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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被打事件背后，对青年教师晋升职称等高校管理体制，以及高校青年老师生存状态等热议再起。财新网曾报道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表明高校行政化导致了老师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学术屈从权力的现状。
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显示，高校教师整体收入不高，满意度低。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教授2010年年收入为56157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42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职称的级别越高，其内部的收入差别越大。
报告指出，“暴富教授”多是那些巧妙利用过度行政化与畸形市场化，不犯法也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比如一些手握行政权力，同时又可承担一定课题研究的人，将“科研提成”当作生财之道。一些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向校外，开公司，拉项目，到处兼职，以获得较高收入。但该部分属于少数，大多数老师收入一般，自嘲为“穷教授”。
高校行政化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报告显示，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高校“行政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收入差异大
调查数据表明，如果将教授的年收入（不含股票、赠予等）划分为从低到高的10个组别，每个组中包括10%的人数，那么，收入最低的10%的教授2010年年收入仅为56157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42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
对副教授做如此的十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40935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83659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5倍。对讲师做如此的十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为31464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23095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3.9倍。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
这表明即使位于同一个职称等级，不同人之间的差别甚大。职称的级别越高，其内部的收入差别越大。对不同职称教师各选取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分别进行比较，不同职称的教师中收入最高10%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倍数，教授为5.9，副教授为4.5，讲师为3.9。
另一项数据显示，在外兼职讲课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65000元，副教授2010年最低者也为0元，最高者为60000元。
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2010年北京地区高校教授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560000元。副教授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8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00倍。讲师中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55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75倍。即使专业职称相同，但承担课题所得收入差距甚大。
高校行政化根源
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原因是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严重。行政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也日益拥有了学术资源，“双肩挑”者成为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职业群体。
报告显示，2010年，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此外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拥有更丰厚的课题经费，担任行政职务甚至成为获得教授职称的重要捷径之一。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在许多高校出现了教授、副教授争相竞聘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的奇怪现象，以变相任命制为主导的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高校“唯上”“唯官”的氛围，污染着大学的“本源”。
高校行政化的表现之二是行政指令配置资源。能否得到科研机会和资源，很多时候不是根据科研人员的能力、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及规律，而是依据一些行政指令和规定，“一刀切”地设置种种门槛，资源和机会的配置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行政化的表现之三是学校的行政部门日趋庞大、臃肿，一些大学的行政后勤人员远超过一线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多家行政部门掌控不同的权力和资源，且各自为政，下达各种项目和任务，要求填写或撰写各种表格和总结，综合管理一线教师。
高校的“行政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学术屈从权力
行政治校的最直接体现是导致了学术对权力的屈从，教授对官员的屈从。
