出口贸易，这是我国近十年来出口和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的一个特殊原因。在进口贸易上，国有外贸企业则尽量回避自营进口业务，虽然该业务的表面利润相对要高得多。这是因为自营进口需要外贸企业垫付资金，用户在货到口岸时常以缺乏资金为由，要求先行提货、待加工出成品售出后立即归还欠款和利息。由于口岸仓储等各项费用极高，外贸公司往往不得不同意放货赊账，但灾难可能从此降临。某些品质恶劣、缺乏职业操守的用户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有些欠款从此再也追不回来，一些外贸企业甚至因此一蹶不振。
这是国内信用失效在自营进口贸易的国内交货环节上（即国内贸易部分）的反映。然而，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国外贸系统推行的承包制的激励下，演化为恶性的内部竞争。单价暴跌、数量猛增，相当于我国资源的大奉送，不仅无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国际上遭到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报复。受到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也难以增加利润。因此，我国的出口实则为“创汇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出口依存度居大国之首，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我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粗放型的出口将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
规模增长但效益低下的出口可以增加国家的总产出，却对就业增长作用甚微，这与国内投资的低效所造成的就业增长低如出一辙。胡鞍钢的研究表明：我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之势。80年代，就业弹性为032，而到了90年代中期，就业弹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业弹性更降至00515，产出增长已难以有效地增加社会就业。
权力广泛介入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使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与信用的失效以及腐败交互作用、彼此加强，导致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求稳化。个人投资者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去直接面对腐败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使社会资金越来越多地进入证券市场，使实业投资失血严重。实业投资的衰落从任何意义上讲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危害到社会就业和国家产业根基。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经营者大多素质低下的私营企业，与产生信用失效的经济政治体制相互利用，在市场短缺的时候收益巨大。但它们既无素质通过引进现代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也难以承受“劣币驱逐良币”的成本，去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它们在不断加大的国内竞争面前，更埋头于靠钻空子短期内捞一把了事。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有二：实现充分就业，和保证人民从经济增长中普遍受益。而从1994年以来，中国改革转变为“零和博弈”，无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已发展成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高达043～044，中国已成为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其原因是90年代以来，权力大规模介入市场，成为个人或小集团以改革之名捞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某些官员、国企领导人和私营企业主甚至部分外商及诈骗分子相互勾结，疯狂掠夺国有资产。同时通过设租和寻租，扭曲市场秩序，趁乱捞取社会财富，如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少国有企业被掏空，导致国家财政拮据，无力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制，工人被无情地抛向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
大量失业造成国内消费萎缩和社会的动荡，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日益猖獗的腐败为国法和道义所不容，腐败分子遂将资产向境外转移。私营企业同样畏惧社会动荡的前景，也不作长期打算，尽量短期内大赚一把，同时悄悄地向外转移资产，这就表现为我国在90年代愈演愈烈的资本外逃。杨帆估计，整个90年代里外逃资本数额达到上千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和，私人资本外逃规模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16。
信用失效和严重的腐败大大降低了国内企业的投资愿望和能力，这就出现了在1998年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困难，而实行类似“罗斯福新政”的积极财政政策，即修改了原定的压缩赤字的财政预算目标，大量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时，无法带动社会投资的倍数增长，使投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失灵的现象，甚至对市场信号反应最灵敏的私营企业也几乎没有增加投资。加之通货紧缩的原因，民间投资难以启动的困境一直延续至今17。
对国内经济形势产生的焦虑不安转化为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放松信贷的强大舆论压力，而一旦放松，信贷失控和坏账又将激增，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国家化解金融风险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因此在中央干预下终未失控。但国有部分的总投资确实有了较大增长，主要源于国债投资的配套投资需求，从而使当年GDP增长勉强达到接近8％的目标。不过在政府投资体制未发生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匆忙进行的国债投资在腐败的侵蚀下，成效极其低下。在层层转包过程中，贪污、挪用、收受贿赂十分惊人，工程质量堪忧。由此可见，我国现行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同样难以避免低效和惊人的浪费，将损害国家长期的福利。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步发生18，远远超出了国家运用现有体制手段重振经济的能力，而不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就无法建立，就无法为任何企业提供较为可靠的长期投资的市场预期，从而无法动员起一切内需潜力支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德、日等后起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国产业发展优先于市场开放，开放程度随本国产业的成长而加强。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上述三国，迄今为止，进出口依存度大约在20％左右，反衬出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19。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有关国际经验均表明，实现国家富强的最根本出发点在于迅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和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对症下药着力改革现存体制20。
困扰目前改革的主要因素是：一、利用体制弊端获得巨大实利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现状，这是进一步改革所要面临的最大阻力；二、某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因缺乏瞻前顾后的系统思维和长远眼光，出台前考虑不尽周全，造成实施的结果背离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三、国内尚存在着动辄将问题泛政治化的“极左”思潮的残余影响21，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不彻底的表现。这种泛政治化往往利用中国人思维上易于偏执和极端化的国民性弱点，人为设置诸多不必要的讨论禁区，导致治国智慧和国民思辩能力趋于僵化、甚至倒退，使得改革开放出于对以往长时期“左”的思潮及其实践的矫枉过正，无法避免地带有过于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22。这恰恰不利于整个民族以真正开放的思维、宏大的气度和非凡的智慧来推行改革开放；四、在决策体制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既落后、又畸形化。领导者偏好的决策体制和相应的依附型决策咨询体系，造成国家决策过程严重缺乏透明性、开放性和科学性，极易产生决策失误和政府行为的短期化，而且一旦出现失误又难以纠正，以致于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能力远远不足以预见并从容应对新产生的问题，和应付新老问题相互交织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局面。
由于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大的体制障碍，重塑经济信用和商业伦理，重建市场秩序，统一国内市场，恢复公众和投资者信心，以激活国内经济活力和内需潜能，所必须进行的分权体制、政治-法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触及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源的深层次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风险相当大。而在当前的内外挑战和诸多压力下，经济增长一刻也不能减慢，否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经济后果，于是对更大规模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寄予厚望。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蓄意推销的全球化福音成为国际主流经济思想，也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
因此，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我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动国内改革，在现有的决策思维框架内，自然成为很合乎逻辑的最佳战略选择和眼下唯一的良策。以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正是在这一考虑下展开的，虽然是用加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23。问题在于，入世将带来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变化就是内外市场迅速趋向统一和竞争的国际化。在我国产业竞争力未发生根本转机的情况下，匆忙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能够推动我国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吗？
二、入世：幻觉与现实
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方在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的分配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加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反过来又形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达成的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悍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实力相当，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则可能成为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经济实力悬殊，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被进一步强化的经济从属地位的美丽托辞。然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可以运用排他性的主权权力，根据国家利益的要求权衡并决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以最小的让步争取最大的利益。
迄今为止，中国引进外资一直是在没有加入世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并未妨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入世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极大提高，在经济技术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能否促使我国民族工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根本地要靠我国的产业实力，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决心和愿望、甚至一相情愿的幻觉上24。应当基于我国的产业实力确定入世的谈判策略。也就是说，让步的底线即我国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
严峻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尽管我国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我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甚至在我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丧师失地，足以令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怀疑25。
