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拉里·约翰逊（Larry Tohnson）博士是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dmn，
NMC）的首席执行官，是国际知名的教育信息化专家，一直致力于为学习、研究和创新来探索和开发新技术。他曾担任过高等教育领域的多个研究机构的主席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将近30年的全球教育领域的经验。从教授到院长，教务处长到校长，从首席技术官（CIO）到首席执行官（CEO），拉里·约翰逊博士具有丰富的跨领域工作的经历。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5本专著，参与7本著作的撰写，发表50多篇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被世界各国的权威组织、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邀请作了125场主题报告。近20年来，新媒体联盟持续关注国际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其成员来自于全球数百个知名大学、博物馆和顶尖企业。作为美国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Horizon Projecc）的创始人，拉里·约翰逊博士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未来学家和思想领袖就新技术应用开展对话和合作，并探讨新出现的趋势和问题。该项目已发布了一系列《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s），覆盖视觉素养，学习对象，教育游戏，沉浸学习和社交网络等议题。目前，地平线报告已通过六种语言发布，为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教育机构提供信息化发展战略咨询，在全球1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25万读者，已成为高等教育学校和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访谈中，拉里·约翰逊博士与我们一起分享了《地平线报告》的发展历程，并对全球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关键词：国际教育信息化；地平线报告；新技术趋势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好，拉里博士。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作为新媒体联盟的CE0，您启动了地平线项目并长期从事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对于国际教育信息化的现状和趋势非常熟悉。在过去的12年中，新媒体联盟发布了一系列《地平线报告》，这些报告已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您能介绍一下《地平线报告》的情况吗？
拉里·约翰逊：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起初，地平线项目最早仅仅是一个内部项目，用于追踪新理念与新技术的变化与发展。第一份《地平线报告》完成于2002年，但当时其影响微乎其微，看到的人也很少。有些圈中的好友看到了，非常受启发，建议我们公开发表。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在2004年，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地平线报告》于读者见面了。这个项目发展很快，其影响力已超出我们的预期，截止到2014年7月，我们在65个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已经出版了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博物馆教育和区域报告（Region-speeific Reports）在内的65个版本。我们非常重视中国读者，采取了一些宣传策略以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最新信息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查询到。此外，我们还积极寻求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我们正在与北京开放大学合作推出《地平线报告》的中文版，我们也希望与其他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推出《地平线报告》的中国版本。当然，更多语言版本的《地平线报告会》在未来陆续推出。
《地平线报告》发布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及时获得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最新实践及其发展趋势。这对于一些在非技术领域的人来说会有所帮助，而且可以节约他们的宝贵时间。比如，对于中小学校长或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他们并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梳理最新的发展动态，通过《地平线报告》他们就能获得国际教育信息化的最新信息。为了撰写三个全球版本（高等教育版、基础教育版和博物馆教育版）的《地平线报告》，我们建立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近750人的咨询委员会。报告采用德尔菲法选定主题，整个讨论过程都记录到WIKI平台上。因此，报告内容上的权威性是能够保证的，这点非常重要。对于这个报告的价值，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教育决策部门更好地制定政策。
访谈者：在国际教育信息化领域，您觉得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技术是否存在某种共性？未来它们哪些将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拉里·约翰逊：是的，这些新技术确实存在共性，如果归纳起来呈现出三个重要趋势，而这三种趋势无疑对于技术与教育的深入整合（Deep Integration）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是个性化（Personalization），当前技术更加支持学习者自主学习，学习分析、大数据、发展性工具和软件（Developing Tools and Software）可以帮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也使他们在安排自己学习计划时体现更多的自主性。
