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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史珍香的女的自从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后，就没有同学觉得她长得好看了。
在之前，也就是她教我们音乐课的时候，那可真漂亮。两条大辫子别人都任它在后面拖着，她不，总是要拿到前面来，一左一右搭在胸前。而且她还喜欢玩弄自己的辫梢，这样一来，辫子就在乳房上走了个曲线。王勇说，她的乳房起码有我吃饭的大碗那么大，倒扣着。说着，他在自己干瘪的胸前还比画了比画。我说，是，我知道你一顿吃两碗。有时候，她的辫子也会跑到后面去。比如她踮着脚在黑板上方写字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她的腰（腰眼还有两个酒窝那样的小肉坑），还能看到那两根辫子一左一右指着她的两瓣屁股。但这两瓣屁股是臭的。上音乐课，脚踏琴和琴凳需要上课班级的相关同学搬来搬去。负责搬琴凳的王勇曾在下课后对着琴凳皮革垫子上屁股的形状爱抚不已，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皮革下面的海绵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两瓣屁股形状的痕迹在他将凳子搬出门外时就会消失。世界上比它短暂的生命大概没有。所以王勇曾经将凳子高高举起，由胸口抬至鼻尖，并以比这个短暂的生命更加短暂的方式嗅了嗅前者。很臭，王勇说，是那种新鲜的屎臭。就算如此，我们仍然觉得音乐老师史珍香是那么漂亮，或者更加漂亮。
班主任史珍香就很讨厌了。她无休止地命令我们干这个干那个，一旦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做好，她就会实施惩罚。王勇写错了一个字，她问他为什么写错，他说是粗心大意，没看清。她就拽他的眼皮，差点让他的眼球夺眶而出。夺眶而出的是眼泪。她反问，难道你还委屈？王勇哭着指了指我，告诉她，我是抄他的！于是她又叫我和王勇将手摊放在讲台上，用那根教鞭打。这是一根柳条教鞭，还是王勇亲自制作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邀请我和他一起来到河边，然后三下两下蹿上树，经过一番筛选，他选择了这根笔直而粗细适当的树枝。为了使柳条切口规整，他没有用力将它折下，而是从口袋里取出削铅笔的小刀慢慢切割。为了使我们的教鞭区别于其他班级的，他还用那把小刀在上面镌刻了花纹，即保留一厘米的树皮，之后的下一厘米，他又环形切掉树皮，如此白色（树干）和绿色（树皮）交错，叠加往复，让人眼花缭乱。现在，那些环形树皮不少已经被史珍香的指甲抠了下来，没抠下来的已经发黑了。
我们站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回忆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身后是史珍香在训斥其他某个同学的声音，眼前则是空无一人的校园。教师办公室方向偶尔有人站在门口冲外面倒茶杯，他们换茶叶总是很勤快，我们每天都要踩到他们的茶叶。一年级方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正在参差不齐地读拼音字母。当然，我们也承认，从一年级一直带我们的班主任张龟雄跟史珍香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他不会揪眼皮和打手心，而只惯于罚跪和大凿毛栗。但想到他现在躺在医院里，我们感到十分难过。我们曾在史珍香的带领下去过医院看望我们的前班主任，看到他直挺挺地躺在雪白的床单上被同样雪白的被子盖着，让我们觉得他还置身于白雪皑皑的严冬。我们分别在他面前汇报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并且还唱了一首史珍香事先教会我们的《路过老师的窗前》。张龟雄感激地闭上了眼睛。我们给亲爱的张老师带来的老母鸡和鸡蛋，希望他能尽快恢复。与此同时，我们又兴高采烈地欢迎史珍香担任我们新的班主任，王勇并就此特意制作了一根新教鞭。现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悔恨，而只是沉浸在对张龟雄的怀念之中。