在产业政策、企业自主权、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等多方面受到国家扶持、最能代表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尽管在产值、应用现代技术、提高职工技能、学习国际金融知识、以及与跨国公司合作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它们在拥有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和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等方面均未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大公司，即便是在最基本的衡量指标上，如销售收入、利润、研究与开发（R&D）投入，与同行业西方跨国公司相比，都存在着惊人的差距。
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飞跃，从而使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全球工商业革命（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其特征是：通过推动世界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展开规模空前的企业跨国并购（M&A）；通过在R&D、营销和品牌塑造方面的巨额投入，形成难于比拟的技术和营销优势；建立全球采购系统（包括若干家大公司共享的互联网采购网络），大幅度降低成本。这场新的产业革命极大地加强了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一流的企业组织体制和技术创新体系，使其成为这场产业革命的领导者和领先者26。
在我国，国企改革由于复杂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长期以来坚持国有控股，始终解决不了“所有者缺位”的难题，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这就几乎无可避免地形成对经营者的无限授权，导致“内部人控制”和政府对企业监督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而国家控股又造成政府部门对企业干预的随意性、甚至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自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政策目标的冲突27，使“政企分开”成为空谈。因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难以保持持续性，企业丧失追求所有者价值最大化（Maximize Shareholders value）的动力和热情，而热衷于在最短的时期内追求个人权力和收入最大化，以致于企业战略28（Corporate Strategy）难以适应和配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同样表现出非持续性。这一因素与前文述及的不利于我国企业间并购的体制制约、以及出口竞争力较差、国内基础设施落后造成交易成本高企等因素交互作用，促使企业纷纷开展相关性不大的多种经营。但资源因此被大大分散，没有规模经济可言，除了总产出和职工人数可与西方跨国公司媲美外，整体毫无竞争优势，这与发达国家企业纷纷将资源用于加强核心业务的国际潮流完全相悖，不仅使企业在高附加值生产上无力与进口品和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产品竞争，限制了其再投资的能力，堕入生产规模和投资交互萎缩的恶性循环；而且庞大的职工总数造成成本居高不降，直接影响到企业竞争力，平均工资的低下又对推行有效的薪金激励制度构成政治障碍，造成有才能的员工纷纷跳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我国产业不仅在高技术的航空工业、电力设备、制药业和中等技术的石化和汽车零部件工业，甚至在一般技术的钢铁工业的高附加值部分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巨头相比，差距在过去的近20年中进一步扩大29。
中国加入世贸的承诺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使中国成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其实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于1994年签署的乌拉圭回合有关协定，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纳入即将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新的申请方只有一揽子接受相关议定书，才有可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因此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已不单纯是关税减让谈判，而是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作出了广泛的市场开放承诺。
在1999年11月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的中美双边协议中，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第五款除外）。中国将废除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所规定的有关贸易与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化成分和出口实绩要求。并且，中国将不再实施加诸上述要求的合同的规定。”并规定中方不得以配额、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或地方当局取得进口和投资审批权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化成分、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等要求30。更重要的是，中方承诺对外商投资企业开放国内分销体系31。此外还承诺不再对国有大企业提供特别保护；许多开放市场的承诺自加入世贸之日起即予实施。协议内容之详尽，将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内部自由贸易区”32。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增长。
对外资放弃出口和外汇平衡要求（同时降低贸易壁垒），有利于外资方全力争夺我国市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届时我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我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异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入世后WTO规则通过政府行为在我国全面适用、且我国政府对规则的执行受到严格国际监督的情况下，恐难以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在此环境下，竞争力差、又失去政府强有力扶持的我国民族工业，在与西方企业巨人的“平等”竞技（Level Playing Field）中，竞争的结局如何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国内企业若被大批挤垮，势必引起出口能力的萎缩，造成贸易收汇的锐减。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将减少30％33，这必然加大我国国际收支的压力。
放弃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是对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和技术封锁的主动适应和配合34，直接损害我国零部件国产化和关联产业的发展，使得90年代以来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变成纯粹的市场出让。作为技术开发载体的国内企业一旦被大批挤垮，技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外资企业自由贸易权和国内分销权的获取，将对我国内生产企业和从事批发、零售的商业企业构成巨大冲击。国内企业严重缺乏资金实力和相关经验建立自己的分销体系，它们所依赖的国内商业企业一旦衰败，反过来将影响其产品的销路。外资企业将会巧妙地利用其分销体系将我国纳入其全球分销网络，同步经营进口和国内自产产品，形成庞大的营销规模优势。
作为我国工业化基础的重工业因机制僵化、经营战略不当、资金匮乏以及腐败的侵蚀等原因困难重重，已成为外资收购兼并的对象。重工业的衰败无疑是工业化的倒退，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是将工业化的主动权交给了西方跨国公司。由于外方的技术垄断和价值增值上的差异，成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我方在相对收益上与外方相比是极其悬殊的，相对收益累积的结果是双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的基础一旦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将很难与西方强国抗衡，这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国家政治的现实。严格控制技术转让、控制生产过程和市场份额正是跨国公司的民族主义。
可以设想，外商直接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挤垮了同行业的我国内企业，造成净失业上升，因为国内企业被挤垮后形成的失业往往远大于外资增加的就业，从而抑制消费，最终也会影响外资企业的发展。但当入世后国内保护被大量撤除，竞争格局压倒性地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彻底打垮国内企业，建立市场垄断，控制供给来确保垄断利润。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但它恰恰不允许缺乏必要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因此结构性失业也将成为我国加入世贸后不得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政府必须对边缘化阶层提供必要的补偿，然而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不会满足我国政府在税收方面的要求。有人预测，加入WTO以后将给中国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新增的就业机会只适用于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职工的再就业随着就业的技能需求和更多的企业在竞争中破产形成更大的失业大军，将长期处于生活困境，除非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予以支持。否则，结构性失业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延滞经济增长，它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和不稳定将不利于市场化改革35，并延滞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三、结论
我国庞大的居民储蓄和商业银行巨大的存贷差表明，我国并非资金短缺的国家，对外贸易的连年顺差恰恰说明对资金流出的需求（对外投资）大于流入的需求；外资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实际功效和对经济整体的非效率性与我国原有预期亦相去甚远36。这表明，如果不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体制因素，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不但无法对我国竭尽全力引进外资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也将使解决问题的思路发生重大偏差。
以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走自主开发与引进相结合的道路应当成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应随着我国产业自主研制开发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撤除，在此前提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因此，国内企业成长与扩大引进外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八十年代末，由于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缓慢、和消费增长放缓，引进外资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当务之急。问题是国家缺乏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安排37，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接口”错位，有引进却无消化吸收，而且仓促、盲目引进，为技术引进的幻象所迷惑，误以为外商因无股权控制和对其规定出口比例要求，不愿意转让技术，于是在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
对国内市场的出让、以及国家运用财政和金融资源，维持庞大的国有部门所形成的旺盛的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热情。实际上，不论有无控股权，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垄断和对市场营销、品牌与生产过程等知识产权，零部件供应和财务的控制，可以牢牢掌握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以此削弱中方原有的技术研发部门，迫使中方不断保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而且，由于独资企业数量的激增，我国更无从获取先进技术。让出了市场却得不到先进技术，结果是技术和管理落后的国内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
