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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都在四马路一带扎堆。四马路，总长不到三里，但它是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就在这里兴起。
1872年，英商美查在此创办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从此，四海报人、笔士，他们多是落第举子，接踵而来，聚集于此，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书报馆，呼风唤雨，有史以来，中国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这里是中国文化产业化基地，也是近代文人自由化基地。
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在四马路上，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
于是，维新之风骤起，吹皱了四马路上的一池春水。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未果，写了一本《公车上书记》，就拿到四马路来出版了。
书出版后，由四马路古香阁书庄经销，为了推销此书，经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过六次广告。一条小广告，夹在 “参茸海狗肾兴阳种子补身酒”和“参茸海狗肾扶阳种子丸”中间，不显眼，似乎救国没有补肾重要。
这在当时堪称盛举，可书却卖得不好，不久就打折销售。
开始，本书定价两角，打折销售时，大本四分，小本二分，经销者赔了，可康有为作为政治明星却升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四马路上的文化产业。
乘《公车上书记》发行东风，康有为在上海设立了“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就设在四马路上。“强学会”初起时，朝野震动，天下响应，连李鸿章也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居然都被拒绝。
由于“强学会”有明显党争色彩，被保守派官僚攻击，于是乎被禁，梁启超在北京主笔的“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也随即被封。
而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关闭时，有余款1200元。
黄遵宪与汪康年商量，决定用余款创办《时务报》。于是，黄遵宪又捐了1000元，邹凌翰捐500元。黄、汪两人一起邀梁启超南下，梁遂于1896年3月，由京城南下，到了上海，就在四马路住下，住在跑马厅附近梅福里。
报馆仍用“强学会”旧址，在四马路之望平街上，公推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栏目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外杂志、域外报译。
报为旬刊，每期一册，二十多页，三万多字，连史纸石印。
连史纸，始于元代，是中国最好的纸，有“寿纸千年”的美誉，所谓“妍妙辉光，皆世称也”。最初产于福建邵武，后来传到江西铅山一带。
也许是水土原因，铅山一带产的连史纸，后来者居上了。选上好嫩竹，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据说有72道工艺。纸质上佳，白如羊脂，润如岫玉，防虫耐热，历久不变。因此，元、明、清以来，典籍多用连史纸印，明刊《十七史》，用的就是连史纸。
西学东渐，主要靠纸媒。造纸术的故乡，虽然准备了连史纸，但印刷术的产地，雕版印刷却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传来的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出现于1796年，是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发明的。大约于19世纪30年代，由传教士带到了广州。
石印技术，乃基于“油水不容”的原理，用油性墨，在石版上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落到纸上，墨成图文，水归于白。
石板，要质地细腻，打磨平滑，据说，也需要进口。
《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二年，麦都思来到上海，开“墨海书馆”，印刷了《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为上海石版印刷先风。
姚公鹤《上海闲话》说：“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
一部字典，数月之间销售十万部，点石斋获利颇丰，四马路上的书商们，遂纷纷效仿，连史纸与石印技术结合，文化产业风靡于世了。
到了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就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每期刊首，必有梁文，长论《变法通议》连载21期，长达一年零三个月。
汪康年在上海，也算是四马路上老报人了。梁启超一来上海，就听他喋喋不休谈论“状元夫人”，这也是“时务”——四马路上时尚文化。
这“状元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赛金花，其时名曹梦兰。
梦兰书寓的牌子，虽然挂在二马路上，可它文化底蕴还在四马路，四马路“先生”和“校书”，哪个不谈“时务”？梦兰书寓就有《时务报》。
