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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解人类群体暴力的相关科学原理，有利于我们制定更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减少群体暴力犯罪、恐怖袭击和局部冲突，令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更加安全。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纷争不断。如今，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时代，不再像历史上的其他时代那样随时有生命之虞。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人类的本性，众说纷纭，有人说攻击性是人的本性，有人说好斗是人遗传个性的一部分。英国人类学家斯提芬·平克则对此不以为然，他写了一部有关人类暴力史的长篇巨著《人类天性中的天使》。在这本书中，平克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从报仇杀人到长期流血纷争，再到种族灭绝以及战争等种种群体暴力行为，这些暴力事件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暴力现象正在逐渐减少。
为群体利益而争斗
近年来，科学家将暴力造成死亡人数的减少，归因于人类进化所造成的变化。我们仍然有好斗的倾向，但是人类的本性随着人文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法律、商业和道德的变化，一直在不断地改善。世界大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使得人们对于地球其他地区人们的苦难遭遇感同身受。
动物为有限的资源和获得异性伴侣而争斗，人类却为生物和人文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争斗。只有人类才会为了保卫自己的名誉和价值而战。这就使得人类争斗的天性特别复杂，难于理解。
暴力倾向是人类的动物本能之一，并不会因为文明的进步而完全消失，但是可以不断得到改善。在动物世界，暴力大多表现为个体暴力，而人类社会的群体暴力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当然，世上并非只有人类进行群体性的争斗。一群狼会同心协力将侵入其领地的狼群驱除出境。人类的近亲兄弟——黑猩猩，也会与邻近的族群争斗。美国哈佛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相信，人类和黑猩猩在激起群体争斗的心理进化过程是并行不悖的。但是黑猩猩的群体争斗往往是为了争抢地盘，而人类的目的则复杂得多。“人类的好斗情绪是独一无二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错综复杂，其中包括思想、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等方面。”美国马里兰大学克里奇帕克分校的米歇尔·盖尔芬德说。
此外，争斗似乎是人类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本属于同一物种，但是人以群分，各自组合成排外的、相互冲突的群体。”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院让·尼可德研究所（Jean Nicod Institute）的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说。社会心理学家早就知道在不同群体之间极易产生敌意与攻击性。四十年前，亨利·泰弗尔就曾说过，人们会根据喜恶的不同归为不同的帮派。对于自己一伙的，干什么看起来都顺眼。而对于其他帮派的一切都吹毛求疵不屑一顾。大量的实验显示，即使有轻微的文化认同标志的差异也会让人对圈子外的人产生敌意，甚至随机分配的衬衫的色彩也会造成这一结果。
这种人类的个性导致人们会为了自己群体的利益做出种种大无畏的行为，比如不怕一切艰难险阻，不惜流血牺牲。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的塞缪尔·鲍尔斯说，人们对于本群体或族群的热爱很容易对圈外人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敌意，形成一种奇特的仁慈与暴力的混合。“好比特蕾莎修女遇到了兰博。”（特蕾莎修女是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赞为仁爱天使，兰博则是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孤胆英雄，战神的象征。）这种混合可能是在敌对的种族社会环境中出现的，这些群体的成员倾向于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战斗。人们大多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由各有图谋的个人组合在一起，既要共同斗争，又不愿意为同盟者多付出一丝一毫。
在不少国家内部，群体暴力往往与仇恨犯罪相互关联。这样的群体往往并非是具有确定成员的群体，而大多是临时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导火线”，某一个个体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其他有类似感受经验的个体就行动起来，共同形成一个泄愤的群体，这就有可能酿成群体暴力。不少偶发性群体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一般都存在着因某种诉求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的“欲求不满”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容易演变成“仇恨”。当然，这种仇恨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仇恨对象，因此是一种广义的仇恨。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是众多的行为人有着共同的或类似的境遇。
