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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言与传世，是胡适出版事业的两个支点，虽由歧见而达于合一，但体现的其实是胡适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关键词：
胡适 出版 学术 立言 传世
建立不世之功，對胡适而言，不仅只是在适当的时刻完成了适当的工作，还在于他能够有意识地利用新兴的现代出版事业的潜力，将自己的学术创建和思想创新，直接推介到社会各阶层形成碰撞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势力，并不断壮大之，以此来影响和改造社会。唯其选择并利用了高度的社会化的传播途径，即凭借现代学术教育机构和现代出版机构两大平台，方实现了高效快速的社会播散效应。唐德刚为此感言：乃师善假于物，才能产生如荀子所说的“登高而招而见者远”“顺风而呼而闻者彰”的效果，而所假之物有研究者概括为“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的遇合，的确是所见者大。没有这两大现代资源的胡适，与没有这两大资源的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而较之教育平台在培育新人上显而易见的功绩，现代出版的平台往往因其幕后帮手或推手的性质，隐而不彰。
事实上，胡适的一生也恰恰是与现代出版事业相始终的，他既是现代出版事业的受益者，更是现代出版事业的有力推动者，两者对于胡适，相与为用，相得益彰。对于一个新的传媒时代的来临，胡适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自觉，早在1923年他就明确表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如此旗帜鲜明地将新的出版物与新的时代紧密绾合起来，甚至等同视之，显示出胡适对于编辑出版事业的现代价值的高度体认。唯其如此，胡适在毕生的学术教育活动中给予了现代出版事业以持久的热情关注，其中以他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和不同选择折射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光晕。
1921年，商务印书馆面临着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压力，继改版旗下《小说月报》，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主动请辞并亲自赴京迎请胡适出面主持，还诚意可感地表示“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面对现代教育事业和现代出版事业的竞争，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坦陈：“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能力的人。”[2]胡适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自由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3]即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与社会的剥离或反对，相反其明确地意识到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存在，只是将个人视为社会存在当然的逻辑起点，所以在寻求出路上他坚持追求个人的解放以获取社会的解放，借助个人的本事以获取社会的进步。这种主义具体到胡适的人生事业，表现为其一贯以专业为重，因专业在现代社会是一个人贡献于社会的根本所在。其实，早在1915年留美期间，他就立定学术报国的志向，“吾所贡献于社会者，唯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还决定“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4]
事实上，1921年时的胡适已在学术界快速崛起为新典范的代表人物，在北京大学的舞台上他也确实可继续大有作为，以后的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胡适与北京大学未了姻缘，无论是北大还是胡适都是美满的，他们的遇合和不离不弃获得了双赢。何况，同样是基于学术平台和专业发展的考量，胡适还担忧商务印书馆事务性的工作，会妨碍其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与著述。客串编译所顾问期间，酒席间曾有人表示“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胡适对此说法耿耿于怀，甚至心有戚戚焉，记之于当天日记，还为此开出规避危险的几条出路：派送员工出洋留学或考察；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办一个可进行各项科学试验室的试验所；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假期，并创造条件“使人人有修养的机会”。胡适设计的理想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被改造成为集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和出版传播三种功能为一体的全新的机构，这实在是胡适人生追求的多个向度的结合体。
胡适一生多次面临做官的机会，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的邀请，胡适一律坚辞不就，几十年的坚守表现出他对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的热忱，唯独商务一事能够打动胡适，并为此生出他顾之意，实在是因为出版事业在胡适看来也是重要的教育机关，较之学校虽途径不同却无分高下，在启蒙教育上出版事业甚至还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为此承认“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最后决定其取舍态度的，其实只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点私心和一点野心，一份愚忱和一份希冀而已。
