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0多年前的一个夏夜，一个孩子歪着头遥望星空，好奇地向大人发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80多年后的一个初春，一位泰斗级科学家站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上，接受国家主席的颁奖。
当年望星空的童孩，今天已是银发满头的“中国稀土之父”。他就是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徐光宪院士。
两次上书惊动总理
2009年1月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灯光璀璨，鲜花竞艳，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
当国家主席胡锦涛亲手将被称为中国“诺贝尔奖”的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徐光宪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镁光灯下，看到大红色的羊皮证书上印着金色的国徽，看到内页有国家主席的亲笔签名，听到激烈的掌声，感受到热烈的气氛，老人难掩内心的激动，对胡锦涛说：“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譽，我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荣誉不尽属于王忠诚院士和我两个人，也属于科技战线的全体同志。”
接受采访时，徐光宪回忆说：“那天在颁奖大会上，当胡锦涛主席把获奖证书放在我的手上时，还说了四五句话，可惜我听力不太好，没有全部听清。”
颁完奖，徐光宪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原来是温家宝总理在喊。徐光宪便趋前问好，与总理握手。温家宝说：“祝贺您，徐院士!我记得曾批示过您的报告。”徐光宪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曾给两年多前给自己批示的事。
这些年来，徐光宪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和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和创新思维的论文报告。他曾亲赴内蒙古白云鄂博和四川攀西冕宁矿区考察2005年9月，徐光宪、师昌绪、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联名写了一份《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的院士建议，上报国务院。很快，这份紧急呼吁便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笔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请国家发改委阅办。”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就如何落实总理批示再度报告温总理，一周内便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再次批示：“请培炎同志阅转发改委研究，发改委可邀请徐光宪同志谈一次。”在总理批示后，国土资源部下令从2007年起，我国稀土矿开采限制8万吨(原来是12万吨)，小于全世界的需求量10万吨。这一消息公布后，我国生产的优质单一高纯稀土(占世界产量的90％)的国际价格就上升l倍多，使我国稀土出口量减少，而收益每年增加一、二亿美元。那两份沉甸甸的批示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院士沉甸甸的心。
两次上书总理，得到总理的两次批示，且总理还一直记在心里，能不激动吗?徐光宪立刻对温家宝说：“我给您写过两个报告，您不到10天时间就批复了，真是太感谢了。”
随后，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一部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进步史。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温总理的这句话让徐光宪体会深刻，引起共鸣，“总理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
被点将领衔分离“孪生兄弟”
1955年1月，中央决定要研制原子弹，由于回国科学家中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只有钱三强、何泽惠等人数不多的专家，于是国家提出“全民办原子能”的号召，要求北大、清华等许多高校建立原子能系，动员邻近领域的学者转行搞原子能。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到北大来查阅档案，建议徐光宪担任北大原子能系副主任，于是徐光宪根据国家需要，从事原子核物理的教学和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并成立了核燃料化学教研室。接受采访时，老人坦陈：“钱三强建议北大党委把我抽调到技术物理系，也就是原子能系。我呢，不太想去，因为我原来没有学过放射化学，但那时候，20世纪50年代啊，你知道大家都还是服从分配的。”
1964年，徐光宪参加了二机部在青岛召开的绝密会议。在会上，徐光宪和清华大学的教授等提出，摈弃由苏联专家提供的落后的沉淀法，以我国仿照美国先进的Purex流程，自行研究的萃取法筹建核燃料后处理厂，制造原子弹原料一钚。徐光宪等人的这一提议，在决策上起了作用，使我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用较低的成本快速改建了还没有完成的厂房，使我国的核工业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受了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一一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徐光宪成了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3次改变研究方向了。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稀土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外只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当时世界最大的稀土厂是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中国曾经考虑想买他们的技术，但他们要价很高，并要求稀土产品只能卖给罗地亚公司，由他们在全世界销售。“我们要自己研究开发，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给国家争口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老仍历历在目。然而，要萃取分离镨钕是国内外没有解决的难题。镨、钕都属于稀土元素，它们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尤其是15种镧系元素，犹如15个孪生兄弟一样，化学性质几乎一致，要将它们一一分离十分困难，而镨钕的分离又是难中之难。
