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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百鸟朝凤》与《闪光少女》题材相似、聚焦相同，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接受度迥然不同，该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两部电影对传统文化传承态度的不同。本文通过梳理这两部电影对于文化传承的不同态度与观念，尝试分析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境遇，并尝试思考文化传承中应该秉持的态度。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基因；文化心理
2016年5月电影《百鸟朝凤》上映，影片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的尴尬现状，以及宣发负责人方励现身某直播平台采用下跪、磕头的极端方式，恳求全国院线为影片增加排片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西风东渐，外国文化影响且逐渐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华语电影中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与重新书写等问题开始被大众关注。2017年上映的电影《闪光少女》，与《百鸟朝凤》聚焦相同、题材相似，在吸引大众再次关注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于该问题思考的新方向。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所执导的影片《百鸟朝凤》，在上映之初，许多观众根据影片简介将其定位成传统文化题材的文艺电影。但在方励事件持续发酵后，不少人开始对传统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窘境开始深思。影片的严肃意义在大众的讨论中不断深化。
影片中传统文化的坚守者焦三爷，在唢呐行业红火兴盛、众人趋之若鹜的年代，颇有先见之明地收纳新徒，寻找自己的手艺的接班人。蓝玉天资聪颖，游天鸣毅力非凡，最终焦三爷在两个幼徒中选择天鸣来继承自己的衣钵。但天鸣在继承焦家班后，面临着新旧时代交替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生存窘境。红白喜事历来是唢呐的舞台，无双村办丧事时甚至以请唢呐人吹奏《百鸟朝凤》为荣。时逢新旧之交，村中人办红白喜事，唢呐不再一家独大。有钱人以能请来西洋乐队演奏为荣，民乐与西乐同场竞技取悦观众成为常态。唢呐人们不仅忧愁着维系焦家班的经济来源，亦为传统文化地位的丧失唏嘘苦恼。
现实生活与影片交相辉映，《分歧者3》《爱丽丝梦游仙境2》《美国队长3》等诸多外国影片与《百鸟朝凤》同期上映，同场竞技。《百鸟朝凤》上映一周期间，票房惨淡，影院随之降低其排片率。宣发负责人在万般无奈下用“一跪”来应对外国大片倾压传统文化题材文艺片的窘境，扭转了影片票房。方励事件像是电影《百鸟朝凤》的次文本，让大众进一步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
对于电影《百鸟朝凤》，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有不同的观感。中老年观众大多缅怀传统文化、对新旧之交中文化观与价值观的冲突有一种无奈感与无力感。年轻观众却更多感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沉重，甚至有一种心理上的抵触。在影片中，年轻观众难以感受到以唢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美，而更多感受到的是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在面临窘境的情况下，呼吁甚至是要求青年一代担起传承的责任。不同的观感其实也反映出不同年龄阶段对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所持有的态度。中老年观众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生长在还带有一些农耕气息的慢节奏的社会环境中，而年轻观众则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提高、西方文化不断涌入的时代坏境下长大成人。这两代人生于长于中国社会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所属的社会生态迥异。而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老一辈人的坚守，也更加不能离开年轻一代的关注、喜爱及理解。社会生态的变化所造成的两代人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异，是传统文化传承面临尴尬处境的本质原因。
无独有偶，2017年7月上映的电影《闪光少女》，主题同样涉及以民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传承问题，但在上映之初就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进入影院观看。《闪光少女》获得了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并被定位为青春励志电影。片中同样表现了传统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窘境，但因其背景设定在校园，且融入了许多青春元素，年轻观众的心理认同感相比《百鸟朝凤》会更加强烈。电影《闪光少女》主要讲述了音乐学院中学习民乐的少女陈惊为了追求心仪的西洋乐学长陈文，勇于挑战校园中“民乐与西洋乐水火不容”的传统，组建了一只民乐乐队，她渴望获得学长的瞩目。在陈惊火热攻势下，学长将内心中真实偏见倾吐以拒绝陈惊：音乐拥有阶级和贵贱，民乐就是土，学民乐的没有前途，不要来影响自己的大好前程。陈惊在学长的傲慢与偏见中看清了自己与民乐所处的窘境。陈惊为了学长所组建的乐队“二点五次元”（以动漫为主的文化被称为二次元文化，现实世界、真实生活被称为“三次元”，因乐队中有喜爱且沉浸在二次元文化中的成员，也有如陈惊一样的三次元人，故取此名）原本打算就此解散，这群在学校中被“边缘化”的少年们却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正名，让与他们成长相伴的民乐重拾应有的瞩目。影片结尾“二点五次元”乐队将二次元文化与传统民乐相结合，在属于年轻人的文化领域中为自己与民乐重新赢得一席之地与应有的尊重。