如果说胡适看重商务却独取北大的选择，只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建构公共空间改良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发生的个人兴味的偏好，只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和出版传播等价值追求上的和而不同，那么考察胡适处理自己的出版物时的思考与选择，则可进一步梳理他更具个性化的出版思想和思路。
在胡适关于天地人的历史图谱中，他是“社会不朽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坚信个人的作为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正面还是负面、大还是小，都将留下历史的印记，并以一种社会合力的方式汇聚到历史的长河中。这种历史观首要的现代性特征在于其对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书写对象的英雄史观的突破，转而认同时势造英雄的注重社会背景的社会史观。有鉴于此，胡适关注的焦点是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事，为未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今日的真确的史料，自然是有“历史癖”的胡适的合乎情理的选择。
胡适就是为历史存照的有心人和力行者，翻看《胡适日记》就能真切感受到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意识，胡适在出版旧时个人传记资料时，尊重历史原貌，保全历史资料的原始状貌，诸如他再版留学日记“除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这种历史性著述中的求真存真的追求，在胡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他涉及个人男女私情的文学创作中也处处留痕，其中不乏一些障眼法来转移读者的焦点，但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大致真实的本事之原委。胡适的初恋对象是美国女子韦莲司，真正意义上的婚外情缘应是曹诚英，至于与陈衡哲的心心相印，更多的是发乎情而止于礼的柏拉图式的爱恋，对于这样三位有情人的情事的文学处理方式，同样透露出胡适之式的面对历史的狡黠中的坦诚。当然，这里的历史其实可当做出版物的代名词来理解。《临江仙》记述了少年男女之间的嬉戏之乐，1939年做驻美大使时，胡适还抄诗遗赠韦莲司，并明确表示该诗是为对方写的，但在日记中胡适却附一小序：“今年重事填词，偶作绮语，游戏而已。一夜读英文诗歌，偶有所喜，遂成此词。词中语意一无所指，惧他日读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一派天真烂漫的作假。1923至1924年胡适与曹诚英情事正浓时，情诗写作亦几近爆发，如果对照《尝试后集》与胡适日记，会发现诗集中的诗作因笔致极其委婉朦胧，加以缺少日记的行踪提示，猝然之间难以读出里面那些只有当事人和知情人才能领会的情愫，以致淹没于云山雾罩之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至于文学知己陈衡哲与胡适交往过从亲密而坦荡，但1924年陈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发表时却遭遇到胡适坚决的修改要求，以致于陈衡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个部分”才最后面世，其中原因如唐德刚和夏志清研究所得，胡适实际上是对小说中所表露的陈衡哲对他的爱慕之情以及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进行防爆处理，以免读者按图索骥破解出其中的隐秘。 由此可见，在胡适的意识中，出版之物真实记载的原则，固然是需要尊重的，但在涉及个人隐私特别是不可为外人道的难言之隐时，他往往还是稍稍做些掩饰或歪曲的。这种貌似不真实的处理方式的后面，其实是尊重真实的价值追求在现实困境面前的应急反应和不欺世的真实价值观的文学性的表达而已。
较之文学创作中不失其真的出版原则下的细小动作，胡适对于学术著述的出版却又是另外一番情景的慎重。对于出版物的慎重一如他对于学术的看重，胡适始终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两者之间，现实的计较与长远的考量成为他一生也化解不开的心结。不过，总体而言，胡适基本上还是立足于学者的本职，以学术著述和教育新人为自己的安身立命和扬名立万之所在。胡适向来服膺中国古代的“三不朽”学说，却又以强调普通百姓与英雄圣贤同等不朽的“社会不朽论”来予以修正，使之进行现代性转换。立言、立德和立功之间固然界限难分，但在胡适，最低限度的、清楚地知道他的不朽事业一定不在立德和立功，只能是立言，即傳之后世的学术著述和思想，至于政论文章即使形诸文字甚至轰动于一时也不在著述之列的，不具备永恒的传世价值。
胡适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5]
胡适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开始，至抗战前是他学术生涯的主要收获期，《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上卷）》《淮南王书》《胡适论学近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及英文著作《先秦名学史》《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作出版以后，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范式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胡适也颇为自信，所以不像有些成名人物的悔其少作，即使重印再版也少有修订删减。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胡适文存》的出版，它是胡适著作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集，从1921年至1953年陆续出版，因带有编年性质而没有完全按照文章属性分类收录，处理方式有些像鲁迅出版的杂文集。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后续出版和再版时不断删减，将其相对驳杂的内容加以清理。《胡适文存》一集出版，学术文章之外卷四收有若干篇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二集出版，卷三也收有若干政论文章却似乎心有不安，在《自序》中特别说明：“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勉强编入的。