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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从插曲式情节、对照式场景、多层次视角三个方面探讨杰弗里斯在《捡橡果的孩子》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同代作品迥然不同的艺术特色,再现19世纪初的英国乡村落后、贫穷的生存状态、道德扭曲及宗教谬误下的人性沦丧。
关键词:插曲式情节 对照式场景 多层次视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理查德·杰弗里斯(1848—1886),乡村小说家、散文家,以写景见长而驰名英国文学史。乡村儿童小说有《少年贝维斯的故事》、《清新的早晨》等。最为著名的散文集有《田里和灌木树篱》、《露天》和自传《我心灵的故事》等。杰弗里斯的早期作品的主题突出的是传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乡村的古老生活。这些作品不加雕琢,自然流畅,将英格兰林地及乡村的美丽细致鲜活地展现出来,是19世纪英国农村生活鲜明的写照,渗透着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怀旧之感。杰弗里斯的晚期作品则寓有更广的涵义。他从自然中寻求精神的升华,将自然与人类生来具有的爱的本能联在一起,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人类的宠物的角度,提倡保护自然,呼吁建立一个充满阳光的和谐世界。英语文学教授W·J·基思(W·J·Keith)将杰弗里斯比作英国乡土文学中的两面神,一面朝向19世纪初的英国乡村,另一面朝向未来的20世纪,因此他的作品意义深远。
《捡橡果的孩子》最早收集在杰弗里斯1884年出版的《田野生活》中,它以一个小男孩寂寞的生与死展现了自然的美丽和谐与人类生存的残酷和悲剧。
二 插曲式情节:非常规的叙事手法
情节是叙事的第一要素,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定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什么是情节,在亚氏看来,情节“就是事件的组合”、“是事件的结构”,好的情节要符合可然性和必然性从而构成一种因果关系。西方文艺理论的经典的传统观点是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整一性,整一性表现为有一个完整的“开头、中段、结尾”,一以贯之的情节。当西方近代小说兴起后,情节的整一性成为衡量传统小说结构的一个标准插曲,是指一系列不相连贯的情节段落和在情节中插入叙述的故事。在亚氏看来,情节的整一性才是好的叙事结构,而插曲式是最差的一种叙事方式。他说:“在简单情节和行动中,以插曲式的为最次。所谓‘插曲式’,指的是那种场与场之间不是按可然和必然的原则连接起来的情节。”
《捡橡果的孩子》开头写孩子在酣睡之际也是紧锁眉额,造成悬念,在第二段非但未解此谜,反而用一整段描写了乌鸦的快活,这一插曲看上去与第一段毫无因果关联,而第三、四段写外婆恶打孩子,则更让读者莫名其妙,因为上两段并不曾经写孩子有何不良行径,仅仅因为小孩干活累了打个盹,何至于遭此毒手?挨了打后跑走了的小孩后来怎样了,露宿野外了吗?下面的叙事并未作答,而是讲述了孩子的身世和平常的遭遇,最后写孩子溺水身亡。就整篇小说而言,段落事件之间毫无联系,情节非常松散;从结构上看,它是一种插曲式结构,整个情节由很多互相没有联系的段落组成,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插曲式,或者说穿插式的情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种缺乏首、中、尾统一性的情节是最差的情节。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读完此故事之后,哪个读者不击案悲叹,唏嘘落泪,对孩子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对外婆及村民的憎恶之情勃然而起,究其原因,这种插曲式情节正是作者精心布局和巧意安排的,他将一幅幅恸及视线的事件一个一个连在一起,拼接出一幅动态的凄惨拼贴画,孩子的可怜形象便永远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这种插曲式情节还给读者留下诸多谜团悬念,孩子的命运中潜伏着危机,读者的心中充满了紧张与期待,在一件件插曲中,作者不露痕迹却又有意无意地只亮谜面,藏起谜底,正因为插曲之间并不构成一种因果关系,这种非常规的叙事手法打破了常规的前有“设悬”,后必有“释悬”的叙事方式,给读者许以诸多遐想,在遐想中,叙事的张力得以充分体现,于是,叙事效果在这种情境下变得勃发充盈、神秘奇异、跌宕突兀,爱与憎、怜悯与恐惧弥漫于读者情感之中,使读者不断地发问、质疑、追思。