你说，王勇问，张龟雄现在到底死没死？
我说，我们这么怀念他，他肯定会死的。
植树节那天，我们要栽树。沿着围墙，两人负责栽一棵，是水杉。我和王勇当然是一组。
在史珍香指定的地面上，我们开始挖洞。在就先往洞里浇水还是先把树栽好再浇水这个问题上，我和王勇发生了争执。王勇持前一观点，我持后者。唇枪舌剑，以至于在想象中动起了手。我们分别操持着各自的铁锹向对方头上拍去，我一锹下去，王勇脑浆四溅，流得他满身都是。尤其是白色的脑浆流在红领巾上相当扎眼。不过，他没有对此表示介意，而是强调他的衣服是他妈妈昨天刚洗的，到现在还有肥皂的味道。他能够容忍脑浆流到任何地方，但绝不容忍脑浆弄脏了他妈妈新洗的衣服。所以他哭喊着一锹拍在我的脸上，将我的脸整个拍成锹背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自己的脸，居然和史珍香留在琴凳上的屁股痕迹一模一样。因此，我还用已经陷入脸膛内部找不到的鼻子认真嗅了嗅，确实也有一股屎臭。
后来，我们只好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不浇水，但王勇用他的铁锹到厕所里挖一锹大粪过来预先放入坑中，再按我的方法，将树苗放进坑中，填土浇水。好，很好，大粪会给我们的小树苗提供多于旁人的营养，这是科学，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然后他就这么干了。那是一锹相当浓厚的粪便，五颜六色而又整体发黑。而且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臭。当王勇将粪便倒入坑中之后，我不禁出于好奇弯下腰来仔细看看，除了干硬的屎橛子和各色稀屎，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些擦屁股的纸张，还有一只鞋子，看尺码，顶多是一年级学生穿的。王勇觉得这只鞋对树苗来说没有任何营养，就将它挑了出来，然后去寻找失主。当然，这是之后，我们还是得先把树栽好。
根据史珍香事先的宣布，每棵树都由栽他们的人命名，并书写一块纸牌挂在上面，用以标记。我们看了看别人的名字，有叫“茁茁”的，也有叫“壮壮”的，此类最多。还有个叫“我的中国心”的，算是较有创意。但这都不能让我们赞赏。
一定要起个牛×的名字！我说。
大概是王勇家里死的人比较多经常上坟的缘故吧，王勇说，要不叫“王曹氏”吧，一看就我俩栽的。
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曹王氏”呢，还是一看就我俩栽的。
争执这个没意思，而且站着想名字让我们感到十分劳累。所以我们来到水泥乒乓球台上。为了免于受到对方的干扰，我们以砖砌的中网为界，各自坐一边思索。校园里到处都是追追打打的同學，据说他们正在欢度幸福的童年。而我和王勇却必须从幸福童年中抽出空来为一棵树想名字，这可真够我们受的。
何不就叫“幸福的童年”？我和王勇几乎异口同声说。 我们为那只小鞋子寻找失主找了整整一个春天。不过，我们没有主动去问别人有没有丢鞋子，而只是盯着别人的脚看。我们希望在晨会的操场上发现有一个家伙只穿了一只鞋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广播站的陶老师只穿了一只鞋。话说这个陶老师，中年，秃顶，胳肢窝里拄着根拐杖。听说他早年在采石场工作，负责点炸药。有一天，他把自己齐胯炸断了一条腿。成为残疾人后，他来到了我们学校，主要在校内负责看大门和广播站工作，播放运动员进行曲和喊口令，偶尔也使用当地话代读学生撰写，班主任润色的国旗下的讲话稿。在周末，如果我们想进学校遭到他的拒绝后，我们还可以翻围墙。总之，因为他是个瘸子，而且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课堂上出现过，而且亲友死绝，至今未婚，以校为家，所以大家十分爱戴他。我们甚至想，等我们长大了，一定会非常想念陶老师的。
于是课后我们来到了广播站。
广播站里除了桌椅、唱机、话筒、锦旗，还有一些靠墙摆放的旗帜。旗帜掩映之下还有一面鼓和两个黄灿灿的铙钹。哦，这些玩意儿是在节日使用的，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六一儿童节时的场面。
