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代以来,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都在四马路一带扎堆。四马路,总长不到三里,但它是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就在这里兴起。
1872年,英商美查在此创办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从此,四海报人、笔士,他们多是落第举子,接踵而来,聚集于此,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书报馆,呼风唤雨,有史以来,中国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这里是中国文化产业化基地,也是近代文人自由化基地。
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在四马路上,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
于是,维新之风骤起,吹皱了四马路上的一池春水。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未果,写了一本《公车上书记》,就拿到四马路来出版了。
书出版后,由四马路古香阁书庄经销,为了推销此书,经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过六次广告。一条小广告,夹在 “参茸海狗肾兴阳种子补身酒”和“参茸海狗肾扶阳种子丸”中间,不显眼,似乎救国没有补肾重要。
这在当时堪称盛举,可书却卖得不好,不久就打折销售。
开始,本书定价两角,打折销售时,大本四分,小本二分,经销者赔了,可康有为作为政治明星却升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四马路上的文化产业。
乘《公车上书记》发行东风,康有为在上海设立了“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就设在四马路上。“强学会”初起时,朝野震动,天下响应,连李鸿章也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居然都被拒绝。
由于“强学会”有明显党争色彩,被保守派官僚攻击,于是乎被禁,梁启超在北京主笔的“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也随即被封。
而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关闭时,有余款1200元。
黄遵宪与汪康年商量,决定用余款创办《时务报》。于是,黄遵宪又捐了1000元,邹凌翰捐500元。黄、汪两人一起邀梁启超南下,梁遂于1896年3月,由京城南下,到了上海,就在四马路住下,住在跑马厅附近梅福里。
报馆仍用“强学会”旧址,在四马路之望平街上,公推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栏目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外杂志、域外报译。
报为旬刊,每期一册,二十多页,三万多字,连史纸石印。
连史纸,始于元代,是中国最好的纸,有“寿纸千年”的美誉,所谓“妍妙辉光,皆世称也”。最初产于福建邵武,后来传到江西铅山一带。
也许是水土原因,铅山一带产的连史纸,后来者居上了。选上好嫩竹,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据说有72道工艺。纸质上佳,白如羊脂,润如岫玉,防虫耐热,历久不变。因此,元、明、清以来,典籍多用连史纸印,明刊《十七史》,用的就是连史纸。
西学东渐,主要靠纸媒。造纸术的故乡,虽然准备了连史纸,但印刷术的产地,雕版印刷却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传来的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出现于1796年,是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发明的。大约于19世纪30年代,由传教士带到了广州。
石印技术,乃基于“油水不容”的原理,用油性墨,在石版上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落到纸上,墨成图文,水归于白。
石板,要质地细腻,打磨平滑,据说,也需要进口。
《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二年,麦都思来到上海,开“墨海书馆”,印刷了《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为上海石版印刷先风。
姚公鹤《上海闲话》说:“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
一部字典,数月之间销售十万部,点石斋获利颇丰,四马路上的书商们,遂纷纷效仿,连史纸与石印技术结合,文化产业风靡于世了。
到了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就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每期刊首,必有梁文,长论《变法通议》连载21期,长达一年零三个月。
汪康年在上海,也算是四马路上老报人了。梁启超一来上海,就听他喋喋不休谈论“状元夫人”,这也是“时务”——四马路上时尚文化。
这“状元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赛金花,其时名曹梦兰。
梦兰书寓的牌子,虽然挂在二马路上,可它文化底蕴还在四马路,四马路“先生”和“校书”,哪个不谈“时务”?梦兰书寓就有《时务报》。
“时务”,在花国变成了时尚,谈谈《变法通议》,不光取悦客人,充当红颜知己,而且还能显示香艳的妓女爱国主义,很迷你。报馆里,梁耳畔,总有人提起梦兰书寓。四马路上,妓女谈时务,文人言时尚,互补矣。
不久,谭嗣同从湖南北上进京,路经上海,来拜会梁启超。
汪康年建议,去梦兰书寓,谭因其父曾任湖北巡抚,与梦兰亡夫洪钧同事,且有私谊,也想见一见这位“状元夫人”,梁启超便附和之。
梦兰闻讯,来者乃梁任公等人,都是林旭的同志,便赶紧换了衣服,来与他们相认。众人见面,由汪康年一一介绍,可梦兰却未提林旭。
她与林旭有一段恋情,从未向人提起,晚年回忆往事也没提起。为什么不提?她以林旭为隐私,把他藏在心里。如非林旭自述,谁知其事?
