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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工作数十载的明史研究者，我平时对研究北京历史的论著颇为留意，也有浓厚的兴趣。近日，高兴地读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孝荣博士的新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深感这是一部集明史、中国佛教史以及北京史研究的力作。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计七十五万字，首为“绪论”，下列七章。第一章“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考察西晋至元代佛教在北京的传播以及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第二章“明代建都北京与北京的发展”，介绍明代迁都北京带来的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章“明代帝王、后妃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探讨帝王、后妃崇信佛教的表现、北京皇宫中的佛教建筑，并分三个时期分别阐述各朝帝王、后妃对佛教的政策、态度，以及他们修建的佛教寺院；第四章“明代宦官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揭示明代宦官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明代前期、中期、后期宦官崇奉佛教的原因和各种表现，考索宦官衙署中的佛教寺庵；第五章“明代僧人、士庶人等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把视角转向僧人、士庶人等，展示了明代北京佛教的发展状况并考订出不明年代修建的佛教寺院计二百余所；第六章“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分布和统计”，论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对各朝、各色人等修建的佛教寺院进行分类统计；第七章总结了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原因，归纳在此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和启示。通读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选题新颖，视角独到。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对北京历史进行了许多探讨，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郗志群先生主编《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收录相关论文篇目一万五千余条，著作目录近八千种就是明证。但是，检索这些论著可以发现，研究北京佛教史的微乎其微，恕我孤陋寡闻，在这本书之前，尚无专著或论文研究明代北京佛教。《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通过对明代北京修建佛教寺院的研究，展示明代上自帝王、后妃，中至大大小小宦官、官员，下及庶民百姓等各阶层人士的佛教政策、信仰以及北京的佛教状况，选题新颖，填补了明史、中国佛教史以及北京史研究的空白。
一种宗教的传播，不仅是宗教观念的传播，更是修行团体的传人和民众信仰的兴起，而后者显然是更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中国佛教来说，寺院不仅是僧人修习、弘法和生活的场所，也是民众礼佛的场所，是佛教的重要载体。但是，一直以来，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侧重于佛教教义的传播、经典的译述、宗派佛学的内容、佛寺经济的兴盛等，而对僧团的活动、佛寺的修建、民众的信仰等着力较少。上世纪90年代，何孝荣博士的毕业论文《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通过对明代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考察这一独特视角，展示明代南京的佛教发展，摸索出一种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路径，为明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佛门学者所肯定，《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也成为研究明代佛教史以及其他相关专题者所必引和参考的专著。至《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出版，我们发现，作者对这一独特的学术路径的把握更为娴熟。在《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研究，深入揭示了明代帝王、后妃、宦官、僧俗人等各阶层崇佛及佛教信仰实态，对中国佛教史的解析和认识更为深刻。作者指出，明代佛学虽然衰微不振，但是佛教传播却广泛深入，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从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维持着表面的繁盛。而明代北京民众大量修建佛教寺院，“也是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个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739～740页，下引该书不另注)。正如孙昌武教授序言所指出：“这部书就不是偏枯地讲述佛寺修建的书，乃是从建造佛寺这个侧面来透视一代佛教与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著作”。