首先,小说第一段写到:“他的衣服不比麻布片好多少,但缝补洗刷得干净整洁。谁都会说:‘家境不好,但照料还挺仔细’。”可是接着又写到“但即使得了钱,他那幼嫩额头上铁箍般紧锁的双眉也不会舒展开来。”读到这里,读者不禁疑惑起来:这个小孩被照料的很好却为什么紧锁双眉,即便在“酣睡间,他额头紧锁——展不开的皱纹像橡树皮上的裂痕”。谁在照料他?他为何紧锁双眉?读者的心悬着,为孩子担忧着,疑虑着。在后面几段插曲故事中,细心的读者点点滴滴收集证据,揭开了谜底。外婆“啪,啪,叭!烧火棍朝睡着的孩子打去,重重的棍击足以打断孩子的骨头。”外婆“出于习惯要揍他一顿,就像汲水灌壶一样,已成为家常事了”。“一天早晨一顿痛打后,她把孩子关进小屋琐上了,一天不给吃东西”。
接下来,读者忍不住要发问:外婆为什么要毒打他?外婆是个残酷而且没有头脑的老太太吗?似乎不是。“她一身整洁,拿劳动妇女来说也算得上穿着体面。她面色严峻,带着比大多数她那一类人优越而又难以说清的气质”。外婆对宗教的信仰是认真而且狂热的,“在她的农舍里,一周举行两次祷告会,她在他们中间大声作祈涛,是这个宗教小团体的主要成员”,“她甚至愿意带着那张严厉的面孔,穿着这身布衣衫舍身殉教”。可是一个如此虔诚的教徒为什么会毒打自己的外孙?孩子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行以至要遭受毒打呢?这些疑问一直萦绕于读者心中。在讲述孩子的身世的插曲中,读者找到了被藏的谜底,“世界上没有再坏的孩子了”,“因为他是个非婚子”。“男人是酒鬼,姑娘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外婆收留了孩子,如今他已十多岁了”。看来,因为这个外孙是个非婚子而让外婆感到耻辱,感到在村民们中间抬不起头来,于是外婆用残酷的棒打和惩罚来洗刷非婚子罪名,她强迫孩子坐在《圣经》前:
“每星期天,经过这里去教堂的人都可以从窗前看到孩子坐在外婆那本打开的《圣经》前。他必须在那儿坐着,门锁着,在棍子的威胁中学习那页经文。‘不错,’老太太说:‘他是不识字,但我也要叫他看着这本书’”。
外婆似乎正在通过她的所作所为一遍遍地告诉上帝和乡邻:“我在教孩子做好人,我在尽职,我在教他改正错误”。“宗教信仰使她凌驾于他人之上”,因此惩罚孩子对她而言是出于荣誉来拯救她的信仰。
在讲述孩子的身世的插曲中,作者三言两语的概述,留给读者许多遐想和推测。故事没有提及“姑娘”和“酒鬼”的爱情悲剧,只有“姑娘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一句提醒读者外婆的铁石心肠,在姑娘挨饿时,她在哪儿?她一定拒绝帮助女儿,在她眼里,女儿的私奔是不可饶恕的宗教罪行。可是,读者的遐想和推测并没有就此打住,“姑娘”为什么会私奔至“酒鬼”处?一定是在家中缺少爱与温暖,母亲对宗教的虔诚与刻板,母女之间爱的缺失,母女之间理解的缺少导致了私奔的悲剧,“姑娘”与貌似自由但不负责任的“酒鬼”的不合法的结合不正是母亲亲手酿造的悲剧吗?而老太太对此浑然不察,继续虐待外孙,不又重蹈覆辙,播下第二个悲剧吗?故事中的外婆因为她的宗教已经丧失基本的人情和亲情。直至孩子悲惨离世,“她已尽心尽职”的想法使得“她不感到问心有愧”。
对孩子溺水身亡的叙述虽只有寥寥数笔,却让读者产生怀疑:孩子是无意失足溺水还是有意为之?“因为水并不深”,“钓线不知怎地缠住了他的手脚,不然他很可能爬上岸来”,在这淡淡的叙述中,“不知怎地”一句留给读者无限遐想,倘若孩子一直生活在关爱和温暖的家庭中,“不知怎地”可能就是意外,而“一顿打接着又一顿”的生活下,“不知怎地”是否在暗示孩子在残酷的棒打和惩罚中欣然前往天堂去寻求爱与温暖是个必然。诚如作者所言:
“这就是他的归宿;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人们把射杀的乌鸦吊起来吓唬鸟雀,谁会为死乌鸦感到悲伤?”