行政分权体制形成的“诸侯经济”导致好大喜功的短期行为，和地区间部分产业的严重雷同。90年代以来，权力大规模介入市场，破坏了市场秩序，扭曲了法律和商业伦理，造成经济信用失效。企业遂无意于下大力气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猖獗的腐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衰败38，令其更无力与外资角逐；并且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降低了投资和收入预期，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政府投资在设租、寻租的环境下效率极为低下，从而产生市场和政府的同步失灵，刺激内需的种种努力实效甚微。中央政府财力的不足和权力的下放，削弱了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逐步丧失了社会公众对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支持39。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上述体制弊端积重难返，造成经济信用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国有商业银行巨额呆坏账，以及企业缺乏长期进行实业投资的意愿和信心，从而大大抑制了内需（国内投资和消费）潜能的释放；同时，对出口市场依赖的加深使我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降低了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尤其在国内投资意愿极其低下、内需难以启动的情况下，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非常之大，反过来会制约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国内消费不振、投资低效以及出口的不稳定，迫使我国经济对外资形成越来越深的依赖。
对体制改革“避难就易”和对全球化福音的过高期盼，造就了入世幻觉。事实上，由于产业实力悬殊、竞技规则与西方全面接轨，入世后跨国公司为进行全球化生产所实行的垂直分工体系，将把我方置于国际分工的较底层。加之入世后国内分销体系的开放，跨国公司将攫取相对收益中的压倒多数，并在我方放弃出口实绩、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的态势下，对我国同类企业及关联产业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从而减少我国的国民福利，确立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由于跨国公司以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税率“避高就低”，实行转移定价是其一贯手法，这与我国政府希望通过税收的提高，增加对边缘化阶层的经济补偿，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相悖。加入全球化意味着一国经济主权的让渡，但这是不均等的让渡，因为发达国家是依照它们的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执行。即便让渡是均等的，由于规则制定权不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仍处于优势地位。对中国加入世贸加予的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采取非常手段处理危机的主权能力，届时我国将不得不诉诸国际协调，将处理危机事态的主动权交与他人40。
因此，加入全球化是对我国企业的生死考验，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41，关键在于从我国的体制现实出发，深入探索主动、坚决、稳妥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有效途径，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长期、有利的条件和外部环境；同时也需从严峻的竞争现实出发42，以真正开放的思维和胸怀，充分考察历史上其它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经验，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使民族工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铲除腐败，建立统一大市场43和高效、廉洁的行政司法体制，全力加强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主导全球化，而不是被全球化所主导，才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华民族百年梦想。
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于2001年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折成人民币有7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80％，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②截至200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643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123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4万亿元，存贷差高达244万亿元。见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新华社北京2001年3月25日电。
③陈漫：“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打印稿，2001年6月。
④《金融早报》2000年12月22日。
⑤《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0日。
⑥《上海金融报》2001年3月27日。
⑦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估计至少需要33,000亿元来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南华早报》2001年6月5日。
⑧1995年各省出台了雄心勃勃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纷纷将汽车、冶金、机电、化工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展开了新一轮重复建设的高潮，中央政府对此无可奈何。
⑨《人民日报》1996年12月4日。
⑩1991－97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33％，高于八十年代的平均29％。
B11曾培炎：“辉煌的五年－－卓越的成就”，《人民日报》2000年9月20日。
B12《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
B13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2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B141998年国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现为58％。刘国光主编：《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0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
B15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打印稿，1999年。
B16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打印稿。
B17在2001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投资的增幅仅为3%，远低于国有投资151%的增幅。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4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8日。
B18政府失灵通常指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增加政府公共工程开支，刺激需求使经济走出困境的干预努力的无效；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在盲目投资的“投资饥渴症”、地方保护、产业雷同、商业伦理低下、信用失效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B192000年美国出口额达到7,886亿美元，是我国出口额（2,494亿美元）的316倍，而美国GDP高达99,631亿美元，是我国GDP（89,404亿元=10,800亿美元，按1美元=82781元人民币折算）的923倍。虽然美国的出口额三倍于我国，其出口依存度仅为792%（我国则为2307%），且出口的附加值高，许多高技术产品是其它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需的进口品，换言之，美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更加致命。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B20改革体制不等于片面模仿或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以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为例，目前国内存在着对西方国家放松经济规制（Deregulation）的过分推崇。20世纪3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加强经济规制（Regulation），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造成大萧条那样的经济灾难的有效的管制措施。现在的“放松规制”是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回潮与政府对经济的成熟驾御互动的产物，目的是促进和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为实现某一社会政策（如就业）对外来资本、或迫于竞争压力而牺牲社会政策对本国资本相妥协，而采取的“放松规制”，实际上是孕育了未来危机的祸根。因此，对于西方国家风起云涌的“放松规制”运动，必须做具体的、辨证的分析，而不能东施效颦。当前，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内既存在规制过多、过滥，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情况，也存在规制不足，因而无力遏制经济失序的现实。改革规制实际上是“破、立”并举的过程，即一方面要加强规制；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取缔不合理的规制。两方面均须强有力，方能整顿国内经济秩序。对规制的改革应服从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同时应兼顾国家长远的社会政治目标。
B21即便到了今天，相当多的人思维定势仍不同程度地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不论其思想倾向如何。例如，某些反“左”人士，他们对不同意见表示反对的方式恰恰是文革遗风。这是令人遗憾的！
B22表现为片面强调对人的物欲的刺激，而忽视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和引导。其产生的后果已随处可见，其中比较严重的后果是：国家逐渐丧失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民族精神日趋颓废、萎靡，处理和解决危机过程中国家机会主义之风盛行。国家机会主义正是确保国家方针不偏离倍受推崇的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反思和政策调整，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困境遂不断加深。
B23见朱金容基总理1999年3月全国人大年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B242000年，中央对政府公务员和国内企业发出了5,075份随机问卷，调查我国政界和企业界对世贸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的情况，结果令中央大为震惊：能说清楚世贸是怎么回事的不到30%，对围绕世贸规则提出的问题能说清楚的不到10%。在我国与有关国家间依据WTO规则达成的我国入世的双边协定方面，产业界目前只是支离破碎地了解到协定相关部分的内容。决策部门出于对官僚机构和产业界阻力的担心，而对入世有利一面的过多强调和对其不利一面的刻意回避，在政府主导舆论的情况下，客观上造成了对国内各界的信息不对称和普遍的盲目乐观情绪。因此，除决策部门和谈判部门外，其它各界对WTO 的近乎无知完全是意料中事，不知彼、不知己的产业界自然也不会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策略无可厚非，但须基于一系列的条件：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政府支持和协调产业发展的能力，政府和本国产业界掌握和处理信息及据此制定对策的能力，以及实现国家强盛的民族共识和坚强意志。
B25笔者与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的对话，见“加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一文。《广东经济》2001年4月号。
B26Peter Nolan,“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to be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B27例如，从1997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鼓励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但许多地方政府不愿也无力承受失业给当地带来的社会政治压力。在当地企业实在维持不下去，迫使地方政府要付出额外代价时，地方政府则唆使企业倒闭，恶意逃废国有银行的债务。又如，上海市政府明确要求上海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在1999年国庆前的一段时期内不要裁员，这自然并不违背中央当时的政策意图。与干预企业经营的低效不同，为达成单纯社会政治目标而实施的政府干预，可以通过“党管干部”的组织控制体制来轻易实现。
B28许多国企几乎不存在企业战略。即便有，由于“党管干部”和对经营者无限授权，企业战略也是每任经营者各搞一套，甚至朝令夕改。相比之下，西方跨国公司的战略制定和实施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持和制约下，有较强的稳定性，经营也就相当稳健。
B29同B27。
B30Full Text of 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otocol Language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B31同上，中美市场准入协定附件一：分销服务36－38页。
B32同B27。
B33Nicholas R. Lardy, “Chinas WTO Membership", Policy Brief, No. 47, 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34虽然尚未入世，我国已预先依据有关国际协定对国内法作出了修改。见《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共16项修改）。新华社北京2001年4月23日电。
B35王绍光：“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2000年，见王绍光个人网页： http://www.cuhk.edu.hk/gpa/wang_files/index.htm。
B36陈漫：“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打印稿2001年6月。