第二，新论迭出，多有创见。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价值，关键看其是否有学术创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这一课题前人少有研究，其“内容全是前人所未言及的新内容”(该书南炳文序)。例如，作者通过广泛搜罗史料并细密地梳理和分析，指出，从历时过程上看，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因时而异。其中，明代前期是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起始阶段，明代中期是发展阶段，明代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修建的佛教寺院也较多，到万历以后，随着明朝局势紧张，北京的佛教衰微，寺院的修建也走入低潮。明代佛教寺院的修建者，主要是帝王、后妃、宦官、僧人以及士庶人等。其中帝王、后妃是明代佛教寺院修建的决定和倡导力量，宦官则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僧人和士庶人等为主体力量。从空间分布来看，明代北京的西城、南城佛教寺院最多，分布最为密集，中城、东城、北城佛教寺院相对较少。明代北京五城有名可数的佛教寺院计786所，加上宫城、皇城中的准佛寺22所，数目达到810所，如果加上被拆毁的尼僧庵寺，明代北京的佛教寺院总数超过1400所。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撰写该书以前，对其中的诸多相关课题，如元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明代佛教政策、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明代度僧、明代宦官与佛教、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等已经有比较的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作者不仅能将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吸收到书中，而且还通过进一步研究，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使其更为深入。如作者曾在以前论文中提出，明代宦官组织养老义会从嘉靖中期开始；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明确指出“宦官义会在明初就有了”(第380页)。研究者以前多认为，明代禁止私创佛教寺院，明代佛教寺院多是对前代佛教寺院的重建和重修。通过新的研究，作者指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中，新建者占到40％。这一比例，修正了原来的观点(第680页)。类似的学术突破和创新，在书中随处可见。
第三，资料翔实，考订允当。《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是何孝荣博士的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北京佛寺研究”的主要成果，搜集资料花费了整整十个年头。与明代南京佛寺有《金陵梵刹志》不同，明代北京佛教寺院没有这样的合志可以利用，所有资料都很零散琐碎，散见于各书及北京各地的碑刻中。作者“先从北京的一些佛寺志、方志人手，从明代的各种正史、野史着眼，搜集相关资料。其后，又通读《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60册，摘录其中的相关碑刻史料”，复以“京城”、“京师”等四十余词为关键词，“先后对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录的万余种古籍进行全文检索，又从中获得不少资料”。再后，作者“又浏览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所收明人文集，寻找其中的相关碑记、游记、序文等”，并“还多次前往北京，实地考察智化寺、广济寺、妙应寺、护国寺、大慧寺、法源寺、报国寺、天宁寺、真觉寺、万寿寺、慈寿寺、大觉寺等佛寺，也获得不少有价值的碑记等资料”(第790—791页)。另外，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较早且较为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势必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何孝荣博士在此课题立项后，恰好赴日本留学一年，又曾几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得以便利地搜集到日本、我国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作者搜集资料比较完备，其用心和勤奋也令人惊叹。
广泛搜罗资料是基础，翔实的考订更见功力。如，作者通过史料考订，对潭资料，翔实的考订，使这本书的结论可信、可靠，保证了其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四，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该书以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为研究对象，但并非单纯地考索明代北京的佛教寺院的修建，作者在探讨西晋至元代北京的佛教发展、佛寺修建，揭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基础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明代迁都北京和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展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时代背景，并结合明代北京各阶层人士，包括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等对于佛教的信仰，以及当时的佛教传承、佛教政策，考察了明柘寺、大觉寺的起源，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又如，作者通过私人关系进入大慧废寺，借助手记和偷拍的二通碑文，使我们得以知悉明光寺、华藏寺，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再如，关于大功德寺，明代北京史志如《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均称为“木球使者”板庵大觉禅师宣德二年募建，作者则通过明宣宗御制集、明人王直文集中的寺碑文，考订出其实为宜德四年(1429)孙皇后重建，板庵或许起了募缘鼓动作用(第176～177页)。再如，对于与皇姑寺密切相关的吕尼，《宛署杂记》等北京志书以及雍正《陕西通志》等均称其在阻英宗北征时被捶死，李世瑜先生则在论文中估计吕尼当时可能被下狱，而作者通过碑刻资料，发现天顺三年(1459)尼僧妙金拜吕尼为师，那么，“吕尼并未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此说可为李世瑜的估计提供佐证”(第513页)。丰富的代北京佛寺修建的政策因素和信仰动因。作者还对明代北京新建、重建、重修佛教寺院的总数做了统计，通过对其空间分布的剖析，归纳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原因。书前有“明北京城复原图”，书后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年表”、“参考文献”，这种结构安排，环环紧扣，充分体现出作者缜密的思考和方便读者的良苦用心。另外，叙述语言平实流畅，繁简得当，是该书又一特色。