《百鸟朝凤》与《闪光少女》题材相似，聚焦相同，但在年轻受众群体中，接受度与共鸣感却相差甚远，其现象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令人深思。两部电影虽然在内容中对以民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生存状况皆有表现，但在艺术形式及价值观念上有很大差异。《百鸟朝凤》中宣扬着严肃而传统的价值观，焦三爷放弃天资聪颖、勤思好学的蓝玉，选择让天赋欠佳却拥有良好品德的天鸣继承自己的衣钵。天鸣被焦三爷所看重的品德，正是传统价值观中所宣扬的品德，例如，吃苦耐劳、敬父尊师等。这些品德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中对伦理的尊重与规则的遵守。《闪光少女》中则诉说着与年轻观众们成长过程中所共有的笑与泪。在学校中被视为毫无前途、带着乡土味道和陈旧气息的民乐学生，与被大众逐渐遗忘的传统文化一拍即合，喜爱二次元文化的“异类”少年与退居舞台灯光之下的民乐惺惺相惜。影片中被逐渐遗忘的民乐，与被“边缘化”的学生一样，不被关注、倍感孤独。《闪光少女》中的价值观与年轻人所秉持的自由、平等与尊重相契合。关注个体价值、聚焦个体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是年轻一代人的心理诉求，也是其价值观念。
聚焦个体生存状况、关注个体情感状况其实也并非是外国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兴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存有对个体的关怀与对人性的关照。《诗经》作为中华文艺的源头、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几千年来被传诵不断。但细细思考一番就会发现，《诗经》之中普及度最高的篇章还属十五国风。《风》所记载的风土人情、民间歌谣相比《雅》《颂》之中的贵族、文人、宗庙祭祀诗歌，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与思想情感。在《诗经》几千年的流传中，名篇《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皆是例證。源远流长、脍炙人口的背后，反映的是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向心力。而这种生命力来源于对人性的关照、对个体生存及精神的关注，向心力则来源于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心理。 电影《百鸟朝凤》让观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聚焦，促使人们认识到传承过程中的困难与窘境，《闪光少女》则在这种聚焦下开始思考应当如何突破这种困难和窘境。通过粗略地纵向梳理我国文化的演进与华语电影历史的变迁，横向分析邻国日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方式，我们就会发现《闪光少女》中对待传单的形式上的借鉴，却能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文化传承中对文化基因的重视与尊重。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传统文化被批判和重新思考，却也在这种过程中得到了扬弃与创新。传统文化以各种新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得以传播和传承。如白话文学运动、白话新诗的兴起与流行、中国现代戏剧的兴起和发展等无不以扬弃与创新的方式传播着传统文化。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艺术形式达到了深度融合。結合时代潮流与思想，相继出现了如《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小城之春》（1948）、《万家灯火》（1948）以及《早春二月》（1963）等电影作品。这些电影顺应时代思潮，拥有现代与进步的思想，但在文化气质和审美趣味上却具有东方传统的特点。这种深度融合成功的背后，实质是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顺应。共同且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基因有所差异，它往往被时代潮流所影响。
文化基因和文化心理是两个相互解释的概念，文化基因就宛如区别于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身体密码，它由我统文化的传承态度与价值取向，也并非绝对的“年轻”与“新生”。
在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之初，电影被称为“影戏”。电影在当初，以西方新兴艺术形式的身份流传入中国。电影艺术发展至今能被中国大众接受并喜爱，离不开最初传统戏剧与电影艺术的联姻。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即是由传统戏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改编而成。中国电影在发展、传播之初，便是通过传统艺术与新型艺术形式的简单结合来完成的。这种结合虽然是简们的血缘承接，以家族的形式传递，在历经时代更替、岁月洗礼后，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谦逊敦厚、哀而不伤、温柔婉约、含蓄矜持等文化气质都具有文化基因的烙印。
