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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一个朋友想去看电影，买票之前，你需要把两个人的多种偏好都考虑进去：喜剧还是浪漫剧？早场还是晚场？靠近工作单位还是靠近住所？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你们两个人的共同决定产生某种影响，然而，由于此事只局限于二人，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还是相对容易的。
假设你和三位朋友一起去看电影，难度就增加了，因为群体的偏好不大可能完全重叠。其中两个人喜欢动作片，另两个人深恶痛绝；一个人想赶早场，其余三个坚持去晚场两个人的决定只需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而四个人需要达成的意见增加到6个。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四人群体的协调难度是二人群体的6倍，这种效应随着群体规模的稍稍增加会变得相当严重。
假定要一起去看电影的群体扩大到了10个人，那么，等待这些人各自达成45个之多的意见，就成了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努力。你和伙伴们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天也不能保证你们最终会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投票决定或者各回各家。这些困难和友情的深浅无关，和看电影这个行为也无关；它们是对群体复杂性的严酷逻辑的回应。随着一个群体哪怕只增大一点点规模，获得一致意见都变成困难之极，最后成为不可能之事。
这种复杂性，用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话来说，意味着“多就是不同”（more is different）。1972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写道，任何事物的集合体，不论是原子还是人，都会呈现出单凭观察其组成成分而根本无法预测到的复杂行为。孤立地研究构成水分子的原子，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水的所有性能。对于人来说，这种因集合模式而产生的崭新性能同样真实。社会学不是应用于群体之上的心理学，身处群体环境下的个体，会表现出在单个人时无法想象的行为。这些特性的存在都是因为，群体不简单地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已。
菲利普·安德森的文章直接抨击了科学的简化法，根据这种方法，系统被简化到最小元素，然后人们对这些元素进行研究。这篇文章里引到的大多数著作假定，很多人的集合会显示出无法简化为个体行为的特性，也就是“多就是不同”的核心观点。它显示了，在数量上庞大的系统，在质量上会出现不同，事物集合体于其复杂性的每一层面，都可能呈现完全崭新的特性。
虽然安德森是在分析物理学领域的特定现象，他的识见却可以用于许多方面。例如，在教育上，“多就是不同”显现得很明显。当规模和复杂性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网上课堂、大型公开课，易接近性和信息的丰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有250位学生的一堂课不等于25位学生的课放大10倍。如果一门网络课的报名人数达到八九百人，这会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更多的意见，更多的媒介，更多的设备，更多的语言，更多的地点。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是：教师的控制度降低；学生对内容和学习关系需要更多的供给和定义；出现更多的混乱、混沌和噪音；信息流动更大，那些善于“结网”的人在课上会更自在；学生互相帮助的程度提高；个人专长的感觉下降，更多依靠经由集体的与合作的话语而形成的思想和技能；学生加剧分化，组建具有相同兴趣的小团体，以应付复杂性和使自己的学习个性化。
用“多就是不同”的观点来观察社交，你会发现，随着群体的扩大，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直接互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假定说维系两个人的关系所需的努力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当群体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的努力则会变得不可持续。即使是在简单的情境下，你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例如，在人们端着杯子祝酒的时候。在一个小群体中，人人都可以互相碰杯；在较大的群体中，人们只能和坐得较近的人碰杯。
同样道理，弗雷德·布鲁克斯（Fred Brooks）在他写的《神秘的人月》（The Mythical Man-Month）中指出，往一个拖期的项目中投入更多的人力只会令该项目的时间拖得更长，因为新加入的员工增加了群体中的协调成本。由于这种限制是非常基本的，也因为这样的问题永远也不可能予以解决，每一个大的群体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此一挑战。
奥巴马切向企业高管的这一刀
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是一个奇观。日前我跟正在撰写《中国大趋势》的奈斯比特交流，当提及猜测奥巴马身后或有庞大财团在左右局面时，他非常果断地说：“不对。奥巴马就是他自己。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曾经在芝加哥跟他居住在同一个街区，那个区域的人都是平民背景。”或许有更多的细节我们没法搞清，当观察了全部奥巴马的竞选演讲后，我更愿意相信，奥巴马能够赢，可以归结为他个人的“地头力”。