“萃取法”是在煤油中加入萃取剂，使它和镨钕混合物的水溶液，通过摇晃震荡的方法将其一次次分离，最终得到纯度大于99.9％的镨和钕分离产品。但这个试验要花去很长时间，要经过小试、中试，最后才能投入实际生产。
徐光宪开始寻求新的办法，能不能在理论上确定萃取剂、料液和洗涤剂的流量比例以及萃取段和洗涤段的级数等工艺参数呢?经过试验，他发现在几百级萃取槽中，萃取段和洗涤段的金属离子总浓度在两相之间的比值是一个常数。这就是他发现的“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徐光宪建立了串级萃取理论，和他的团队共同创建了“一步放大法”，革除了“摇漏斗”的小试，和中试、扩大试验等国内外传统的新工艺研究开发的流程，并在上海跃龙化工厂试验成功，这一方法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领先世界的!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
“霞光”满天映后生
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时，徐光宪想到了感情笃深的夫人高小霞，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夫人放弃了在美继续深造攻博的机会，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毅然决然地和自己一起回国效力的往事，徐光宪有些不能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共同辛勤耕耘在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上，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们都是一 对有口皆碑的模范院士夫妻。
令人痛惜的是，高小霞于1998年因腮腺癌住院治疗。当时，已78岁高龄的徐光宪每天搭乘公交，花1个小时许前往友谊医院和肿瘤医院，照顾爱妻。这年教师节的前一天，高小霞因医治无效离世。谈及妻子的故去，老人的声调陡然低沉，眼圈发红：“那时她的腮腺有问题，但开始认为是腮腺炎，耽误了两个月，后来查出是癌症，已经转移到肝……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她，使她先我而去。哎，我对不起她……好了，不谈这些。”
在高小霞离开后，徐光宪身心交瘁，每逢清明节和夫人的忌日，步履蹒跚的他都要拄着拐杖在亲人或学生的搀扶下到香山脚下和万安公墓，送上花篮，寄托思念，诉说衷肠。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高小霞的巨幅院士标准照在客厅挂在十分瞩目的位置，高小霞看过的书籍、遗著至今仍井井有条地摆放在书架上。
徐光憲与妻子高小霞感情很深。2005年，徐光宪继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后再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在北大化学院设立“霞光奖学金”，每年资助8个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的学生。“霞光”这一名称取自这对院士伉俪名字中的各一字，徐光宪特别强调这一奖学金的设立完成了夫人生前未尽的一个夙愿。
徐光宪一生简朴，衣柜里没有几件好衣服，袖口、领口常有磨损。到人民大会堂领国家最高科技奖时，一生简朴的徐光宪特意穿上了新衣服，这让他的小女儿徐放大感意外。徐放说，就在几天前，父亲还曾为这几件新衣与她怄气。原来，此次她自美国回来，特意为父亲添置了几件新衣，“不过几百元”。可徐光宪心疼得紧，与她拌嘴，“别买了，这么贵”!前往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老人所在的寓所采访那天，他特地穿上新皮鞋，打上黑红相间的领带，以此表达对晚他好几辈的记者的尊重。
“抽屉情结”、“举重若重”和“金庸迷”
小时候，徐光宪体弱多病，常去看中医。不曾想，这却让他收获了健康之外的东西。“童年时我经常要去抓中药，看到药铺的柜子上全是小抽屉，上面贴着药名，一清二楚，非常方便。我就想，我以后脑袋里也要有这样的抽屉，把学到的知识分类装起来。”
采访中得知，徐光宪除了正在修订再版的《量子化学》，还在编写一本《知识的系统自然分类和新编码法》。“我是受了中药铺抽屉的启发，觉得我们的知识也应该做科学的系统分类，现在通用的几种图书分类法，都有不足之处。”他解释道：“我把知识体系分为三类，一类是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医学、农学等；第二类是文学、语言、音乐、艺术等；第三类是哲学、宗教学。它们分别探索3个不同的世界一一科学技术探索、研究、认识、改造和保护物质世界，文学艺术表达情感世界，哲学从整体上研究精神和物质世界，宗教是一部分人的信仰世界。”
“抽屉情结”让徐光宪养成了收集资料，并分类做卡片的习惯。他家那些整齐排列的铁柜子上面都贴着标签，打开一看，里面从内到外整整齐齐的排放着资料，学科、标题一目了然。“50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三门学科：语言、图腾、技艺；2000年，已经增加到5000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应该有20000门学科，其中15000门是等待新创的。中国人至少要创造1／5。”
虽身为一名化学家，徐光宪却对文理各学科均有涉猎，谈起哲学、经济学等学科来亦头头是道。他深有体会地说：“知识体系还要学会像中药铺的抽屉一样归类整理，分类比较。还有，要注意文理融通的原则，在文理交汇处一定有创新之处。比如牛顿第三定律，讲的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用手敲打椅子，椅子也会敲打你的手，使你感到疼。这与人际交往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光宪的学生、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严纯华这样评价：“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光宪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优化利用而操劳。他心系稀土事业，指导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学科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还经常鼓励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去开拓新的领域，去碰硬的东西。
