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名字叫根堂。这样子来表达，似乎有些不敬，但父亲应该不会介意，我深信。熟知父亲的人们也不会介意。父亲在的时候我总觉的这个名字有点土。现在这个名字几乎很少有人提起，却觉的这个名字非常中听。有一年看到父亲的中师毕业证上的名字是根棠，忽然之间就觉的父亲的名字是很有诗意的。
　　我父亲是1963年大同师范毕业的。那年刚满二十一岁。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在距我们村一公里的一个村里教书。我只记的那时冬天的情形。我们那里一到冬天就是一下学。早上早自习过后就吃早饭，然后就一直上到下午二点半。这样上的原因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省下一顿晚饭。我父亲当时代初中，一个班就两个老师，我父亲代语文，政治，历史，音乐，另一个老师代数学，物理，化学，体育。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的疲惫。我有个亲戚是农民，他说教书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咋会乏呢，在他的概念里，只有做体力劳动的人才会乏，才有可能乏。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父亲腋下夹一个饭盒，双手插在裤兜里，又匆匆的去学校了。那个时候的父亲，双肩微微耸起，长长的头发被北风吹的有些凌乱，步子却是有力的，腾腾腾的（非常奇怪，这个画面牢牢地植根于我的记忆中，到现在还是挥之不去）。长发，就是我父亲与村里人区别的标识。饭盒里是我母亲给放进去的一把小米和两三个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山药蛋，这是我父亲第二天的早饭。听母亲说，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一边上早自习，一边在办公室的炉子上焖饭。
　　我父亲是很有美术天赋的。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用铅笔在白纸上画我们家的家什，当我读了师范后才知道，那就是素描的一种，静物写生。我父亲的素描不描外国人，也不描石膏像，就描我们家的灯树子，鸡罩篓子，大台缸，以及缸上蒙着的起了皱纹的牛皮纸。我看着那些画的像真的一样的画儿说给我画个大渣吧。大渣就是包了馅儿的大月饼。后来我父亲真的给我画了个油浸浸的色泽暗红的大渣。我二舅家的堂屋正中挂着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我去我二舅家，表哥对我说这画是你爸给画的，画上的油纸伞的褶皱都能看的清。过年时，家家都买窗花儿，我们家不用买。我父亲用水彩在连四纸上画各种各样的花儿，绿油油的葉子，红彤彤的花儿。有一段时间，我们那里流行油布。油布比席子好多了，席子铺在炕上，稍不注意，席子的篾条会钻出席子刺进人的皮肤。油布好呀，油布铺在炕上，太阳一照，整个家都亮了，炕上一片水滑，而且根本不要担心篾条刺进皮肤。供销社的油布进回一批就卖光一批，一个家有没有铺油布是很重要的，它几乎就是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标杆。我父亲从供销社买了白洋布，我母亲细针密线地把白洋布连在一起，连成一块油布尺寸的白洋布被挂在一间闲房的后墙上，四只角抻直，我父亲就要做油布了。没几天，一块柿子黄油布就做好了。我父亲和我母亲觉的油布上画花有点小家子气，就做成了一色的柿子黄，只勾了窄窄的黒边。那快油布直到我上师范还铺在我家的炕上。供销社卖的油布铺不了几年油漆就会脱落，整块油布斑斑驳驳的，而我家那快油布越铺越亮，越铺越绵，就像现在鉴宝节目里形容玉石用的一个词，婴儿屁股。
　　我父亲是体育爱好者。青年时期热衷于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是篮球。我不爱看在球场上左冲右突的父亲，就爱看穿着一身运动服，脖子上挂着哨子，在球场上跑前跑后的父亲。做裁判的父亲用现在的话说真是帅呆了，向前跑，倒着跑，干脆的手势，有力的哨音，让好多不懂球的观众把裁判当做了球场上的主角。七十年代不讲素质教育，但那时的乡村体育教育却搞的绝对的风生水起，一年一度的县运会比现在的中考还要重要。各个公社能否在县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是关乎公社名声的事。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被调到公社所在地的学校，主要训练运动员。铅球，铁饼，标枪，手榴弹，跳高，跳远，短跑，中长跑，长跑，纷繁的项目，顽皮的孩子，在我父亲的调教下，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公社的体育成绩在全县的位置绝对不能用一匹黑马来形容，而是绝对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诸侯地位。我父亲在三十七八岁迷恋上了登山，一直登到他登不动为止。说来惭愧，我父亲只在七十岁去青岛旅游时登了毫不起眼的崂山，其余的时间不是登我们村东的东山就是登我们村西的西山。我父亲得病以及他的离世在我们这里对很多人影响很大：对坚持体育锻炼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不爱好体育锻炼的人来说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他们说根堂登了一辈子山，最终也没逃过病，体育锻炼真的没用。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还的不厌其烦的给解释，体育锻炼和生命的质量有关，和生命的长度无关。