第二个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越来越多的学习者习惯于在协作中学习，他们从学习伙伴那里获得的知识已经与从教师那里获得的基本持平了，而来自伙伴的知识更则具情境性。因此，社交媒体在学习者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交媒体通常包括Facebook、谷歌Hangouts、微博、Twitter、Line等。这些社交媒体使学生的学习社交化，这有助于学习者之间直接的连接。
第三个是移动化（Mobilization），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变得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易于携带。学习者把这技术和设备作为身体的延伸，用这些设备做听、说、读、写、算等很多事情。移动设备的人机交互技术也比以前更加优秀，比如，使用手势就可以与之互动，而非以往使用的使用鼠标和键盘。使用摄像头就可以了解学生的面部表情，进而知道他是否已经理解和掌握。智能设备已经可以穿戴，戴到头上、悬挂在耳朵上，或是手腕上，而不是总拿在手上。
访谈者：众所周知，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教育信息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你如何看待不同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不同发展趋势？
拉里·约翰逊：是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教育信息化确实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正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未来几年，《地平线报告》的区域报告将会不断出版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不断给我们发来世界各地的教育信息化的新信息。比如，20世纪90年代，挪威当时并非是一个富国，但是挪威政府大力投资兴建覆盖全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应用成为挪威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现在，挪威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国，或许这与其国际信息化政策有莫大关系。挪威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场主利用物联网技术来监控农产品生长，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查询产品价格及购买商品，家庭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而孩子们则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学习，他们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给生活和学习带来的便捷。 再以2014年夏天巴西举办的世界杯为例。巴西的互联网公司将所有比赛通过网络实时转播，比赛的视频数据以每秒25TB的速度从南美洲传送到欧洲，再从欧洲沿着非洲海岸传送到非洲各地。非洲各国大都建立了通讯中心和数据交换中心，非洲各国从这些基础设施中受益良多，这种益处不仅包括通讯和电子商务，在线教育领域也获得了大发展。除了像叙利亚、苏丹等为数不多的处于不稳定中的国家外，全球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投资正在增加。虽然投入的增幅不大，但正在增长是不争的事实。
我认为，无论一个政府何时开始重视教育信息化都为时不晚。从最新数据来看，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用于信息化投入，毕竟这是一种趋势。毫无疑问，这可以增加国民受教育水平，从而增加其国家财政收入和推动社会进步。事实证明，作为—个公共政策，政府筹措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还是非常值得的，这是提升地区竞争力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推动国内教育信息化较之以往要简单很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都易于引进，而不需要从头再来。即使一个国家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一片空白，现在启动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投入并不大。
访谈者：利用移动设备和移动应用程序开展信息化教学应用的案例不断增加，移动学习时代似乎已经到来。您可否展望一下未来10年内移动学习的应用？
拉里·约翰逊：从近期来看，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学生群体越来越多地持有和使用便携设备，移动学习正在改变学生的学校学习和校外学习。“一对一”（One to One）模式的提出以及“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运动的兴起，使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校开始支持学习者开展移动学习，移动学习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让我来展望一下10年后移动学习的情况，这非常困难。就像古代昂贵的纸张当初由于其制作成本过高难以应用于教育一样，昂贵的移动设备也难以普及应用。只有移动设备价格降到足够低时，其应用才能得以普及。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对芯片及其成本有过预测。戈登·摩尔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1965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事实上，直至今天这一定律仍然有效。在未来10年，我们将会看到现有运算速度将会翻6翻，这种性能上的提升几乎是直线上升，而价格则大幅下降。因此，10年后移动设备将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价格和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可以确认的是所有的移动设备将会更加流畅、自然、快速和便宜，也会更加普及。有人说，未来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对此我非常赞同。