《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对于学术不朽价值的追求和自信与对于时政评论的速朽结局的担忧和压力，可见一斑。唯其如此，到了三集出版政论文章只收《名教》一篇，也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后此之《胡适论学近著》出版全部以学术思想类文章为限，至于政论文章则悉数剔除，胡适表示“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印行了”。究其实，政论文章在时局日艰时正当其时，不合时宜只是胡适的托词罢了，原因还在于他要留下的是能够传世的不朽的文字。更有甚者，1953年《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在台湾出版，胡适的清理也更加彻底，正如他在合印本“自序”中所言：“第一集删去了几篇短文。第二集删去了卷三的全部，卷一卷四也删去了几篇。第三集的卷一、卷七、卷八、卷九，都删去了几篇。《文存》第四集（即《论学近著》第一集）删去了十几篇。”至于删去的原因，胡适说是“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既然删去的都是短文，留下的多为长制，节省排印费一说也就不攻自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胡适表示《文存》四部合集是他“在20岁到40岁时发表的言论的大部分”，自觉写作态度“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力气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敝帚自珍的喜爱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文章都是好文章，去留只存乎对待学术著述与政治评论的一念之差。
较之鲁迅对于自己杂文集的坦然态度，胡适确乎斤斤计较于不朽与速朽的价值论列，以学术立言传之久远的人生态度自然预设下胡适不同于鲁迅的人生道路，只从出版物的处理这个特殊的角度也是可以窥见的。胡适刻意将能传世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立言之作出版流传，他的态度是老实认真的，这种老实认真的态度不仅仅只是他对于学术的，也是他对于出版的。
立言与传世，由歧见而达于合一，体现的其实是胡适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参考文献：
[1] 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22.
[2] 曹伯言.胡适日记（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26.
[3] 钟祥财.胡适为什么忏悔——从胡适经济思想转变看中国现代理论现象[J].探索与争鸣，2012（9）.
[4]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95.
[5] 牟钟鉴.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J].探索与争鸣，2011（3）.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立言与传世，是胡适出版事业的两个支点，虽由歧见而达于合一，但体现的其实是胡适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关键词：
胡适 出版 学术 立言 传世
建立不世之功，對胡适而言，不仅只是在适当的时刻完成了适当的工作，还在于他能够有意识地利用新兴的现代出版事业的潜力，将自己的学术创建和思想创新，直接推介到社会各阶层形成碰撞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势力，并不断壮大之，以此来影响和改造社会。唯其选择并利用了高度的社会化的传播途径，即凭借现代学术教育机构和现代出版机构两大平台，方实现了高效快速的社会播散效应。唐德刚为此感言：乃师善假于物，才能产生如荀子所说的“登高而招而见者远”“顺风而呼而闻者彰”的效果，而所假之物有研究者概括为“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的遇合，的确是所见者大。没有这两大现代资源的胡适，与没有这两大资源的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而较之教育平台在培育新人上显而易见的功绩，现代出版的平台往往因其幕后帮手或推手的性质，隐而不彰。
事实上，胡适的一生也恰恰是与现代出版事业相始终的，他既是现代出版事业的受益者，更是现代出版事业的有力推动者，两者对于胡适，相与为用，相得益彰。对于一个新的传媒时代的来临，胡适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自觉，早在1923年他就明确表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如此旗帜鲜明地将新的出版物与新的时代紧密绾合起来，甚至等同视之，显示出胡适对于编辑出版事业的现代价值的高度体认。唯其如此，胡适在毕生的学术教育活动中给予了现代出版事业以持久的热情关注，其中以他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和不同选择折射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光晕。
1921年，商务印书馆面临着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压力，继改版旗下《小说月报》，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主动请辞并亲自赴京迎请胡适出面主持，还诚意可感地表示“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面对现代教育事业和现代出版事业的竞争，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坦陈：“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能力的人。”[2]胡适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自由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3]即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与社会的剥离或反对，相反其明确地意识到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存在，只是将个人视为社会存在当然的逻辑起点，所以在寻求出路上他坚持追求个人的解放以获取社会的解放，借助个人的本事以获取社会的进步。这种主义具体到胡适的人生事业，表现为其一贯以专业为重，因专业在现代社会是一个人贡献于社会的根本所在。其实，早在1915年留美期间，他就立定学术报国的志向，“吾所贡献于社会者，唯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还决定“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4]