陶老师，我们只看到你穿一只鞋子，请问，这只鞋子是不是您另一条腿的？王勇开门见山地说。
陶老师接过那只鞋子，翻来覆去，甚至还掀开鞋舌看了看内部，然后很确定地告诉我们，不是，我没有这样的鞋子。
我说，假如是您的，请您千万别客气。
真的不是我的，陶老师语气诚恳，说着还拿着那只鞋，放在本来属于他那只丢在采石场的脚的位置，并晃动那只健在的大脚说，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把一大一小看作问题的话，确实算一双。
王勇觉得不能就此放弃，说，陶老师，也有可能是您小时候丢掉的鞋子，您说是吗？
陶老师露出慈爱的神情，带领我们一起追忆了自己的童年。他说他小时候确实经常丢东西，也确实丢过一只鞋。
陶老师的故事让我们心中生起无限的同情。我说，也许您当年没有丢掉那只鞋，腿就不会后来被炸断，您觉得是这样吗？
是这样，我亲爱的孩子们。陶老师点头同意。
在我们把那只找不到失主的小鞋子重新扔进粪坑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就到了。
史珍香要求我们班无论男女，所有同学都穿白衬衫、黑裤子，并且还要求我们问父母要了两毛钱集体买一条新的红领巾。当天早晨，她还叫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校，由她给我们每个人化个妆。我看到王勇一改往日的形象，浓眉大眼，两颊红扑扑的，像课本插图里那个送鸡毛信的家伙，他则认为我更像那个把鬼子带进八路军包围圈的少年。
我们收到了礼物，和往年一样，是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两个硬水果糖。也和往年一样，先是在操场上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地绕着跑道游行，然后就是进入指定的方阵，在草地上坐下，听村长和校长的祝辞，之后才是最受期待的文艺表演。每年此时，校外田野里干活的农民、服装厂里的女工，都会跑来观看。因为这些农民和女工都是我们的家长，所以我们表演起来更加卖力。
对于我和王勇来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儿童节。所以我们决定表演一番武术对打。
在《霍元甲》主题曲的伴奏下，我和王勇跳入场地，不由分说，就打了起来。我一拳打在王勇的脸上，他的一颗牙立即就飞了出来。他则一脚踢到我的裆，我疼得意识到就算长大了也别想娶到老婆。所以我只好找了块砖头拍在他的大脑门上，血立即盖住了他的脸。他看不见，像一个太极拳高手那样在四下里东摸西摸，好不容易摸到一个坐在前排的一年级的小弟弟，他将他拉起来，并将他举起来向我砸来。我躲开了，那个小孩一头栽在了地上……
×××，打死你。我说。
×××，打不死你。王勇说。
我们的表演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因为伤势过重，我俩分别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我们获知，我们的前班主任张龟雄确实已经死了。而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小学都有伤员，所以病床紧缺，我和王勇睡在一张床上。兴许就是张龟雄死的那张床，只是因为医院里万物皆白，我们像在雪地里一样迷失了方向，并晕眩不已，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们醒来，傍晚的骄阳自窗口而入，给病房里抹了一层屎色。这讓我们感到舒服多了。
我做了一个梦。王勇说。
我也做了个。我说。
那我先说，王勇说，我梦见广播站了，陶老师正在和史珍香干坏事。
陶老师呢？我问。
他当然也脱光了，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两条腿，那条炸断的腿又长出了一个新芽，一个非常小的新腿，只长到那条好腿的膝盖部位。也有脚，很小，穿的就是我们在厕所搞到的那只鞋。
真有意思啊？你这个梦。我由衷地赞叹了一番。
你呢，你那个梦？
我说，我这个梦没你的好，显得很无聊。
怎么说？
我梦见自己长大了，回到了母校。但我们的学校已经跟其他学校合并了，这里已经没有了人。黑板上彩色粉笔画的学习园地还在，你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画的雷锋也在，包括卫生角的秃头扫帚和流动红旗都在，但没有风，所有东西都一动不动。