B37该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技术和财政等扶持来实现。 B382000年国企扭亏基本上是政策和偶然因素所致，如国债投资和石油价格暴涨拉动利润，银行利息减免以及隐存着的形形色色的行业垄断，而与企业自身改进管理、转换机制无关。
B39这里需作一点细分。建立规范竞争秩序的市场化改革受到既得利益的官僚和企业的强有力抵触而难以深入，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改革，如住房和医保改革，因有损普通大众眼前利益（往往无损于既得利益者）容易引起反感。有效的做法是坚行前者、缓行慎行后者。努力动员后者的支持以克服前者的反抗。这就要求政府充分考虑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这也符合其一贯奉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B40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任何主权国家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但由于具体的利益目标不一定总是相互吻合，各国为实现国家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需要在其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利益上作出权衡。况且，任何形式的外交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入世谈判和进入世贸后的经济外交，同样须与随时可能形成的、更高的国家政治目标相妥协。就世贸组织而言，它是成员国政府间交往的场所，一切谈判和争端解决必须通过政府来进行，尤其在争端解决方面，企业界暂时还无权直接介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所在国政府能否捍卫各自企业的利益，往往取决于该政府对国际关系的全盘政治考虑。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施了分化政策，加强了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不断加深，又处于被分化的状态，于是单独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确定的规则框架内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正如WTO国际贸易中心的一位经济学家对笔者所坦承的：“WTO内无民主，WTO并不完善”。
B41由于产业竞争力悬殊，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计，宜考虑缓进或重新谈判入世条件。目前的重点应是倾全力扶持民族工业、特别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战略产业的发展，缓解就业压力和社会冲突；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这将是我国得以争取以最有利条件加入世贸的关键所在。国内目前复杂的改革局面、以及潜在的尖锐的利益和思想的冲突，恰恰需要有一个相对平和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利于酝酿和实施具有远见的改革和发展的宏大战略。在当前情况下急于入世，势将加剧国内产业的困境，加深对强国的经济、政治依赖，甚至可能因此丧失改革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B42对于入世幻觉，英国经济学家Peter Nolan警告道：“与其白日做梦，不如践踏实地。”同注B27。
B43据新华社北京2001年4月29日电：国家已决定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见《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决定》。这一方向完全正确，但条件是必须首先服务于促进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否则，在即将和正式加入世贸后实施，客观上将使跨国公司竞争力得以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最大收益者。
一、内需动力的衰减与对外资依赖的相关性
2000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458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388％④，由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失业给国家社会政治带来的沉重压力。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账近14万亿元⑤，然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达25%⑥。银行实际坏账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7，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肯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风险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账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一日的强烈需求。80年代，我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企业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不断地涨工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以及通过财政贴息方式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保持了企业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电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由于承包制负盈不负亏，企业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激励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资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中央计划在下达过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导致实际投资发生放大效应。地方政府与所辖国有企业在“块”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必然滋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维持落后的生产和技术以及相应的就业。资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纷纷投资“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业项目，并控制本地资金外流，造成投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许多行业出现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低技术、高成本的重复建设。在一些投资较大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如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生产线的引进上，同一类型的技术和设备被各地竞相重复引进，很快导致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从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权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国内市场统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资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强其政治权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实施行政控制或干预的跨地区的企业间购并，包括有竞争力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使得市场退出机制难以形成和启动；加之当时存在着向国有银行转嫁企业亏损的便利条件和政治环境，落后企业得不到及时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区间产业布局的严重雷同⑧，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为0935，而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则高达0979⑨。这不仅使地区间难以进行经济协作、实行规模经营，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还埋下了市场需求不振时，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设壁垒恶性竞争的隐患。资源上浪费之大和配置上的低效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总体上的经济短缺暂时掩盖了投资的低效。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接近饱和，同时在国家抑制通胀的政策下，国内消费增长趋缓，开始出现结构性商品过剩。但经济仍有局部短缺，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使国内储蓄上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档次提高，而国有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经营亏损和企业间相互拖欠。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促使经济复苏的措施，如放松银根、在国企中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1991年），因不触及国企改革的根本而无济于事。这时，放权让利后比重不断下降的国家财政已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为维持社会稳定，国有银行承担起了向亏损企业输血的功能。
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空前热情。投资拉动是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高至682%。但实际上由于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使得土地和房地产投机有暴利可图，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进了房地产的开发，甚至不少工业企业将生产性贷款拿去做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房地产热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兴旺和部分社会就业，这些投资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消费，因而使经济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由于国企改革始终解决不了其内在的运行机制上的缺陷，国有企业缺乏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买方市场条件下（如80年代末需求相对不足引起的市场萧条）进行调整、改造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其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依赖消费的膨胀来解决。而1992－1993年投资引发的社会消费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机提价和恢复满负荷生产能力的机会，提价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消费基金（包括销售费用的膨胀和奖金、福利的发放），因而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仍然很低。
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对外部需求膨胀的过度依赖，刺激了企业在繁荣期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再度过剩。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市场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不足，开始反逼企业削减工资和福利，导致消费萎缩，企业重新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由于投资低效和萧条时的企业亏损，累积成巨大的银行呆坏账，足以威胁到国家金融运行的安全，国有企业普遍的高福利再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不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消费膨胀从此消失，虽然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338％，下岗、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预期，使经济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90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⑩，产出大量增加，导致买方市场迅速形成，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与国内企业进行“替代性”竞争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1997年市场全面饱和，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到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的供求状况的最新调查发现：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8％，供小于求的商品仅占2％11。国内技术落后、规模过小的大量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2/3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12，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迅速下滑（见表一）。