访谈者：当前的国际、国内教育信息化领域都对云计算技术都特别重视，这意味着未来大量的学生个人数据要存放在云服务器上。而《地平线报告》2014基础教育版提出，“学生的个人数据安全”问题是一个重要挑战。你认为学生的个人数据安全是否会影响云计算的推广和应用？
拉里·约翰逊：云计算技术允许学习者借助云端服务和移动设备的应用程序，随处工作、游戏和学习。目前也有很多学校使用云端工具来辅助教学。有了云端的大量数据，学习分析技术则可从这些数据中分析学习者的行为和学习规律。
“学生的个人数据安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云计算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导致云计算的普及速度有所降低。但我要强调的是，仅仅是增速放缓，而并未影响使云计算在教育中的普及。当然，关于学生个人数据的安全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于隐私的界定有所不同，在美国这已经是个问题，而在欧洲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而在世界上的有些国家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些国家特别重视个人隐私，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对隐私问题看的比较淡。在美国等国家，涉及到隐私问题，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事先告知学生学习系统所记录的内容，并征求学生的同意；二是增加学生数据安全级别，仅仅通过特殊渠道经过特殊授权才能到的学生数据。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学生的隐私数据安全保障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军用云服务或政府云服务系统的安全系统将会好很多。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免费云计算系统来说，其安全性问题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严重。但从价格上来说，购买云服务比学校自建数据中心成本要低多了，而且维护服务也能跟得上。
访谈者：从2012年以来，MOOCs是国际教育信息化的重大事件。在美国、亚洲、欧洲等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MOOCs建设项目。请问如何解释MOOCs的繁荣发展？这种发展势头能得到延续吗？
拉里·约翰逊：我认为，MOOCs对高等教育的改变微乎其微。有学者提出，未来我们仅仅需要十所大学，这种论断显然不对，MOOCs不会让大学消失。有报告显示，MOOCs的绝大部分用户已经获得学士学位，他们希望通过MOOCs给自己充电，还有部分有意向进一步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用户在大学已经学会了独立学习，因此MOOCs的出现为这部分人提供了免费学习的机会。然而，MOOCs只能部分替代大学教育，对于技能类、情感类知识，MOOCs无能为力。因此，对于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等特殊领域，MOOCs也解决不了太多实际问题。但MOOCs课程的运作需要—个团队来支持，以及一位年富力强且经验丰富的教授全力以赴地筹备课程。MOOCs之所以会成功，我概括起来包括大投入的制作、高质量的视频、全方位的支持服务、持续的教学评价等。
但是，MOOCs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它对传统高等教育的改变远远没有达到当初宣称的“革命”或“颠覆”。在过了最初的井喷式的宣传过后，寻求MOOCs学分广泛认可的尝试失败了，而签名认证（Signature Track）的收入相当微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革，很难说这MOOCs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商业模式。目前MOOCs课程的学习者多在2500人左右，像以往动辄上万、几十万学习者的MOOCs课程已经不多见。此外，MOOCs现在考试通过率太低，仅仅有5%的学习者完成了学习，很多学习者进入课程，四处看看，然后就离开了。 访谈者：优秀的教师和教授能够使传统课堂教学妙趣横生，他们能使在线教学同样有趣吗？
拉里·约翰逊：有人曾问过我，在线学习的效率如何？在线学习是否与传统学习一样高效？对此，我是非常乐观的。我坚定地认为，对于认知类知识，在线学习是有效的，有很多的教学法（Pedagogy）来支持在线教学。但这需要传统面对面课堂的教师掌握在线学习的教学法。在线学习环境是一种虚拟环境，学习者学习的过程和教师的教学过程处于分离的状态。这就需要教师从制作教学材料开始就要假定你跟前坐着一群好学的学生，他们正在注视着你，倾听你的讲授。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专门制订了“在线课程标准”“在线教学标准”“在线资源标准”等用于规范网络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教学资源的开发等。
当我们浏览MOOCs课程时可以发现，他们邀请了全球顶尖大学的教师，并给予他们技术、艺术、教学法等多方面的支持。事实证明，这非常有效，有些视频质量甚至接近电视节目制作的视觉效果，并创造性地加入了教学的因素，这正是MOOCs课程的吸引力所在。
访谈者：“翻转课堂”是近年来在美国新出现的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在中国，很多在一线的教师也非常愿意将“翻转课堂”模式引入到教学实践中，你对这些教师有何建议？
拉里·约翰逊：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追溯一下“翻转课堂”的历史，而这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萨尔曼·可汗是一位孟加拉裔美国人，也是非营利机构可汗学院的创办人。他制作了超过4700个3-5分钟短视频来讲授数学、科学等课程，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主要是在YouTube网站），供大家免费观看。由于他的教学方法简单明了，其视频大受欢迎。原来信息技术还可以这么用？很多人发出由衷的感叹。“翻转课堂”分离了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此前主要用于高等教育或继续教育领域，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模式原来也可以在基础教育的课堂发挥作用。