徐光宪笑着说：“我现在有做不完的工作，这说明社会还需要我，使我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生很大的安慰。”在这样的笑容里，在一派朴素平和里，跳动着的是他对生活的激情。
徐光宪尽管已是高龄，但是对于新知识的汲取是一般年轻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使用电脑他是那一代老教授里第一批学会的。也许正因为时时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徐光宪一直有着一颗童心，他给自己在学校BBS上的ID取名为“老顽童”。他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上网，了解各种信息，并经常把有用的东西“打包”转发给大家，连书信、论文和ppt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的。
老人打字并不快。想像着他端坐电脑前，一连几小时敲击键盘的情形，更加深信他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轻的，有举轻若重的，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
在他看来，自己挚爱一生的教书和科研，是一切的“重中之重”。“著名爱国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
“我现在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在5个小时左右。我没有音乐细胞，不懂音乐。年纪大了，我起得早睡得早。以前我喜欢下围棋，但下棋太费脑子，晚上下一盘棋就容易睡不着觉，影响第二天工作。就不下棋了，吃完晚饭后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放松一下精神，书放下就能睡着。”他自称是“金庸迷”，并说自己还爱看《三国演义》与《红楼梦》。工作之余，徐光宪练练八段锦、太极拳。
天气好的时候，徐光宪会在蓝旗营小区院士楼下的草坪旁边散步半小时左右，他说散步是他在闲暇时光里最喜欢的活动。每天，他用散步代替交通工具，信步于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生活波澜不惊，却在一派平和中洋溢出生机与活力。老人自认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能与世人分享的，只有久经历练的乐观与豁达：“我相信，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情绪，要有一个参考坐标系；快乐不快乐，就看你的坐标原点怎么定。”
80多年后的一个初春，一位泰斗级科学家站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上，接受国家主席的颁奖。
当年望星空的童孩，今天已是银发满头的“中国稀土之父”。他就是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徐光宪院士。
两次上书惊动总理
2009年1月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灯光璀璨，鲜花竞艳，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
当国家主席胡锦涛亲手将被称为中国“诺贝尔奖”的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徐光宪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镁光灯下，看到大红色的羊皮证书上印着金色的国徽，看到内页有国家主席的亲笔签名，听到激烈的掌声，感受到热烈的气氛，老人难掩内心的激动，对胡锦涛说：“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譽，我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荣誉不尽属于王忠诚院士和我两个人，也属于科技战线的全体同志。”
接受采访时，徐光宪回忆说：“那天在颁奖大会上，当胡锦涛主席把获奖证书放在我的手上时，还说了四五句话，可惜我听力不太好，没有全部听清。”
颁完奖，徐光宪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原来是温家宝总理在喊。徐光宪便趋前问好，与总理握手。温家宝说：“祝贺您，徐院士!我记得曾批示过您的报告。”徐光宪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曾给两年多前给自己批示的事。
这些年来，徐光宪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和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和创新思维的论文报告。他曾亲赴内蒙古白云鄂博和四川攀西冕宁矿区考察2005年9月，徐光宪、师昌绪、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联名写了一份《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的院士建议，上报国务院。很快，这份紧急呼吁便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笔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请国家发改委阅办。”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就如何落实总理批示再度报告温总理，一周内便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再次批示：“请培炎同志阅转发改委研究，发改委可邀请徐光宪同志谈一次。”在总理批示后，国土资源部下令从2007年起，我国稀土矿开采限制8万吨(原来是12万吨)，小于全世界的需求量10万吨。这一消息公布后，我国生产的优质单一高纯稀土(占世界产量的90％)的国际价格就上升l倍多，使我国稀土出口量减少，而收益每年增加一、二亿美元。那两份沉甸甸的批示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院士沉甸甸的心。
两次上书总理，得到总理的两次批示，且总理还一直记在心里，能不激动吗?徐光宪立刻对温家宝说：“我给您写过两个报告，您不到10天时间就批复了，真是太感谢了。”
随后，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一部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进步史。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温总理的这句话让徐光宪体会深刻，引起共鸣，“总理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
