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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Novy（2011）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计算2000—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并将双边贸易成本与其他因素对贸易增长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成本的降低和双边经济规模的增长对贸易增长有较强促进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成本贸易增长
一、引言
长期以来，在传统贸易理论中，产生贸易最关键的条件是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而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其中贸易成本一直被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忽视，正如Deardoff（1984）评价的那样，就像是摩擦力被排除在了许多物理理论中一样，贸易成本也长期被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但是，Obwtfeld和Rogoff（2000）认为贸易成本这一非常符合经济现实的因素，是解决国际贸易领域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贸易成本仍然以不同的形态困扰着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依然面临着众多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壁垒，可见贸易成本依然是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全球贸易首次负增长这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都在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蒙上阴影。
当前，中国以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便利化和资金交易融通四大主要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合作，旨在与各国齐心协力走出经济困境。这些措施都旨在降低双边的贸易成本，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刺激贸易增长。本文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贸易成本的测算，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增长的贡献两方面入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关系，从而提出有效的贸易合作政策。
二、双边贸易成本的测算
本文采用Novy（2011）改进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使得xii=s·（GDPi-xi）来近似表示国内贸易份额，为简单计算，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贸易品的份额相等，最后模型为：
Novy（201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方式也成为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应用于分析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成本的最主要方法（许统生，2011；孙瑾和杨英俊，2016）。本文在公式（1）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成果，将可贸易份额s设定为06，将替代弹性σ设定为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地区划分为：（1）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2）中南亚：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3）西亚北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土耳其。（4）独联体：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5）中东欧：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2000年到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有两个特征：一是从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双边贸易成本的降幅最大，平均降幅均超过30%。二是从贸易成本的平均值来看，中国与东南亚，中南亚，西亚北非，独联体和中东欧的双边贸易成本依次增大。其中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贸易成本远低于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增长的影响
在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实证研究中，现有的文献根据文章的侧重点选取某个或几个子成本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指标，而整体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贡献实证分析相对匮乏。因此本文从整体贸易成本的角度出发，探究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关系。
本文在吴丹（2008）、王瑞和王丽萍（2012）的基础上，选取贸易成本（cost）、单位劳动成本（culc）、全要素生产率（ctfp）、国际投资（fdi和ofdi）、双边经济规模（gdp）、世界经济增长率（wgdp）和恐怖主义指数（war）这七大影响因素，将贸易增长的模型设定为：
LnEXijt=α0+α1Lncostijt+α2Lncgdpt+α3Lnjgdpt+α4Lnculct+α5Lnctfpt+α6Lnfdiijt+α7Lnofdiijt+α8Lnwgdpt+α9Lnwarji
从表2看出：贸易成本和双边经济规模对中国出口起影响作用。其中在东南亚面板中，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最显著，系数为-95763；在中南亚面板中，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反向作用最显著，系数为-44547；值得关注的是中南亚的恐怖主义指数对中国出口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西亚北非面板中，贸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强有效因素。在独联体中，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经济规模影响系数分别为-15178和05751；在中东欧面板中，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经济规模影响系数分别为-25447和0848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前文的实证分析中得出两点主要结论：（1）过去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呈现较明显的降低趋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潜力。（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规模增长和贸易成本下降，相对其他变量，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在1%水平上成显著正相关，对出口增长的抑制效应最为显著。
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公路、铁路、海运和航空的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落后，因此首先通过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已迫在眉睫。（2）提高贸易便利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接轨，通过加快海关制度建设，减少通关程序，有效地降低时间成本。（3）加快自贸协定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应通过自贸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与各国展开更广更深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Deardorff A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Does Gravity Work in a Neoclassical，World？[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7—22
[2]Novy D 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J]. Economic Inquiry，2011，51（1）：101—121
[3]Obstfeld M，Rogoff K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5： 339—390[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2000，15（4）：339—412
[4]孙瑾，杨英俊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5）：94—103
[5]许统生，陈瑾，薛智韵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的测度[J].[JP]中国工業经济，2011（7）：15—25