树呢？我们的幸福的童年呢？
没看到，没有，没了。我说。
在之前，也就是她教我们音乐课的时候，那可真漂亮。两条大辫子别人都任它在后面拖着，她不，总是要拿到前面来，一左一右搭在胸前。而且她还喜欢玩弄自己的辫梢，这样一来，辫子就在乳房上走了个曲线。王勇说，她的乳房起码有我吃饭的大碗那么大，倒扣着。说着，他在自己干瘪的胸前还比画了比画。我说，是，我知道你一顿吃两碗。有时候，她的辫子也会跑到后面去。比如她踮着脚在黑板上方写字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她的腰（腰眼还有两个酒窝那样的小肉坑），还能看到那两根辫子一左一右指着她的两瓣屁股。但这两瓣屁股是臭的。上音乐课，脚踏琴和琴凳需要上课班级的相关同学搬来搬去。负责搬琴凳的王勇曾在下课后对着琴凳皮革垫子上屁股的形状爱抚不已，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皮革下面的海绵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两瓣屁股形状的痕迹在他将凳子搬出门外时就会消失。世界上比它短暂的生命大概没有。所以王勇曾经将凳子高高举起，由胸口抬至鼻尖，并以比这个短暂的生命更加短暂的方式嗅了嗅前者。很臭，王勇说，是那种新鲜的屎臭。就算如此，我们仍然觉得音乐老师史珍香是那么漂亮，或者更加漂亮。
班主任史珍香就很讨厌了。她无休止地命令我们干这个干那个，一旦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做好，她就会实施惩罚。王勇写错了一个字，她问他为什么写错，他说是粗心大意，没看清。她就拽他的眼皮，差点让他的眼球夺眶而出。夺眶而出的是眼泪。她反问，难道你还委屈？王勇哭着指了指我，告诉她，我是抄他的！于是她又叫我和王勇将手摊放在讲台上，用那根教鞭打。这是一根柳条教鞭，还是王勇亲自制作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邀请我和他一起来到河边，然后三下两下蹿上树，经过一番筛选，他选择了这根笔直而粗细适当的树枝。为了使柳条切口规整，他没有用力将它折下，而是从口袋里取出削铅笔的小刀慢慢切割。为了使我们的教鞭区别于其他班级的，他还用那把小刀在上面镌刻了花纹，即保留一厘米的树皮，之后的下一厘米，他又环形切掉树皮，如此白色（树干）和绿色（树皮）交错，叠加往复，让人眼花缭乱。现在，那些环形树皮不少已经被史珍香的指甲抠了下来，没抠下来的已经发黑了。
我们站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回忆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身后是史珍香在训斥其他某个同学的声音，眼前则是空无一人的校园。教师办公室方向偶尔有人站在门口冲外面倒茶杯，他们换茶叶总是很勤快，我们每天都要踩到他们的茶叶。一年级方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正在参差不齐地读拼音字母。当然，我们也承认，从一年级一直带我们的班主任张龟雄跟史珍香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他不会揪眼皮和打手心，而只惯于罚跪和大凿毛栗。但想到他现在躺在医院里，我们感到十分难过。我们曾在史珍香的带领下去过医院看望我们的前班主任，看到他直挺挺地躺在雪白的床单上被同样雪白的被子盖着，让我们觉得他还置身于白雪皑皑的严冬。我们分别在他面前汇报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并且还唱了一首史珍香事先教会我们的《路过老师的窗前》。张龟雄感激地闭上了眼睛。我们给亲爱的张老师带来的老母鸡和鸡蛋，希望他能尽快恢复。与此同时，我们又兴高采烈地欢迎史珍香担任我们新的班主任，王勇并就此特意制作了一根新教鞭。现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悔恨，而只是沉浸在对张龟雄的怀念之中。
你说，王勇问，张龟雄现在到底死没死？
我说，我们这么怀念他，他肯定会死的。
植树节那天，我们要栽树。沿着围墙，两人负责栽一棵，是水杉。我和王勇当然是一组。