在1992年的投资高潮中，作为投资主体、不用顾忌投资后果的大批国有企业介入房地产业，使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乱集资、乱拆借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由投资拉动的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地产泡沫迫使中央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整顿经济秩序。
“双紧”政策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国内企业投资的相对萎缩恰被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填补。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它们深受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鼓舞。随着1992年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1992－1997年跨国公司投资大量增加，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但是，跨国公司投资表现出与80年代外商投资的很大差异。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资为主，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跨国公司则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进入中国市场，即与我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其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优势给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贵族化”，保持了消费市场的活力，并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但同时也将国际竞争引入国内市场，使大批同行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挤垮，从而对我国产业的成长形成巨大冲击。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我国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到1996年，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被跨国公司控制13。
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积压，银行呆坏账猛增，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亿元，本息累积至今至少翻番。加上75％的贷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放的大量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安定团结”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坏账累累，资本充足率仅为3％14，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比率，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虽然国家信用和金融垄断维持了居民储蓄存款的信心，但如果继续无限制地对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最终必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因此，从1993年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到了对银行信贷人员搞“贷款终生负责制”的极端地步，这是一种过度的矫枉过正，任何国家的银行，包括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西方跨国银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贷控制上的万无一失，关键在于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技巧和管理水平，把坏帐发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但国家的一些政策很不协调，为对付正常的信贷风险，银行必须提取坏账准备金，而国家为了从银行汲取足够的税收，又不允许提足准备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准备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资银行，这必然产生银行经营行为的保守化——为规避风险（如银行踊跃购买国债）和相应的政治责任，实行“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这也会令一些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在市场竞争力、但暂时缺少流动资金的企业因得不到及时的金融支持而面临绝境。有一些这样的企业因此走投无路，被迫放弃自身品牌与外商合资、或干脆被兼并，以获取外方资金的注入。这对于银企双方均无益处，国有银行的过度谨慎也不利于其在竞争中抓住机遇，提高经营能力。
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账，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倒闭、破产的高潮。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工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购买力明显萎缩。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产品全面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下降。一方面，差的企业由于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无法继续投资；另一方面，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谨慎，有些企业干脆将利润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即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力图回避竞争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有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致使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这样的企业同样无法应对国际竞争。
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内信用的严重倒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是一国工商业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积淀，系一国特有的企业行为规范和现代国家经济立法的一个来源，而法律又决定着商业伦理的演化和发展。只有法律的有效实施才能真正培养企业重约守信的合同意识；如果法律实施不当，就会影响到企业行为的方式，使商业伦理发生扭曲。没有适当的商业伦理约束的企业就会视法律为儿戏，从而削弱法律的权威。因此，法律和商业伦理应相辅相成，规范企业行为和交易规则，最终才能建立起经济信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方赊账是相当普遍的销售方式，是对采购方的一种融资支持，采购方的发展壮大等于生产方市场的扩大。采购方提前或延迟付款都受到合同上订明的利息奖罚条款的约束，双方的合同利益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但在中国，赊账意味着有可能被长期拖欠甚至赖账，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买卖风险之大超出企业所能控制的范围，交易双方互不信任，于是出现了交易方式的倒退。这对于我国经济是个重大损失，因为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和交易的原始化，意味着一些有良好信用的购买方因资金困扰而不得不放弃交易机会，这反过来等于生产方机会成本的增加，以致降低了企业间交易需求，使国内市场出现萎缩。
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企业的信用意识，与其说是经济意识，不如说是政治觉悟。改革开放后，经济信用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预司法对本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利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标。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导致地区间在处理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千方百计寻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合同订得再严密，也比不上司法袒护更能保全企业利益。于是企业都希望有关合同争议的诉讼、审判在自己的地盘进行，都对异地判决和执行忧心忡忡。在经济繁荣、企业资金相对充裕时，信用问题并不突出；经济一旦转入萧条，企业资金短缺，相互拖欠的“三角债”问题就相当令人头疼。在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诉诸法律某些时候在政治上往往不可取，例如法院不可能判决一家欠债的大型国企破产还债，债权方收不回款，只好从以后的利润中冲减，或变成其所在国有银行的坏账。
在这样的司法、执法体制下，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对本地企业的偏袒不是对法律的公正适用，而是对法律的滥用。经济合同远不如人情、关系显得可靠、重要和更有信用，随着竞争加剧和贷款越来越难，国有企业更承受不起资金的拖欠，即便是库存堆积如山也不愿意放账，坚持要求购买方提前支付部分预付款、甚至全款、或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干脆以货易货，这对于资金普遍短缺的国内企业来说，无异于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
同时假冒伪劣等各种经济欺诈行为层出不穷，却因与地方存在着利益关系而得到纵容和默许，国家法律对此无能为力，迫使正当经营的企业也不得不从事一些非法经营，如走私，以维持生存。这种现象被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它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
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使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迫使企业纷纷转向风险小得多的出口贸易，这是我国近十年来出口和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的一个特殊原因。在进口贸易上，国有外贸企业则尽量回避自营进口业务，虽然该业务的表面利润相对要高得多。这是因为自营进口需要外贸企业垫付资金，用户在货到口岸时常以缺乏资金为由，要求先行提货、待加工出成品售出后立即归还欠款和利息。由于口岸仓储等各项费用极高，外贸公司往往不得不同意放货赊账，但灾难可能从此降临。某些品质恶劣、缺乏职业操守的用户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有些欠款从此再也追不回来，一些外贸企业甚至因此一蹶不振。
这是国内信用失效在自营进口贸易的国内交货环节上（即国内贸易部分）的反映。然而，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国外贸系统推行的承包制的激励下，演化为恶性的内部竞争。单价暴跌、数量猛增，相当于我国资源的大奉送，不仅无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国际上遭到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报复。受到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也难以增加利润。因此，我国的出口实则为“创汇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出口依存度居大国之首，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我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粗放型的出口将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
规模增长但效益低下的出口可以增加国家的总产出，却对就业增长作用甚微，这与国内投资的低效所造成的就业增长低如出一辙。胡鞍钢的研究表明：我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之势。80年代，就业弹性为032，而到了90年代中期，就业弹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业弹性更降至00515，产出增长已难以有效地增加社会就业。
权力广泛介入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使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与信用的失效以及腐败交互作用、彼此加强，导致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求稳化。个人投资者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去直接面对腐败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使社会资金越来越多地进入证券市场，使实业投资失血严重。实业投资的衰落从任何意义上讲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危害到社会就业和国家产业根基。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经营者大多素质低下的私营企业，与产生信用失效的经济政治体制相互利用，在市场短缺的时候收益巨大。但它们既无素质通过引进现代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也难以承受“劣币驱逐良币”的成本，去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它们在不断加大的国内竞争面前，更埋头于靠钻空子短期内捞一把了事。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有二：实现充分就业，和保证人民从经济增长中普遍受益。而从1994年以来，中国改革转变为“零和博弈”，无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已发展成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高达043～044，中国已成为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其原因是90年代以来，权力大规模介入市场，成为个人或小集团以改革之名捞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某些官员、国企领导人和私营企业主甚至部分外商及诈骗分子相互勾结，疯狂掠夺国有资产。同时通过设租和寻租，扭曲市场秩序，趁乱捞取社会财富，如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少国有企业被掏空，导致国家财政拮据，无力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制，工人被无情地抛向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