谭嗣同同她谈起父亲与洪钧往事,梦兰听了,心里酸楚。众人感慨之余,问她在德国的感受,她说:德国人团结。
可“团结”两字,谈何容易!“强学会”才兴起,就摆出一副分裂架势,将李鸿章都排除在外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者。
“强学会”“分”了,《时务报》风行了不一年,也“分”了。本来,《时务报》摆开架势,开足马力,可与《申报》竞争。
那时,汪康年经营《时务报》,在鄂、湘,京、鲁和苏州、镇江以及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广设发行点。
张之洞发《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扎》,给予支持。只数月,发行量就在一万二千份以上,最高达一万七千份。可梁主笔《中外纪闻》时,在北京,也只发两三千册。
只有在四马路上,时务能成为时尚,而时尚决定发行量。
《时务报》风行时,其中官销也不少。张之洞以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便不断捐款,赞助《时务报》。还要《时务报》,每期都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
起初,张奉康、梁为座上宾,后来发现,他与康、梁径庭。
虽然都想变法,但康是古为今用“改制”路线,而张是洋为中用“西用”路线,变法未行,两条路线就先斗起来,《时务报》成了焦点。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张幕僚,而主笔梁启超则是康门生,因此,该报后台老板实际上是康、张二人,后台有分歧,梁与汪难合。
《时务报》上,汪康年曾发表“民权”之文,张即劝诫: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要汪“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发表,张阅后以为“太悖谬”,命“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梁极愤慨,以为张拥资自居,视其为佣工。
遂愤而出走,从五十五册以后,《时务报》就再也没有他的文章了。
可在梦兰书寓里,正是汪、梁蜜月期,志士们相聚在一起,披肝沥胆,互相勉励,在梦兰胸中,激荡着豪气,她一拱手,站起来,说道:
这一席酒,就让我代表故人洪先生为复生(谭嗣同字)兄饯行吧!
其豪迈,不让须眉,尤其当她说出“团结”二字时……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872年,英商美查在此创办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从此,四海报人、笔士,他们多是落第举子,接踵而来,聚集于此,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书报馆,呼风唤雨,有史以来,中国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这里是中国文化产业化基地,也是近代文人自由化基地。
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在四马路上,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
于是,维新之风骤起,吹皱了四马路上的一池春水。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未果,写了一本《公车上书记》,就拿到四马路来出版了。
书出版后,由四马路古香阁书庄经销,为了推销此书,经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过六次广告。一条小广告,夹在 “参茸海狗肾兴阳种子补身酒”和“参茸海狗肾扶阳种子丸”中间,不显眼,似乎救国没有补肾重要。
这在当时堪称盛举,可书却卖得不好,不久就打折销售。
开始,本书定价两角,打折销售时,大本四分,小本二分,经销者赔了,可康有为作为政治明星却升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四马路上的文化产业。
乘《公车上书记》发行东风,康有为在上海设立了“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就设在四马路上。“强学会”初起时,朝野震动,天下响应,连李鸿章也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居然都被拒绝。
由于“强学会”有明显党争色彩,被保守派官僚攻击,于是乎被禁,梁启超在北京主笔的“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也随即被封。
而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关闭时,有余款1200元。
黄遵宪与汪康年商量,决定用余款创办《时务报》。于是,黄遵宪又捐了1000元,邹凌翰捐500元。黄、汪两人一起邀梁启超南下,梁遂于1896年3月,由京城南下,到了上海,就在四马路住下,住在跑马厅附近梅福里。
报馆仍用“强学会”旧址,在四马路之望平街上,公推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栏目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外杂志、域外报译。
报为旬刊,每期一册,二十多页,三万多字,连史纸石印。
连史纸,始于元代,是中国最好的纸,有“寿纸千年”的美誉,所谓“妍妙辉光,皆世称也”。最初产于福建邵武,后来传到江西铅山一带。