外婆和世人的冷酷让孩子走上绝路,让读者掩卷悲叹和深思。
三 场景:自然界的亲切美好与人世间的冷漠残酷
场景是小说的最小构成因素,是构成小说的一个个事件和画面的主要因素。场景的设定具有特殊意义,它既给读者以背景知识,又为作品奠定情感基调,成为叙述者表情达意之重要手段。《捡橡果的孩子》用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将一个小男孩寂寞的生与死展现在美好的自然风光里。
文章开头描述了一幅宁静的画面:“黑乌鸦,黄橡叶,树下睡着一个小男孩”。但这宁静中却掺杂着一丝不安的气氛,因为小男孩“酣睡间,他额头紧锁——展不开的皱纹像橡树皮上的裂痕”,与之额头紧锁的痛苦表情形成对比的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造物”——乌鸦,它们“在累累橡果中间嬉戏雀跃”,生命的欢乐活力在感染每一位读者,橡树枝头乌鸦的“飞”、“跳”、“侧行”、“咯咯暗笑”、“扯开最大嗓门大吹大擂”和“呱呱声”彰显着生命的声音;而小男孩是寂寞无声的、额头紧锁的。
“一只歌鸫从树篱中探出头来;矮草丛中蜜蜂仍在嗡嗡低吟——它们永远是太阳的崇拜者。阳光灿灿,洒在头顶上乌鸦漆黑的羽毛上,洒在点缀着山柳菊、牛角花和黄叶的青草地,像水面荡起的涟漪。”
何其美好和谐的自然画卷!这时,“严厉的面孔”出现,让读者不由地揪起心来,她是谁?手里还“提一根结实的烧火棍”,她意欲何为?橡树上的乌鸦洞察了她的来意,“呱! 呱!”大叫,是对小男孩提醒,还是对打破这美好宁静的侵犯者抗议,或者兼而有之吧。“啪,啪,叭!烧火棍朝睡着的孩子打去,重重的棍击足以打断孩子的骨头”。毫无警告的毒打,何其残酷!“这柴捆扛了四分之一英里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使老太太两次得手,狠狠治了他一下”。精心设计的毒打,何其歹毒!
“没有瞬间迷朦苏醒的过程,没有一声哭喊,孩子像一件突然脱手的器具,径直窜向树篱角落的缺口。柴捆挡住了去路。他挪开柴捆的时候,老妇人又一次得手,啪,啪。他蜷着身子从她身边逃窜时,结结实实又挨了最后一下,抽在他的两条腿上。”
连哭喊都遗忘,谁剥夺了他辩护的权利?阳光下的罪恶!最后,在“正值美丽的夏季”,“有一个商人在运河边田里办事,觉得他确实在水中看到了什么,但不想惹麻烦,也的确,不知道有人失踪了。很可能是一条死狗;于是他转过身;继续前去看那头他打算买下的奶牛。”做生意比救孩子命的责任要重要得多;“一条船从这里经过,嘴里叼着烟斗的女舵手看见有东西翻滚了一下,船身驶过后,在船舵下浮起来。她知道这是什么,但她想早点到达码头,上岸去喝一大杯啤酒。捞起来有什么用?没有奖励,只会弄脏甲板”,喝酒和享受要比把一个孩子从河里捞起来送回去要愉快和有趣得多,小男孩在冷漠的世人的注视下无声地告别世界。如此美好的世界,如此凶残的人性,如此伪善的宗教,形成鲜明对照的场景给读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读来让人痛惜不已。
在场景的描写中,孩子始终是无声的,没有名字,有的只是和自然的联系,是捡橡果的孩子,他和乌鸦都是为生存而捡橡果,但他却连乌鸦都不如,乌鸦有快乐的时候,男孩没有;乌鸦“有得吃”,而外婆经常会关他“一天不给吃东西”。但是,他和乌鸦有一点共同:死后被当作儆戒,“这就是他的归宿;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人们把射杀的乌鸦吊起来吓唬鸟雀,谁会为死乌鸦感到悲伤?这个孩子曾被人谈起过,一辈子被拿来当儆戒,警告别人。他死了,一切到此为止。至于外婆,她不感到问心有愧,她已尽心。”《捡橡果的孩子》这一标题以象征手法,将小男孩和乌鸦类比起来,展示给读者无比的悲伤:孩子和乌鸦都是自然之子,他们本是自然界最有生机和最活跃的分子,最终却都作了牺牲品去警告人们做宗教和道德的顺从者,他们的死是宗教社会不顺从者的命运。
四 视角构建:多层次视角与反讽手法
“在小说的写作中,对视角的选择至少如同对诗歌韵体的选择一样关键”。“一部叙述作品可能不只一个叙述者。这些叙述者可以是平行的,例如《十日谈》中的十个叙述者,……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多层存在:例如《十日谈》中十位佛罗伦萨青年避疫于郊外讲故事消遣,这故事本身必须有另一个叙述者,居于他们所讲的一百个故事之上。这种现象,称为叙述分层。”
Short认为小说里有三个最基本的话语层次,即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话语,“一部作品可以有一个到几个叙述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成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叙述文章的作者在层次方面所求的或繁或简、或精或糙、或陈或新的遵循、打破、创造程式结构的过程恰恰可以体现其在构建文章结构形态中的见解与造诣。
《捡橡果的孩子》叙述的主要层次,“亦即占了大部分篇幅的层次”,是一个无所不知的隐身叙述者,他讲述着全部主叙述层次的情节发展。他似乎知道一切,却不情愿独自讲述一切。他时而在一旁冷眼旁观,让读者独自感受和猜测人物行为,时而挺身而出,将爱憎好恶显露无疑;时而又邀请出多个人物走进故事发表议论,为主叙述层次事件的讲述提供一个貌似可信赖的声音。在隐身叙述者承担展现主体故事情节的同时,作者和多个人物叙述层次起补充、促进、深化主题发展的协力作用。