由于资料的限制，该书仅及佛教寺院的修建等，对僧人、建筑、经济、管理、影响等则涉及尚少，对于明代北京佛寺研究这一课题而言，应该是不足之处。好在来日方长，相信何孝荣博士一定会有后续研究成果问世，以补其缺憾。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何孝荣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上、下册，90.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计七十五万字，首为“绪论”，下列七章。第一章“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考察西晋至元代佛教在北京的传播以及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第二章“明代建都北京与北京的发展”，介绍明代迁都北京带来的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章“明代帝王、后妃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探讨帝王、后妃崇信佛教的表现、北京皇宫中的佛教建筑，并分三个时期分别阐述各朝帝王、后妃对佛教的政策、态度，以及他们修建的佛教寺院；第四章“明代宦官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揭示明代宦官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明代前期、中期、后期宦官崇奉佛教的原因和各种表现，考索宦官衙署中的佛教寺庵；第五章“明代僧人、士庶人等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把视角转向僧人、士庶人等，展示了明代北京佛教的发展状况并考订出不明年代修建的佛教寺院计二百余所；第六章“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分布和统计”，论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对各朝、各色人等修建的佛教寺院进行分类统计；第七章总结了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原因，归纳在此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和启示。通读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选题新颖，视角独到。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对北京历史进行了许多探讨，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郗志群先生主编《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收录相关论文篇目一万五千余条，著作目录近八千种就是明证。但是，检索这些论著可以发现，研究北京佛教史的微乎其微，恕我孤陋寡闻，在这本书之前，尚无专著或论文研究明代北京佛教。《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通过对明代北京修建佛教寺院的研究，展示明代上自帝王、后妃，中至大大小小宦官、官员，下及庶民百姓等各阶层人士的佛教政策、信仰以及北京的佛教状况，选题新颖，填补了明史、中国佛教史以及北京史研究的空白。
一种宗教的传播，不仅是宗教观念的传播，更是修行团体的传人和民众信仰的兴起，而后者显然是更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中国佛教来说，寺院不仅是僧人修习、弘法和生活的场所，也是民众礼佛的场所，是佛教的重要载体。但是，一直以来，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侧重于佛教教义的传播、经典的译述、宗派佛学的内容、佛寺经济的兴盛等，而对僧团的活动、佛寺的修建、民众的信仰等着力较少。上世纪90年代，何孝荣博士的毕业论文《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通过对明代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考察这一独特视角，展示明代南京的佛教发展，摸索出一种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路径，为明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佛门学者所肯定，《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也成为研究明代佛教史以及其他相关专题者所必引和参考的专著。至《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出版，我们发现，作者对这一独特的学术路径的把握更为娴熟。在《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研究，深入揭示了明代帝王、后妃、宦官、僧俗人等各阶层崇佛及佛教信仰实态，对中国佛教史的解析和认识更为深刻。作者指出，明代佛学虽然衰微不振，但是佛教传播却广泛深入，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从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维持着表面的繁盛。而明代北京民众大量修建佛教寺院，“也是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个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739～740页，下引该书不另注)。正如孙昌武教授序言所指出：“这部书就不是偏枯地讲述佛寺修建的书，乃是从建造佛寺这个侧面来透视一代佛教与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著作”。
第二，新论迭出，多有创见。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价值，关键看其是否有学术创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这一课题前人少有研究，其“内容全是前人所未言及的新内容”(该书南炳文序)。例如，作者通过广泛搜罗史料并细密地梳理和分析，指出，从历时过程上看，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因时而异。其中，明代前期是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起始阶段，明代中期是发展阶段，明代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修建的佛教寺院也较多，到万历以后，随着明朝局势紧张，北京的佛教衰微，寺院的修建也走入低潮。明代佛教寺院的修建者，主要是帝王、后妃、宦官、僧人以及士庶人等。其中帝王、后妃是明代佛教寺院修建的决定和倡导力量，宦官则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僧人和士庶人等为主体力量。从空间分布来看，明代北京的西城、南城佛教寺院最多，分布最为密集，中城、东城、北城佛教寺院相对较少。