事实上，1921年时的胡适已在学术界快速崛起为新典范的代表人物，在北京大学的舞台上他也确实可继续大有作为，以后的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胡适与北京大学未了姻缘，无论是北大还是胡适都是美满的，他们的遇合和不离不弃获得了双赢。何况，同样是基于学术平台和专业发展的考量，胡适还担忧商务印书馆事务性的工作，会妨碍其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与著述。客串编译所顾问期间，酒席间曾有人表示“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胡适对此说法耿耿于怀，甚至心有戚戚焉，记之于当天日记，还为此开出规避危险的几条出路：派送员工出洋留学或考察；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办一个可进行各项科学试验室的试验所；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假期，并创造条件“使人人有修养的机会”。胡适设计的理想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被改造成为集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和出版传播三种功能为一体的全新的机构，这实在是胡适人生追求的多个向度的结合体。
胡适一生多次面临做官的机会，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的邀请，胡适一律坚辞不就，几十年的坚守表现出他对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的热忱，唯独商务一事能够打动胡适，并为此生出他顾之意，实在是因为出版事业在胡适看来也是重要的教育机关，较之学校虽途径不同却无分高下，在启蒙教育上出版事业甚至还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为此承认“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最后决定其取舍态度的，其实只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点私心和一点野心，一份愚忱和一份希冀而已。
如果说胡适看重商务却独取北大的选择，只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建构公共空间改良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发生的个人兴味的偏好，只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和出版传播等价值追求上的和而不同，那么考察胡适处理自己的出版物时的思考与选择，则可进一步梳理他更具个性化的出版思想和思路。
在胡适关于天地人的历史图谱中，他是“社会不朽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坚信个人的作为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正面还是负面、大还是小，都将留下历史的印记，并以一种社会合力的方式汇聚到历史的长河中。这种历史观首要的现代性特征在于其对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书写对象的英雄史观的突破，转而认同时势造英雄的注重社会背景的社会史观。有鉴于此，胡适关注的焦点是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事，为未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今日的真确的史料，自然是有“历史癖”的胡适的合乎情理的选择。
胡适就是为历史存照的有心人和力行者，翻看《胡适日记》就能真切感受到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意识，胡适在出版旧时个人传记资料时，尊重历史原貌，保全历史资料的原始状貌，诸如他再版留学日记“除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这种历史性著述中的求真存真的追求，在胡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他涉及个人男女私情的文学创作中也处处留痕，其中不乏一些障眼法来转移读者的焦点，但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大致真实的本事之原委。胡适的初恋对象是美国女子韦莲司，真正意义上的婚外情缘应是曹诚英，至于与陈衡哲的心心相印，更多的是发乎情而止于礼的柏拉图式的爱恋，对于这样三位有情人的情事的文学处理方式，同样透露出胡适之式的面对历史的狡黠中的坦诚。当然，这里的历史其实可当做出版物的代名词来理解。《临江仙》记述了少年男女之间的嬉戏之乐，1939年做驻美大使时，胡适还抄诗遗赠韦莲司，并明确表示该诗是为对方写的，但在日记中胡适却附一小序：“今年重事填词，偶作绮语，游戏而已。一夜读英文诗歌，偶有所喜，遂成此词。词中语意一无所指，惧他日读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一派天真烂漫的作假。1923至1924年胡适与曹诚英情事正浓时，情诗写作亦几近爆发，如果对照《尝试后集》与胡适日记，会发现诗集中的诗作因笔致极其委婉朦胧，加以缺少日记的行踪提示，猝然之间难以读出里面那些只有当事人和知情人才能领会的情愫，以致淹没于云山雾罩之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至于文学知己陈衡哲与胡适交往过从亲密而坦荡，但1924年陈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发表时却遭遇到胡适坚决的修改要求，以致于陈衡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个部分”才最后面世，其中原因如唐德刚和夏志清研究所得，胡适实际上是对小说中所表露的陈衡哲对他的爱慕之情以及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进行防爆处理，以免读者按图索骥破解出其中的隐秘。 由此可见，在胡适的意识中，出版之物真实记载的原则，固然是需要尊重的，但在涉及个人隐私特别是不可为外人道的难言之隐时，他往往还是稍稍做些掩饰或歪曲的。这种貌似不真实的处理方式的后面，其实是尊重真实的价值追求在现实困境面前的应急反应和不欺世的真实价值观的文学性的表达而已。