故事一开始,全知叙述者通过外视角的方式,隐去作品中人物的姓名和身份,给读者制造了强烈的悬念,读者会想知道那位“衣服不比麻布片好多少”的小男孩究竟是谁?他“紧蹙的怒眉”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叙述视角发生转变,作者自己悄然走入故事,读者听到他对于自然生命与生活的赞叹,用“在累累橡果中间嬉戏雀跃的乌鸦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造物”来反衬小男孩的寂寞与苦难。第三段叙述视角再度转回全知叙述者,并再次给读者制造了强烈的悬念,“腰背挺直的老妇人”是谁?为什么她“面色严峻”,“扛着柴捆,手提一根结实的烧火棍”为何而来?读者有不祥之预感:她与小男孩有瓜葛!这时,叙述视角再度轮回,作者毫不隐讳地显身叙事,声称“我敢肯定她的信仰绝对名副其实。她甚至愿意带着那张严厉的面孔,穿着这身布衣衫舍身殉教。”从一个严严实实地隐藏在所讲述的故事背后的全知叙述者到一个竭力显现自身存在的叙述者,小说中的叙述者聚焦发生着变化,诚如谭君强所说:
“小说中的叙述者聚焦变化(视角越界)并不是一种随意为之的现象,而往往是某种内在原因驱使的结果,这种突破,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违规现象,而事实上,它所起到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它以一种常规中的变化来达到某种独特的目的,产生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我们事实上可以将它看作一种小说创作中特殊的修辞方式”。
的确,这次的叙述者聚焦变化是为了达到某种独特的目的,即强烈地传递给读者这样的信号:她是一个狂热地被宗教扭曲的人物。联系到正在酣睡的孩子,这一讯息让读者不寒而栗。文章末尾处,作者再度显身:“人们把射杀的乌鸦吊起来吓唬鸟雀,谁会为死乌鸦感到悲伤?这个孩子曾被人谈起过,一辈子被拿来当儆戒,警告别人。他死了,一切到此为止。至于外婆,她不感到问心有愧:她已尽心尽职。”这样的抗议和批判将作者的的爱憎好恶显露无疑。
在全知叙述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对话之外,读者还听到了第三种声音:人物之间的对话声音。这些声音为主叙述层次事件的讲述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如小说第四段末有个声音在为老太太打孩子欢呼:“这柴捆扛了四分之一英里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使老大太两次得手,狠狠治了他一下。”随后,又有声音说:“世界上没有再坏的孩子了:这个坏蛋已不可救药……榜样、规劝和棍棒都改变不了这个男孩的心。”“毫无用处,他像以前一样难以教化”,“正值美丽的夏季,在外头过一个礼拜也伤害不了他”。这些声音可能是外婆本人的观点或视角,也可能是村民、乡邻的观点或视角,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的评述却又与作者明确显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颇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们表现出的种种价值观念与作者的价值观念的大相径庭,呈现出这些叙述者在情感道德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Booth认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文章多处采用不可靠叙述表达了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乡村的传统宗教观念与社会价值谬误的深刻洞察和诘问,作者和不可靠叙述者在情感道德和价值判断上的偏离昭然若揭,文本的反讽意义得到彰显,作品的深层主题得到开掘。
五 结语
《捡橡果的孩子》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的整一性、时间顺序、因果关系等等的限制,以捡橡果孩子寂寞的生与死为主线,以多位叙事者不同方式的叙述为基础,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落后的乡村传统宗教观念与社会价值的谬误,在宗教信仰扭曲下人性逐渐堕落,以至冻结,最终酿成悲剧,作者描写的自然的天空,美丽的环境所见证的孩子苦难的生与死令读者悲叹和深思,杰弗里斯从自然中寻求精神的升华,将自然与人类生来具有的爱本能联在一起,对乡村少年的深情关注告诉我们“爱”——是人类对人性的探索。《捡橡果的孩子》中独特叙事结构的大胆使用,使理查德·杰弗里斯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使得他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
注:本文受江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建设项目基金资助,项目代码:jdr2006A11。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 Halliwell(trans)Poetics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9-51.
[2] Aristotle,张中载(ed.)Poetics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外语教学与出版社,2000年。
[3] N.Friedman,Point of View in Fiction in P.Stevick(ed).The Theory of the Novel,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
[4] Short,M.Exploring the Language of Poems,Plays and Prose London:Longman.1996.