教师们反映，高校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倾向相当浓厚，而且近些年有增强的趋向。一些行政领导对教师的意见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教师们办事情不得不左申请、右请批，被“拨来拨去”，没有尊严、没有身份，显得卑屈。
教授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学术事务由行政决定。
“学术上的事谁官大准说了算，违背了科学。”谁能晋升教授，“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一位教授说：“我们大学有六个正副校长，每个校长的权者田艮大，管一条线、管各个学院的业务。他懂吗？凭什么要他说了算呢，这没有道理。”
在调查中，教师们将单位资源分配不公概括为以下8个方面：
01 将大量经费用于政绩工程。修大楼、换设备、搞美化，“领导能看到，媒体能登报”，而不提高教师的收入。“有了大楼，没有大师”，“不培养教授，去乱挖教授”。
02 自己给自己提高工资等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领导人给自己的岗位确定较高的工资等级，给教师岗位确定较低的工资等级。例如，确定很高的行政职务津贴。
03 行政人员挤占教师的职称名额。行政人员不具备专业条件也能当教授，比专职教师的水平低却能抢先当上教授。某些学校的党委书记不搞教学，没有专业文章发表，也当上了教授。某些学校的校长新从行政部门调来，没有学术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成果，却很快比20年教龄的教师先当上了教授。他们严重挤占了国家控制的十分有限的职称名额。 04 在行政部门担任行政职务，有教学职称而不从事教学，却拿着教学系列的较高工资。
05 以行政职务兼教授，既得到行政职位的好处，又得到教授职称的好处，并且对行政职务与教学职务的资源互相串换。
06 行政部门掌握校内科研经费，自己给自己设置和批准课题，自己给自己进行成果验收。行政人员手中的课题比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还多。
07 在教学经费、科研经费的分拨中搞权钱交易，从承担者那里得到各种返还。
08 行政人员搞小金库，用其中的经费吃饭、旅游、住高档宾馆。
调查数据显示，教师中纯教学人员的工作满意感低于兼任行政职务的人员。以副高级职称的教师为例，纯教学职务的教师对当前工作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为28.8%，兼任教学和行政职务的教师的相应比例数字为36.7%。纯教学职务的教师对当前工作感到不满意的人数比例为19.7%，兼任教学和行政职务的教师的相应比例数字仅为9.7%。总体来看，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满意度高于纯教学人员。
对学校领导与专任教师的公平感进行比较，学校领导中认为公平（比较公平、很公平）的人数比例为75.0%，专任教师认为公平的仅为37.3%，学校领导是专任教师的2倍。中层领导中认为公平（比较公平、很公平）的人数比例为43.7%，比专任教师高6个百分点。
究竟哪些人暴富
与教师收入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些教师的暴富。究竟是哪些人的暴富引起了高校教师的不满？报告认为，是那些巧妙地利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过程中，既不犯法又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
一是那些较多占有和分配体制内资源，最大限度地使用手中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一位专门研究薪酬和激励机制的教授，在北京的一所部属高校调研之后感到十分震撼，说“教师收入悬殊之大让人咋舌”。“富教授开宝马，穷教授骑飞鸽”并不鲜见。
二是将市场和市场行为泛化，充分利用畸形的市场化环境，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人。由于校内的资源分配存在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和弊端，一些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校外，开公司，拉项目，到校外兼职，以获得较高收入。例如，拼凑“辅导班”“补习班”等，利用名校名师的优势占据教育市场，赚取高额讲课费。“考研热”“考证热”“考艺热”等使学费不断提高，也让一部分教授迅速富起来。
三是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环境中左右逢源、游走自如、获取较多个人利益的人。一些手握行政权力，执掌科研组织分配大权，同时又可承担一定课题研究的人，将“科研提成”当做生财之道。一所“985”高校的教授介绍了普遍推行的“科研提成”，按照通行规定，“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一般提成占课题全部经费的10%左右，那些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提成可以高达40%。这样，到手一个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项目承担者的提成可以高达100万，甚至数百万之巨。几个课题还没有搞下来就可以先变出几个富翁来。
某社会学教授将高校中的“富教授群体”的成员概括为四类：
01 所谓“学霸”，那些实行“学科点负责人制”的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等都是可能产生“学霸”的温床。学科点负责^基本亡都是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牢牢掌握经费陵用权，命题、判卷、录取权，以及立项、出国、学术会议等所有事项的审批和决定权。
02 所谓“权威”，掌握和控制一些国家课题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拥有一定的人脉，凭借手中的项目资源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抑或是“权威”们纠集在一起，在审批分配课题时，进行暗箱操作。
03 所谓“学官”，例如集副校长、博导、教授于一身，行政管理部门的处长、部长兼教授等“亦官亦学”身兼多种角色的人，利用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巧妙地将两类资源结合利用，同样是学校中的富翁。
04 兼职教授，在各大学之间“走穴”，相互邀请，交换资源，形成网络，共同发财。另有教授在校外任董事长或直接办公司。“学术掮客”也属于兼职教授，只是他们没有具体的兼职单位，他们利用密集的人脉关系网络，专门为学校或科研部门疏通门路争取建立博士点、硕士点，争取科研项目等，跑下来一个大的项目即可获得几十万“奖金”或“提成”。
与少数“富教授”同在一所大学的是一个庞大的“穷教授群体”，“穷教授”一般没有课题，没有项目，只靠单纯讲课获取薪酬收入。“穷教授”主要集中于基础学科授课和那些无法实现市场化，以及得不到社会重视的专业领域。
