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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经济的特点是“失衡”与“增长”。首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第一次从美国、欧洲、日本转向了美国和中国这两大中心。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35％，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而中国经济只占世界经济的4％，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50％左右。而欧洲和日本在2005年仅有1．5～2％的经济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向急剧增强，人民币汇率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另一方面是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缺乏稳定的内在动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失衡更加明显。2005年全世界的净出口和净进口差额不断扩大，进出口从只占全球GDP的0．5％左右到现在的2％左右，国家间的经济金融联系进一步紧密了。一方面是大规模出口，一方面是大规模进口，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美国大规模消费，同时大规模借债；中国大规模出口，又用出口赚取的外汇购买美国债券以弥补其资金缺口。这极易受到经济周期改变及突发事件的冲击。
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和需求不足的失衡加剧。因就业上升而收入增长较多的中国和因油价上涨而出口收入增加的资源性输出国，却因财富偏低而难以提高内部需求。石油输出国也因油价上涨而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消费，而是用来偿还以往积累的巨额债务。这些因素导致全球性的需求不足。
目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是贸易的两倍、生产的四倍；美国金融资产加速扩张。在金融一体化和美元特殊地位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在严重失衡中保持着暂时的平衡和繁荣。但这种失衡中的平衡状态是十分脆弱的。如果2006年美国经济因房地产泡沫破灭或者石油危机而出现衰退，美元可能会大幅贬值，进而对高度依赖外需以及拥有巨额外储的亚洲国家造成极大冲击，将导致出口暴跌和失业增长，从而导致亚洲巨额储备与美国庞大债务间的脆弱平衡毁于一旦。
调整中的中国经济结构
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已经非常明显。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的出口繁荣已持续了四年。但曾拉动出口繁荣的因素，因欧美的贸易限制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出现巨大改变。中国出口领域的赢利在2005年大大降低，在夏初出口开始显现颓势，但8月和9月出现了惊人的回升，主要由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需求都有明显回升但10月和11月的数据表明，在八九月短暂的回升之后，出口再次放缓。影响出口利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最低工资也随土地价格一起上涨。还有则是生产转移已达到饱和。此外，全球经济周期也在冷却。如果2006年全球增长放缓，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和中国出口增速也将下降。
目前中国面临出口下降、贫富不均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急需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强自创性和增加高附加值经济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及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发展比例失衡问题。通过货币升值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管理不善的低效率企业挤出制造业，这符合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货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强者更强。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国际品牌都是在货币升值过程中慢慢成长的，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使他们认识到，低水平竞争是死路一条，从而不断激励他们创新、再创新，在不断的压力下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
虽然人民币升值以后会给从事出口或者进口替代的企业带来压力，但由于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大范围地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因此即使中国商品集体涨价，国外消费者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只能继续购买中国商品。更重要的是，即使人民币升值确实减少了出口，挤垮了个别企业，但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来说却是有利的。另外，虽然货币升值可能会减少出口部门的就业，但同时却有助于提高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更有利的价格吸引下，服务业将会扩大就业需求。事实上，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远远超出制造业，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几乎全部来自于服务业。我们应该看到，货币升值对服务业的勃勃生机将会释放出更大的就业空间。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推动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这对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而这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一国潜在社会动乱的门槛性指标。
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就要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比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提高就业质量。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农村中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的就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从事高附加值生产的人口。但是，如果农民进城后仅仅是从事甚至比农活还简单的某一个装配工序，获取的仅仅是维持基本生计的微薄工资，这样的就业就失去了脱贫和增加内需的初衷。令人遗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很多父子两代农民工还都是在最初级的加工工厂里从事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工作，拿到的也仅仅是只够生计的工资。在今年可能超过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究竟有多少是中国企业拿走的呢?中国工人赚的只是一天两三个美元的血汗钱而已。中国不少出口企业的毛利率还不到5％，而美国软件公司的毛利率可以达到50％。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初级阶段，这种局面不失为一个过渡阶段，但是这种阶段如果再持续20年，后果就非常可怕。这些加工工厂里集中的是我国最宝贵的15—30岁的年轻人力资源，由于中国加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年轻人力资源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而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正在飞速减少。珍惜这些宝贵资源，关键在于退出难以让他们摆脱贫穷的行业或企业，增加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
但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中国企业就只能继续靠廉价劳动力，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而继续靠出口廉价商品赚取外汇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人民币升值已经向这些企业或者行业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技术创新，像农业劳动一样的劳动 密集型低端产业要退出；没有能力为企业员工提供合理工资报酬的低效率企业要退出；而重视员工人力资源培训、突出员工工作技术含量的企业则会胜出。
