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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原张家口地区党史办主任孟常谦决定为葛启同志编写传记，邀我担任责任编辑。我用了半年时间，整理出书稿。1997年春节过后，我和孟常谦将书稿送到石家庄，请葛老审阅并补充内容，住了半月时间。葛老还于1996年和1998年两次回到张家口，组织对书稿的讨论，我都参加了。说起张家口，葛老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我爱张家口的山、张家口的水，更怀念张家口的人民。”
葛启，原名葛善举，字启秀，1913年12月生于河北省望都县西阳邱村。1929年考入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1930年12月因参加学潮驱赶反动校长受到迫害，1936年8月毕业后在望都县第一高小任教。“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并于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43年5月来到今属张家口市的海陀山区，出任平北专署公安科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察东专署专员、冀察专署专员。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张家口这片热土，先后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市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58年4月任张家口地（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9月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1960年4月调保定工作。1962年6月甄别平反后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被错误定为“胡、葛反党集团”，“文革”中受到长期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1980年1月至1985年6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1985年10月离休。
葛启在担任张家口地（市）委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虚报浮夸；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1958年，在全面展开“大跃进”运动的形势下，葛启作为中共张家口地（市）委第一书记，满腔热情地积极参与和领导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决心率领人民群众夺取更大的战果。但在实践中，他很快就发现了普遍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做法。在当时“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情势下，他有许多担心和忧虑。考虑怎样让干部群众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一天，他碰到全国文联下放到涿鹿县劳动锻炼的作家黄秋耘（临时调到《张家口日报》工作），对放“卫星”提出置疑：“报上登的那些高产典型都是真的吗？”
黄秋耘一怔，说：“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粮食不可信。但报纸是党委的喉舌，不跟形势怎么行呀！”黄秋耘接着又向葛启反映：“许多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上山找矿，庄稼霉烂在了地里。”
葛启说：“这样搞下去，丰产不丰收，下一年青黄不接，春荒的日子是不好度过的。”
黄秋耘感到象葛启这样求真务实的领导同志不是很多，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在《风雨人生》一书中写道：葛书记是个脚踏在地上实事求是的务实派。
葛启所关注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也已察觉并着手纠正。不久，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作出决策，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纠正浮夸假报风。接到会议精神后，葛启感到有了纠正浮夸风的依据和办法，亲自动手为《张家口日报》和地委理论刊物《大海陀》写社论，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对干部进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一是集中讨论整顿人民公社问题，实行两级核算、四级管理、两级包产；二是下发了《对农村人民公社十大具体问题的规定》，对自留地、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有所放宽，允许农民利用休息时间经营等；三是提出入食堂自愿，农民可以从食堂打粮食回家等；四是在分配上贯彻多劳多得，超过包产指标的可按原定包产奖励办法奖励；五是平调社员的财物退赔，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可折价归还，一次还不起的可分期偿还。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中央制定的政策结合张家口实际情况的具体化。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这是当时人们渴望达到的最低要求。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还没来得及在基层落实，葛启就在1959年8月召开的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他为地委报纸、刊物上写的社论和在张北县委扩大会、五级干部会、市中级干部培训班、人代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错误的。省委在会议结论中说：“从今年1月开始，葛启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攻击省委直到中央的领导。”会议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免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葛启丝毫没有改变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苦苦思索。在任保定胶片厂筹建处副主任的二年半时间内，他还反复研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坚定地认为自己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思想作风没有错。