大量失业造成国内消费萎缩和社会的动荡，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日益猖獗的腐败为国法和道义所不容，腐败分子遂将资产向境外转移。私营企业同样畏惧社会动荡的前景，也不作长期打算，尽量短期内大赚一把，同时悄悄地向外转移资产，这就表现为我国在90年代愈演愈烈的资本外逃。杨帆估计，整个90年代里外逃资本数额达到上千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和，私人资本外逃规模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16。
信用失效和严重的腐败大大降低了国内企业的投资愿望和能力，这就出现了在1998年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困难，而实行类似“罗斯福新政”的积极财政政策，即修改了原定的压缩赤字的财政预算目标，大量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时，无法带动社会投资的倍数增长，使投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失灵的现象，甚至对市场信号反应最灵敏的私营企业也几乎没有增加投资。加之通货紧缩的原因，民间投资难以启动的困境一直延续至今17。
对国内经济形势产生的焦虑不安转化为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放松信贷的强大舆论压力，而一旦放松，信贷失控和坏账又将激增，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国家化解金融风险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因此在中央干预下终未失控。但国有部分的总投资确实有了较大增长，主要源于国债投资的配套投资需求，从而使当年GDP增长勉强达到接近8％的目标。不过在政府投资体制未发生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匆忙进行的国债投资在腐败的侵蚀下，成效极其低下。在层层转包过程中，贪污、挪用、收受贿赂十分惊人，工程质量堪忧。由此可见，我国现行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同样难以避免低效和惊人的浪费，将损害国家长期的福利。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步发生18，远远超出了国家运用现有体制手段重振经济的能力，而不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就无法建立，就无法为任何企业提供较为可靠的长期投资的市场预期，从而无法动员起一切内需潜力支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德、日等后起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国产业发展优先于市场开放，开放程度随本国产业的成长而加强。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上述三国，迄今为止，进出口依存度大约在20％左右，反衬出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19。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有关国际经验均表明，实现国家富强的最根本出发点在于迅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和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对症下药着力改革现存体制20。
困扰目前改革的主要因素是：一、利用体制弊端获得巨大实利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现状，这是进一步改革所要面临的最大阻力；二、某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因缺乏瞻前顾后的系统思维和长远眼光，出台前考虑不尽周全，造成实施的结果背离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三、国内尚存在着动辄将问题泛政治化的“极左”思潮的残余影响21，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不彻底的表现。这种泛政治化往往利用中国人思维上易于偏执和极端化的国民性弱点，人为设置诸多不必要的讨论禁区，导致治国智慧和国民思辩能力趋于僵化、甚至倒退，使得改革开放出于对以往长时期“左”的思潮及其实践的矫枉过正，无法避免地带有过于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22。这恰恰不利于整个民族以真正开放的思维、宏大的气度和非凡的智慧来推行改革开放；四、在决策体制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既落后、又畸形化。领导者偏好的决策体制和相应的依附型决策咨询体系，造成国家决策过程严重缺乏透明性、开放性和科学性，极易产生决策失误和政府行为的短期化，而且一旦出现失误又难以纠正，以致于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能力远远不足以预见并从容应对新产生的问题，和应付新老问题相互交织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局面。
由于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大的体制障碍，重塑经济信用和商业伦理，重建市场秩序，统一国内市场，恢复公众和投资者信心，以激活国内经济活力和内需潜能，所必须进行的分权体制、政治-法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触及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源的深层次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风险相当大。而在当前的内外挑战和诸多压力下，经济增长一刻也不能减慢，否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经济后果，于是对更大规模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寄予厚望。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蓄意推销的全球化福音成为国际主流经济思想，也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
因此，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我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动国内改革，在现有的决策思维框架内，自然成为很合乎逻辑的最佳战略选择和眼下唯一的良策。以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正是在这一考虑下展开的，虽然是用加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23。问题在于，入世将带来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变化就是内外市场迅速趋向统一和竞争的国际化。在我国产业竞争力未发生根本转机的情况下，匆忙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能够推动我国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吗？
二、入世：幻觉与现实
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方在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的分配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加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反过来又形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达成的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悍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实力相当，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则可能成为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经济实力悬殊，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被进一步强化的经济从属地位的美丽托辞。然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可以运用排他性的主权权力，根据国家利益的要求权衡并决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以最小的让步争取最大的利益。
迄今为止，中国引进外资一直是在没有加入世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并未妨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入世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极大提高，在经济技术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能否促使我国民族工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根本地要靠我国的产业实力，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决心和愿望、甚至一相情愿的幻觉上24。应当基于我国的产业实力确定入世的谈判策略。也就是说，让步的底线即我国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
严峻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尽管我国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我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甚至在我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丧师失地，足以令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怀疑25。
在产业政策、企业自主权、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等多方面受到国家扶持、最能代表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尽管在产值、应用现代技术、提高职工技能、学习国际金融知识、以及与跨国公司合作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它们在拥有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和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等方面均未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大公司，即便是在最基本的衡量指标上，如销售收入、利润、研究与开发（R&D）投入，与同行业西方跨国公司相比，都存在着惊人的差距。
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飞跃，从而使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全球工商业革命（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其特征是：通过推动世界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展开规模空前的企业跨国并购（M&A）；通过在R&D、营销和品牌塑造方面的巨额投入，形成难于比拟的技术和营销优势；建立全球采购系统（包括若干家大公司共享的互联网采购网络），大幅度降低成本。这场新的产业革命极大地加强了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一流的企业组织体制和技术创新体系，使其成为这场产业革命的领导者和领先者26。
在我国，国企改革由于复杂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长期以来坚持国有控股，始终解决不了“所有者缺位”的难题，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这就几乎无可避免地形成对经营者的无限授权，导致“内部人控制”和政府对企业监督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而国家控股又造成政府部门对企业干预的随意性、甚至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自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政策目标的冲突27，使“政企分开”成为空谈。因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难以保持持续性，企业丧失追求所有者价值最大化（Maximize Shareholders value）的动力和热情，而热衷于在最短的时期内追求个人权力和收入最大化，以致于企业战略28（Corporate Strategy）难以适应和配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同样表现出非持续性。这一因素与前文述及的不利于我国企业间并购的体制制约、以及出口竞争力较差、国内基础设施落后造成交易成本高企等因素交互作用，促使企业纷纷开展相关性不大的多种经营。但资源因此被大大分散，没有规模经济可言，除了总产出和职工人数可与西方跨国公司媲美外，整体毫无竞争优势，这与发达国家企业纷纷将资源用于加强核心业务的国际潮流完全相悖，不仅使企业在高附加值生产上无力与进口品和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产品竞争，限制了其再投资的能力，堕入生产规模和投资交互萎缩的恶性循环；而且庞大的职工总数造成成本居高不降，直接影响到企业竞争力，平均工资的低下又对推行有效的薪金激励制度构成政治障碍，造成有才能的员工纷纷跳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我国产业不仅在高技术的航空工业、电力设备、制药业和中等技术的石化和汽车零部件工业，甚至在一般技术的钢铁工业的高附加值部分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巨头相比，差距在过去的近20年中进一步扩大29。