在美国中小学，学生的学习内容难度低，学业负担轻，校长和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教学，自由度也比较大，这也许是为什么多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产生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如果学生在校时间安排的很紧，这就难以实施。所以，我的建议是给教师松绑，应相信他们能把课上好。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有创新的精神，不要要求所有教师都去使用“翻转课堂”，仅仅有部分教师就足够了。况且大部分教师并不知道如何录制视频和制作课程。他们是教师，而不是摄像师。
访谈者：在中国，很多专家和学者经常提到教师应共享他们开发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然而很多教师似乎不愿意这样做，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呢？
拉里·约翰逊：首先，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说到教师职业，我想到了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在完成学业离开学校后，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对医生来说，当出现一种新药，他们必须学习药效和用法。对于工程师来说，如果想去建一座桥梁，则要学习和了解最新的建桥技术。否则，他们就会失去职业资格。对于教师这种职业来说，教师需要掌握最现代的教学方法。如果他们想更专业，则需要继续学习从而保持教师专业化程度。
我在新加坡访问时发现，教师们定期坐在一起交流分享已经成为一种学校文化，他们一直这样做，并坚持下来了。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工作方式，并乐意去做。作为学校，一开始要求教师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们觉得教学作为一种职业，分享和共享已是他们的责任。
但对于教学资源，如果是免费分享给其他人，这是难以持续的，毕竟教学资源是个人的智慧成果，免费公开有失公允。免费不应是唯一模式，还应该探索收费模式，让教师的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从而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通过支付购买和使用资源是无可厚非的。IT企业是教育资源的主要开发者，这些企业聘期专业化的团队开发了大量教学资源，而许多教师作为团队成员承担了教学设计的工作。比如K12.com是美国基础教育领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在线课程和教学服务提供商。该公司聘用了大量顶尖的中小学教师参与到课程的开发工作中。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智慧得到了尊重，资源开发的效率也非常高。
访谈者：当前，计算机、交互白板、平板电脑甚至3D打印机等技术逐步引入课堂教学中。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对于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非常头疼。请您介绍一下如何才能有效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
拉里·约翰逊：对于城市学校的教师以及新人职的教师来说，熟练和流畅地使用计算机技术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我的判断是他们能够熟练使用搜索引擎、收发电子邮件、编辑文档、制作演示文稿。但我要强调的是，会使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并不意味着会用计算机来教学。我认为除了计算机技术以为，还必须掌握计算机教学法。而对于新技术教学应用的培训，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把新技术和新媒体融入到课堂中会给教师带来技术使用上的压力，他们总担心自己用不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学校来说，当学校要求使用某一技术的时候，如果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没有提升，可导致新技术难以得到充分应用，或者没有形成创新的模式与方法，使学校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大打折扣。
新加坡中小学采用的教学创新推广和教师培训相融合的做法可能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将在日常教学中能够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到教学中的教师称为创新型教师（Innovative Teacher）或创新代理人（Innovation Agent）。当学校购置了新的设备或技术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时，一般由创新代理人摸索和创新新技术的使用方法，然后推广到同校的其他教师。一般经过1-2个学期的学习，其他教师意识到新技术的价值并掌握了技术应用的方法，从而使教学创新得以推广。
访谈者：有些教师坚持使用传统讲授法进行教学，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法并不热衷，其中有些人甚至怀疑信息技术的教学有效性。您认为信息技术对教育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拉里·约翰逊：必须承认，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它还处于发展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观点是，要认识信息技术的有限作用，而不要无限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否则对教育信息化毫无益处。两个原因可以解释有些教师坚持使用传统教学法进行教学。第一个原因是传统教学环境下的教学心理和学习心理研究成果较多，教师利用这些已有知识上课感到很自信。而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心理和学习心理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让他们去自信的开展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传统教学心理和学习心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否能适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和学习，目前还无定论。第二个原因是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法尚不成熟，目前尚未形成有效支持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学法体系，因此即便有了信息技术环境，如何教的问题通常会困扰教师。