文化心理受文化基因的影响，也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外界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文化基因虽然是文化心理的基调，但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也很难避免被一代又一代发生变化的文化心理所影响，甚至“变异”。电影《百鸟朝凤》对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聚焦的背后，反映的即是这种对文化心理引起文化基因“变异”的焦虑。这种焦虑虽然带有值得肯定的忧患意识，但以焦三爷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在影片中始终带有因循守旧的气质，他的坚守是固执的，这种坚守中也具有抵触新事物、新变化，拒绝顺应时代的特点。当坚守以固执、抗拒的姿态出现，所有的坚持就会化作一意孤行。相比《百鸟朝凤》，《闪光少女》将青春、热血元素融入影片的同时，也向观众展现出一种包容、开放、充满生机拥抱新事物、新变化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正是传统文化传承中，顺应时代变化、创新发展的体现。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丝不变的承接，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吸收容纳各种先进文化，改良创新，不断完善民族文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传承的必然趋势。形成且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旗袍和中山装，是吸收容纳多元文化后，对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创新的例证。中华民族历来以汉唐为荣，从汉代开始，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直至唐代达到了顶峰。盛唐时期，长安是整个亚洲的中心，唐代的文化影响几乎波及全世界。唐代的鼎盛繁荣与包容多元的文化态度密不可分，盛唐时期，西域文化、北方羌族文化等众多当时被视作异域文明的外来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丰富和发展了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现今极具民族特色的乐器与歌舞，例如：琵琶、胡琴、羌笛、新疆舞等，在当时都是被视作外来文化元素被传入和吸收的。被视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唐诗，其形成也与融入豪迈奔放、自由旷达等少数民族文化气质有关。
盛唐时期的文化辐射几乎波及全世界，这种文化影响也源远流长。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大量融入唐代文化息息相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唐代文化都被日本奉为圭臬。但在学习、吸收唐代文化的同时，日本也学习了唐代包容开放的文化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于江户时期、被日本推崇为国学四大名人之一的本居宣长，在传承日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本居宣长所处的时代是唐代文化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时代。当时不少的“复古派”学者提倡复兴旧学，本居宣长在研读了众多中日古籍之后，提出了与传统“复古派”截然不同的文化传承路径。本居宣长最初提出“完全摆脱中国思想”，重建日本民族精神的文化发展目标，但在后期他逐步认识到完全摆脱难以做到，只能有弃有扬地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挖掘和发展大和民族的文化。最终本居宣长以“物哀观”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也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作出卓越贡献。
在我们思考当前传统文化应当如何传承，在传承过程中又应当如何突破窘境等问题之时，唐代的繁荣鼎盛与日本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这两者也许能为我们的思考带来回答。正如盛唐一样，包容开放，顺应时代，将多元文化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是传承文化的基本态度。对吸收融入的外来文化做到有弃有扬，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此进行文化的改良和创新。日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使文化生命力得以长久鲜活的示范。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文化生命力与向心力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年轻一代喜爱、关注、理解并传承这种文化。决定文化向心力与生命力的文化基因相对固定，对文化基因突然“变异”的忧虑大可不必，但在传承的过程中，改变与创新，甚至对传统的重新书写通常也难以避免。挖掘文化基因中的优秀部分，顺应时代潮流与心理，融入多元文化，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与有效传承。
参考文献：