中国加入世贸的承诺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使中国成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其实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于1994年签署的乌拉圭回合有关协定，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纳入即将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新的申请方只有一揽子接受相关议定书，才有可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因此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已不单纯是关税减让谈判，而是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作出了广泛的市场开放承诺。
在1999年11月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的中美双边协议中，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第五款除外）。中国将废除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所规定的有关贸易与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化成分和出口实绩要求。并且，中国将不再实施加诸上述要求的合同的规定。”并规定中方不得以配额、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或地方当局取得进口和投资审批权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化成分、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等要求30。更重要的是，中方承诺对外商投资企业开放国内分销体系31。此外还承诺不再对国有大企业提供特别保护；许多开放市场的承诺自加入世贸之日起即予实施。协议内容之详尽，将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内部自由贸易区”32。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增长。
对外资放弃出口和外汇平衡要求（同时降低贸易壁垒），有利于外资方全力争夺我国市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届时我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我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异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入世后WTO规则通过政府行为在我国全面适用、且我国政府对规则的执行受到严格国际监督的情况下，恐难以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在此环境下，竞争力差、又失去政府强有力扶持的我国民族工业，在与西方企业巨人的“平等”竞技（Level Playing Field）中，竞争的结局如何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国内企业若被大批挤垮，势必引起出口能力的萎缩，造成贸易收汇的锐减。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将减少30％33，这必然加大我国国际收支的压力。
放弃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是对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和技术封锁的主动适应和配合34，直接损害我国零部件国产化和关联产业的发展，使得90年代以来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变成纯粹的市场出让。作为技术开发载体的国内企业一旦被大批挤垮，技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外资企业自由贸易权和国内分销权的获取，将对我国内生产企业和从事批发、零售的商业企业构成巨大冲击。国内企业严重缺乏资金实力和相关经验建立自己的分销体系，它们所依赖的国内商业企业一旦衰败，反过来将影响其产品的销路。外资企业将会巧妙地利用其分销体系将我国纳入其全球分销网络，同步经营进口和国内自产产品，形成庞大的营销规模优势。
作为我国工业化基础的重工业因机制僵化、经营战略不当、资金匮乏以及腐败的侵蚀等原因困难重重，已成为外资收购兼并的对象。重工业的衰败无疑是工业化的倒退，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是将工业化的主动权交给了西方跨国公司。由于外方的技术垄断和价值增值上的差异，成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我方在相对收益上与外方相比是极其悬殊的，相对收益累积的结果是双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的基础一旦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将很难与西方强国抗衡，这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国家政治的现实。严格控制技术转让、控制生产过程和市场份额正是跨国公司的民族主义。
可以设想，外商直接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挤垮了同行业的我国内企业，造成净失业上升，因为国内企业被挤垮后形成的失业往往远大于外资增加的就业，从而抑制消费，最终也会影响外资企业的发展。但当入世后国内保护被大量撤除，竞争格局压倒性地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彻底打垮国内企业，建立市场垄断，控制供给来确保垄断利润。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但它恰恰不允许缺乏必要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因此结构性失业也将成为我国加入世贸后不得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政府必须对边缘化阶层提供必要的补偿，然而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不会满足我国政府在税收方面的要求。有人预测，加入WTO以后将给中国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新增的就业机会只适用于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职工的再就业随着就业的技能需求和更多的企业在竞争中破产形成更大的失业大军，将长期处于生活困境，除非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予以支持。否则，结构性失业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延滞经济增长，它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和不稳定将不利于市场化改革35，并延滞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三、结论
我国庞大的居民储蓄和商业银行巨大的存贷差表明，我国并非资金短缺的国家，对外贸易的连年顺差恰恰说明对资金流出的需求（对外投资）大于流入的需求；外资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实际功效和对经济整体的非效率性与我国原有预期亦相去甚远36。这表明，如果不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体制因素，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不但无法对我国竭尽全力引进外资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也将使解决问题的思路发生重大偏差。
以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走自主开发与引进相结合的道路应当成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应随着我国产业自主研制开发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撤除，在此前提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因此，国内企业成长与扩大引进外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八十年代末，由于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缓慢、和消费增长放缓，引进外资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当务之急。问题是国家缺乏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安排37，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接口”错位，有引进却无消化吸收，而且仓促、盲目引进，为技术引进的幻象所迷惑，误以为外商因无股权控制和对其规定出口比例要求，不愿意转让技术，于是在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
对国内市场的出让、以及国家运用财政和金融资源，维持庞大的国有部门所形成的旺盛的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热情。实际上，不论有无控股权，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垄断和对市场营销、品牌与生产过程等知识产权，零部件供应和财务的控制，可以牢牢掌握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以此削弱中方原有的技术研发部门，迫使中方不断保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而且，由于独资企业数量的激增，我国更无从获取先进技术。让出了市场却得不到先进技术，结果是技术和管理落后的国内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
行政分权体制形成的“诸侯经济”导致好大喜功的短期行为，和地区间部分产业的严重雷同。90年代以来，权力大规模介入市场，破坏了市场秩序，扭曲了法律和商业伦理，造成经济信用失效。企业遂无意于下大力气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猖獗的腐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衰败38，令其更无力与外资角逐；并且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降低了投资和收入预期，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政府投资在设租、寻租的环境下效率极为低下，从而产生市场和政府的同步失灵，刺激内需的种种努力实效甚微。中央政府财力的不足和权力的下放，削弱了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逐步丧失了社会公众对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支持39。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上述体制弊端积重难返，造成经济信用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国有商业银行巨额呆坏账，以及企业缺乏长期进行实业投资的意愿和信心，从而大大抑制了内需（国内投资和消费）潜能的释放；同时，对出口市场依赖的加深使我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降低了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尤其在国内投资意愿极其低下、内需难以启动的情况下，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非常之大，反过来会制约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国内消费不振、投资低效以及出口的不稳定，迫使我国经济对外资形成越来越深的依赖。
对体制改革“避难就易”和对全球化福音的过高期盼，造就了入世幻觉。事实上，由于产业实力悬殊、竞技规则与西方全面接轨，入世后跨国公司为进行全球化生产所实行的垂直分工体系，将把我方置于国际分工的较底层。加之入世后国内分销体系的开放，跨国公司将攫取相对收益中的压倒多数，并在我方放弃出口实绩、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的态势下，对我国同类企业及关联产业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从而减少我国的国民福利，确立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由于跨国公司以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税率“避高就低”，实行转移定价是其一贯手法，这与我国政府希望通过税收的提高，增加对边缘化阶层的经济补偿，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相悖。加入全球化意味着一国经济主权的让渡，但这是不均等的让渡，因为发达国家是依照它们的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执行。即便让渡是均等的，由于规则制定权不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仍处于优势地位。对中国加入世贸加予的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采取非常手段处理危机的主权能力，届时我国将不得不诉诸国际协调，将处理危机事态的主动权交与他人40。
因此，加入全球化是对我国企业的生死考验，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41，关键在于从我国的体制现实出发，深入探索主动、坚决、稳妥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有效途径，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长期、有利的条件和外部环境；同时也需从严峻的竞争现实出发42，以真正开放的思维和胸怀，充分考察历史上其它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经验，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使民族工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铲除腐败，建立统一大市场43和高效、廉洁的行政司法体制，全力加强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主导全球化，而不是被全球化所主导，才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华民族百年梦想。