在史珍香指定的地面上，我们开始挖洞。在就先往洞里浇水还是先把树栽好再浇水这个问题上，我和王勇发生了争执。王勇持前一观点，我持后者。唇枪舌剑，以至于在想象中动起了手。我们分别操持着各自的铁锹向对方头上拍去，我一锹下去，王勇脑浆四溅，流得他满身都是。尤其是白色的脑浆流在红领巾上相当扎眼。不过，他没有对此表示介意，而是强调他的衣服是他妈妈昨天刚洗的，到现在还有肥皂的味道。他能够容忍脑浆流到任何地方，但绝不容忍脑浆弄脏了他妈妈新洗的衣服。所以他哭喊着一锹拍在我的脸上，将我的脸整个拍成锹背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自己的脸，居然和史珍香留在琴凳上的屁股痕迹一模一样。因此，我还用已经陷入脸膛内部找不到的鼻子认真嗅了嗅，确实也有一股屎臭。
后来，我们只好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不浇水，但王勇用他的铁锹到厕所里挖一锹大粪过来预先放入坑中，再按我的方法，将树苗放进坑中，填土浇水。好，很好，大粪会给我们的小树苗提供多于旁人的营养，这是科学，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然后他就这么干了。那是一锹相当浓厚的粪便，五颜六色而又整体发黑。而且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臭。当王勇将粪便倒入坑中之后，我不禁出于好奇弯下腰来仔细看看，除了干硬的屎橛子和各色稀屎，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些擦屁股的纸张，还有一只鞋子，看尺码，顶多是一年级学生穿的。王勇觉得这只鞋对树苗来说没有任何营养，就将它挑了出来，然后去寻找失主。当然，这是之后，我们还是得先把树栽好。
根据史珍香事先的宣布，每棵树都由栽他们的人命名，并书写一块纸牌挂在上面，用以标记。我们看了看别人的名字，有叫“茁茁”的，也有叫“壮壮”的，此类最多。还有个叫“我的中国心”的，算是较有创意。但这都不能让我们赞赏。
一定要起个牛×的名字！我说。
大概是王勇家里死的人比较多经常上坟的缘故吧，王勇说，要不叫“王曹氏”吧，一看就我俩栽的。
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曹王氏”呢，还是一看就我俩栽的。
争执这个没意思，而且站着想名字让我们感到十分劳累。所以我们来到水泥乒乓球台上。为了免于受到对方的干扰，我们以砖砌的中网为界，各自坐一边思索。校园里到处都是追追打打的同學，据说他们正在欢度幸福的童年。而我和王勇却必须从幸福童年中抽出空来为一棵树想名字，这可真够我们受的。
何不就叫“幸福的童年”？我和王勇几乎异口同声说。 我们为那只小鞋子寻找失主找了整整一个春天。不过，我们没有主动去问别人有没有丢鞋子，而只是盯着别人的脚看。我们希望在晨会的操场上发现有一个家伙只穿了一只鞋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广播站的陶老师只穿了一只鞋。话说这个陶老师，中年，秃顶，胳肢窝里拄着根拐杖。听说他早年在采石场工作，负责点炸药。有一天，他把自己齐胯炸断了一条腿。成为残疾人后，他来到了我们学校，主要在校内负责看大门和广播站工作，播放运动员进行曲和喊口令，偶尔也使用当地话代读学生撰写，班主任润色的国旗下的讲话稿。在周末，如果我们想进学校遭到他的拒绝后，我们还可以翻围墙。总之，因为他是个瘸子，而且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课堂上出现过，而且亲友死绝，至今未婚，以校为家，所以大家十分爱戴他。我们甚至想，等我们长大了，一定会非常想念陶老师的。
于是课后我们来到了广播站。
广播站里除了桌椅、唱机、话筒、锦旗，还有一些靠墙摆放的旗帜。旗帜掩映之下还有一面鼓和两个黄灿灿的铙钹。哦，这些玩意儿是在节日使用的，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六一儿童节时的场面。
陶老师，我们只看到你穿一只鞋子，请问，这只鞋子是不是您另一条腿的？王勇开门见山地说。
陶老师接过那只鞋子，翻来覆去，甚至还掀开鞋舌看了看内部，然后很确定地告诉我们，不是，我没有这样的鞋子。
我说，假如是您的，请您千万别客气。
