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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邓小平理论滋养的中国高端智库，如今正站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向整个世界彰显着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每一位智库从业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深情地缅怀他——我们改革开放伟业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没有他的拨乱反正，中国的车轮就不会驶上发展的大道！没有他的远见卓识，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也不会有今日的繁荣和地位。
邓小平：推动社会科学院的建设
在北京，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最初体制属于中国科学院。1975年初，饱经磨难的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仅全面整顿科学事业，也着手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邓小平决定由新设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业务工作，学部的政治和行政工作分别由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负责。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学部领导机构名单，郭沫若仍任学部主任，并组成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学部日常工作。7月下旬起派到学部的军宣队、工宣队陆续撤离，学部下放农村的研究人员被召回，研究所科研业务逐步恢复。
1975年9月，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路，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若干事项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单位”。换言之，该《通知》正式提出了建立单独的国家级社会科学院的计划。由此学部行政级别大为提高，但名称未变，相关研究所名义上仍留在中科院。10月4日，胡耀邦被邓小平任命为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在牵头制定中科院整顿规划时，也开始为建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规划。10月25日，邓小平在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受到错误批判。1976年1月17日，也因邓小平受到批判且宣布其不再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社会科学院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止。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后，哲学和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复苏。1977年4月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向中央递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则与中国科学院等同，相当于部委一级。学部时期的14个研究所全部划归过去，自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这一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11月24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正式启用。随后，中央任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社会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组书记。不久，胡乔木受邓小平委托起草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
几乎与谋划建立中国社科院的同一历史阶段，在小平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类似智库的国家级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上海：最早完善决策咨询体系的大陆城市
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社科院，至今仍然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地方社科院。“文革”期间，上海社科院被迫中断运转;1978年借着科学的春风恢复运行。2017年2月7日，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教授在院长办公室接待了笔者，就小平同志对于上海发展的功勋和智库事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度探讨。而20年前，时任上海市府发展中心主任的王战也是从广播中得知伟人离去的。王战在深感惋惜的同时，更感受到上海的战略目标和智库动力已经形成。
事在人為，行成于思。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上海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如王战长期奉献过的上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前身是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于1980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经济研究中心以干事会为组织形式，将原先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工作，不仅培养了一支决策咨询研究队伍，还创新了一套在全国领先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机制，使决策咨询逐渐成为市领导做出重大决策前的一个重要环节。1993年起，上海设立了市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由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成为发动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上海决策咨询的重要载体之一。1993年6月3日，上海设立了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募集运作资金，支持上海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1994年，上海市政府又在全国各省市中率先设立“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决策咨询研究人员的积极性。1995年12月22日，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领域和范围从研究经济问题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全方位研究和政策设计拓展，着力加强研究上海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问题。从那时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通力合作，使上海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开启了新的篇章。王战后来还担任过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
关于决策咨询工作，王战始终认为是智库的价值所在。而上海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发展瓶颈、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也自然需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者和智库提出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和思路供市领导决策参考。而智库成果的意义，正如王战所言：“上海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进程当中，始终有一支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决策，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队伍……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动力吧。”有意思的是，王战近年履新的一个要职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由此，上海社科院和市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就从天然的互动走向了更接天线的战略层面。
上海社科院：率先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领军者 在访谈中，王战院长向我们强调：20多年前，正是小平同志亲自为上海勾画了加快改革開放的宏伟蓝图，开启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新征程。上海的飞速发展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改革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20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讲：“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当然，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优等生，更像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而邓小平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也一直是各类智库关注的焦点。王战院长很自豪地指出——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上海社科院和夏禹龙研究员是有着突出贡献的。上海社科院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并于1993年率先在国内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目标就是着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引领新的实践，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普及宣传。1993年6月15日至18日，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会议就是由上海社科院筹办的。1994年，中心被中央列为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五大基地之一。
