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的一个游戏是，当看到一只小鸟停在前面，就尽可能悄悄地向它走近，看离它多远的时候它会飞走。尽管我没有一丝恶意，可从没有一只鸟儿能冷静到让我靠近。
　　这个无意中的游戏后来被发现是个很有用的实验：它帮助我很好地理解了一条教科书上的原则——动物的大脑都有着内在的设定，或者说是一种本能，能不假思索地感知到威胁（不管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时我们会感到害怕和焦虑，靠着这种害怕和焦虑我们就有可能在危险发生前溜之大吉。
　　不过，这种本能的副作用是，我们太容易焦虑和恐惧。当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时，过度的焦虑和恐惧不仅会浪费我们的精力和时间，还会让我们过度歪曲事实，做出不理性的决定。

　　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应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地收集和分析真实的信息，形成更贴近现实的想法。
　　好了，让我们再来说说为人父母的焦虑。
　　一般来说，在我们得知自己将抚养一个孩子的那一刻起，焦虑就开始缠上身，并成为我们今后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孩子将跟着我们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和未来，这确实很容易带给我们焦虑和恐惧。
　　在宝宝还在妈妈肚里的时候，我们会焦虑他们是否会平安健康地来到人世；在宝宝出生后，我们会焦虑这个世界是否足够安全，以及我们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孩子逐渐走向社会时，我们会焦虑他们是否能够保护好自己；甚至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会焦虑孩子是否能在我们走后圆满地过完他们的一生。学会与这种焦虑和平共处，是身为父母的我们的必修课之一，否则，我们常常会在无意中用焦虑和恐惧挡住了孩子的去路。
　　实际上，很多父母正在做的是，任由焦虑泛滥，在焦虑和恐惧中带着孩子逃避想象中的威胁。没有意识到，他们最重要的人——孩子，最需要学习的是如何面对现实。
　　要想学会与焦虑和平相处，我们就需要很多信息。真实的信息才能让我们贴近真实，做出现实的判断。可是，有时父母难以接触到真实的信息。
　　对孩子的认识，可以来自个人和他人的经验，可以来自哲学的思考或书本等等，但目前最接近儿童现实的看法还是来自科学研究。
　　比如，父母打孩子对孩子到底有没有影响？什么影响？读书的人都知道书上说非常不好，但是科学的结论是不同的，持儿童天使论的人会主张不能打孩子，持儿童动物性的人会主张必须打孩子，不过科学家更愿意保持开放中立的态度。美国的研究发现，孩子被打的频率确实跟孩子攻击行为存在相关性。研究发现，黑人孩子受到的体罚越多，长期下来攻击性反而越弱，他们又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体罚与孩子攻击性行为有关，这个结论也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德克萨斯州，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每周打孩子三次以上，但并没有对孩子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最后，他们召集了其他跨国学者，经过更深入地研究后，总算给出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结论——父母打孩子对孩子的影响，关键在于孩子如何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打自己，如果孩子觉得父母打孩子是稀疏平常的事，就没多大关系，如果孩子觉得父母打自己是因为自己是个坏孩子，干了大坏事，那对孩子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这才是打孩子真正的结果，因为毕竟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自己和某些人的经验都不足以推广到别的孩子身上。
　　科学的好处在于它总是试图保持中立，并总是试图无限接近现实本身。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成果都是经受过严格检验的，而不是根据人们自己的好恶得出的。它们才是值得信任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本来应该可以通过媒体传播给父母，媒体现在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中最细小的地方。但很可惜的是，媒体最本质的特点是吸引眼球，而极端化是最能吸引眼球的一个策略，尤其是将情况描述得非常糟糕，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为了生存，人类的大脑已经学会将注意力更多地分配给可能带来威胁的坏情况，而不是可能带来美好的好情况。
　　想一想，孩子一次糟糕的成绩和一次优秀的成绩之间，身为父母的你更为上心的是哪一次呢？所以，媒体更愿意传播“我们的孩子都被毁了”或“我们的孩子将会被毁了”这些能强烈冲击我们脆弱大脑的信息。比如，孩子大脑在3岁前确实经历了人生中最迅速的发展阶段，科学家也确实发现孩子某些方面的发展存在“敏感期”，例如孩子的视力发展、学习语法的能力等，但离我们真正了解孩子所谓“敏感期”还有很长路要走的时候，媒体的倾向却是“三岁决定孩子的一生”。这样的宣传，必然会扩大父母的焦虑和恐惧，对孩子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说了半天，我无非想说，为人父母需要冷静地收集信息、管理自己的焦虑和恐惧，从而将精力集中到孩子真正需要你的地方。
　　而对于那些我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焦虑和恐惧，我是这样想的：美国著名盲聋作家海伦·凯勒说“生命若不是一场大胆的冒险，便什么都不是”，谁说不是这样呢？既然这样，生命中有些我们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焦虑和恐惧，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