虽然群体暴力大多是偶然事件，但是群体暴力事件的参加者“日益发现自己与某些不公平事件中的受害者处于同样的境地，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会不会噩梦成真只是一个运气和概率的问题。而且，总能找到比自己付出更少、得到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原因则是见不得光的背景关系或潜规则等，这种相对剥夺感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包括利益和公正两方面。一种普遍和长期的愤怒最终可能发展为不确定性的仇恨，最终在一些事件的诱导下演化成群体暴力犯罪。
捍卫“神圣价值”
群体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已被我们的文化所证实。如果说一些小群体的暴力行为是偶然因素引发的，那么一些大的群体（如国家、民族、各种政治或宗教组织）之间的暴力行为则与文化有密切关系。文化促使群体的成员通过对着装要求、喜爱的食品以及宗教仪式等标志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也限定了值得为之斗争的目标，有些文化是很排他的。“人们发展了争斗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化的不同造成了规范的千差万别，也就形成了好斗倾向之间的巨大区别。”盖尔芬德说。
社会群体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影响到个体是否愿意为了群体牺牲自己。在一些群体里，群体成员觉得个人是和群体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促使他们敌我分明。盖尔芬德近来对这一观念做了测试，她和一个国际研究小组一起工作，在中东南亚的七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的采访，探索有关名誉的观念。在这些国家里，一旦人们的名誉受到侮辱，极易激起暴力的报复，特别是当人们把个人的名誉看做与其群体紧密相关时。这些采访的结果表明，这些国家中个人对于名誉的认识会构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大网，从家庭扩展到家族、部落、国家和宗教组织。“在这些文化中人们将群体中其他成员看做是自己的延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盖尔芬德説。
心理学家发现，群体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将捍卫群体利益发展为“神圣价值”。“这些价值，往往是全社会共享的。”美国纽约新学院的心理学家杰里米·金斯说。而阿特兰说，在不少群体的文化传统中，“神圣价值”是绝对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妥协的，这就是当代许多冲突出现的原因。阿特兰和金斯近来发现，有证据表明我们对于神圣价值与平常喜爱东西的考虑是迥然不同的。研究人员和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一起，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扫描（fMRI）观察当人们考虑拒绝琐碎的价值和“神圣价值”时，大脑活跃的区域是有所差异的，后者由更重要的脑部区域来掌管。 尽管“神圣价值”中有个“神”字，但它并非宗教的一部分，地球上很多人将自由、民主和保护生态都看做是神圣的。当然，宗教和一些宗教仪式会强化人们对“神圣价值”的捍卫。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说，宗教仪式将个人与群体成员的感觉融合在一起。他正在从事一项叫做宗教、社会和冲突的国际性研究。从教徒的顶礼膜拜到军队的正步前进，都是同步进行的活动，都是同向发生的事情。大家一起听从口令做广播操与服从命令去进攻他人实质上是相同的。宗教仪式以另外的方法也把人们捆绑到一起。“我认为个人与群体融合最极端的形式是宗教仪式所产生的，大家共同分享痛苦、悲伤和恐惧的感觉。”怀特豪斯说，“此时，我们看到宗教仪式中心灵受到的强烈痛苦与群体团结所产生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依据的是大家精诚合作与个人为群体自我牺牲。”
表示强烈支持某个群体是一回事，而为之斗争则是另一回事了。人类是一种移情动物，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就情不自禁的感到难过，脑子里觉得似乎自己亲身经历一样。那么在互相拼死作战的派系之间是怎样克服这一反应的呢？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里贝卡·萨克斯和埃米尔·布鲁诺在研究中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阅读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在一些故事中，他们自己群体中的一个成员遭受到身体和感情上的痛苦，在其他故事中同样的不幸降临到了别的群体成员或是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南非人的身上。研究报告表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于自己群体的人和南非人的同情心是相同的，而对自己的敌对方的人毫无同情之心。但是大脑成像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大脑图像涉及考虑他人时情感状态区域的活动是相同的，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考虑相互之间的苦难与自己群体成员的受难者时，大脑相关区域的活动没有差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布鲁诺认为，在阿以冲突中苦难深重触目惊心，深深铭刻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脑海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互移情、深有同感。“完善的心理沟通的神经反应要经过好多阶段。”他说，“首先要认识到别人在受苦受难，我们在研究中才明白这一点。”人们对这一意识如何反应则另当别论。“人们反应各不相同。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活该受难并幸灾乐祸。另有人会为之伤悲，同情并想去帮助他们。也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很明显，争斗者如果同情敌人的苦难就会离心离德、斗志涣散。