真的不是我的，陶老师语气诚恳，说着还拿着那只鞋，放在本来属于他那只丢在采石场的脚的位置，并晃动那只健在的大脚说，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把一大一小看作问题的话，确实算一双。
王勇觉得不能就此放弃，说，陶老师，也有可能是您小时候丢掉的鞋子，您说是吗？
陶老师露出慈爱的神情，带领我们一起追忆了自己的童年。他说他小时候确实经常丢东西，也确实丢过一只鞋。
陶老师的故事让我们心中生起无限的同情。我说，也许您当年没有丢掉那只鞋，腿就不会后来被炸断，您觉得是这样吗？
是这样，我亲爱的孩子们。陶老师点头同意。
在我们把那只找不到失主的小鞋子重新扔进粪坑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就到了。
史珍香要求我们班无论男女，所有同学都穿白衬衫、黑裤子，并且还要求我们问父母要了两毛钱集体买一条新的红领巾。当天早晨，她还叫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校，由她给我们每个人化个妆。我看到王勇一改往日的形象，浓眉大眼，两颊红扑扑的，像课本插图里那个送鸡毛信的家伙，他则认为我更像那个把鬼子带进八路军包围圈的少年。
我们收到了礼物，和往年一样，是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两个硬水果糖。也和往年一样，先是在操场上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地绕着跑道游行，然后就是进入指定的方阵，在草地上坐下，听村长和校长的祝辞，之后才是最受期待的文艺表演。每年此时，校外田野里干活的农民、服装厂里的女工，都会跑来观看。因为这些农民和女工都是我们的家长，所以我们表演起来更加卖力。
对于我和王勇来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儿童节。所以我们决定表演一番武术对打。
在《霍元甲》主题曲的伴奏下，我和王勇跳入场地，不由分说，就打了起来。我一拳打在王勇的脸上，他的一颗牙立即就飞了出来。他则一脚踢到我的裆，我疼得意识到就算长大了也别想娶到老婆。所以我只好找了块砖头拍在他的大脑门上，血立即盖住了他的脸。他看不见，像一个太极拳高手那样在四下里东摸西摸，好不容易摸到一个坐在前排的一年级的小弟弟，他将他拉起来，并将他举起来向我砸来。我躲开了，那个小孩一头栽在了地上……
×××，打死你。我说。
×××，打不死你。王勇说。
我们的表演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因为伤势过重，我俩分别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我们获知，我们的前班主任张龟雄确实已经死了。而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小学都有伤员，所以病床紧缺，我和王勇睡在一张床上。兴许就是张龟雄死的那张床，只是因为医院里万物皆白，我们像在雪地里一样迷失了方向，并晕眩不已，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们醒来，傍晚的骄阳自窗口而入，给病房里抹了一层屎色。这讓我们感到舒服多了。
我做了一个梦。王勇说。
我也做了个。我说。
那我先说，王勇说，我梦见广播站了，陶老师正在和史珍香干坏事。
陶老师呢？我问。
他当然也脱光了，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两条腿，那条炸断的腿又长出了一个新芽，一个非常小的新腿，只长到那条好腿的膝盖部位。也有脚，很小，穿的就是我们在厕所搞到的那只鞋。
真有意思啊？你这个梦。我由衷地赞叹了一番。
你呢，你那个梦？
我说，我这个梦没你的好，显得很无聊。
怎么说？
我梦见自己长大了，回到了母校。但我们的学校已经跟其他学校合并了，这里已经没有了人。黑板上彩色粉笔画的学习园地还在，你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画的雷锋也在，包括卫生角的秃头扫帚和流动红旗都在，但没有风，所有东西都一动不动。
树呢？我们的幸福的童年呢？
没看到，没有，没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