NMC）的首席执行官，是国际知名的教育信息化专家，一直致力于为学习、研究和创新来探索和开发新技术。他曾担任过高等教育领域的多个研究机构的主席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将近30年的全球教育领域的经验。从教授到院长，教务处长到校长，从首席技术官（CIO）到首席执行官（CEO），拉里·约翰逊博士具有丰富的跨领域工作的经历。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5本专著，参与7本著作的撰写，发表50多篇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被世界各国的权威组织、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邀请作了125场主题报告。近20年来，新媒体联盟持续关注国际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其成员来自于全球数百个知名大学、博物馆和顶尖企业。作为美国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Horizon Projecc）的创始人，拉里·约翰逊博士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未来学家和思想领袖就新技术应用开展对话和合作，并探讨新出现的趋势和问题。该项目已发布了一系列《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s），覆盖视觉素养，学习对象，教育游戏，沉浸学习和社交网络等议题。目前，地平线报告已通过六种语言发布，为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教育机构提供信息化发展战略咨询，在全球1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25万读者，已成为高等教育学校和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访谈中，拉里·约翰逊博士与我们一起分享了《地平线报告》的发展历程，并对全球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关键词：国际教育信息化；地平线报告；新技术趋势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好，拉里博士。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作为新媒体联盟的CE0，您启动了地平线项目并长期从事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对于国际教育信息化的现状和趋势非常熟悉。在过去的12年中，新媒体联盟发布了一系列《地平线报告》，这些报告已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您能介绍一下《地平线报告》的情况吗？
拉里·约翰逊：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起初，地平线项目最早仅仅是一个内部项目，用于追踪新理念与新技术的变化与发展。第一份《地平线报告》完成于2002年，但当时其影响微乎其微，看到的人也很少。有些圈中的好友看到了，非常受启发，建议我们公开发表。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在2004年，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地平线报告》于读者见面了。这个项目发展很快，其影响力已超出我们的预期，截止到2014年7月，我们在65个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已经出版了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博物馆教育和区域报告（Region-speeific Reports）在内的65个版本。我们非常重视中国读者，采取了一些宣传策略以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最新信息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查询到。此外，我们还积极寻求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我们正在与北京开放大学合作推出《地平线报告》的中文版，我们也希望与其他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推出《地平线报告》的中国版本。当然，更多语言版本的《地平线报告会》在未来陆续推出。
《地平线报告》发布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及时获得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最新实践及其发展趋势。这对于一些在非技术领域的人来说会有所帮助，而且可以节约他们的宝贵时间。比如，对于中小学校长或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他们并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梳理最新的发展动态，通过《地平线报告》他们就能获得国际教育信息化的最新信息。为了撰写三个全球版本（高等教育版、基础教育版和博物馆教育版）的《地平线报告》，我们建立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近750人的咨询委员会。报告采用德尔菲法选定主题，整个讨论过程都记录到WIKI平台上。因此，报告内容上的权威性是能够保证的，这点非常重要。对于这个报告的价值，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教育决策部门更好地制定政策。
访谈者：在国际教育信息化领域，您觉得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技术是否存在某种共性？未来它们哪些将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拉里·约翰逊：是的，这些新技术确实存在共性，如果归纳起来呈现出三个重要趋势，而这三种趋势无疑对于技术与教育的深入整合（Deep Integration）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是个性化（Personalization），当前技术更加支持学习者自主学习，学习分析、大数据、发展性工具和软件（Developing Tools and Software）可以帮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也使他们在安排自己学习计划时体现更多的自主性。