此外，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非常大的另一因素。2005年1至10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是804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按照现在的统计数字计算，中国2005年的贸易顺差的增量将占到GDP的4％。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更为艰难，其结果是中国货币流动性过于宽松，这已经导致了投资反弹苗头的出现。在当前的情况下，更趋灵活的汇率机制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也是有效的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中国改善外部经济失衡，进而将经济增长的引擎由出口转到内需。
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必须与金融体制改革及企业调整配套进行，以防止对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造成过大冲击。目前制约人民币改革进程的因素包括：其一、要防止国际资金的大规模流出。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导致国际热钱流出中国，从而带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其次，必须保持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防止房地产业大幅萎缩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再次，要保证出口保持较强的增长，以保持人们对中国增长的信心。如果中国出口增长降到单位数百分率的水平，就可能引发增长信心危机，从而导致资金外流，引发经济的硬着陆。
很多研究证实，中国生产力长时间持续增长的良好程度，远远好于其他亚洲经济体。这一时期，生产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这和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非常接近。除了高盛以外，包括2005年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都支持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中国1978年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力的增长，1978年后的中国生产力年均增长的估值介于2％到4％之间。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并不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巨大。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这不仅是劳动力成本很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实际上，目前的劳工成本没有包括它的社保体制及医疗体制保障等成本，还有安全生产保障及环境保障的投入，如果把这些体制都完善起来的话，中国的劳动成本就会大幅提高。与这些成本相比较，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就并没有低估多少。因此，解决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汇率机制改革着手，而且要从产业的升级换代及完善企业制度等方面着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发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2005年中国汇率制度报告》指出，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除了全球特别是美国在实体经济方面的调整外，还要逐步加强世界货币发行的约束，全世界应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包括东亚的亚洲各国应顾全大局、加强协调。具体可进一步讨论东亚货币体系的安排，如共同盯住三大国货币篮子的国家与地区，可探索采取相应的汇率波动区间，以削弱美元过度波动对亚洲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前景，报告认为，未来两年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更多地体现在“观察”、“适应”的方针上，中国央行有能力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即使有微弱升值，但仍是小幅双向波动中的相对稳定。只有在基本吸纳和消化了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在产生出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时，才会出现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的适当时机。人民币的波动仍然将在“有管理”的、“适度的”浮动区间内。目前中国还没有到靠内需发展就能支持GDP增长的程度，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可能因此有大的变动。
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另一方面是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缺乏稳定的内在动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失衡更加明显。2005年全世界的净出口和净进口差额不断扩大，进出口从只占全球GDP的0．5％左右到现在的2％左右，国家间的经济金融联系进一步紧密了。一方面是大规模出口，一方面是大规模进口，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美国大规模消费，同时大规模借债；中国大规模出口，又用出口赚取的外汇购买美国债券以弥补其资金缺口。这极易受到经济周期改变及突发事件的冲击。
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和需求不足的失衡加剧。因就业上升而收入增长较多的中国和因油价上涨而出口收入增加的资源性输出国，却因财富偏低而难以提高内部需求。石油输出国也因油价上涨而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消费，而是用来偿还以往积累的巨额债务。这些因素导致全球性的需求不足。
目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是贸易的两倍、生产的四倍；美国金融资产加速扩张。在金融一体化和美元特殊地位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在严重失衡中保持着暂时的平衡和繁荣。但这种失衡中的平衡状态是十分脆弱的。如果2006年美国经济因房地产泡沫破灭或者石油危机而出现衰退，美元可能会大幅贬值，进而对高度依赖外需以及拥有巨额外储的亚洲国家造成极大冲击，将导致出口暴跌和失业增长，从而导致亚洲巨额储备与美国庞大债务间的脆弱平衡毁于一旦。
调整中的中国经济结构
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已经非常明显。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的出口繁荣已持续了四年。但曾拉动出口繁荣的因素，因欧美的贸易限制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出现巨大改变。中国出口领域的赢利在2005年大大降低，在夏初出口开始显现颓势，但8月和9月出现了惊人的回升，主要由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需求都有明显回升但10月和11月的数据表明，在八九月短暂的回升之后，出口再次放缓。影响出口利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最低工资也随土地价格一起上涨。还有则是生产转移已达到饱和。此外，全球经济周期也在冷却。如果2006年全球增长放缓，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和中国出口增速也将下降。
目前中国面临出口下降、贫富不均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急需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强自创性和增加高附加值经济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及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发展比例失衡问题。通过货币升值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管理不善的低效率企业挤出制造业，这符合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货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强者更强。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国际品牌都是在货币升值过程中慢慢成长的，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使他们认识到，低水平竞争是死路一条，从而不断激励他们创新、再创新，在不断的压力下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