[1] [美]大卫·波德维尔. 世界电影史[M]. 范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日]本居宣长. 日本物哀[M]. 王向远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3]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基因；文化心理
2016年5月电影《百鸟朝凤》上映，影片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的尴尬现状，以及宣发负责人方励现身某直播平台采用下跪、磕头的极端方式，恳求全国院线为影片增加排片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西风东渐，外国文化影响且逐渐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华语电影中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与重新书写等问题开始被大众关注。2017年上映的电影《闪光少女》，与《百鸟朝凤》聚焦相同、题材相似，在吸引大众再次关注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于该问题思考的新方向。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所执导的影片《百鸟朝凤》，在上映之初，许多观众根据影片简介将其定位成传统文化题材的文艺电影。但在方励事件持续发酵后，不少人开始对传统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窘境开始深思。影片的严肃意义在大众的讨论中不断深化。
影片中传统文化的坚守者焦三爷，在唢呐行业红火兴盛、众人趋之若鹜的年代，颇有先见之明地收纳新徒，寻找自己的手艺的接班人。蓝玉天资聪颖，游天鸣毅力非凡，最终焦三爷在两个幼徒中选择天鸣来继承自己的衣钵。但天鸣在继承焦家班后，面临着新旧时代交替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生存窘境。红白喜事历来是唢呐的舞台，无双村办丧事时甚至以请唢呐人吹奏《百鸟朝凤》为荣。时逢新旧之交，村中人办红白喜事，唢呐不再一家独大。有钱人以能请来西洋乐队演奏为荣，民乐与西乐同场竞技取悦观众成为常态。唢呐人们不仅忧愁着维系焦家班的经济来源，亦为传统文化地位的丧失唏嘘苦恼。
现实生活与影片交相辉映，《分歧者3》《爱丽丝梦游仙境2》《美国队长3》等诸多外国影片与《百鸟朝凤》同期上映，同场竞技。《百鸟朝凤》上映一周期间，票房惨淡，影院随之降低其排片率。宣发负责人在万般无奈下用“一跪”来应对外国大片倾压传统文化题材文艺片的窘境，扭转了影片票房。方励事件像是电影《百鸟朝凤》的次文本，让大众进一步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
对于电影《百鸟朝凤》，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有不同的观感。中老年观众大多缅怀传统文化、对新旧之交中文化观与价值观的冲突有一种无奈感与无力感。年轻观众却更多感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沉重，甚至有一种心理上的抵触。在影片中，年轻观众难以感受到以唢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美，而更多感受到的是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在面临窘境的情况下，呼吁甚至是要求青年一代担起传承的责任。不同的观感其实也反映出不同年龄阶段对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所持有的态度。中老年观众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生长在还带有一些农耕气息的慢节奏的社会环境中，而年轻观众则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提高、西方文化不断涌入的时代坏境下长大成人。这两代人生于长于中国社会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所属的社会生态迥异。而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老一辈人的坚守，也更加不能离开年轻一代的关注、喜爱及理解。社会生态的变化所造成的两代人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异，是传统文化传承面临尴尬处境的本质原因。
无独有偶，2017年7月上映的电影《闪光少女》，主题同样涉及以民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传承问题，但在上映之初就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进入影院观看。《闪光少女》获得了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并被定位为青春励志电影。片中同样表现了传统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窘境，但因其背景设定在校园，且融入了许多青春元素，年轻观众的心理认同感相比《百鸟朝凤》会更加强烈。电影《闪光少女》主要讲述了音乐学院中学习民乐的少女陈惊为了追求心仪的西洋乐学长陈文，勇于挑战校园中“民乐与西洋乐水火不容”的传统，组建了一只民乐乐队，她渴望获得学长的瞩目。在陈惊火热攻势下，学长将内心中真实偏见倾吐以拒绝陈惊：音乐拥有阶级和贵贱，民乐就是土，学民乐的没有前途，不要来影响自己的大好前程。陈惊在学长的傲慢与偏见中看清了自己与民乐所处的窘境。陈惊为了学长所组建的乐队“二点五次元”（以动漫为主的文化被称为二次元文化，现实世界、真实生活被称为“三次元”，因乐队中有喜爱且沉浸在二次元文化中的成员，也有如陈惊一样的三次元人，故取此名）原本打算就此解散，这群在学校中被“边缘化”的少年们却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正名，让与他们成长相伴的民乐重拾应有的瞩目。影片结尾“二点五次元”乐队将二次元文化与传统民乐相结合，在属于年轻人的文化领域中为自己与民乐重新赢得一席之地与应有的尊重。
