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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顺应数字时代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农民信贷难的重要契机。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贷时提出并被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含义大致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员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随后，世界上各种研究机构，对普惠金融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将普惠金融定义为：家庭和企业能够方便得到和有效使用的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必须是有担当的和可持续的，并受到良好的监督。
到2016年，二十国集团（C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数字普惠金融被列入重要议题。在中国的推动下，峰会制定了《（C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及29项具体目标，鼓励各国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发挥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带来的巨大潜力，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
2006年，普惠金融理念引入我国。经过十年打磨，普惠金融在我国落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体现了共同富裕和可持续性原则。金融普惠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等。国家将金融普惠到如此具体的群体和范围，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政府倡导引领的（C20）杭州峰会精神的责任、担当和作为。
中国是农业大國，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相当一部分地区欠发达，“三农”经济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空白化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加之农民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较高，非正规金融带来的监管难度大，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因而，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金融资源矛盾，促进解决农民信贷问题的新思路和方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深远。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崛起，给我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深刻影响着金融行业的变革。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应用于农村普惠金融实践。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金融数字化普及率低、结构单一、网点少
一是普及率低。在农村，部分人对手机支付、购物、缴费等操作不熟悉，习惯于现金交易，多功能的数字化工具推广困难，数字化金融服务率偏低。二是经营结构单一。在大部分地方，农村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经营主体单一，缺乏活力，农村大部分人有钱也不存入信用社，因而大多数信用社吸纳存款少，几乎无盈利，有的甚至亏损，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基本上属于维持性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经营网点少。受地域限制，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大多分布在集镇或县城，偏僻地方的农民获取金融服务困难，“普惠”难落到实处。
农村金融信息不畅，农民贷款门槛高，获得贷款数额少
首先是外部信息不畅。数字时代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需要大量数据支撑，但单位和部门之间彼此封锁信息，互设障碍，甚至互相掣肘。诸如近年出现的倒闭甩债、直接赖债、攀比欠债等缺失诚信的恶劣现象，这些重要信息，金融部门之间缺乏交流共享，急需对信息进行统筹互享，共同对付无赖。其次是内部信息不畅。即使处于同一业务范围，金融机构的数据也相互保密，壁垒森严，不能外泄。有些金融部门对现有内部信息，即便掌握了其利用率也不高，导致交易信息零碎、分散，难以整合。由于农民居住分散，所需贷款用途千差万别，金融部门无法全面掌握农户的信用和家庭经济情况，便对其贷款用途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和严苛的抵押条件。凡此种种原因，使得相关金融机构给农户的贷款数额少之又少，很难满足农民所需资金。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金融机构追求盈利，不利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一是“三农”难、“三农”弱。因为传统的生产模式使得农民收入低，不稳定，且受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承受很大风险，很难获得稳定收益。而发展经济型农业周期长，需投入大量资金，但资金短缺导致其举步维艰。二是农村金融机构获利较少，积极性不高。一些农业银行服务于农业部分的业务几乎常年亏损，不得不切割甚至舍弃这部分业务，以完成商业化转型。除农行之外，一些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较多的利润，也纷纷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农民贷款难。近年来，有部分电商开始涉入农村金融，但贷给农民的贷款利息偏高，农民难以承受。企业追求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涉及“三农”，尤其是国家政策型金融机构对农民应尽力体现普惠性。
数字金融存在一定的隐患。
在获取便捷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同时，金融欺诈行为也随之出现。不少骗子利用农民对高科技技术掌握偏低，防范意识薄弱、辨别能力不强等弱点，乘虚而入，通过网络渠道诈骗农民钱财。前些年，以高利息回报为诱饵的“理财”骗局，使农民仍心有余悸。此外，消费者信息泄露屡见不鲜，农民也深受其害。
政府引领，加强监督
在农村推广实施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一是要注重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牵头制定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明确政府的职能边界，把握好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与政府部门监管之间的度，做到政府既积极为农民争取利益，又不干预金融机构自负盈亏的商业运作。三是注意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领。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做好实施路径的顶层设计，同时重视发挥相关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适时转换“主导”与“引领”的角色，尊重市场规律，以实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
宣传教育，提高素养