1962年4月，河北省委根据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为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撤销了《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恢复其名誉和职务。葛启回到张家口重新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继续探索恢复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工作。当时面对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农民生活极度困难。
他首先来到当时生产上问题较多，农民生活极度困难的蔚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粮食生产从1958年的1.84亿斤下降到1960年的1.078亿斤，人均口粮只有日均7两原粮，当时执行16两制，7两只等于10两制的4.37两。葛启问，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县委领导说：主要是搞一大二公、穷过渡、刮共产风、搞浮夸假报、高征购等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谈到教训时，县委负责人说：“哪里‘五风’刮得大，哪里死人多。有的公社月死亡人口率高达7.64%，一般也在6.32%、4.74%，而一些‘五风’小的地方人口死亡率只有1.54——0.91%。”
葛启又来到蔚县常宁公社。公社书记汇报情况说：“全公社总耕地19229亩，有白茬地10200亩。4个行政村，8个大队，59个生产队，1154户，3433人，男女整半劳力1536人。牲畜189头，膘情好的47头，膘情不好但能使役的61头，不能使役的81头，占43%。东沟一队1头牲畜也没有，4个生产队只有一头牲畜，很瘦弱。有母驴11头，母牛18条，瘦弱不发情。”说到群众生活，公社书记说：“1961年实产粮食400679市斤，每亩平均25.3斤，留籽种138658斤，饲料42050斤，口粮219971斤，每人平均64斤，每日平均0.135斤，其中小庄最多，日均0.41斤。司街最少，日均只有半两。去年秋收一结束，即有24个生产队群众没粮吃，现在是7月半，到9月15日接上新粮，每人每日以5两计，需要粮食102990斤，现存口粮42987.2斤，劳动补助粮29872斤，还缺3013008斤。事实上每人每天5两不够吃，群众只有破产渡荒，已拿出12000件物品换粮食。东沟大队115户，已有105户变卖一空。” 听完公社书记的汇报，葛启趁午后休息时间和地委书记处书记张何明，秘书长亢杰到村中去看情况，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推碾子，碾盘上只有一斤多点粮食，连碾盘也没铺满，要轧成面回去喝糊糊。他们又到了一户农民家里，一家人正在吃饭，锅里全是南瓜条，一点粮食也没有。他心里一阵酸楚，农民生活确实困难到了极点，手里要真有粮食，何至于此呢！
在讨论解决面临的困难时，他根据一路调查看到的问题，提出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定产到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归己）”二十四字生产责任制。而群众坚持要求“包产到户”，认为“交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明了，省掉了中间环节，不用算账。葛启从实际出发，毅然同意常宁公社群众实行“包产到户”。后来，他通过蹲点调查研究，又在怀安县沙家屯试行农民“操心田”，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64年，葛启被错误定为“胡、葛、解反党集团”，再一次被撤销地委第一书记职务，作为普通的“四清”工作队员到农村参加“四清”。他没有因此而痛苦，反而觉得欣慰。原因是又能够和农民在一起，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更好地研究农村生产力发展变化。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他的罪名又进一步升级，叫做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由人押解到地直各单位和各县乡、村轮番进行批斗。虽然失去了“人生自由”，但他还是利用接受批判的机会，把听基层干部和农民批判发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侧重了解农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生活贫困程度。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暗中同情葛启、保护葛启。有一次，他在蔚县接受批判时，一个农民把自己坐着的小板凳放在他的屁股底下。当太阳升高时，又有人把草帽给他戴在头上。吃饭时，一个农民把葛启叫到家里吃聘闺女的油炸糕熬豆腐。还有一次，在赤城县一个村里，专案组摆好了几个长条板凳，准备让葛启等人站到上面接受批斗。老乡们纷纷把板凳拿走，说怎么能给这些走资派坐呢，还是我们坐着放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为葛启平反，指出：“根本不存在胡开明、葛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阴谋集团，胡葛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等问题。”中共张家口地委也宣布：“所谓胡葛解问题，是张家口地区最大的冤案，坚决予以平反，强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葛启在两次任张家口地、市委书记期间，都全身心地集中在探索研究发展当地生产力，尽快改变张家口的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上面，把珍贵年华奉献给了张家口人民，与张家口的干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仍时时牵挂着张家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98年夏末秋初，他再一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张家口，常宁乡仍然是谈话的一个重点。人们告诉他常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乡1981年生产责任制实行之初，粮食总产量即达到421万斤，等于1961年的21倍多，总收入161万元，比1981年增加61%，人均收入增加52.4%。九十年代发展更快，1996年社会总产值2918万元，粮食总产量490万斤，油料54.6万公斤，人均纯收入2488元。常宁变了，蔚县全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贫困状况。1997年工农业总产值22.58亿元，是1978年7.2倍，财政收入8705万元，是1978年的12倍。