“时务”，在花国变成了时尚，谈谈《变法通议》，不光取悦客人，充当红颜知己，而且还能显示香艳的妓女爱国主义，很迷你。报馆里，梁耳畔，总有人提起梦兰书寓。四马路上，妓女谈时务，文人言时尚，互补矣。
不久，谭嗣同从湖南北上进京，路经上海，来拜会梁启超。
汪康年建议，去梦兰书寓，谭因其父曾任湖北巡抚，与梦兰亡夫洪钧同事，且有私谊，也想见一见这位“状元夫人”，梁启超便附和之。
梦兰闻讯，来者乃梁任公等人，都是林旭的同志，便赶紧换了衣服，来与他们相认。众人见面，由汪康年一一介绍，可梦兰却未提林旭。
她与林旭有一段恋情，从未向人提起，晚年回忆往事也没提起。为什么不提？她以林旭为隐私，把他藏在心里。如非林旭自述，谁知其事？
谭嗣同同她谈起父亲与洪钧往事，梦兰听了，心里酸楚。众人感慨之余，问她在德国的感受，她说：德国人团结。
可“团结”两字，谈何容易！“强学会”才兴起，就摆出一副分裂架势，将李鸿章都排除在外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者。
“强学会”“分”了，《时务报》风行了不一年，也“分”了。本来，《时务报》摆开架势，开足马力，可与《申报》竞争。
那时，汪康年经营《时务报》，在鄂、湘，京、鲁和苏州、镇江以及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广设发行点。
张之洞发《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扎》，给予支持。只数月，发行量就在一万二千份以上，最高达一万七千份。可梁主笔《中外纪闻》时，在北京，也只发两三千册。
只有在四马路上，时务能成为时尚，而时尚决定发行量。
《时务报》风行时，其中官销也不少。张之洞以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便不断捐款，赞助《时务报》。还要《时务报》，每期都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
起初，张奉康、梁为座上宾，后来发现，他与康、梁径庭。
虽然都想变法，但康是古为今用“改制”路线，而张是洋为中用“西用”路线，变法未行，两条路线就先斗起来，《时务报》成了焦点。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张幕僚，而主笔梁启超则是康门生，因此，该报后台老板实际上是康、张二人，后台有分歧，梁与汪难合。
《时务报》上，汪康年曾发表“民权”之文，张即劝诫：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要汪“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发表，张阅后以为“太悖谬”，命“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梁极愤慨，以为张拥资自居，视其为佣工。
遂愤而出走，从五十五册以后，《时务报》就再也没有他的文章了。
可在梦兰书寓里，正是汪、梁蜜月期，志士们相聚在一起，披肝沥胆，互相勉励，在梦兰胸中，激荡着豪气，她一拱手，站起来，说道：
这一席酒，就让我代表故人洪先生为复生（谭嗣同字）兄饯行吧！
其豪迈，不让须眉，尤其当她说出“团结”二字时……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872年，英商美查在此创办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从此，四海报人、笔士，他们多是落第举子，接踵而来，聚集于此，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书报馆，呼风唤雨，有史以来，中国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这里是中国文化产业化基地，也是近代文人自由化基地。
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在四马路上，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
于是，维新之风骤起，吹皱了四马路上的一池春水。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未果，写了一本《公车上书记》，就拿到四马路来出版了。
书出版后，由四马路古香阁书庄经销，为了推销此书，经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过六次广告。一条小广告，夹在 “参茸海狗肾兴阳种子补身酒”和“参茸海狗肾扶阳种子丸”中间，不显眼，似乎救国没有补肾重要。
这在当时堪称盛举，可书却卖得不好，不久就打折销售。
开始，本书定价两角，打折销售时，大本四分，小本二分，经销者赔了，可康有为作为政治明星却升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四马路上的文化产业。
乘《公车上书记》发行东风，康有为在上海设立了“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就设在四马路上。“强学会”初起时，朝野震动，天下响应，连李鸿章也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居然都被拒绝。
由于“强学会”有明显党争色彩，被保守派官僚攻击，于是乎被禁，梁启超在北京主笔的“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也随即被封。
而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关闭时，有余款1200元。
黄遵宪与汪康年商量，决定用余款创办《时务报》。于是，黄遵宪又捐了1000元，邹凌翰捐500元。黄、汪两人一起邀梁启超南下，梁遂于1896年3月，由京城南下，到了上海，就在四马路住下，住在跑马厅附近梅福里。
报馆仍用“强学会”旧址，在四马路之望平街上，公推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栏目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外杂志、域外报译。