夏禹龙研究员，则是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对此，上海社科院老干部办主任于涛介绍道：夏老出生于1928年3月，1945年2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爱国青年学生的杰出代表，也是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动员全校爱国师生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解放以后，曾从事共青团、社会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夏禹龙1984年调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1993年兼任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从此，他的研究领域重心转移到邓小平理论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论文和文章，撰写了一百多万字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2年9月24日至26日，中国管理科学院上海分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邓小平管理思想研讨会”，夏禹龙应邀在会上做了“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李君如合作）的主题报告，该研究成果后来在《解放日报》发表，并获得了1993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值得铭记的是：2016年11月17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2015）颁奖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88岁的离休干部夏禹龙同志，在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2015）评选中，荣获“学术贡献”奖;以表彰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和区域经济等领域造诣深厚”。
高端智库：正站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小平同志对于国家的社会科学事业十分重视，他在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特别强调“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史料显示：小平同志还是积极展开“智库外交”的领袖。
世界包括中国，中国拥抱世界，改革开放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与世界互动。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还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积极开展政府间交往的同时，也广泛开展了同国际高端智库方面的交往。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小平同志接触的国际高端智库对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知名智库。如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二是具有智库性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是各种国际研讨会。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国智库专家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北京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小平同志曾多次会见来中国参会的外国专家，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下野后的各国政要。小平同志与许多下野后参与智库研究活动的西方国家政要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交流，如尼克松和基辛格等。
小平同志关于“智库外交”的开创性做法，在上海社科院国际交流处处长吴雪明博士看来，当然是我国智库建设的底蕴。他介绍道：“目前，上海社科院已成为国家25家高端智库之一，同世界一流智库建立了普遍联系;小平同志的开创性做法已是我们的习惯性做法。”而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与广泛凝聚共识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促进，有效地提高了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其中就有社科院等智库在国际交流中所凝聚共识的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得到邓小平理论滋养的中国高端智库，如今正站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向整个世界彰显着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此，王战院长强调：我们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学习小平同志的战略思维和改革智慧。邓小平理论的意义还在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见解，准确把握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现实，第一次在理论上把早熟的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了两种形态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明确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早熟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要务。当前我们已经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新起点，未来的发展需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初始积累走向创新积累，在第二个百年之际，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成阶段，与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汇流。而作为高端智库更应自觉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每一位智库从业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深情地缅怀他——我们改革开放伟业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没有他的拨乱反正，中国的车轮就不会驶上发展的大道！没有他的远见卓识，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也不会有今日的繁荣和地位。
邓小平：推动社会科学院的建设
在北京，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最初体制属于中国科学院。1975年初，饱经磨难的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仅全面整顿科学事业，也着手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邓小平决定由新设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业务工作，学部的政治和行政工作分别由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负责。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学部领导机构名单，郭沫若仍任学部主任，并组成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学部日常工作。7月下旬起派到学部的军宣队、工宣队陆续撤离，学部下放农村的研究人员被召回，研究所科研业务逐步恢复。
1975年9月，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路，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若干事项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单位”。换言之，该《通知》正式提出了建立单独的国家级社会科学院的计划。由此学部行政级别大为提高，但名称未变，相关研究所名义上仍留在中科院。10月4日，胡耀邦被邓小平任命为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在牵头制定中科院整顿规划时，也开始为建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规划。10月25日，邓小平在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受到错误批判。1976年1月17日，也因邓小平受到批判且宣布其不再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社会科学院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止。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后，哲学和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复苏。1977年4月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向中央递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则与中国科学院等同，相当于部委一级。学部时期的14个研究所全部划归过去，自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这一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11月24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正式启用。随后，中央任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社会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组书记。不久，胡乔木受邓小平委托起草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
几乎与谋划建立中国社科院的同一历史阶段，在小平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类似智库的国家级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上海：最早完善决策咨询体系的大陆城市
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社科院，至今仍然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地方社科院。“文革”期间，上海社科院被迫中断运转;1978年借着科学的春风恢复运行。2017年2月7日，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教授在院长办公室接待了笔者，就小平同志对于上海发展的功勋和智库事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度探讨。而20年前，时任上海市府发展中心主任的王战也是从广播中得知伟人离去的。王战在深感惋惜的同时，更感受到上海的战略目标和智库动力已经形成。