虽然人民币升值以后会给从事出口或者进口替代的企业带来压力，但由于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大范围地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因此即使中国商品集体涨价，国外消费者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只能继续购买中国商品。更重要的是，即使人民币升值确实减少了出口，挤垮了个别企业，但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来说却是有利的。另外，虽然货币升值可能会减少出口部门的就业，但同时却有助于提高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更有利的价格吸引下，服务业将会扩大就业需求。事实上，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远远超出制造业，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几乎全部来自于服务业。我们应该看到，货币升值对服务业的勃勃生机将会释放出更大的就业空间。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推动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这对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而这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一国潜在社会动乱的门槛性指标。
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就要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比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提高就业质量。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农村中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的就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从事高附加值生产的人口。但是，如果农民进城后仅仅是从事甚至比农活还简单的某一个装配工序，获取的仅仅是维持基本生计的微薄工资，这样的就业就失去了脱贫和增加内需的初衷。令人遗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很多父子两代农民工还都是在最初级的加工工厂里从事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工作，拿到的也仅仅是只够生计的工资。在今年可能超过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究竟有多少是中国企业拿走的呢?中国工人赚的只是一天两三个美元的血汗钱而已。中国不少出口企业的毛利率还不到5％，而美国软件公司的毛利率可以达到50％。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初级阶段，这种局面不失为一个过渡阶段，但是这种阶段如果再持续20年，后果就非常可怕。这些加工工厂里集中的是我国最宝贵的15—30岁的年轻人力资源，由于中国加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年轻人力资源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而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正在飞速减少。珍惜这些宝贵资源，关键在于退出难以让他们摆脱贫穷的行业或企业，增加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
但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中国企业就只能继续靠廉价劳动力，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而继续靠出口廉价商品赚取外汇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人民币升值已经向这些企业或者行业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技术创新，像农业劳动一样的劳动 密集型低端产业要退出；没有能力为企业员工提供合理工资报酬的低效率企业要退出；而重视员工人力资源培训、突出员工工作技术含量的企业则会胜出。
此外，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非常大的另一因素。2005年1至10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是804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按照现在的统计数字计算，中国2005年的贸易顺差的增量将占到GDP的4％。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更为艰难，其结果是中国货币流动性过于宽松，这已经导致了投资反弹苗头的出现。在当前的情况下，更趋灵活的汇率机制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也是有效的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中国改善外部经济失衡，进而将经济增长的引擎由出口转到内需。
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必须与金融体制改革及企业调整配套进行，以防止对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造成过大冲击。目前制约人民币改革进程的因素包括：其一、要防止国际资金的大规模流出。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导致国际热钱流出中国，从而带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其次，必须保持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防止房地产业大幅萎缩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再次，要保证出口保持较强的增长，以保持人们对中国增长的信心。如果中国出口增长降到单位数百分率的水平，就可能引发增长信心危机，从而导致资金外流，引发经济的硬着陆。
很多研究证实，中国生产力长时间持续增长的良好程度，远远好于其他亚洲经济体。这一时期，生产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这和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非常接近。除了高盛以外，包括2005年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都支持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中国1978年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力的增长，1978年后的中国生产力年均增长的估值介于2％到4％之间。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并不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巨大。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这不仅是劳动力成本很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实际上，目前的劳工成本没有包括它的社保体制及医疗体制保障等成本，还有安全生产保障及环境保障的投入，如果把这些体制都完善起来的话，中国的劳动成本就会大幅提高。与这些成本相比较，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就并没有低估多少。因此，解决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汇率机制改革着手，而且要从产业的升级换代及完善企业制度等方面着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发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2005年中国汇率制度报告》指出，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除了全球特别是美国在实体经济方面的调整外，还要逐步加强世界货币发行的约束，全世界应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包括东亚的亚洲各国应顾全大局、加强协调。具体可进一步讨论东亚货币体系的安排，如共同盯住三大国货币篮子的国家与地区，可探索采取相应的汇率波动区间，以削弱美元过度波动对亚洲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前景，报告认为，未来两年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更多地体现在“观察”、“适应”的方针上，中国央行有能力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即使有微弱升值，但仍是小幅双向波动中的相对稳定。只有在基本吸纳和消化了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在产生出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时，才会出现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的适当时机。人民币的波动仍然将在“有管理”的、“适度的”浮动区间内。目前中国还没有到靠内需发展就能支持GDP增长的程度，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可能因此有大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