第二个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越来越多的学习者习惯于在协作中学习，他们从学习伙伴那里获得的知识已经与从教师那里获得的基本持平了，而来自伙伴的知识更则具情境性。因此，社交媒体在学习者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交媒体通常包括Facebook、谷歌Hangouts、微博、Twitter、Line等。这些社交媒体使学生的学习社交化，这有助于学习者之间直接的连接。
第三个是移动化（Mobilization），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变得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易于携带。学习者把这技术和设备作为身体的延伸，用这些设备做听、说、读、写、算等很多事情。移动设备的人机交互技术也比以前更加优秀，比如，使用手势就可以与之互动，而非以往使用的使用鼠标和键盘。使用摄像头就可以了解学生的面部表情，进而知道他是否已经理解和掌握。智能设备已经可以穿戴，戴到头上、悬挂在耳朵上，或是手腕上，而不是总拿在手上。
访谈者：众所周知，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教育信息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你如何看待不同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不同发展趋势？
拉里·约翰逊：是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教育信息化确实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正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未来几年，《地平线报告》的区域报告将会不断出版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不断给我们发来世界各地的教育信息化的新信息。比如，20世纪90年代，挪威当时并非是一个富国，但是挪威政府大力投资兴建覆盖全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应用成为挪威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现在，挪威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国，或许这与其国际信息化政策有莫大关系。挪威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场主利用物联网技术来监控农产品生长，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查询产品价格及购买商品，家庭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而孩子们则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学习，他们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给生活和学习带来的便捷。 再以2014年夏天巴西举办的世界杯为例。巴西的互联网公司将所有比赛通过网络实时转播，比赛的视频数据以每秒25TB的速度从南美洲传送到欧洲，再从欧洲沿着非洲海岸传送到非洲各地。非洲各国大都建立了通讯中心和数据交换中心，非洲各国从这些基础设施中受益良多，这种益处不仅包括通讯和电子商务，在线教育领域也获得了大发展。除了像叙利亚、苏丹等为数不多的处于不稳定中的国家外，全球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投资正在增加。虽然投入的增幅不大，但正在增长是不争的事实。
我认为，无论一个政府何时开始重视教育信息化都为时不晚。从最新数据来看，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用于信息化投入，毕竟这是一种趋势。毫无疑问，这可以增加国民受教育水平，从而增加其国家财政收入和推动社会进步。事实证明，作为—个公共政策，政府筹措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还是非常值得的，这是提升地区竞争力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推动国内教育信息化较之以往要简单很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都易于引进，而不需要从头再来。即使一个国家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一片空白，现在启动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投入并不大。
访谈者：利用移动设备和移动应用程序开展信息化教学应用的案例不断增加，移动学习时代似乎已经到来。您可否展望一下未来10年内移动学习的应用？
拉里·约翰逊：从近期来看，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学生群体越来越多地持有和使用便携设备，移动学习正在改变学生的学校学习和校外学习。“一对一”（One to One）模式的提出以及“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运动的兴起，使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校开始支持学习者开展移动学习，移动学习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让我来展望一下10年后移动学习的情况，这非常困难。就像古代昂贵的纸张当初由于其制作成本过高难以应用于教育一样，昂贵的移动设备也难以普及应用。只有移动设备价格降到足够低时，其应用才能得以普及。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对芯片及其成本有过预测。戈登·摩尔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1965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事实上，直至今天这一定律仍然有效。在未来10年，我们将会看到现有运算速度将会翻6翻，这种性能上的提升几乎是直线上升，而价格则大幅下降。因此，10年后移动设备将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价格和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可以确认的是所有的移动设备将会更加流畅、自然、快速和便宜，也会更加普及。有人说，未来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对此我非常赞同。
访谈者：当前的国际、国内教育信息化领域都对云计算技术都特别重视，这意味着未来大量的学生个人数据要存放在云服务器上。而《地平线报告》2014基础教育版提出，“学生的个人数据安全”问题是一个重要挑战。你认为学生的个人数据安全是否会影响云计算的推广和应用？