事在人為，行成于思。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上海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如王战长期奉献过的上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前身是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于1980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经济研究中心以干事会为组织形式，将原先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工作，不仅培养了一支决策咨询研究队伍，还创新了一套在全国领先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机制，使决策咨询逐渐成为市领导做出重大决策前的一个重要环节。1993年起，上海设立了市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由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成为发动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上海决策咨询的重要载体之一。1993年6月3日，上海设立了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募集运作资金，支持上海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1994年，上海市政府又在全国各省市中率先设立“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决策咨询研究人员的积极性。1995年12月22日，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领域和范围从研究经济问题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全方位研究和政策设计拓展，着力加强研究上海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问题。从那时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通力合作，使上海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开启了新的篇章。王战后来还担任过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
关于决策咨询工作，王战始终认为是智库的价值所在。而上海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发展瓶颈、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也自然需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者和智库提出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和思路供市领导决策参考。而智库成果的意义，正如王战所言：“上海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进程当中，始终有一支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决策，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队伍……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动力吧。”有意思的是，王战近年履新的一个要职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由此，上海社科院和市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就从天然的互动走向了更接天线的战略层面。
上海社科院：率先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领军者 在访谈中，王战院长向我们强调：20多年前，正是小平同志亲自为上海勾画了加快改革開放的宏伟蓝图，开启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新征程。上海的飞速发展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改革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20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讲：“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当然，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优等生，更像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而邓小平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也一直是各类智库关注的焦点。王战院长很自豪地指出——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上海社科院和夏禹龙研究员是有着突出贡献的。上海社科院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并于1993年率先在国内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目标就是着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引领新的实践，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普及宣传。1993年6月15日至18日，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会议就是由上海社科院筹办的。1994年，中心被中央列为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五大基地之一。
夏禹龙研究员，则是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对此，上海社科院老干部办主任于涛介绍道：夏老出生于1928年3月，1945年2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爱国青年学生的杰出代表，也是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动员全校爱国师生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解放以后，曾从事共青团、社会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夏禹龙1984年调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1993年兼任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从此，他的研究领域重心转移到邓小平理论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论文和文章，撰写了一百多万字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2年9月24日至26日，中国管理科学院上海分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邓小平管理思想研讨会”，夏禹龙应邀在会上做了“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李君如合作）的主题报告，该研究成果后来在《解放日报》发表，并获得了1993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值得铭记的是：2016年11月17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2015）颁奖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88岁的离休干部夏禹龙同志，在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2015）评选中，荣获“学术贡献”奖;以表彰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和区域经济等领域造诣深厚”。
高端智库：正站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小平同志对于国家的社会科学事业十分重视，他在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特别强调“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史料显示：小平同志还是积极展开“智库外交”的领袖。
世界包括中国，中国拥抱世界，改革开放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与世界互动。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还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积极开展政府间交往的同时，也广泛开展了同国际高端智库方面的交往。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小平同志接触的国际高端智库对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知名智库。如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二是具有智库性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是各种国际研讨会。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国智库专家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北京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小平同志曾多次会见来中国参会的外国专家，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下野后的各国政要。小平同志与许多下野后参与智库研究活动的西方国家政要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交流，如尼克松和基辛格等。
小平同志关于“智库外交”的开创性做法，在上海社科院国际交流处处长吴雪明博士看来，当然是我国智库建设的底蕴。他介绍道：“目前，上海社科院已成为国家25家高端智库之一，同世界一流智库建立了普遍联系;小平同志的开创性做法已是我们的习惯性做法。”而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与广泛凝聚共识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促进，有效地提高了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其中就有社科院等智库在国际交流中所凝聚共识的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得到邓小平理论滋养的中国高端智库，如今正站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向整个世界彰显着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此，王战院长强调：我们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学习小平同志的战略思维和改革智慧。邓小平理论的意义还在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见解，准确把握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现实，第一次在理论上把早熟的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了两种形态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明确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早熟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要务。当前我们已经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新起点，未来的发展需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初始积累走向创新积累，在第二个百年之际，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成阶段，与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汇流。而作为高端智库更应自觉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