奥巴马不受经验教条的左右，是一个有着很强突破性思维的领袖。60年前，他的父亲就是进入美国餐馆还被人拒绝，今年他却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了。当面对两场战争、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国际社会对美国人排斥这样的尴尬局面，他诉诸普通人的情感，从一个父亲的责任，用“以己推人”的东方智慧直指人心，点燃了美国人的激情，并以修心（身）、齐心（家）、治心（国）、平心（天下）为纲对紧急经济问题频频出手。
金融海啸袭击全球，全球大多数企业纷纷祭出裁员减薪的王旗，但一手造成深刻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一边要求政府救援，一边分红高达200亿美元。银行家们的“疯狂宴会”激起奥巴马的愤怒。他说：“那是无耻的。我们需要那些华尔街的人们在寻求援助时展示出一些自制、一些约束以及一些责任感。”
脾气是一种激情，奥巴马很快又拿出了具体的限薪令，即对接受联邦政府大笔金融救助款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封顶。这是个不小的震动。据美国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统计，美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年收入差距在400倍左右，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收入差距更大。以华尔街一般从业人员年薪10万美元计，50万美元年薪才是员工的5倍。从400倍到5倍，这就是奥巴马的雷霆之势：在经济萧条时期，他要向全国发布一个信号，福利分配应该更多地向那些普通工人和等待就业的人倾斜，而不应该使少部分人富上加富。
奥巴马这一刀下去看似平常，只涉及一个企业高管年薪奖金分配的枝节，但实际上触及了美国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就是，不创造价值的高管拿丰厚的年薪，而直接创造价值的一线员工却只有微薄的收入，还要常常成为高管们决策失误的牺牲品。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我看深层的原因就是美国体制的这个弊端，极大地限制了一线员工的工作激情。
1927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制造业骄傲的通用汽车，如今已濒临倒闭的边缘，这个曾经的“蓝血十杰”摇篮，已经被数字官僚体制拘押得太久。即便没有金融危机也挺不了多少日子，美国消费者说的“脑瘫才买美国大车”，就是对通用汽车最直接的讽刺。还有它生产汽车的成本结构，市场已经没有能力承受高管几千万美元的年薪。美国汽车行业的官僚结构如此庞大，已经使得有技术、有品牌、有渠道的通用汽车丧失了竞争中的生存能力。
公司中的官僚体制和不反映真实的数字管理模式，把本来有独立思考的员工，变成了机器和数字的奴隶。他们已经堕落成按照习惯撞钟的和尚，没有了创造的激情。奥巴马这一刀令华尔街精英们哗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寄生的那个毒瘤，或许才是奥巴马的真正目标。
假设你和三位朋友一起去看电影，难度就增加了，因为群体的偏好不大可能完全重叠。其中两个人喜欢动作片，另两个人深恶痛绝；一个人想赶早场，其余三个坚持去晚场两个人的决定只需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而四个人需要达成的意见增加到6个。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四人群体的协调难度是二人群体的6倍，这种效应随着群体规模的稍稍增加会变得相当严重。
假定要一起去看电影的群体扩大到了10个人，那么，等待这些人各自达成45个之多的意见，就成了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努力。你和伙伴们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天也不能保证你们最终会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投票决定或者各回各家。这些困难和友情的深浅无关，和看电影这个行为也无关；它们是对群体复杂性的严酷逻辑的回应。随着一个群体哪怕只增大一点点规模，获得一致意见都变成困难之极，最后成为不可能之事。
这种复杂性，用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话来说，意味着“多就是不同”（more is different）。1972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写道，任何事物的集合体，不论是原子还是人，都会呈现出单凭观察其组成成分而根本无法预测到的复杂行为。孤立地研究构成水分子的原子，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水的所有性能。对于人来说，这种因集合模式而产生的崭新性能同样真实。社会学不是应用于群体之上的心理学，身处群体环境下的个体，会表现出在单个人时无法想象的行为。这些特性的存在都是因为，群体不简单地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已。
菲利普·安德森的文章直接抨击了科学的简化法，根据这种方法，系统被简化到最小元素，然后人们对这些元素进行研究。这篇文章里引到的大多数著作假定，很多人的集合会显示出无法简化为个体行为的特性，也就是“多就是不同”的核心观点。它显示了，在数量上庞大的系统，在质量上会出现不同，事物集合体于其复杂性的每一层面，都可能呈现完全崭新的特性。