报为旬刊，每期一册，二十多页，三万多字，连史纸石印。
连史纸，始于元代，是中国最好的纸，有“寿纸千年”的美誉，所谓“妍妙辉光，皆世称也”。最初产于福建邵武，后来传到江西铅山一带。
也许是水土原因，铅山一带产的连史纸，后来者居上了。选上好嫩竹，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据说有72道工艺。纸质上佳，白如羊脂，润如岫玉，防虫耐热，历久不变。因此，元、明、清以来，典籍多用连史纸印，明刊《十七史》，用的就是连史纸。
西学东渐，主要靠纸媒。造纸术的故乡，虽然准备了连史纸，但印刷术的产地，雕版印刷却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传来的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出现于1796年，是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发明的。大约于19世纪30年代，由传教士带到了广州。
石印技术，乃基于“油水不容”的原理，用油性墨，在石版上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落到纸上，墨成图文，水归于白。
石板，要质地细腻，打磨平滑，据说，也需要进口。
《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二年，麦都思来到上海，开“墨海书馆”，印刷了《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为上海石版印刷先风。
姚公鹤《上海闲话》说：“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
一部字典，数月之间销售十万部，点石斋获利颇丰，四马路上的书商们，遂纷纷效仿，连史纸与石印技术结合，文化产业风靡于世了。
到了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就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每期刊首，必有梁文，长论《变法通议》连载21期，长达一年零三个月。
汪康年在上海，也算是四马路上老报人了。梁启超一来上海，就听他喋喋不休谈论“状元夫人”，这也是“时务”——四马路上时尚文化。
这“状元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赛金花，其时名曹梦兰。
梦兰书寓的牌子，虽然挂在二马路上，可它文化底蕴还在四马路，四马路“先生”和“校书”，哪个不谈“时务”？梦兰书寓就有《时务报》。
“时务”，在花国变成了时尚，谈谈《变法通议》，不光取悦客人，充当红颜知己，而且还能显示香艳的妓女爱国主义，很迷你。报馆里，梁耳畔，总有人提起梦兰书寓。四马路上，妓女谈时务，文人言时尚，互补矣。
不久，谭嗣同从湖南北上进京，路经上海，来拜会梁启超。
汪康年建议，去梦兰书寓，谭因其父曾任湖北巡抚，与梦兰亡夫洪钧同事，且有私谊，也想见一见这位“状元夫人”，梁启超便附和之。
梦兰闻讯，来者乃梁任公等人，都是林旭的同志，便赶紧换了衣服，来与他们相认。众人见面，由汪康年一一介绍，可梦兰却未提林旭。
她与林旭有一段恋情，从未向人提起，晚年回忆往事也没提起。为什么不提？她以林旭为隐私，把他藏在心里。如非林旭自述，谁知其事？
谭嗣同同她谈起父亲与洪钧往事，梦兰听了，心里酸楚。众人感慨之余，问她在德国的感受，她说：德国人团结。
可“团结”两字，谈何容易！“强学会”才兴起，就摆出一副分裂架势，将李鸿章都排除在外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者。
“强学会”“分”了，《时务报》风行了不一年，也“分”了。本来，《时务报》摆开架势，开足马力，可与《申报》竞争。
那时，汪康年经营《时务报》，在鄂、湘，京、鲁和苏州、镇江以及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广设发行点。
张之洞发《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扎》，给予支持。只数月，发行量就在一万二千份以上，最高达一万七千份。可梁主笔《中外纪闻》时，在北京，也只发两三千册。
只有在四马路上，时务能成为时尚，而时尚决定发行量。
《时务报》风行时，其中官销也不少。张之洞以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便不断捐款，赞助《时务报》。还要《时务报》，每期都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
起初，张奉康、梁为座上宾，后来发现，他与康、梁径庭。
虽然都想变法，但康是古为今用“改制”路线，而张是洋为中用“西用”路线，变法未行，两条路线就先斗起来，《时务报》成了焦点。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张幕僚，而主笔梁启超则是康门生，因此，该报后台老板实际上是康、张二人，后台有分歧，梁与汪难合。
《时务报》上，汪康年曾发表“民权”之文，张即劝诫：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要汪“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发表，张阅后以为“太悖谬”，命“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梁极愤慨，以为张拥资自居，视其为佣工。
遂愤而出走，从五十五册以后，《时务报》就再也没有他的文章了。
可在梦兰书寓里，正是汪、梁蜜月期，志士们相聚在一起，披肝沥胆，互相勉励，在梦兰胸中，激荡着豪气，她一拱手，站起来，说道：
这一席酒，就让我代表故人洪先生为复生（谭嗣同字）兄饯行吧！
其豪迈，不让须眉，尤其当她说出“团结”二字时……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