一位教授说：“社会上流传大学教师的收入高，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那些神话人物，就像股市上流传的股神一样。股神在广大股民当中属于凤毛麟角。”另一位教授也指出：“大学老师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很惨的，只靠学校给的仨瓜俩枣。”
摘自财新网
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显示，高校教师整体收入不高，满意度低。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教授2010年年收入为56157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42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职称的级别越高，其内部的收入差别越大。
报告指出，“暴富教授”多是那些巧妙利用过度行政化与畸形市场化，不犯法也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比如一些手握行政权力，同时又可承担一定课题研究的人，将“科研提成”当作生财之道。一些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向校外，开公司，拉项目，到处兼职，以获得较高收入。但该部分属于少数，大多数老师收入一般，自嘲为“穷教授”。
高校行政化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报告显示，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高校“行政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收入差异大
调查数据表明，如果将教授的年收入（不含股票、赠予等）划分为从低到高的10个组别，每个组中包括10%的人数，那么，收入最低的10%的教授2010年年收入仅为56157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42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
对副教授做如此的十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40935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83659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5倍。对讲师做如此的十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为31464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23095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3.9倍。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
这表明即使位于同一个职称等级，不同人之间的差别甚大。职称的级别越高，其内部的收入差别越大。对不同职称教师各选取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分别进行比较，不同职称的教师中收入最高10%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倍数，教授为5.9，副教授为4.5，讲师为3.9。
另一项数据显示，在外兼职讲课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65000元，副教授2010年最低者也为0元，最高者为60000元。
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2010年北京地区高校教授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560000元。副教授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8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00倍。讲师中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55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75倍。即使专业职称相同，但承担课题所得收入差距甚大。
高校行政化根源
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原因是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严重。行政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也日益拥有了学术资源，“双肩挑”者成为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职业群体。
报告显示，2010年，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此外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拥有更丰厚的课题经费，担任行政职务甚至成为获得教授职称的重要捷径之一。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在许多高校出现了教授、副教授争相竞聘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的奇怪现象，以变相任命制为主导的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高校“唯上”“唯官”的氛围，污染着大学的“本源”。
高校行政化的表现之二是行政指令配置资源。能否得到科研机会和资源，很多时候不是根据科研人员的能力、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及规律，而是依据一些行政指令和规定，“一刀切”地设置种种门槛，资源和机会的配置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行政化的表现之三是学校的行政部门日趋庞大、臃肿，一些大学的行政后勤人员远超过一线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多家行政部门掌控不同的权力和资源，且各自为政，下达各种项目和任务，要求填写或撰写各种表格和总结，综合管理一线教师。
高校的“行政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学术屈从权力
行政治校的最直接体现是导致了学术对权力的屈从，教授对官员的屈从。
教师们反映，高校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倾向相当浓厚，而且近些年有增强的趋向。一些行政领导对教师的意见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教师们办事情不得不左申请、右请批，被“拨来拨去”，没有尊严、没有身份，显得卑屈。
教授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学术事务由行政决定。