拉里·约翰逊：云计算技术允许学习者借助云端服务和移动设备的应用程序，随处工作、游戏和学习。目前也有很多学校使用云端工具来辅助教学。有了云端的大量数据，学习分析技术则可从这些数据中分析学习者的行为和学习规律。
“学生的个人数据安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云计算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导致云计算的普及速度有所降低。但我要强调的是，仅仅是增速放缓，而并未影响使云计算在教育中的普及。当然，关于学生个人数据的安全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于隐私的界定有所不同，在美国这已经是个问题，而在欧洲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而在世界上的有些国家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些国家特别重视个人隐私，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对隐私问题看的比较淡。在美国等国家，涉及到隐私问题，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事先告知学生学习系统所记录的内容，并征求学生的同意；二是增加学生数据安全级别，仅仅通过特殊渠道经过特殊授权才能到的学生数据。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学生的隐私数据安全保障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军用云服务或政府云服务系统的安全系统将会好很多。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免费云计算系统来说，其安全性问题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严重。但从价格上来说，购买云服务比学校自建数据中心成本要低多了，而且维护服务也能跟得上。
访谈者：从2012年以来，MOOCs是国际教育信息化的重大事件。在美国、亚洲、欧洲等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MOOCs建设项目。请问如何解释MOOCs的繁荣发展？这种发展势头能得到延续吗？
拉里·约翰逊：我认为，MOOCs对高等教育的改变微乎其微。有学者提出，未来我们仅仅需要十所大学，这种论断显然不对，MOOCs不会让大学消失。有报告显示，MOOCs的绝大部分用户已经获得学士学位，他们希望通过MOOCs给自己充电，还有部分有意向进一步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用户在大学已经学会了独立学习，因此MOOCs的出现为这部分人提供了免费学习的机会。然而，MOOCs只能部分替代大学教育，对于技能类、情感类知识，MOOCs无能为力。因此，对于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等特殊领域，MOOCs也解决不了太多实际问题。但MOOCs课程的运作需要—个团队来支持，以及一位年富力强且经验丰富的教授全力以赴地筹备课程。MOOCs之所以会成功，我概括起来包括大投入的制作、高质量的视频、全方位的支持服务、持续的教学评价等。
但是，MOOCs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它对传统高等教育的改变远远没有达到当初宣称的“革命”或“颠覆”。在过了最初的井喷式的宣传过后，寻求MOOCs学分广泛认可的尝试失败了，而签名认证（Signature Track）的收入相当微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革，很难说这MOOCs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商业模式。目前MOOCs课程的学习者多在2500人左右，像以往动辄上万、几十万学习者的MOOCs课程已经不多见。此外，MOOCs现在考试通过率太低，仅仅有5%的学习者完成了学习，很多学习者进入课程，四处看看，然后就离开了。 访谈者：优秀的教师和教授能够使传统课堂教学妙趣横生，他们能使在线教学同样有趣吗？
拉里·约翰逊：有人曾问过我，在线学习的效率如何？在线学习是否与传统学习一样高效？对此，我是非常乐观的。我坚定地认为，对于认知类知识，在线学习是有效的，有很多的教学法（Pedagogy）来支持在线教学。但这需要传统面对面课堂的教师掌握在线学习的教学法。在线学习环境是一种虚拟环境，学习者学习的过程和教师的教学过程处于分离的状态。这就需要教师从制作教学材料开始就要假定你跟前坐着一群好学的学生，他们正在注视着你，倾听你的讲授。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专门制订了“在线课程标准”“在线教学标准”“在线资源标准”等用于规范网络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教学资源的开发等。
当我们浏览MOOCs课程时可以发现，他们邀请了全球顶尖大学的教师，并给予他们技术、艺术、教学法等多方面的支持。事实证明，这非常有效，有些视频质量甚至接近电视节目制作的视觉效果，并创造性地加入了教学的因素，这正是MOOCs课程的吸引力所在。
访谈者：“翻转课堂”是近年来在美国新出现的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在中国，很多在一线的教师也非常愿意将“翻转课堂”模式引入到教学实践中，你对这些教师有何建议？
拉里·约翰逊：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追溯一下“翻转课堂”的历史，而这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萨尔曼·可汗是一位孟加拉裔美国人，也是非营利机构可汗学院的创办人。他制作了超过4700个3-5分钟短视频来讲授数学、科学等课程，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主要是在YouTube网站），供大家免费观看。由于他的教学方法简单明了，其视频大受欢迎。原来信息技术还可以这么用？很多人发出由衷的感叹。“翻转课堂”分离了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此前主要用于高等教育或继续教育领域，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模式原来也可以在基础教育的课堂发挥作用。
在美国中小学，学生的学习内容难度低，学业负担轻，校长和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教学，自由度也比较大，这也许是为什么多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产生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如果学生在校时间安排的很紧，这就难以实施。所以，我的建议是给教师松绑，应相信他们能把课上好。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有创新的精神，不要要求所有教师都去使用“翻转课堂”，仅仅有部分教师就足够了。况且大部分教师并不知道如何录制视频和制作课程。他们是教师，而不是摄像师。