[5] 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6] 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理查德·杰弗里斯,虞建华译:《捡橡果的孩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姚琴,女,1974—,江苏句容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工作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插曲式情节 对照式场景 多层次视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理查德·杰弗里斯(1848—1886),乡村小说家、散文家,以写景见长而驰名英国文学史。乡村儿童小说有《少年贝维斯的故事》、《清新的早晨》等。最为著名的散文集有《田里和灌木树篱》、《露天》和自传《我心灵的故事》等。杰弗里斯的早期作品的主题突出的是传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乡村的古老生活。这些作品不加雕琢,自然流畅,将英格兰林地及乡村的美丽细致鲜活地展现出来,是19世纪英国农村生活鲜明的写照,渗透着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怀旧之感。杰弗里斯的晚期作品则寓有更广的涵义。他从自然中寻求精神的升华,将自然与人类生来具有的爱的本能联在一起,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人类的宠物的角度,提倡保护自然,呼吁建立一个充满阳光的和谐世界。英语文学教授W·J·基思(W·J·Keith)将杰弗里斯比作英国乡土文学中的两面神,一面朝向19世纪初的英国乡村,另一面朝向未来的20世纪,因此他的作品意义深远。
《捡橡果的孩子》最早收集在杰弗里斯1884年出版的《田野生活》中,它以一个小男孩寂寞的生与死展现了自然的美丽和谐与人类生存的残酷和悲剧。
二 插曲式情节:非常规的叙事手法
情节是叙事的第一要素,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定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什么是情节,在亚氏看来,情节“就是事件的组合”、“是事件的结构”,好的情节要符合可然性和必然性从而构成一种因果关系。西方文艺理论的经典的传统观点是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整一性,整一性表现为有一个完整的“开头、中段、结尾”,一以贯之的情节。当西方近代小说兴起后,情节的整一性成为衡量传统小说结构的一个标准插曲,是指一系列不相连贯的情节段落和在情节中插入叙述的故事。在亚氏看来,情节的整一性才是好的叙事结构,而插曲式是最差的一种叙事方式。他说:“在简单情节和行动中,以插曲式的为最次。所谓‘插曲式’,指的是那种场与场之间不是按可然和必然的原则连接起来的情节。”
《捡橡果的孩子》开头写孩子在酣睡之际也是紧锁眉额,造成悬念,在第二段非但未解此谜,反而用一整段描写了乌鸦的快活,这一插曲看上去与第一段毫无因果关联,而第三、四段写外婆恶打孩子,则更让读者莫名其妙,因为上两段并不曾经写孩子有何不良行径,仅仅因为小孩干活累了打个盹,何至于遭此毒手?挨了打后跑走了的小孩后来怎样了,露宿野外了吗?下面的叙事并未作答,而是讲述了孩子的身世和平常的遭遇,最后写孩子溺水身亡。就整篇小说而言,段落事件之间毫无联系,情节非常松散;从结构上看,它是一种插曲式结构,整个情节由很多互相没有联系的段落组成,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插曲式,或者说穿插式的情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种缺乏首、中、尾统一性的情节是最差的情节。