　　据说我父亲写的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因为我父亲没有教过我，就不能胡乱说，只能是据说了。我最早见我父亲的字是在我们村的东山上。我父亲领着村里的几个人在东山上摆弄石头，没几天东山上出现了五个白色的大字：农业学大寨。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无论是我们村里的人还是打我们村经过的外来人，只要抬抬头就会看到那五个字的，在我幼小的眼光里，那字也忒大了。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村临近的一座煤矿建了一个很大的知青商店，比我们公社的供销社大多了。很多人都去那里买货，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常去玩。我爱去是我揣了一点虚荣心的，我会指着商店上面那四个鎏金字对他们说那是我爸写的。黑四说你都说了好多次了，我说不管说多少次，那字就还是我爸写的。打我记事起，每年的腊月二十多，我父亲就给我们的街坊邻居写春联，后来调到矿上的学校，就给矿上的单位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回来时，手里提着几瓶酒，笑咪咪的，我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六年前，在我父亲家遇见了很久没见的一个口外的表叔，他拿来一板红纸，想让我父亲给写春联，他拿出去卖。我父亲说现在已经没人用手写的春联了，而且自己的手上没力量了。表叔说你的字好，你写好了我就围着马头山的小村子卖，肯定能卖了。我父亲欣欣然地拿起了毛笔，倒出了一得阁墨汁。后来那位表叔再也没来，这可以看作是我父亲最后的书写。
　　我父亲手巧，曾经做出一只卷烟机风靡全公社，卷出的烟卷几乎可以乱真。他还用篆刻刀在用过的胶皮煤溜上刻出一副扑克牌模子，找到相应的纸张，用模子印，就是一副扑克牌。每年的年三十上午，我家还是人来人往的，原因是我父亲会理发。来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我父亲总是会宽慰他们，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新年要有新气象，就从头开始吧，说的来人只有嘿嘿嘿地笑，地下落的头发越积越厚。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这个童年是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一幅画是美的有点奢侈的：夏天的夜晚，热气慢慢退去，天上繁星点点，地上凉风悠悠，我父亲坐在一个小矮凳上，眯缝着眼拉着二胡，我妹妹站在我父亲的对面，奶声奶气地唱着洪湖水浪打浪，悠扬的二胡声走进了夜的深处。一曲终了，我们巷口聚了一伙人，我父亲手拿着二胡，对着那伙黑影歉意地笑笑。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父亲最拿手的还是他的本行，教语文。那时候的语文课，谁上都是五大套，生字生词，作者简介，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我父亲的一位学生也是我的老师说老师最精彩之处是分析课文，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满满的，沒有重复，很少提问，就那么一个人纵横捭阖。我惊讶他不用引经据典，不用旁征博引，不用行云流水来描述我父亲，而是用纵横捭阖这个词来描述我的父亲。更多想的是如果让我父亲现在来教书，就用他的那套教学方式，肯定不会被评为一个好老师，因为没有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其实，教无定法，因材施教才是教学的王道。那个时候全公社有五六所初中，那个时候的风气真是好呀，经常有年轻的老师在星期天骑着自行车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句子成分的划分，词组的定义，我就是在那时候知道了吕叔湘和王力两位语言大师的。
　　我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这道沟里度过的，这道沟里的人几乎都认识我父亲。有来的时间不常的，或是和我们交集很少的人，干脆喊我父亲为根老师，我想是我父亲的同辈经常略去我父亲的姓而直接叫名字，他们以为我父亲姓耿吧。
　　我父亲离世后，我整理他的一个书箱子，在一堆书里看到了两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里是我父亲退休后摘录的养生食谱与一些常见病的小偏方与验方，另一个笔记本则是大量的诗歌。我从不知道我父亲还会写诗，可那极富时代感的诗句，让我确信是我父亲的诗。看着那些诗，我想如果我父亲的青年时期是八十年代，那么他写出的诗一定是朦胧的，极具象征意义的。
　　我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段时间我父亲常常走进我的梦境。在梦里，我父亲不苟言笑，衣着整洁，觉的他在那边活的不错。是我父亲想告诉我他在那边的消息吗？还是像古人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
　　爸，又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