《百鸟朝凤》与《闪光少女》题材相似，聚焦相同，但在年轻受众群体中，接受度与共鸣感却相差甚远，其现象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令人深思。两部电影虽然在内容中对以民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生存状况皆有表现，但在艺术形式及价值观念上有很大差异。《百鸟朝凤》中宣扬着严肃而传统的价值观，焦三爷放弃天资聪颖、勤思好学的蓝玉，选择让天赋欠佳却拥有良好品德的天鸣继承自己的衣钵。天鸣被焦三爷所看重的品德，正是传统价值观中所宣扬的品德，例如，吃苦耐劳、敬父尊师等。这些品德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中对伦理的尊重与规则的遵守。《闪光少女》中则诉说着与年轻观众们成长过程中所共有的笑与泪。在学校中被视为毫无前途、带着乡土味道和陈旧气息的民乐学生，与被大众逐渐遗忘的传统文化一拍即合，喜爱二次元文化的“异类”少年与退居舞台灯光之下的民乐惺惺相惜。影片中被逐渐遗忘的民乐，与被“边缘化”的学生一样，不被关注、倍感孤独。《闪光少女》中的价值观与年轻人所秉持的自由、平等与尊重相契合。关注个体价值、聚焦个体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是年轻一代人的心理诉求，也是其价值观念。
聚焦个体生存状况、关注个体情感状况其实也并非是外国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兴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存有对个体的关怀与对人性的关照。《诗经》作为中华文艺的源头、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几千年来被传诵不断。但细细思考一番就会发现，《诗经》之中普及度最高的篇章还属十五国风。《风》所记载的风土人情、民间歌谣相比《雅》《颂》之中的贵族、文人、宗庙祭祀诗歌，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与思想情感。在《诗经》几千年的流传中，名篇《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皆是例證。源远流长、脍炙人口的背后，反映的是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向心力。而这种生命力来源于对人性的关照、对个体生存及精神的关注，向心力则来源于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心理。 电影《百鸟朝凤》让观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聚焦，促使人们认识到传承过程中的困难与窘境，《闪光少女》则在这种聚焦下开始思考应当如何突破这种困难和窘境。通过粗略地纵向梳理我国文化的演进与华语电影历史的变迁，横向分析邻国日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方式，我们就会发现《闪光少女》中对待传单的形式上的借鉴，却能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文化传承中对文化基因的重视与尊重。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传统文化被批判和重新思考，却也在这种过程中得到了扬弃与创新。传统文化以各种新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得以传播和传承。如白话文学运动、白话新诗的兴起与流行、中国现代戏剧的兴起和发展等无不以扬弃与创新的方式传播着传统文化。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艺术形式达到了深度融合。結合时代潮流与思想，相继出现了如《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小城之春》（1948）、《万家灯火》（1948）以及《早春二月》（1963）等电影作品。这些电影顺应时代思潮，拥有现代与进步的思想，但在文化气质和审美趣味上却具有东方传统的特点。这种深度融合成功的背后，实质是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顺应。共同且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基因有所差异，它往往被时代潮流所影响。
文化基因和文化心理是两个相互解释的概念，文化基因就宛如区别于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身体密码，它由我统文化的传承态度与价值取向，也并非绝对的“年轻”与“新生”。
在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之初，电影被称为“影戏”。电影在当初，以西方新兴艺术形式的身份流传入中国。电影艺术发展至今能被中国大众接受并喜爱，离不开最初传统戏剧与电影艺术的联姻。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即是由传统戏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改编而成。中国电影在发展、传播之初，便是通过传统艺术与新型艺术形式的简单结合来完成的。这种结合虽然是简们的血缘承接，以家族的形式传递，在历经时代更替、岁月洗礼后，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谦逊敦厚、哀而不伤、温柔婉约、含蓄矜持等文化气质都具有文化基因的烙印。