“学术上的事谁官大准说了算，违背了科学。”谁能晋升教授，“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一位教授说：“我们大学有六个正副校长，每个校长的权者田艮大，管一条线、管各个学院的业务。他懂吗？凭什么要他说了算呢，这没有道理。”
在调查中，教师们将单位资源分配不公概括为以下8个方面：
01 将大量经费用于政绩工程。修大楼、换设备、搞美化，“领导能看到，媒体能登报”，而不提高教师的收入。“有了大楼，没有大师”，“不培养教授，去乱挖教授”。
02 自己给自己提高工资等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领导人给自己的岗位确定较高的工资等级，给教师岗位确定较低的工资等级。例如，确定很高的行政职务津贴。
03 行政人员挤占教师的职称名额。行政人员不具备专业条件也能当教授，比专职教师的水平低却能抢先当上教授。某些学校的党委书记不搞教学，没有专业文章发表，也当上了教授。某些学校的校长新从行政部门调来，没有学术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成果，却很快比20年教龄的教师先当上了教授。他们严重挤占了国家控制的十分有限的职称名额。 04 在行政部门担任行政职务，有教学职称而不从事教学，却拿着教学系列的较高工资。
05 以行政职务兼教授，既得到行政职位的好处，又得到教授职称的好处，并且对行政职务与教学职务的资源互相串换。
06 行政部门掌握校内科研经费，自己给自己设置和批准课题，自己给自己进行成果验收。行政人员手中的课题比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还多。
07 在教学经费、科研经费的分拨中搞权钱交易，从承担者那里得到各种返还。
08 行政人员搞小金库，用其中的经费吃饭、旅游、住高档宾馆。
调查数据显示，教师中纯教学人员的工作满意感低于兼任行政职务的人员。以副高级职称的教师为例，纯教学职务的教师对当前工作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为28.8%，兼任教学和行政职务的教师的相应比例数字为36.7%。纯教学职务的教师对当前工作感到不满意的人数比例为19.7%，兼任教学和行政职务的教师的相应比例数字仅为9.7%。总体来看，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满意度高于纯教学人员。
对学校领导与专任教师的公平感进行比较，学校领导中认为公平（比较公平、很公平）的人数比例为75.0%，专任教师认为公平的仅为37.3%，学校领导是专任教师的2倍。中层领导中认为公平（比较公平、很公平）的人数比例为43.7%，比专任教师高6个百分点。
究竟哪些人暴富
与教师收入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些教师的暴富。究竟是哪些人的暴富引起了高校教师的不满？报告认为，是那些巧妙地利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过程中，既不犯法又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
一是那些较多占有和分配体制内资源，最大限度地使用手中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一位专门研究薪酬和激励机制的教授，在北京的一所部属高校调研之后感到十分震撼，说“教师收入悬殊之大让人咋舌”。“富教授开宝马，穷教授骑飞鸽”并不鲜见。
二是将市场和市场行为泛化，充分利用畸形的市场化环境，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人。由于校内的资源分配存在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和弊端，一些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校外，开公司，拉项目，到校外兼职，以获得较高收入。例如，拼凑“辅导班”“补习班”等，利用名校名师的优势占据教育市场，赚取高额讲课费。“考研热”“考证热”“考艺热”等使学费不断提高，也让一部分教授迅速富起来。
三是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环境中左右逢源、游走自如、获取较多个人利益的人。一些手握行政权力，执掌科研组织分配大权，同时又可承担一定课题研究的人，将“科研提成”当做生财之道。一所“985”高校的教授介绍了普遍推行的“科研提成”，按照通行规定，“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一般提成占课题全部经费的10%左右，那些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提成可以高达40%。这样，到手一个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项目承担者的提成可以高达100万，甚至数百万之巨。几个课题还没有搞下来就可以先变出几个富翁来。
某社会学教授将高校中的“富教授群体”的成员概括为四类：
01 所谓“学霸”，那些实行“学科点负责人制”的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等都是可能产生“学霸”的温床。学科点负责^基本亡都是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牢牢掌握经费陵用权，命题、判卷、录取权，以及立项、出国、学术会议等所有事项的审批和决定权。
02 所谓“权威”，掌握和控制一些国家课题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拥有一定的人脉，凭借手中的项目资源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抑或是“权威”们纠集在一起，在审批分配课题时，进行暗箱操作。
03 所谓“学官”，例如集副校长、博导、教授于一身，行政管理部门的处长、部长兼教授等“亦官亦学”身兼多种角色的人，利用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巧妙地将两类资源结合利用，同样是学校中的富翁。
04 兼职教授，在各大学之间“走穴”，相互邀请，交换资源，形成网络，共同发财。另有教授在校外任董事长或直接办公司。“学术掮客”也属于兼职教授，只是他们没有具体的兼职单位，他们利用密集的人脉关系网络，专门为学校或科研部门疏通门路争取建立博士点、硕士点，争取科研项目等，跑下来一个大的项目即可获得几十万“奖金”或“提成”。
与少数“富教授”同在一所大学的是一个庞大的“穷教授群体”，“穷教授”一般没有课题，没有项目，只靠单纯讲课获取薪酬收入。“穷教授”主要集中于基础学科授课和那些无法实现市场化，以及得不到社会重视的专业领域。
一位教授说：“社会上流传大学教师的收入高，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那些神话人物，就像股市上流传的股神一样。股神在广大股民当中属于凤毛麟角。”另一位教授也指出：“大学老师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很惨的，只靠学校给的仨瓜俩枣。”
摘自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