然而，这一同情心造成的裂隙是可以减少的，他们发现，在给人们讲述一些敌人的生活故事时，大家更富有同情心。在解决冲突时多多利用对话也基于相似的原理。“如果能够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就会彻底改变你对其他群体的态度。”布鲁诺说。然而，他和萨克斯怀疑，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的状态下，根本无法实行这些做法。强势群体一方的成员在听到弱势群体观点时容易产生同情心，但是对于弱势群体一方来说，有机会让大家听到自己的观点是更重要的事情。迄今为止，他们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案例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白人和拉美裔移民之间的对话，同时包括阿以和谈。
减少群体暴力
在敌对双方中，即使对敌方的看法有些微的改变也有助于推进和平的进程。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洛尔·德威克近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当人们相信其他群体不会有所改变时，更会对他们持有否定的态度。她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研究传出好消息，这证明经过劝导人们对于对方的看法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不仅使双方的态度更加积极乐观，还使大家愿意为了和平而达成和解。
阿特兰和金斯也发现，人们是非常愿意达成和解的，只要他们的对手认识到自己的“神圣价值”，并且愿意对自己的过错赎罪做出象征性的姿态来。在对上千人做的民意调查中，许多巴勒斯坦人说如果以色列对1948年战争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做出官方的道歉，他们愿意考虑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而以色列人则更愿意接受恢复1967年中东战争之前的边界，如果哈马斯明确宣布放弃先前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并承认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权利。
人类的前途究竟是什么？通过文化的变化，人类已经变得更加热爱和平。这些变化包括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于奴隶制、妇女和少数民族采取更加文明的态度。正如平克所言，这些发展抑制住了人们心中好斗的恶魔，让我们天性中善良的天使造福人间。人的天性有善恶两个方面，人是善恶的结合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对于人的天性的全面认识并珍视我们所拥有的价值，将有助于我们惩恶扬善，有效抑制人们心中好斗的冲动。
栏目主持人：刘雨濛 lymjcfy@163.com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纷争不断。如今，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时代，不再像历史上的其他时代那样随时有生命之虞。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人类的本性，众说纷纭，有人说攻击性是人的本性，有人说好斗是人遗传个性的一部分。英国人类学家斯提芬·平克则对此不以为然，他写了一部有关人类暴力史的长篇巨著《人类天性中的天使》。在这本书中，平克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从报仇杀人到长期流血纷争，再到种族灭绝以及战争等种种群体暴力行为，这些暴力事件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暴力现象正在逐渐减少。
为群体利益而争斗
近年来，科学家将暴力造成死亡人数的减少，归因于人类进化所造成的变化。我们仍然有好斗的倾向，但是人类的本性随着人文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法律、商业和道德的变化，一直在不断地改善。世界大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使得人们对于地球其他地区人们的苦难遭遇感同身受。
动物为有限的资源和获得异性伴侣而争斗，人类却为生物和人文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争斗。只有人类才会为了保卫自己的名誉和价值而战。这就使得人类争斗的天性特别复杂，难于理解。
暴力倾向是人类的动物本能之一，并不会因为文明的进步而完全消失，但是可以不断得到改善。在动物世界，暴力大多表现为个体暴力，而人类社会的群体暴力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当然，世上并非只有人类进行群体性的争斗。一群狼会同心协力将侵入其领地的狼群驱除出境。人类的近亲兄弟——黑猩猩，也会与邻近的族群争斗。美国哈佛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相信，人类和黑猩猩在激起群体争斗的心理进化过程是并行不悖的。但是黑猩猩的群体争斗往往是为了争抢地盘，而人类的目的则复杂得多。“人类的好斗情绪是独一无二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错综复杂，其中包括思想、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等方面。”美国马里兰大学克里奇帕克分校的米歇尔·盖尔芬德说。