葛启对张家口人民和这片热土有着太深、太浓的爱，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我1943年调到平北工作，直到1977年离开张家口，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锻铸了我对张家口人民及张家口山山水水的深厚感情。我虽然离开张家口十多年了，可心里仍时时地想着她，愿意时常去看看她，也确实忘不了她。每当我听到或看到张家口受灾，就忧心如焚，也为她的每一个进步和变化而感到由衷地喜悦和欣慰。”
葛启，原名葛善举，字启秀，1913年12月生于河北省望都县西阳邱村。1929年考入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1930年12月因参加学潮驱赶反动校长受到迫害，1936年8月毕业后在望都县第一高小任教。“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并于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43年5月来到今属张家口市的海陀山区，出任平北专署公安科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察东专署专员、冀察专署专员。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张家口这片热土，先后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市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58年4月任张家口地（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9月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1960年4月调保定工作。1962年6月甄别平反后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被错误定为“胡、葛反党集团”，“文革”中受到长期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1980年1月至1985年6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1985年10月离休。
葛启在担任张家口地（市）委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虚报浮夸；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1958年，在全面展开“大跃进”运动的形势下，葛启作为中共张家口地（市）委第一书记，满腔热情地积极参与和领导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决心率领人民群众夺取更大的战果。但在实践中，他很快就发现了普遍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做法。在当时“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情势下，他有许多担心和忧虑。考虑怎样让干部群众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一天，他碰到全国文联下放到涿鹿县劳动锻炼的作家黄秋耘（临时调到《张家口日报》工作），对放“卫星”提出置疑：“报上登的那些高产典型都是真的吗？”
黄秋耘一怔，说：“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粮食不可信。但报纸是党委的喉舌，不跟形势怎么行呀！”黄秋耘接着又向葛启反映：“许多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上山找矿，庄稼霉烂在了地里。”
葛启说：“这样搞下去，丰产不丰收，下一年青黄不接，春荒的日子是不好度过的。”
黄秋耘感到象葛启这样求真务实的领导同志不是很多，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在《风雨人生》一书中写道：葛书记是个脚踏在地上实事求是的务实派。
葛启所关注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也已察觉并着手纠正。不久，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作出决策，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纠正浮夸假报风。接到会议精神后，葛启感到有了纠正浮夸风的依据和办法，亲自动手为《张家口日报》和地委理论刊物《大海陀》写社论，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对干部进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一是集中讨论整顿人民公社问题，实行两级核算、四级管理、两级包产；二是下发了《对农村人民公社十大具体问题的规定》，对自留地、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有所放宽，允许农民利用休息时间经营等；三是提出入食堂自愿，农民可以从食堂打粮食回家等；四是在分配上贯彻多劳多得，超过包产指标的可按原定包产奖励办法奖励；五是平调社员的财物退赔，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可折价归还，一次还不起的可分期偿还。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中央制定的政策结合张家口实际情况的具体化。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这是当时人们渴望达到的最低要求。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还没来得及在基层落实，葛启就在1959年8月召开的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他为地委报纸、刊物上写的社论和在张北县委扩大会、五级干部会、市中级干部培训班、人代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错误的。省委在会议结论中说：“从今年1月开始，葛启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攻击省委直到中央的领导。”会议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免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葛启丝毫没有改变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苦苦思索。在任保定胶片厂筹建处副主任的二年半时间内，他还反复研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坚定地认为自己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思想作风没有错。
1962年4月，河北省委根据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为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撤销了《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恢复其名誉和职务。葛启回到张家口重新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继续探索恢复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工作。当时面对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农民生活极度困难。