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读完此故事之后,哪个读者不击案悲叹,唏嘘落泪,对孩子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对外婆及村民的憎恶之情勃然而起,究其原因,这种插曲式情节正是作者精心布局和巧意安排的,他将一幅幅恸及视线的事件一个一个连在一起,拼接出一幅动态的凄惨拼贴画,孩子的可怜形象便永远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这种插曲式情节还给读者留下诸多谜团悬念,孩子的命运中潜伏着危机,读者的心中充满了紧张与期待,在一件件插曲中,作者不露痕迹却又有意无意地只亮谜面,藏起谜底,正因为插曲之间并不构成一种因果关系,这种非常规的叙事手法打破了常规的前有“设悬”,后必有“释悬”的叙事方式,给读者许以诸多遐想,在遐想中,叙事的张力得以充分体现,于是,叙事效果在这种情境下变得勃发充盈、神秘奇异、跌宕突兀,爱与憎、怜悯与恐惧弥漫于读者情感之中,使读者不断地发问、质疑、追思。
首先,小说第一段写到:“他的衣服不比麻布片好多少,但缝补洗刷得干净整洁。谁都会说:‘家境不好,但照料还挺仔细’。”可是接着又写到“但即使得了钱,他那幼嫩额头上铁箍般紧锁的双眉也不会舒展开来。”读到这里,读者不禁疑惑起来:这个小孩被照料的很好却为什么紧锁双眉,即便在“酣睡间,他额头紧锁——展不开的皱纹像橡树皮上的裂痕”。谁在照料他?他为何紧锁双眉?读者的心悬着,为孩子担忧着,疑虑着。在后面几段插曲故事中,细心的读者点点滴滴收集证据,揭开了谜底。外婆“啪,啪,叭!烧火棍朝睡着的孩子打去,重重的棍击足以打断孩子的骨头。”外婆“出于习惯要揍他一顿,就像汲水灌壶一样,已成为家常事了”。“一天早晨一顿痛打后,她把孩子关进小屋琐上了,一天不给吃东西”。
接下来,读者忍不住要发问:外婆为什么要毒打他?外婆是个残酷而且没有头脑的老太太吗?似乎不是。“她一身整洁,拿劳动妇女来说也算得上穿着体面。她面色严峻,带着比大多数她那一类人优越而又难以说清的气质”。外婆对宗教的信仰是认真而且狂热的,“在她的农舍里,一周举行两次祷告会,她在他们中间大声作祈涛,是这个宗教小团体的主要成员”,“她甚至愿意带着那张严厉的面孔,穿着这身布衣衫舍身殉教”。可是一个如此虔诚的教徒为什么会毒打自己的外孙?孩子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行以至要遭受毒打呢?这些疑问一直萦绕于读者心中。在讲述孩子的身世的插曲中,读者找到了被藏的谜底,“世界上没有再坏的孩子了”,“因为他是个非婚子”。“男人是酒鬼,姑娘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外婆收留了孩子,如今他已十多岁了”。看来,因为这个外孙是个非婚子而让外婆感到耻辱,感到在村民们中间抬不起头来,于是外婆用残酷的棒打和惩罚来洗刷非婚子罪名,她强迫孩子坐在《圣经》前:
“每星期天,经过这里去教堂的人都可以从窗前看到孩子坐在外婆那本打开的《圣经》前。他必须在那儿坐着,门锁着,在棍子的威胁中学习那页经文。‘不错,’老太太说:‘他是不识字,但我也要叫他看着这本书’”。
外婆似乎正在通过她的所作所为一遍遍地告诉上帝和乡邻:“我在教孩子做好人,我在尽职,我在教他改正错误”。“宗教信仰使她凌驾于他人之上”,因此惩罚孩子对她而言是出于荣誉来拯救她的信仰。
在讲述孩子的身世的插曲中,作者三言两语的概述,留给读者许多遐想和推测。故事没有提及“姑娘”和“酒鬼”的爱情悲剧,只有“姑娘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一句提醒读者外婆的铁石心肠,在姑娘挨饿时,她在哪儿?她一定拒绝帮助女儿,在她眼里,女儿的私奔是不可饶恕的宗教罪行。可是,读者的遐想和推测并没有就此打住,“姑娘”为什么会私奔至“酒鬼”处?一定是在家中缺少爱与温暖,母亲对宗教的虔诚与刻板,母女之间爱的缺失,母女之间理解的缺少导致了私奔的悲剧,“姑娘”与貌似自由但不负责任的“酒鬼”的不合法的结合不正是母亲亲手酿造的悲剧吗?而老太太对此浑然不察,继续虐待外孙,不又重蹈覆辙,播下第二个悲剧吗?故事中的外婆因为她的宗教已经丧失基本的人情和亲情。直至孩子悲惨离世,“她已尽心尽职”的想法使得“她不感到问心有愧”。
对孩子溺水身亡的叙述虽只有寥寥数笔,却让读者产生怀疑:孩子是无意失足溺水还是有意为之?“因为水并不深”,“钓线不知怎地缠住了他的手脚,不然他很可能爬上岸来”,在这淡淡的叙述中,“不知怎地”一句留给读者无限遐想,倘若孩子一直生活在关爱和温暖的家庭中,“不知怎地”可能就是意外,而“一顿打接着又一顿”的生活下,“不知怎地”是否在暗示孩子在残酷的棒打和惩罚中欣然前往天堂去寻求爱与温暖是个必然。诚如作者所言:
“这就是他的归宿;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人们把射杀的乌鸦吊起来吓唬鸟雀,谁会为死乌鸦感到悲伤?”