此外，争斗似乎是人类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本属于同一物种，但是人以群分，各自组合成排外的、相互冲突的群体。”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院让·尼可德研究所（Jean Nicod Institute）的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说。社会心理学家早就知道在不同群体之间极易产生敌意与攻击性。四十年前，亨利·泰弗尔就曾说过，人们会根据喜恶的不同归为不同的帮派。对于自己一伙的，干什么看起来都顺眼。而对于其他帮派的一切都吹毛求疵不屑一顾。大量的实验显示，即使有轻微的文化认同标志的差异也会让人对圈子外的人产生敌意，甚至随机分配的衬衫的色彩也会造成这一结果。
这种人类的个性导致人们会为了自己群体的利益做出种种大无畏的行为，比如不怕一切艰难险阻，不惜流血牺牲。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的塞缪尔·鲍尔斯说，人们对于本群体或族群的热爱很容易对圈外人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敌意，形成一种奇特的仁慈与暴力的混合。“好比特蕾莎修女遇到了兰博。”（特蕾莎修女是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赞为仁爱天使，兰博则是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孤胆英雄，战神的象征。）这种混合可能是在敌对的种族社会环境中出现的，这些群体的成员倾向于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战斗。人们大多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由各有图谋的个人组合在一起，既要共同斗争，又不愿意为同盟者多付出一丝一毫。
在不少国家内部，群体暴力往往与仇恨犯罪相互关联。这样的群体往往并非是具有确定成员的群体，而大多是临时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导火线”，某一个个体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其他有类似感受经验的个体就行动起来，共同形成一个泄愤的群体，这就有可能酿成群体暴力。不少偶发性群体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一般都存在着因某种诉求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的“欲求不满”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容易演变成“仇恨”。当然，这种仇恨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仇恨对象，因此是一种广义的仇恨。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是众多的行为人有着共同的或类似的境遇。
虽然群体暴力大多是偶然事件，但是群体暴力事件的参加者“日益发现自己与某些不公平事件中的受害者处于同样的境地，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会不会噩梦成真只是一个运气和概率的问题。而且，总能找到比自己付出更少、得到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原因则是见不得光的背景关系或潜规则等，这种相对剥夺感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包括利益和公正两方面。一种普遍和长期的愤怒最终可能发展为不确定性的仇恨，最终在一些事件的诱导下演化成群体暴力犯罪。
捍卫“神圣价值”
群体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已被我们的文化所证实。如果说一些小群体的暴力行为是偶然因素引发的，那么一些大的群体（如国家、民族、各种政治或宗教组织）之间的暴力行为则与文化有密切关系。文化促使群体的成员通过对着装要求、喜爱的食品以及宗教仪式等标志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也限定了值得为之斗争的目标，有些文化是很排他的。“人们发展了争斗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化的不同造成了规范的千差万别，也就形成了好斗倾向之间的巨大区别。”盖尔芬德说。
社会群体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影响到个体是否愿意为了群体牺牲自己。在一些群体里，群体成员觉得个人是和群体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促使他们敌我分明。盖尔芬德近来对这一观念做了测试，她和一个国际研究小组一起工作，在中东南亚的七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的采访，探索有关名誉的观念。在这些国家里，一旦人们的名誉受到侮辱，极易激起暴力的报复，特别是当人们把个人的名誉看做与其群体紧密相关时。这些采访的结果表明，这些国家中个人对于名誉的认识会构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大网，从家庭扩展到家族、部落、国家和宗教组织。“在这些文化中人们将群体中其他成员看做是自己的延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盖尔芬德説。
心理学家发现，群体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将捍卫群体利益发展为“神圣价值”。“这些价值，往往是全社会共享的。”美国纽约新学院的心理学家杰里米·金斯说。而阿特兰说，在不少群体的文化传统中，“神圣价值”是绝对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妥协的，这就是当代许多冲突出现的原因。阿特兰和金斯近来发现，有证据表明我们对于神圣价值与平常喜爱东西的考虑是迥然不同的。研究人员和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一起，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扫描（fMRI）观察当人们考虑拒绝琐碎的价值和“神圣价值”时，大脑活跃的区域是有所差异的，后者由更重要的脑部区域来掌管。 尽管“神圣价值”中有个“神”字，但它并非宗教的一部分，地球上很多人将自由、民主和保护生态都看做是神圣的。当然，宗教和一些宗教仪式会强化人们对“神圣价值”的捍卫。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说，宗教仪式将个人与群体成员的感觉融合在一起。他正在从事一项叫做宗教、社会和冲突的国际性研究。从教徒的顶礼膜拜到军队的正步前进，都是同步进行的活动，都是同向发生的事情。大家一起听从口令做广播操与服从命令去进攻他人实质上是相同的。宗教仪式以另外的方法也把人们捆绑到一起。“我认为个人与群体融合最极端的形式是宗教仪式所产生的，大家共同分享痛苦、悲伤和恐惧的感觉。”怀特豪斯说，“此时，我们看到宗教仪式中心灵受到的强烈痛苦与群体团结所产生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依据的是大家精诚合作与个人为群体自我牺牲。”