文化心理受文化基因的影响，也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外界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文化基因虽然是文化心理的基调，但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也很难避免被一代又一代发生变化的文化心理所影响，甚至“变异”。电影《百鸟朝凤》对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聚焦的背后，反映的即是这种对文化心理引起文化基因“变异”的焦虑。这种焦虑虽然带有值得肯定的忧患意识，但以焦三爷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在影片中始终带有因循守旧的气质，他的坚守是固执的，这种坚守中也具有抵触新事物、新变化，拒绝顺应时代的特点。当坚守以固执、抗拒的姿态出现，所有的坚持就会化作一意孤行。相比《百鸟朝凤》，《闪光少女》将青春、热血元素融入影片的同时，也向观众展现出一种包容、开放、充满生机拥抱新事物、新变化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正是传统文化传承中，顺应时代变化、创新发展的体现。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丝不变的承接，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吸收容纳各种先进文化，改良创新，不断完善民族文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传承的必然趋势。形成且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旗袍和中山装，是吸收容纳多元文化后，对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创新的例证。中华民族历来以汉唐为荣，从汉代开始，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直至唐代达到了顶峰。盛唐时期，长安是整个亚洲的中心，唐代的文化影响几乎波及全世界。唐代的鼎盛繁荣与包容多元的文化态度密不可分，盛唐时期，西域文化、北方羌族文化等众多当时被视作异域文明的外来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丰富和发展了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现今极具民族特色的乐器与歌舞，例如：琵琶、胡琴、羌笛、新疆舞等，在当时都是被视作外来文化元素被传入和吸收的。被视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唐诗，其形成也与融入豪迈奔放、自由旷达等少数民族文化气质有关。
盛唐时期的文化辐射几乎波及全世界，这种文化影响也源远流长。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大量融入唐代文化息息相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唐代文化都被日本奉为圭臬。但在学习、吸收唐代文化的同时，日本也学习了唐代包容开放的文化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于江户时期、被日本推崇为国学四大名人之一的本居宣长，在传承日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本居宣长所处的时代是唐代文化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时代。当时不少的“复古派”学者提倡复兴旧学，本居宣长在研读了众多中日古籍之后，提出了与传统“复古派”截然不同的文化传承路径。本居宣长最初提出“完全摆脱中国思想”，重建日本民族精神的文化发展目标，但在后期他逐步认识到完全摆脱难以做到，只能有弃有扬地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挖掘和发展大和民族的文化。最终本居宣长以“物哀观”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也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作出卓越贡献。
在我们思考当前传统文化应当如何传承，在传承过程中又应当如何突破窘境等问题之时，唐代的繁荣鼎盛与日本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这两者也许能为我们的思考带来回答。正如盛唐一样，包容开放，顺应时代，将多元文化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是传承文化的基本态度。对吸收融入的外来文化做到有弃有扬，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此进行文化的改良和创新。日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使文化生命力得以长久鲜活的示范。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文化生命力与向心力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年轻一代喜爱、关注、理解并传承这种文化。决定文化向心力与生命力的文化基因相对固定，对文化基因突然“变异”的忧虑大可不必，但在传承的过程中，改变与创新，甚至对传统的重新书写通常也难以避免。挖掘文化基因中的优秀部分，顺应时代潮流与心理，融入多元文化，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与有效传承。
参考文献：
[1] [美]大卫·波德维尔. 世界电影史[M]. 范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日]本居宣长. 日本物哀[M]. 王向远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3]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