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修建道路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建得越宽越好。但也有例外。有一条路，政府打算把它弄得越窄越好。这条路就是环境公益诉讼之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在提交讨论的修正案草案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规定的积极涵义是在法律上肯定了环保公益诉讼，因此它被公认为本次环保法修改草案中的重大进步之一。但是，这条规定同时指定中华环保联合会是唯一合资格的诉讼主体，又激起了民间环保组织以及许多有识之士的愤怒和批评，被严厉指责为立法上的大倒退。
　　我完全同意，这是严重倒退。法学教授徐昕撰文提供了以下事实：“十多年来，公民个人、环保组织、环保局、检察机关都曾作为原告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这方面已经开始积累了各种案例。不仅如此，贵州、江苏、云南等地近年来还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尝试拓宽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所谓拓宽，就是明确肯定，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环境公益诉讼是自下而上的、已经在进行中的社会实践，民间环保组织已经走在路上。这条路本来没有，是许许多多的公民和公民组织冒险犯难，将它开辟出来的。情形正如鲁迅说过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些开路者，尽管有些走得踉踉跄跄，但却代表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代表了社会良知的觉醒。更加可贵的是，民间环保组织在开辟环境公益诉讼的道路上，与政府和企业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其中逐步磨合出来的共识与合作经验，殊为难得。在这个时候，《环保法修正草案》不是努力去拓宽政府与民间合作共赢的道路，反倒极力压缩已有的空间，破坏社会团结，这不是严重倒退是什么？
　　这种倒退，反映了政府与立法机关存在严重的视野盲区和认识误区，就是把伪民间环保组织当做是真民间环保组织，还要把前者抬高成为后者的代表、渠道和枢纽。根据现有报道的披露，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会员构成中，有大量的企业会员，其中有不少就是污染大户。按照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规定，单位会员须缴纳会费。每年缴费10万元，可成为常务理事单位会员。缴费30万元，即为主任委员单位会员。这样一来，联合会有可能去监督单位会员的污染状况吗？还不如说，缴纳会费，成为企业将自己“洗绿”的一种策略。
　　翻查过去若干年的历史记录，由联合会提起的诉讼，只针对地方中小企业，从来不碰自己的单位会员。显然，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会员构成、会费依赖以及其他方面的资金使用状况，使它的环境公益身份大成疑问。而《环保法修正草案》偏偏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独家指定给它，这真是一大败笔，近乎愚蠢。中华环保联合会将被推到风口浪尖，它的身份、立场、能力与财政状况，将被置于聚光灯下。或许这也有个好处，那些退休高官以为在这里可以顶着好名声发挥余热，今后恐怕是不容易了。
　　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如此严重，不但需要政府重视，而且需要社会重视。为此，公民的环境意识觉醒，公民的环境监察、环境报道、环境抗争，以及公民发起的环境公益诉讼都必不可少。有一位见多识广、很早就具备环保意识的民营企业家告诉我，美国人到了周末，都喜欢一家人到大自然环境中嬉戏度假，其乐融融。我说，这不是新闻啊。这位朋友认真告诉我，他从中明白，保护蓝天白云、保护青山绿水，是从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要求。环境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保卫自己的生活乐趣，就会保卫环境。
　　因此，从根子上说，环境保护不是来自政府的要求，而是来自于生活的要求。政府是分等级的，但是，人们保护环境的权利，不能分等级。绝对不能说，只有某些组织、某些个人特别先进，他们才有资格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打官司。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问题，是一个权利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