[6]吴丹东亚双边进口贸易流量与潜力：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05（5）：32—36
[7]王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4）：41—50
（钱逸夫，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成本贸易增长
一、引言
长期以来，在传统贸易理论中，产生贸易最关键的条件是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而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其中贸易成本一直被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忽视，正如Deardoff（1984）评价的那样，就像是摩擦力被排除在了许多物理理论中一样，贸易成本也长期被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但是，Obwtfeld和Rogoff（2000）认为贸易成本这一非常符合经济现实的因素，是解决国际贸易领域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贸易成本仍然以不同的形态困扰着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依然面临着众多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壁垒，可见贸易成本依然是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全球贸易首次负增长这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都在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蒙上阴影。
当前，中国以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便利化和资金交易融通四大主要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合作，旨在与各国齐心协力走出经济困境。这些措施都旨在降低双边的贸易成本，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刺激贸易增长。本文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贸易成本的测算，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增长的贡献两方面入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关系，从而提出有效的贸易合作政策。
二、双边贸易成本的测算
本文采用Novy（2011）改进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使得xii=s·（GDPi-xi）来近似表示国内贸易份额，为简单计算，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贸易品的份额相等，最后模型为：
Novy（201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方式也成为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应用于分析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成本的最主要方法（许统生，2011；孙瑾和杨英俊，2016）。本文在公式（1）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成果，将可贸易份额s设定为06，将替代弹性σ设定为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地区划分为：（1）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2）中南亚：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3）西亚北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土耳其。（4）独联体：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5）中东欧：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2000年到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有两个特征：一是从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双边贸易成本的降幅最大，平均降幅均超过30%。二是从贸易成本的平均值来看，中国与东南亚，中南亚，西亚北非，独联体和中东欧的双边贸易成本依次增大。其中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贸易成本远低于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增长的影响
在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实证研究中，现有的文献根据文章的侧重点选取某个或几个子成本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指标，而整体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贡献实证分析相对匮乏。因此本文从整体贸易成本的角度出发，探究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关系。
本文在吴丹（2008）、王瑞和王丽萍（2012）的基础上，选取贸易成本（cost）、单位劳动成本（culc）、全要素生产率（ctfp）、国际投资（fdi和ofdi）、双边经济规模（gdp）、世界经济增长率（wgdp）和恐怖主义指数（war）这七大影响因素，将贸易增长的模型设定为：
LnEXijt=α0+α1Lncostijt+α2Lncgdpt+α3Lnjgdpt+α4Lnculct+α5Lnctfpt+α6Lnfdiijt+α7Lnofdiijt+α8Lnwgdpt+α9Lnwarji
从表2看出：贸易成本和双边经济规模对中国出口起影响作用。其中在东南亚面板中，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最显著，系数为-95763；在中南亚面板中，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反向作用最显著，系数为-44547；值得关注的是中南亚的恐怖主义指数对中国出口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西亚北非面板中，贸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强有效因素。在独联体中，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经济规模影响系数分别为-15178和05751；在中东欧面板中，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经济规模影响系数分别为-25447和0848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前文的实证分析中得出两点主要结论：（1）过去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呈现较明显的降低趋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潜力。（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规模增长和贸易成本下降，相对其他变量，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在1%水平上成显著正相关，对出口增长的抑制效应最为显著。
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公路、铁路、海运和航空的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落后，因此首先通过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已迫在眉睫。（2）提高贸易便利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接轨，通过加快海关制度建设，减少通关程序，有效地降低时间成本。（3）加快自贸协定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应通过自贸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与各国展开更广更深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Deardorff A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Does Gravity Work in a Neoclassical，World？[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7—22
[2]Novy D 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J]. Economic Inquiry，2011，51（1）：101—121
[3]Obstfeld M，Rogoff K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5： 339—390[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2000，15（4）：339—412
[4]孙瑾，杨英俊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5）：94—103
[5]许统生，陈瑾，薛智韵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的测度[J].[JP]中国工業经济，2011（7）：15—25
[6]吴丹东亚双边进口贸易流量与潜力：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05（5）：32—36
[7]王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4）：41—50
（钱逸夫，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