较之文学创作中不失其真的出版原则下的细小动作，胡适对于学术著述的出版却又是另外一番情景的慎重。对于出版物的慎重一如他对于学术的看重，胡适始终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两者之间，现实的计较与长远的考量成为他一生也化解不开的心结。不过，总体而言，胡适基本上还是立足于学者的本职，以学术著述和教育新人为自己的安身立命和扬名立万之所在。胡适向来服膺中国古代的“三不朽”学说，却又以强调普通百姓与英雄圣贤同等不朽的“社会不朽论”来予以修正，使之进行现代性转换。立言、立德和立功之间固然界限难分，但在胡适，最低限度的、清楚地知道他的不朽事业一定不在立德和立功，只能是立言，即傳之后世的学术著述和思想，至于政论文章即使形诸文字甚至轰动于一时也不在著述之列的，不具备永恒的传世价值。
胡适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5]
胡适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开始，至抗战前是他学术生涯的主要收获期，《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上卷）》《淮南王书》《胡适论学近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及英文著作《先秦名学史》《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作出版以后，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范式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胡适也颇为自信，所以不像有些成名人物的悔其少作，即使重印再版也少有修订删减。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胡适文存》的出版，它是胡适著作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集，从1921年至1953年陆续出版，因带有编年性质而没有完全按照文章属性分类收录，处理方式有些像鲁迅出版的杂文集。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后续出版和再版时不断删减，将其相对驳杂的内容加以清理。《胡适文存》一集出版，学术文章之外卷四收有若干篇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二集出版，卷三也收有若干政论文章却似乎心有不安，在《自序》中特别说明：“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勉强编入的。《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对于学术不朽价值的追求和自信与对于时政评论的速朽结局的担忧和压力，可见一斑。唯其如此，到了三集出版政论文章只收《名教》一篇，也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后此之《胡适论学近著》出版全部以学术思想类文章为限，至于政论文章则悉数剔除，胡适表示“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印行了”。究其实，政论文章在时局日艰时正当其时，不合时宜只是胡适的托词罢了，原因还在于他要留下的是能够传世的不朽的文字。更有甚者，1953年《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在台湾出版，胡适的清理也更加彻底，正如他在合印本“自序”中所言：“第一集删去了几篇短文。第二集删去了卷三的全部，卷一卷四也删去了几篇。第三集的卷一、卷七、卷八、卷九，都删去了几篇。《文存》第四集（即《论学近著》第一集）删去了十几篇。”至于删去的原因，胡适说是“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既然删去的都是短文，留下的多为长制，节省排印费一说也就不攻自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胡适表示《文存》四部合集是他“在20岁到40岁时发表的言论的大部分”，自觉写作态度“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力气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敝帚自珍的喜爱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文章都是好文章，去留只存乎对待学术著述与政治评论的一念之差。
较之鲁迅对于自己杂文集的坦然态度，胡适确乎斤斤计较于不朽与速朽的价值论列，以学术立言传之久远的人生态度自然预设下胡适不同于鲁迅的人生道路，只从出版物的处理这个特殊的角度也是可以窥见的。胡适刻意将能传世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立言之作出版流传，他的态度是老实认真的，这种老实认真的态度不仅仅只是他对于学术的，也是他对于出版的。
立言与传世，由歧见而达于合一，体现的其实是胡适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参考文献：
[1] 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22.
[2] 曹伯言.胡适日记（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26.
[3] 钟祥财.胡适为什么忏悔——从胡适经济思想转变看中国现代理论现象[J].探索与争鸣，2012（9）.
[4]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95.
[5] 牟钟鉴.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J].探索与争鸣，2011（3）.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