虽然安德森是在分析物理学领域的特定现象，他的识见却可以用于许多方面。例如，在教育上，“多就是不同”显现得很明显。当规模和复杂性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网上课堂、大型公开课，易接近性和信息的丰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有250位学生的一堂课不等于25位学生的课放大10倍。如果一门网络课的报名人数达到八九百人，这会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更多的意见，更多的媒介，更多的设备，更多的语言，更多的地点。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是：教师的控制度降低；学生对内容和学习关系需要更多的供给和定义；出现更多的混乱、混沌和噪音；信息流动更大，那些善于“结网”的人在课上会更自在；学生互相帮助的程度提高；个人专长的感觉下降，更多依靠经由集体的与合作的话语而形成的思想和技能；学生加剧分化，组建具有相同兴趣的小团体，以应付复杂性和使自己的学习个性化。
用“多就是不同”的观点来观察社交，你会发现，随着群体的扩大，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直接互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假定说维系两个人的关系所需的努力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当群体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的努力则会变得不可持续。即使是在简单的情境下，你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例如，在人们端着杯子祝酒的时候。在一个小群体中，人人都可以互相碰杯；在较大的群体中，人们只能和坐得较近的人碰杯。
同样道理，弗雷德·布鲁克斯（Fred Brooks）在他写的《神秘的人月》（The Mythical Man-Month）中指出，往一个拖期的项目中投入更多的人力只会令该项目的时间拖得更长，因为新加入的员工增加了群体中的协调成本。由于这种限制是非常基本的，也因为这样的问题永远也不可能予以解决，每一个大的群体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此一挑战。
奥巴马切向企业高管的这一刀
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是一个奇观。日前我跟正在撰写《中国大趋势》的奈斯比特交流，当提及猜测奥巴马身后或有庞大财团在左右局面时，他非常果断地说：“不对。奥巴马就是他自己。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曾经在芝加哥跟他居住在同一个街区，那个区域的人都是平民背景。”或许有更多的细节我们没法搞清，当观察了全部奥巴马的竞选演讲后，我更愿意相信，奥巴马能够赢，可以归结为他个人的“地头力”。
奥巴马不受经验教条的左右，是一个有着很强突破性思维的领袖。60年前，他的父亲就是进入美国餐馆还被人拒绝，今年他却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了。当面对两场战争、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国际社会对美国人排斥这样的尴尬局面，他诉诸普通人的情感，从一个父亲的责任，用“以己推人”的东方智慧直指人心，点燃了美国人的激情，并以修心（身）、齐心（家）、治心（国）、平心（天下）为纲对紧急经济问题频频出手。
金融海啸袭击全球，全球大多数企业纷纷祭出裁员减薪的王旗，但一手造成深刻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一边要求政府救援，一边分红高达200亿美元。银行家们的“疯狂宴会”激起奥巴马的愤怒。他说：“那是无耻的。我们需要那些华尔街的人们在寻求援助时展示出一些自制、一些约束以及一些责任感。”
脾气是一种激情，奥巴马很快又拿出了具体的限薪令，即对接受联邦政府大笔金融救助款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封顶。这是个不小的震动。据美国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统计，美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年收入差距在400倍左右，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收入差距更大。以华尔街一般从业人员年薪10万美元计，50万美元年薪才是员工的5倍。从400倍到5倍，这就是奥巴马的雷霆之势：在经济萧条时期，他要向全国发布一个信号，福利分配应该更多地向那些普通工人和等待就业的人倾斜，而不应该使少部分人富上加富。
奥巴马这一刀下去看似平常，只涉及一个企业高管年薪奖金分配的枝节，但实际上触及了美国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就是，不创造价值的高管拿丰厚的年薪，而直接创造价值的一线员工却只有微薄的收入，还要常常成为高管们决策失误的牺牲品。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我看深层的原因就是美国体制的这个弊端，极大地限制了一线员工的工作激情。
1927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制造业骄傲的通用汽车，如今已濒临倒闭的边缘，这个曾经的“蓝血十杰”摇篮，已经被数字官僚体制拘押得太久。即便没有金融危机也挺不了多少日子，美国消费者说的“脑瘫才买美国大车”，就是对通用汽车最直接的讽刺。还有它生产汽车的成本结构，市场已经没有能力承受高管几千万美元的年薪。美国汽车行业的官僚结构如此庞大，已经使得有技术、有品牌、有渠道的通用汽车丧失了竞争中的生存能力。
公司中的官僚体制和不反映真实的数字管理模式，把本来有独立思考的员工，变成了机器和数字的奴隶。他们已经堕落成按照习惯撞钟的和尚，没有了创造的激情。奥巴马这一刀令华尔街精英们哗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寄生的那个毒瘤，或许才是奥巴马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