他首先来到当时生产上问题较多，农民生活极度困难的蔚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粮食生产从1958年的1.84亿斤下降到1960年的1.078亿斤，人均口粮只有日均7两原粮，当时执行16两制，7两只等于10两制的4.37两。葛启问，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县委领导说：主要是搞一大二公、穷过渡、刮共产风、搞浮夸假报、高征购等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谈到教训时，县委负责人说：“哪里‘五风’刮得大，哪里死人多。有的公社月死亡人口率高达7.64%，一般也在6.32%、4.74%，而一些‘五风’小的地方人口死亡率只有1.54——0.91%。”
葛启又来到蔚县常宁公社。公社书记汇报情况说：“全公社总耕地19229亩，有白茬地10200亩。4个行政村，8个大队，59个生产队，1154户，3433人，男女整半劳力1536人。牲畜189头，膘情好的47头，膘情不好但能使役的61头，不能使役的81头，占43%。东沟一队1头牲畜也没有，4个生产队只有一头牲畜，很瘦弱。有母驴11头，母牛18条，瘦弱不发情。”说到群众生活，公社书记说：“1961年实产粮食400679市斤，每亩平均25.3斤，留籽种138658斤，饲料42050斤，口粮219971斤，每人平均64斤，每日平均0.135斤，其中小庄最多，日均0.41斤。司街最少，日均只有半两。去年秋收一结束，即有24个生产队群众没粮吃，现在是7月半，到9月15日接上新粮，每人每日以5两计，需要粮食102990斤，现存口粮42987.2斤，劳动补助粮29872斤，还缺3013008斤。事实上每人每天5两不够吃，群众只有破产渡荒，已拿出12000件物品换粮食。东沟大队115户，已有105户变卖一空。” 听完公社书记的汇报，葛启趁午后休息时间和地委书记处书记张何明，秘书长亢杰到村中去看情况，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推碾子，碾盘上只有一斤多点粮食，连碾盘也没铺满，要轧成面回去喝糊糊。他们又到了一户农民家里，一家人正在吃饭，锅里全是南瓜条，一点粮食也没有。他心里一阵酸楚，农民生活确实困难到了极点，手里要真有粮食，何至于此呢！
在讨论解决面临的困难时，他根据一路调查看到的问题，提出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定产到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归己）”二十四字生产责任制。而群众坚持要求“包产到户”，认为“交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明了，省掉了中间环节，不用算账。葛启从实际出发，毅然同意常宁公社群众实行“包产到户”。后来，他通过蹲点调查研究，又在怀安县沙家屯试行农民“操心田”，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64年，葛启被错误定为“胡、葛、解反党集团”，再一次被撤销地委第一书记职务，作为普通的“四清”工作队员到农村参加“四清”。他没有因此而痛苦，反而觉得欣慰。原因是又能够和农民在一起，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更好地研究农村生产力发展变化。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他的罪名又进一步升级，叫做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由人押解到地直各单位和各县乡、村轮番进行批斗。虽然失去了“人生自由”，但他还是利用接受批判的机会，把听基层干部和农民批判发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侧重了解农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生活贫困程度。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暗中同情葛启、保护葛启。有一次，他在蔚县接受批判时，一个农民把自己坐着的小板凳放在他的屁股底下。当太阳升高时，又有人把草帽给他戴在头上。吃饭时，一个农民把葛启叫到家里吃聘闺女的油炸糕熬豆腐。还有一次，在赤城县一个村里，专案组摆好了几个长条板凳，准备让葛启等人站到上面接受批斗。老乡们纷纷把板凳拿走，说怎么能给这些走资派坐呢，还是我们坐着放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为葛启平反，指出：“根本不存在胡开明、葛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阴谋集团，胡葛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等问题。”中共张家口地委也宣布：“所谓胡葛解问题，是张家口地区最大的冤案，坚决予以平反，强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葛启在两次任张家口地、市委书记期间，都全身心地集中在探索研究发展当地生产力，尽快改变张家口的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上面，把珍贵年华奉献给了张家口人民，与张家口的干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仍时时牵挂着张家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98年夏末秋初，他再一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张家口，常宁乡仍然是谈话的一个重点。人们告诉他常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乡1981年生产责任制实行之初，粮食总产量即达到421万斤，等于1961年的21倍多，总收入161万元，比1981年增加61%，人均收入增加52.4%。九十年代发展更快，1996年社会总产值2918万元，粮食总产量490万斤，油料54.6万公斤，人均纯收入2488元。常宁变了，蔚县全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贫困状况。1997年工农业总产值22.58亿元，是1978年7.2倍，财政收入8705万元，是1978年的12倍。
葛启对张家口人民和这片热土有着太深、太浓的爱，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我1943年调到平北工作，直到1977年离开张家口，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锻铸了我对张家口人民及张家口山山水水的深厚感情。我虽然离开张家口十多年了，可心里仍时时地想着她，愿意时常去看看她，也确实忘不了她。每当我听到或看到张家口受灾，就忧心如焚，也为她的每一个进步和变化而感到由衷地喜悦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