也许是水土原因,铅山一带产的连史纸,后来者居上了。选上好嫩竹,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据说有72道工艺。纸质上佳,白如羊脂,润如岫玉,防虫耐热,历久不变。因此,元、明、清以来,典籍多用连史纸印,明刊《十七史》,用的就是连史纸。
西学东渐,主要靠纸媒。造纸术的故乡,虽然准备了连史纸,但印刷术的产地,雕版印刷却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传来的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出现于1796年,是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发明的。大约于19世纪30年代,由传教士带到了广州。
石印技术,乃基于“油水不容”的原理,用油性墨,在石版上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落到纸上,墨成图文,水归于白。
石板,要质地细腻,打磨平滑,据说,也需要进口。
《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二年,麦都思来到上海,开“墨海书馆”,印刷了《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为上海石版印刷先风。
姚公鹤《上海闲话》说:“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
一部字典,数月之间销售十万部,点石斋获利颇丰,四马路上的书商们,遂纷纷效仿,连史纸与石印技术结合,文化产业风靡于世了。
到了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就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每期刊首,必有梁文,长论《变法通议》连载21期,长达一年零三个月。
汪康年在上海,也算是四马路上老报人了。梁启超一来上海,就听他喋喋不休谈论“状元夫人”,这也是“时务”——四马路上时尚文化。
这“状元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赛金花,其时名曹梦兰。
梦兰书寓的牌子,虽然挂在二马路上,可它文化底蕴还在四马路,四马路“先生”和“校书”,哪个不谈“时务”?梦兰书寓就有《时务报》。
“时务”,在花国变成了时尚,谈谈《变法通议》,不光取悦客人,充当红颜知己,而且还能显示香艳的妓女爱国主义,很迷你。报馆里,梁耳畔,总有人提起梦兰书寓。四马路上,妓女谈时务,文人言时尚,互补矣。
不久,谭嗣同从湖南北上进京,路经上海,来拜会梁启超。
汪康年建议,去梦兰书寓,谭因其父曾任湖北巡抚,与梦兰亡夫洪钧同事,且有私谊,也想见一见这位“状元夫人”,梁启超便附和之。
梦兰闻讯,来者乃梁任公等人,都是林旭的同志,便赶紧换了衣服,来与他们相认。众人见面,由汪康年一一介绍,可梦兰却未提林旭。
她与林旭有一段恋情,从未向人提起,晚年回忆往事也没提起。为什么不提?她以林旭为隐私,把他藏在心里。如非林旭自述,谁知其事?
谭嗣同同她谈起父亲与洪钧往事,梦兰听了,心里酸楚。众人感慨之余,问她在德国的感受,她说:德国人团结。
可“团结”两字,谈何容易!“强学会”才兴起,就摆出一副分裂架势,将李鸿章都排除在外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者。
“强学会”“分”了,《时务报》风行了不一年,也“分”了。本来,《时务报》摆开架势,开足马力,可与《申报》竞争。
那时,汪康年经营《时务报》,在鄂、湘,京、鲁和苏州、镇江以及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广设发行点。
张之洞发《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扎》,给予支持。只数月,发行量就在一万二千份以上,最高达一万七千份。可梁主笔《中外纪闻》时,在北京,也只发两三千册。
只有在四马路上,时务能成为时尚,而时尚决定发行量。
《时务报》风行时,其中官销也不少。张之洞以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便不断捐款,赞助《时务报》。还要《时务报》,每期都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
起初,张奉康、梁为座上宾,后来发现,他与康、梁径庭。
虽然都想变法,但康是古为今用“改制”路线,而张是洋为中用“西用”路线,变法未行,两条路线就先斗起来,《时务报》成了焦点。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张幕僚,而主笔梁启超则是康门生,因此,该报后台老板实际上是康、张二人,后台有分歧,梁与汪难合。
《时务报》上,汪康年曾发表“民权”之文,张即劝诫: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要汪“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发表,张阅后以为“太悖谬”,命“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梁极愤慨,以为张拥资自居,视其为佣工。
遂愤而出走,从五十五册以后,《时务报》就再也没有他的文章了。
可在梦兰书寓里,正是汪、梁蜜月期,志士们相聚在一起,披肝沥胆,互相勉励,在梦兰胸中,激荡着豪气,她一拱手,站起来,说道:
这一席酒,就让我代表故人洪先生为复生(谭嗣同字)兄饯行吧!
其豪迈,不让须眉,尤其当她说出“团结”二字时……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