外婆和世人的冷酷让孩子走上绝路,让读者掩卷悲叹和深思。
三 场景:自然界的亲切美好与人世间的冷漠残酷
场景是小说的最小构成因素,是构成小说的一个个事件和画面的主要因素。场景的设定具有特殊意义,它既给读者以背景知识,又为作品奠定情感基调,成为叙述者表情达意之重要手段。《捡橡果的孩子》用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将一个小男孩寂寞的生与死展现在美好的自然风光里。
文章开头描述了一幅宁静的画面:“黑乌鸦,黄橡叶,树下睡着一个小男孩”。但这宁静中却掺杂着一丝不安的气氛,因为小男孩“酣睡间,他额头紧锁——展不开的皱纹像橡树皮上的裂痕”,与之额头紧锁的痛苦表情形成对比的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造物”——乌鸦,它们“在累累橡果中间嬉戏雀跃”,生命的欢乐活力在感染每一位读者,橡树枝头乌鸦的“飞”、“跳”、“侧行”、“咯咯暗笑”、“扯开最大嗓门大吹大擂”和“呱呱声”彰显着生命的声音;而小男孩是寂寞无声的、额头紧锁的。
“一只歌鸫从树篱中探出头来;矮草丛中蜜蜂仍在嗡嗡低吟——它们永远是太阳的崇拜者。阳光灿灿,洒在头顶上乌鸦漆黑的羽毛上,洒在点缀着山柳菊、牛角花和黄叶的青草地,像水面荡起的涟漪。”
何其美好和谐的自然画卷!这时,“严厉的面孔”出现,让读者不由地揪起心来,她是谁?手里还“提一根结实的烧火棍”,她意欲何为?橡树上的乌鸦洞察了她的来意,“呱! 呱!”大叫,是对小男孩提醒,还是对打破这美好宁静的侵犯者抗议,或者兼而有之吧。“啪,啪,叭!烧火棍朝睡着的孩子打去,重重的棍击足以打断孩子的骨头”。毫无警告的毒打,何其残酷!“这柴捆扛了四分之一英里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使老太太两次得手,狠狠治了他一下”。精心设计的毒打,何其歹毒!
“没有瞬间迷朦苏醒的过程,没有一声哭喊,孩子像一件突然脱手的器具,径直窜向树篱角落的缺口。柴捆挡住了去路。他挪开柴捆的时候,老妇人又一次得手,啪,啪。他蜷着身子从她身边逃窜时,结结实实又挨了最后一下,抽在他的两条腿上。”
连哭喊都遗忘,谁剥夺了他辩护的权利?阳光下的罪恶!最后,在“正值美丽的夏季”,“有一个商人在运河边田里办事,觉得他确实在水中看到了什么,但不想惹麻烦,也的确,不知道有人失踪了。很可能是一条死狗;于是他转过身;继续前去看那头他打算买下的奶牛。”做生意比救孩子命的责任要重要得多;“一条船从这里经过,嘴里叼着烟斗的女舵手看见有东西翻滚了一下,船身驶过后,在船舵下浮起来。她知道这是什么,但她想早点到达码头,上岸去喝一大杯啤酒。捞起来有什么用?没有奖励,只会弄脏甲板”,喝酒和享受要比把一个孩子从河里捞起来送回去要愉快和有趣得多,小男孩在冷漠的世人的注视下无声地告别世界。如此美好的世界,如此凶残的人性,如此伪善的宗教,形成鲜明对照的场景给读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读来让人痛惜不已。
在场景的描写中,孩子始终是无声的,没有名字,有的只是和自然的联系,是捡橡果的孩子,他和乌鸦都是为生存而捡橡果,但他却连乌鸦都不如,乌鸦有快乐的时候,男孩没有;乌鸦“有得吃”,而外婆经常会关他“一天不给吃东西”。但是,他和乌鸦有一点共同:死后被当作儆戒,“这就是他的归宿;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人们把射杀的乌鸦吊起来吓唬鸟雀,谁会为死乌鸦感到悲伤?这个孩子曾被人谈起过,一辈子被拿来当儆戒,警告别人。他死了,一切到此为止。至于外婆,她不感到问心有愧,她已尽心。”《捡橡果的孩子》这一标题以象征手法,将小男孩和乌鸦类比起来,展示给读者无比的悲伤:孩子和乌鸦都是自然之子,他们本是自然界最有生机和最活跃的分子,最终却都作了牺牲品去警告人们做宗教和道德的顺从者,他们的死是宗教社会不顺从者的命运。
四 视角构建:多层次视角与反讽手法
“在小说的写作中,对视角的选择至少如同对诗歌韵体的选择一样关键”。“一部叙述作品可能不只一个叙述者。这些叙述者可以是平行的,例如《十日谈》中的十个叙述者,……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多层存在:例如《十日谈》中十位佛罗伦萨青年避疫于郊外讲故事消遣,这故事本身必须有另一个叙述者,居于他们所讲的一百个故事之上。这种现象,称为叙述分层。”
Short认为小说里有三个最基本的话语层次,即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话语,“一部作品可以有一个到几个叙述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成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叙述文章的作者在层次方面所求的或繁或简、或精或糙、或陈或新的遵循、打破、创造程式结构的过程恰恰可以体现其在构建文章结构形态中的见解与造诣。
《捡橡果的孩子》叙述的主要层次,“亦即占了大部分篇幅的层次”,是一个无所不知的隐身叙述者,他讲述着全部主叙述层次的情节发展。他似乎知道一切,却不情愿独自讲述一切。他时而在一旁冷眼旁观,让读者独自感受和猜测人物行为,时而挺身而出,将爱憎好恶显露无疑;时而又邀请出多个人物走进故事发表议论,为主叙述层次事件的讲述提供一个貌似可信赖的声音。在隐身叙述者承担展现主体故事情节的同时,作者和多个人物叙述层次起补充、促进、深化主题发展的协力作用。
故事一开始,全知叙述者通过外视角的方式,隐去作品中人物的姓名和身份,给读者制造了强烈的悬念,读者会想知道那位“衣服不比麻布片好多少”的小男孩究竟是谁?他“紧蹙的怒眉”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叙述视角发生转变,作者自己悄然走入故事,读者听到他对于自然生命与生活的赞叹,用“在累累橡果中间嬉戏雀跃的乌鸦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造物”来反衬小男孩的寂寞与苦难。第三段叙述视角再度转回全知叙述者,并再次给读者制造了强烈的悬念,“腰背挺直的老妇人”是谁?为什么她“面色严峻”,“扛着柴捆,手提一根结实的烧火棍”为何而来?读者有不祥之预感:她与小男孩有瓜葛!这时,叙述视角再度轮回,作者毫不隐讳地显身叙事,声称“我敢肯定她的信仰绝对名副其实。她甚至愿意带着那张严厉的面孔,穿着这身布衣衫舍身殉教。”从一个严严实实地隐藏在所讲述的故事背后的全知叙述者到一个竭力显现自身存在的叙述者,小说中的叙述者聚焦发生着变化,诚如谭君强所说:
“小说中的叙述者聚焦变化(视角越界)并不是一种随意为之的现象,而往往是某种内在原因驱使的结果,这种突破,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违规现象,而事实上,它所起到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它以一种常规中的变化来达到某种独特的目的,产生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我们事实上可以将它看作一种小说创作中特殊的修辞方式”。
的确,这次的叙述者聚焦变化是为了达到某种独特的目的,即强烈地传递给读者这样的信号:她是一个狂热地被宗教扭曲的人物。联系到正在酣睡的孩子,这一讯息让读者不寒而栗。文章末尾处,作者再度显身:“人们把射杀的乌鸦吊起来吓唬鸟雀,谁会为死乌鸦感到悲伤?这个孩子曾被人谈起过,一辈子被拿来当儆戒,警告别人。他死了,一切到此为止。至于外婆,她不感到问心有愧:她已尽心尽职。”这样的抗议和批判将作者的的爱憎好恶显露无疑。
在全知叙述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对话之外,读者还听到了第三种声音:人物之间的对话声音。这些声音为主叙述层次事件的讲述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如小说第四段末有个声音在为老太太打孩子欢呼:“这柴捆扛了四分之一英里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使老大太两次得手,狠狠治了他一下。”随后,又有声音说:“世界上没有再坏的孩子了:这个坏蛋已不可救药……榜样、规劝和棍棒都改变不了这个男孩的心。”“毫无用处,他像以前一样难以教化”,“正值美丽的夏季,在外头过一个礼拜也伤害不了他”。这些声音可能是外婆本人的观点或视角,也可能是村民、乡邻的观点或视角,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的评述却又与作者明确显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颇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们表现出的种种价值观念与作者的价值观念的大相径庭,呈现出这些叙述者在情感道德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Booth认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文章多处采用不可靠叙述表达了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乡村的传统宗教观念与社会价值谬误的深刻洞察和诘问,作者和不可靠叙述者在情感道德和价值判断上的偏离昭然若揭,文本的反讽意义得到彰显,作品的深层主题得到开掘。
五 结语
《捡橡果的孩子》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的整一性、时间顺序、因果关系等等的限制,以捡橡果孩子寂寞的生与死为主线,以多位叙事者不同方式的叙述为基础,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落后的乡村传统宗教观念与社会价值的谬误,在宗教信仰扭曲下人性逐渐堕落,以至冻结,最终酿成悲剧,作者描写的自然的天空,美丽的环境所见证的孩子苦难的生与死令读者悲叹和深思,杰弗里斯从自然中寻求精神的升华,将自然与人类生来具有的爱本能联在一起,对乡村少年的深情关注告诉我们“爱”——是人类对人性的探索。《捡橡果的孩子》中独特叙事结构的大胆使用,使理查德·杰弗里斯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使得他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
注:本文受江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建设项目基金资助,项目代码:jdr2006A11。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 Halliwell(trans)Poetics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9-51.
[2] Aristotle,张中载(ed.)Poetics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外语教学与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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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hort,M.Exploring the Language of Poems,Plays and Prose London:Longman.1996.
[5] 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6] 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理查德·杰弗里斯,虞建华译:《捡橡果的孩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姚琴,女,1974—,江苏句容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工作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