明代北京五城有名可数的佛教寺院计786所，加上宫城、皇城中的准佛寺22所，数目达到810所，如果加上被拆毁的尼僧庵寺，明代北京的佛教寺院总数超过1400所。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撰写该书以前，对其中的诸多相关课题，如元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明代佛教政策、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明代度僧、明代宦官与佛教、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等已经有比较的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作者不仅能将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吸收到书中，而且还通过进一步研究，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使其更为深入。如作者曾在以前论文中提出，明代宦官组织养老义会从嘉靖中期开始；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明确指出“宦官义会在明初就有了”(第380页)。研究者以前多认为，明代禁止私创佛教寺院，明代佛教寺院多是对前代佛教寺院的重建和重修。通过新的研究，作者指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中，新建者占到40％。这一比例，修正了原来的观点(第680页)。类似的学术突破和创新，在书中随处可见。
第三，资料翔实，考订允当。《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是何孝荣博士的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北京佛寺研究”的主要成果，搜集资料花费了整整十个年头。与明代南京佛寺有《金陵梵刹志》不同，明代北京佛教寺院没有这样的合志可以利用，所有资料都很零散琐碎，散见于各书及北京各地的碑刻中。作者“先从北京的一些佛寺志、方志人手，从明代的各种正史、野史着眼，搜集相关资料。其后，又通读《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60册，摘录其中的相关碑刻史料”，复以“京城”、“京师”等四十余词为关键词，“先后对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录的万余种古籍进行全文检索，又从中获得不少资料”。再后，作者“又浏览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所收明人文集，寻找其中的相关碑记、游记、序文等”，并“还多次前往北京，实地考察智化寺、广济寺、妙应寺、护国寺、大慧寺、法源寺、报国寺、天宁寺、真觉寺、万寿寺、慈寿寺、大觉寺等佛寺，也获得不少有价值的碑记等资料”(第790—791页)。另外，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较早且较为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势必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何孝荣博士在此课题立项后，恰好赴日本留学一年，又曾几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得以便利地搜集到日本、我国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作者搜集资料比较完备，其用心和勤奋也令人惊叹。
广泛搜罗资料是基础，翔实的考订更见功力。如，作者通过史料考订，对潭资料，翔实的考订，使这本书的结论可信、可靠，保证了其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四，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该书以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为研究对象，但并非单纯地考索明代北京的佛教寺院的修建，作者在探讨西晋至元代北京的佛教发展、佛寺修建，揭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基础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明代迁都北京和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展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时代背景，并结合明代北京各阶层人士，包括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等对于佛教的信仰，以及当时的佛教传承、佛教政策，考察了明柘寺、大觉寺的起源，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又如，作者通过私人关系进入大慧废寺，借助手记和偷拍的二通碑文，使我们得以知悉明光寺、华藏寺，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再如，关于大功德寺，明代北京史志如《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均称为“木球使者”板庵大觉禅师宣德二年募建，作者则通过明宣宗御制集、明人王直文集中的寺碑文，考订出其实为宜德四年(1429)孙皇后重建，板庵或许起了募缘鼓动作用(第176～177页)。再如，对于与皇姑寺密切相关的吕尼，《宛署杂记》等北京志书以及雍正《陕西通志》等均称其在阻英宗北征时被捶死，李世瑜先生则在论文中估计吕尼当时可能被下狱，而作者通过碑刻资料，发现天顺三年(1459)尼僧妙金拜吕尼为师，那么，“吕尼并未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此说可为李世瑜的估计提供佐证”(第513页)。丰富的代北京佛寺修建的政策因素和信仰动因。作者还对明代北京新建、重建、重修佛教寺院的总数做了统计，通过对其空间分布的剖析，归纳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原因。书前有“明北京城复原图”，书后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年表”、“参考文献”，这种结构安排，环环紧扣，充分体现出作者缜密的思考和方便读者的良苦用心。另外，叙述语言平实流畅，繁简得当，是该书又一特色。
由于资料的限制，该书仅及佛教寺院的修建等，对僧人、建筑、经济、管理、影响等则涉及尚少，对于明代北京佛寺研究这一课题而言，应该是不足之处。好在来日方长，相信何孝荣博士一定会有后续研究成果问世，以补其缺憾。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何孝荣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上、下册，90.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