表示强烈支持某个群体是一回事，而为之斗争则是另一回事了。人类是一种移情动物，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就情不自禁的感到难过，脑子里觉得似乎自己亲身经历一样。那么在互相拼死作战的派系之间是怎样克服这一反应的呢？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里贝卡·萨克斯和埃米尔·布鲁诺在研究中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阅读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在一些故事中，他们自己群体中的一个成员遭受到身体和感情上的痛苦，在其他故事中同样的不幸降临到了别的群体成员或是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南非人的身上。研究报告表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于自己群体的人和南非人的同情心是相同的，而对自己的敌对方的人毫无同情之心。但是大脑成像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大脑图像涉及考虑他人时情感状态区域的活动是相同的，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考虑相互之间的苦难与自己群体成员的受难者时，大脑相关区域的活动没有差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布鲁诺认为，在阿以冲突中苦难深重触目惊心，深深铭刻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脑海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互移情、深有同感。“完善的心理沟通的神经反应要经过好多阶段。”他说，“首先要认识到别人在受苦受难，我们在研究中才明白这一点。”人们对这一意识如何反应则另当别论。“人们反应各不相同。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活该受难并幸灾乐祸。另有人会为之伤悲，同情并想去帮助他们。也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很明显，争斗者如果同情敌人的苦难就会离心离德、斗志涣散。
然而，这一同情心造成的裂隙是可以减少的，他们发现，在给人们讲述一些敌人的生活故事时，大家更富有同情心。在解决冲突时多多利用对话也基于相似的原理。“如果能够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就会彻底改变你对其他群体的态度。”布鲁诺说。然而，他和萨克斯怀疑，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的状态下，根本无法实行这些做法。强势群体一方的成员在听到弱势群体观点时容易产生同情心，但是对于弱势群体一方来说，有机会让大家听到自己的观点是更重要的事情。迄今为止，他们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案例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白人和拉美裔移民之间的对话，同时包括阿以和谈。
减少群体暴力
在敌对双方中，即使对敌方的看法有些微的改变也有助于推进和平的进程。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洛尔·德威克近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当人们相信其他群体不会有所改变时，更会对他们持有否定的态度。她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研究传出好消息，这证明经过劝导人们对于对方的看法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不仅使双方的态度更加积极乐观，还使大家愿意为了和平而达成和解。
阿特兰和金斯也发现，人们是非常愿意达成和解的，只要他们的对手认识到自己的“神圣价值”，并且愿意对自己的过错赎罪做出象征性的姿态来。在对上千人做的民意调查中，许多巴勒斯坦人说如果以色列对1948年战争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做出官方的道歉，他们愿意考虑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而以色列人则更愿意接受恢复1967年中东战争之前的边界，如果哈马斯明确宣布放弃先前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并承认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权利。
人类的前途究竟是什么？通过文化的变化，人类已经变得更加热爱和平。这些变化包括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于奴隶制、妇女和少数民族采取更加文明的态度。正如平克所言，这些发展抑制住了人们心中好斗的恶魔，让我们天性中善良的天使造福人间。人的天性有善恶两个方面，人是善恶的结合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对于人的天性的全面认识并珍视我们所拥有的价值，将有助于我们惩恶扬善，有效抑制人们心中好斗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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