让农民进入金融市场，首要任务是向农民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强化教育，逐步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推动农村数字普惠快速落地。一是宣传要有针对性。宣传者要明白当下农村的现状，城镇化使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年轻人少，老年人多，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数字技术认知操作能力有限，不会上网是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大制约，要因地因人制宜，制定落实一村一策、一户一策的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措施。二是宣传方式要灵活多样，可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广泛开展农村数字金融和农民如何快速获得贷款的专题培训，让农民学会贷款操作流程。三是要开展诚实守信教育，促进社会信用意识提升，实现信用与金融信息产品良性互动。要让民众明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是自负盈亏的商业行为，是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易，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贷款到期要还本付息，切不可把“普惠”贷款误解为政府发放的扶贫福利。 简化程序，方便信贷
方便农民信贷，首先要找到有源之水——愿意借贷的金融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三農”服务的金融机构里，只有农村信用社，实在是有点势单力薄。现在，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腾讯也开始发力金融，步入农村，推出“旺农贷”“千县万村”等计划。虽然这些电商巨头，对农村的“普惠”，大多还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阶段，但若政府出面协调，整合资源，便能缓解农村只有农业银行和农商银行（信用社）单打独斗局面。
目前，应加快步伐，协调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与民营企业对农村信贷的合作，在数据使用、风险评估、授信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政府牵线搭桥，鼓励各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大数据，实现线上线下携手，降低成本，提高农民的贷款获得率。其次，要尽力简化农民贷款程序，方便民众信贷。利用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数字化工具，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能力，让农民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银行窗口等，完成线上申请，大数据审核，力争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获得贷款的便捷服务。同时不搞一刀切，实行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合作，数字人民币与现金支付互补。总之，要在“方便”上下功夫，结束对农民客户调查、审批时间长、手续复杂烦琐的历史，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贷款慢、贷款贵问题。再次，要确保数据安全可靠。金融机构在农村发放贷款，为提高效率，缩短放贷时间，一般都要依赖当地政府提供农户的数据信息。双方应根据不同类型的数据来源，分类分层级明确所有权和应用范围，签订保密协议，明确责任，防止农户信息泄露。
综上所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间较短，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不多，但其潜力无限。我们要勇于探索，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建设性方案，供决策者参考，更好地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姚倩.互联网金融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7（14）.
[2]张韶峰.数字普惠金融下的信贷风险控制系统构建[J].清华金融评论，2017（1）.
[3]严鹏，杨林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南方农村，2020（6）.
[4]段胜英.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困境与路径分析[J].时代金融，2018（15）.
[5]姜振水.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现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17（4）.
数字普惠金融的背景与由来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贷时提出并被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含义大致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员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随后，世界上各种研究机构，对普惠金融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将普惠金融定义为：家庭和企业能够方便得到和有效使用的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必须是有担当的和可持续的，并受到良好的监督。
到2016年，二十国集团（C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数字普惠金融被列入重要议题。在中国的推动下，峰会制定了《（C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及29项具体目标，鼓励各国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发挥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带来的巨大潜力，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
2006年，普惠金融理念引入我国。经过十年打磨，普惠金融在我国落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体现了共同富裕和可持续性原则。金融普惠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等。国家将金融普惠到如此具体的群体和范围，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政府倡导引领的（C20）杭州峰会精神的责任、担当和作为。
中国是农业大國，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相当一部分地区欠发达，“三农”经济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空白化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加之农民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较高，非正规金融带来的监管难度大，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因而，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金融资源矛盾，促进解决农民信贷问题的新思路和方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深远。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信贷问题的困境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崛起，给我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深刻影响着金融行业的变革。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应用于农村普惠金融实践。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金融数字化普及率低、结构单一、网点少
一是普及率低。在农村，部分人对手机支付、购物、缴费等操作不熟悉，习惯于现金交易，多功能的数字化工具推广困难，数字化金融服务率偏低。二是经营结构单一。在大部分地方，农村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经营主体单一，缺乏活力，农村大部分人有钱也不存入信用社，因而大多数信用社吸纳存款少，几乎无盈利，有的甚至亏损，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基本上属于维持性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经营网点少。受地域限制，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大多分布在集镇或县城，偏僻地方的农民获取金融服务困难，“普惠”难落到实处。