访谈者：在中国，很多专家和学者经常提到教师应共享他们开发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然而很多教师似乎不愿意这样做，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呢？
拉里·约翰逊：首先，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说到教师职业，我想到了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在完成学业离开学校后，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对医生来说，当出现一种新药，他们必须学习药效和用法。对于工程师来说，如果想去建一座桥梁，则要学习和了解最新的建桥技术。否则，他们就会失去职业资格。对于教师这种职业来说，教师需要掌握最现代的教学方法。如果他们想更专业，则需要继续学习从而保持教师专业化程度。
我在新加坡访问时发现，教师们定期坐在一起交流分享已经成为一种学校文化，他们一直这样做，并坚持下来了。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工作方式，并乐意去做。作为学校，一开始要求教师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们觉得教学作为一种职业，分享和共享已是他们的责任。
但对于教学资源，如果是免费分享给其他人，这是难以持续的，毕竟教学资源是个人的智慧成果，免费公开有失公允。免费不应是唯一模式，还应该探索收费模式，让教师的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从而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通过支付购买和使用资源是无可厚非的。IT企业是教育资源的主要开发者，这些企业聘期专业化的团队开发了大量教学资源，而许多教师作为团队成员承担了教学设计的工作。比如K12.com是美国基础教育领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在线课程和教学服务提供商。该公司聘用了大量顶尖的中小学教师参与到课程的开发工作中。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智慧得到了尊重，资源开发的效率也非常高。
访谈者：当前，计算机、交互白板、平板电脑甚至3D打印机等技术逐步引入课堂教学中。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对于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非常头疼。请您介绍一下如何才能有效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
拉里·约翰逊：对于城市学校的教师以及新人职的教师来说，熟练和流畅地使用计算机技术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我的判断是他们能够熟练使用搜索引擎、收发电子邮件、编辑文档、制作演示文稿。但我要强调的是，会使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并不意味着会用计算机来教学。我认为除了计算机技术以为，还必须掌握计算机教学法。而对于新技术教学应用的培训，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把新技术和新媒体融入到课堂中会给教师带来技术使用上的压力，他们总担心自己用不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学校来说，当学校要求使用某一技术的时候，如果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没有提升，可导致新技术难以得到充分应用，或者没有形成创新的模式与方法，使学校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大打折扣。
新加坡中小学采用的教学创新推广和教师培训相融合的做法可能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将在日常教学中能够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到教学中的教师称为创新型教师（Innovative Teacher）或创新代理人（Innovation Agent）。当学校购置了新的设备或技术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时，一般由创新代理人摸索和创新新技术的使用方法，然后推广到同校的其他教师。一般经过1-2个学期的学习，其他教师意识到新技术的价值并掌握了技术应用的方法，从而使教学创新得以推广。
访谈者：有些教师坚持使用传统讲授法进行教学，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法并不热衷，其中有些人甚至怀疑信息技术的教学有效性。您认为信息技术对教育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拉里·约翰逊：必须承认，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它还处于发展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观点是，要认识信息技术的有限作用，而不要无限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否则对教育信息化毫无益处。两个原因可以解释有些教师坚持使用传统教学法进行教学。第一个原因是传统教学环境下的教学心理和学习心理研究成果较多，教师利用这些已有知识上课感到很自信。而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心理和学习心理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让他们去自信的开展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传统教学心理和学习心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否能适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和学习，目前还无定论。第二个原因是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法尚不成熟，目前尚未形成有效支持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学法体系，因此即便有了信息技术环境，如何教的问题通常会困扰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