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于2001年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折成人民币有7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80％，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②截至200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643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123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4万亿元，存贷差高达244万亿元。见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新华社北京2001年3月25日电。
③陈漫：“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打印稿，2001年6月。
④《金融早报》2000年12月22日。
⑤《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0日。
⑥《上海金融报》2001年3月27日。
⑦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估计至少需要33,000亿元来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南华早报》2001年6月5日。
⑧1995年各省出台了雄心勃勃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纷纷将汽车、冶金、机电、化工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展开了新一轮重复建设的高潮，中央政府对此无可奈何。
⑨《人民日报》1996年12月4日。
⑩1991－97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33％，高于八十年代的平均29％。
B11曾培炎：“辉煌的五年－－卓越的成就”，《人民日报》2000年9月20日。
B12《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
B13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2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B141998年国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现为58％。刘国光主编：《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0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
B15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打印稿，1999年。
B16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打印稿。
B17在2001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投资的增幅仅为3%，远低于国有投资151%的增幅。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4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8日。
B18政府失灵通常指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增加政府公共工程开支，刺激需求使经济走出困境的干预努力的无效；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在盲目投资的“投资饥渴症”、地方保护、产业雷同、商业伦理低下、信用失效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B192000年美国出口额达到7,886亿美元，是我国出口额（2,494亿美元）的316倍，而美国GDP高达99,631亿美元，是我国GDP（89,404亿元=10,800亿美元，按1美元=82781元人民币折算）的923倍。虽然美国的出口额三倍于我国，其出口依存度仅为792%（我国则为2307%），且出口的附加值高，许多高技术产品是其它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需的进口品，换言之，美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更加致命。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B20改革体制不等于片面模仿或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以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为例，目前国内存在着对西方国家放松经济规制（Deregulation）的过分推崇。20世纪3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加强经济规制（Regulation），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造成大萧条那样的经济灾难的有效的管制措施。现在的“放松规制”是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回潮与政府对经济的成熟驾御互动的产物，目的是促进和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为实现某一社会政策（如就业）对外来资本、或迫于竞争压力而牺牲社会政策对本国资本相妥协，而采取的“放松规制”，实际上是孕育了未来危机的祸根。因此，对于西方国家风起云涌的“放松规制”运动，必须做具体的、辨证的分析，而不能东施效颦。当前，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内既存在规制过多、过滥，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情况，也存在规制不足，因而无力遏制经济失序的现实。改革规制实际上是“破、立”并举的过程，即一方面要加强规制；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取缔不合理的规制。两方面均须强有力，方能整顿国内经济秩序。对规制的改革应服从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同时应兼顾国家长远的社会政治目标。
B21即便到了今天，相当多的人思维定势仍不同程度地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不论其思想倾向如何。例如，某些反“左”人士，他们对不同意见表示反对的方式恰恰是文革遗风。这是令人遗憾的！
B22表现为片面强调对人的物欲的刺激，而忽视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和引导。其产生的后果已随处可见，其中比较严重的后果是：国家逐渐丧失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民族精神日趋颓废、萎靡，处理和解决危机过程中国家机会主义之风盛行。国家机会主义正是确保国家方针不偏离倍受推崇的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反思和政策调整，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困境遂不断加深。
B23见朱金容基总理1999年3月全国人大年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B242000年，中央对政府公务员和国内企业发出了5,075份随机问卷，调查我国政界和企业界对世贸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的情况，结果令中央大为震惊：能说清楚世贸是怎么回事的不到30%，对围绕世贸规则提出的问题能说清楚的不到10%。在我国与有关国家间依据WTO规则达成的我国入世的双边协定方面，产业界目前只是支离破碎地了解到协定相关部分的内容。决策部门出于对官僚机构和产业界阻力的担心，而对入世有利一面的过多强调和对其不利一面的刻意回避，在政府主导舆论的情况下，客观上造成了对国内各界的信息不对称和普遍的盲目乐观情绪。因此，除决策部门和谈判部门外，其它各界对WTO 的近乎无知完全是意料中事，不知彼、不知己的产业界自然也不会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策略无可厚非，但须基于一系列的条件：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政府支持和协调产业发展的能力，政府和本国产业界掌握和处理信息及据此制定对策的能力，以及实现国家强盛的民族共识和坚强意志。
B25笔者与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的对话，见“加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一文。《广东经济》2001年4月号。
B26Peter Nolan,“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to be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B27例如，从1997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鼓励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但许多地方政府不愿也无力承受失业给当地带来的社会政治压力。在当地企业实在维持不下去，迫使地方政府要付出额外代价时，地方政府则唆使企业倒闭，恶意逃废国有银行的债务。又如，上海市政府明确要求上海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在1999年国庆前的一段时期内不要裁员，这自然并不违背中央当时的政策意图。与干预企业经营的低效不同，为达成单纯社会政治目标而实施的政府干预，可以通过“党管干部”的组织控制体制来轻易实现。
B28许多国企几乎不存在企业战略。即便有，由于“党管干部”和对经营者无限授权，企业战略也是每任经营者各搞一套，甚至朝令夕改。相比之下，西方跨国公司的战略制定和实施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持和制约下，有较强的稳定性，经营也就相当稳健。
B29同B27。
B30Full Text of 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otocol Language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B31同上，中美市场准入协定附件一：分销服务36－38页。
B32同B27。
B33Nicholas R. Lardy, “Chinas WTO Membership", Policy Brief, No. 47, 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34虽然尚未入世，我国已预先依据有关国际协定对国内法作出了修改。见《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共16项修改）。新华社北京2001年4月23日电。
B35王绍光：“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2000年，见王绍光个人网页： http://www.cuhk.edu.hk/gpa/wang_files/index.htm。
B36陈漫：“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打印稿2001年6月。
B37该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技术和财政等扶持来实现。 B382000年国企扭亏基本上是政策和偶然因素所致，如国债投资和石油价格暴涨拉动利润，银行利息减免以及隐存着的形形色色的行业垄断，而与企业自身改进管理、转换机制无关。
B39这里需作一点细分。建立规范竞争秩序的市场化改革受到既得利益的官僚和企业的强有力抵触而难以深入，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改革，如住房和医保改革，因有损普通大众眼前利益（往往无损于既得利益者）容易引起反感。有效的做法是坚行前者、缓行慎行后者。努力动员后者的支持以克服前者的反抗。这就要求政府充分考虑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这也符合其一贯奉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B40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任何主权国家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但由于具体的利益目标不一定总是相互吻合，各国为实现国家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需要在其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利益上作出权衡。况且，任何形式的外交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入世谈判和进入世贸后的经济外交，同样须与随时可能形成的、更高的国家政治目标相妥协。就世贸组织而言，它是成员国政府间交往的场所，一切谈判和争端解决必须通过政府来进行，尤其在争端解决方面，企业界暂时还无权直接介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所在国政府能否捍卫各自企业的利益，往往取决于该政府对国际关系的全盘政治考虑。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施了分化政策，加强了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不断加深，又处于被分化的状态，于是单独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确定的规则框架内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正如WTO国际贸易中心的一位经济学家对笔者所坦承的：“WTO内无民主，WTO并不完善”。
B41由于产业竞争力悬殊，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计，宜考虑缓进或重新谈判入世条件。目前的重点应是倾全力扶持民族工业、特别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战略产业的发展，缓解就业压力和社会冲突；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这将是我国得以争取以最有利条件加入世贸的关键所在。国内目前复杂的改革局面、以及潜在的尖锐的利益和思想的冲突，恰恰需要有一个相对平和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利于酝酿和实施具有远见的改革和发展的宏大战略。在当前情况下急于入世，势将加剧国内产业的困境，加深对强国的经济、政治依赖，甚至可能因此丧失改革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B42对于入世幻觉，英国经济学家Peter Nolan警告道：“与其白日做梦，不如践踏实地。”同注B27。
B43据新华社北京2001年4月29日电：国家已决定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见《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决定》。这一方向完全正确，但条件是必须首先服务于促进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否则，在即将和正式加入世贸后实施，客观上将使跨国公司竞争力得以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最大收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