农村金融信息不畅，农民贷款门槛高，获得贷款数额少
首先是外部信息不畅。数字时代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需要大量数据支撑，但单位和部门之间彼此封锁信息，互设障碍，甚至互相掣肘。诸如近年出现的倒闭甩债、直接赖债、攀比欠债等缺失诚信的恶劣现象，这些重要信息，金融部门之间缺乏交流共享，急需对信息进行统筹互享，共同对付无赖。其次是内部信息不畅。即使处于同一业务范围，金融机构的数据也相互保密，壁垒森严，不能外泄。有些金融部门对现有内部信息，即便掌握了其利用率也不高，导致交易信息零碎、分散，难以整合。由于农民居住分散，所需贷款用途千差万别，金融部门无法全面掌握农户的信用和家庭经济情况，便对其贷款用途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和严苛的抵押条件。凡此种种原因，使得相关金融机构给农户的贷款数额少之又少，很难满足农民所需资金。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金融机构追求盈利，不利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一是“三农”难、“三农”弱。因为传统的生产模式使得农民收入低，不稳定，且受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承受很大风险，很难获得稳定收益。而发展经济型农业周期长，需投入大量资金，但资金短缺导致其举步维艰。二是农村金融机构获利较少，积极性不高。一些农业银行服务于农业部分的业务几乎常年亏损，不得不切割甚至舍弃这部分业务，以完成商业化转型。除农行之外，一些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较多的利润，也纷纷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农民贷款难。近年来，有部分电商开始涉入农村金融，但贷给农民的贷款利息偏高，农民难以承受。企业追求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涉及“三农”，尤其是国家政策型金融机构对农民应尽力体现普惠性。
数字金融存在一定的隐患。
在获取便捷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同时，金融欺诈行为也随之出现。不少骗子利用农民对高科技技术掌握偏低，防范意识薄弱、辨别能力不强等弱点，乘虚而入，通过网络渠道诈骗农民钱财。前些年，以高利息回报为诱饵的“理财”骗局，使农民仍心有余悸。此外，消费者信息泄露屡见不鲜，农民也深受其害。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信贷问题的解困之道
政府引领，加强监督
在农村推广实施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一是要注重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牵头制定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明确政府的职能边界，把握好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与政府部门监管之间的度，做到政府既积极为农民争取利益，又不干预金融机构自负盈亏的商业运作。三是注意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领。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做好实施路径的顶层设计，同时重视发挥相关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适时转换“主导”与“引领”的角色，尊重市场规律，以实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
宣传教育，提高素养
让农民进入金融市场，首要任务是向农民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强化教育，逐步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推动农村数字普惠快速落地。一是宣传要有针对性。宣传者要明白当下农村的现状，城镇化使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年轻人少，老年人多，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数字技术认知操作能力有限，不会上网是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大制约，要因地因人制宜，制定落实一村一策、一户一策的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措施。二是宣传方式要灵活多样，可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广泛开展农村数字金融和农民如何快速获得贷款的专题培训，让农民学会贷款操作流程。三是要开展诚实守信教育，促进社会信用意识提升，实现信用与金融信息产品良性互动。要让民众明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是自负盈亏的商业行为，是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易，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贷款到期要还本付息，切不可把“普惠”贷款误解为政府发放的扶贫福利。 简化程序，方便信贷
方便农民信贷，首先要找到有源之水——愿意借贷的金融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三農”服务的金融机构里，只有农村信用社，实在是有点势单力薄。现在，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腾讯也开始发力金融，步入农村，推出“旺农贷”“千县万村”等计划。虽然这些电商巨头，对农村的“普惠”，大多还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阶段，但若政府出面协调，整合资源，便能缓解农村只有农业银行和农商银行（信用社）单打独斗局面。
目前，应加快步伐，协调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与民营企业对农村信贷的合作，在数据使用、风险评估、授信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政府牵线搭桥，鼓励各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大数据，实现线上线下携手，降低成本，提高农民的贷款获得率。其次，要尽力简化农民贷款程序，方便民众信贷。利用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数字化工具，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能力，让农民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银行窗口等，完成线上申请，大数据审核，力争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获得贷款的便捷服务。同时不搞一刀切，实行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合作，数字人民币与现金支付互补。总之，要在“方便”上下功夫，结束对农民客户调查、审批时间长、手续复杂烦琐的历史，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贷款慢、贷款贵问题。再次，要确保数据安全可靠。金融机构在农村发放贷款，为提高效率，缩短放贷时间，一般都要依赖当地政府提供农户的数据信息。双方应根据不同类型的数据来源，分类分层级明确所有权和应用范围，签订保密协议，明确责任，防止农户信息泄露。
结 语
综上所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间较短，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不多，但其潜力无限。我们要勇于探索，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建设性方案，供决策者参考，更好地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姚倩.互联网金融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7（14）.
[2]张韶峰.数字普惠金融下的信贷风险控制系统构建[J].清华金融评论，2017（1）.
[3]严鹏，杨林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南方农村，2020（6）.
[4]段胜英.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困境与路径分析[J].时代金融，2018（15）.
[5]姜振水.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现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