被点将领衔分离“孪生兄弟”
1955年1月，中央决定要研制原子弹，由于回国科学家中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只有钱三强、何泽惠等人数不多的专家，于是国家提出“全民办原子能”的号召，要求北大、清华等许多高校建立原子能系，动员邻近领域的学者转行搞原子能。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到北大来查阅档案，建议徐光宪担任北大原子能系副主任，于是徐光宪根据国家需要，从事原子核物理的教学和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并成立了核燃料化学教研室。接受采访时，老人坦陈：“钱三强建议北大党委把我抽调到技术物理系，也就是原子能系。我呢，不太想去，因为我原来没有学过放射化学，但那时候，20世纪50年代啊，你知道大家都还是服从分配的。”
1964年，徐光宪参加了二机部在青岛召开的绝密会议。在会上，徐光宪和清华大学的教授等提出，摈弃由苏联专家提供的落后的沉淀法，以我国仿照美国先进的Purex流程，自行研究的萃取法筹建核燃料后处理厂，制造原子弹原料一钚。徐光宪等人的这一提议，在决策上起了作用，使我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用较低的成本快速改建了还没有完成的厂房，使我国的核工业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受了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一一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徐光宪成了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3次改变研究方向了。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稀土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外只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当时世界最大的稀土厂是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中国曾经考虑想买他们的技术，但他们要价很高，并要求稀土产品只能卖给罗地亚公司，由他们在全世界销售。“我们要自己研究开发，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给国家争口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老仍历历在目。然而，要萃取分离镨钕是国内外没有解决的难题。镨、钕都属于稀土元素，它们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尤其是15种镧系元素，犹如15个孪生兄弟一样，化学性质几乎一致，要将它们一一分离十分困难，而镨钕的分离又是难中之难。
“萃取法”是在煤油中加入萃取剂，使它和镨钕混合物的水溶液，通过摇晃震荡的方法将其一次次分离，最终得到纯度大于99.9％的镨和钕分离产品。但这个试验要花去很长时间，要经过小试、中试，最后才能投入实际生产。
徐光宪开始寻求新的办法，能不能在理论上确定萃取剂、料液和洗涤剂的流量比例以及萃取段和洗涤段的级数等工艺参数呢?经过试验，他发现在几百级萃取槽中，萃取段和洗涤段的金属离子总浓度在两相之间的比值是一个常数。这就是他发现的“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徐光宪建立了串级萃取理论，和他的团队共同创建了“一步放大法”，革除了“摇漏斗”的小试，和中试、扩大试验等国内外传统的新工艺研究开发的流程，并在上海跃龙化工厂试验成功，这一方法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领先世界的!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
“霞光”满天映后生
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时，徐光宪想到了感情笃深的夫人高小霞，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夫人放弃了在美继续深造攻博的机会，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毅然决然地和自己一起回国效力的往事，徐光宪有些不能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共同辛勤耕耘在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上，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们都是一 对有口皆碑的模范院士夫妻。
令人痛惜的是，高小霞于1998年因腮腺癌住院治疗。当时，已78岁高龄的徐光宪每天搭乘公交，花1个小时许前往友谊医院和肿瘤医院，照顾爱妻。这年教师节的前一天，高小霞因医治无效离世。谈及妻子的故去，老人的声调陡然低沉，眼圈发红：“那时她的腮腺有问题，但开始认为是腮腺炎，耽误了两个月，后来查出是癌症，已经转移到肝……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她，使她先我而去。哎，我对不起她……好了，不谈这些。”
在高小霞离开后，徐光宪身心交瘁，每逢清明节和夫人的忌日，步履蹒跚的他都要拄着拐杖在亲人或学生的搀扶下到香山脚下和万安公墓，送上花篮，寄托思念，诉说衷肠。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高小霞的巨幅院士标准照在客厅挂在十分瞩目的位置，高小霞看过的书籍、遗著至今仍井井有条地摆放在书架上。
徐光憲与妻子高小霞感情很深。2005年，徐光宪继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后再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在北大化学院设立“霞光奖学金”，每年资助8个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的学生。“霞光”这一名称取自这对院士伉俪名字中的各一字，徐光宪特别强调这一奖学金的设立完成了夫人生前未尽的一个夙愿。
徐光宪一生简朴，衣柜里没有几件好衣服，袖口、领口常有磨损。到人民大会堂领国家最高科技奖时，一生简朴的徐光宪特意穿上了新衣服，这让他的小女儿徐放大感意外。徐放说，就在几天前，父亲还曾为这几件新衣与她怄气。原来，此次她自美国回来，特意为父亲添置了几件新衣，“不过几百元”。可徐光宪心疼得紧，与她拌嘴，“别买了，这么贵”!前往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老人所在的寓所采访那天，他特地穿上新皮鞋，打上黑红相间的领带，以此表达对晚他好几辈的记者的尊重。
“抽屉情结”、“举重若重”和“金庸迷”
小时候，徐光宪体弱多病，常去看中医。不曾想，这却让他收获了健康之外的东西。“童年时我经常要去抓中药，看到药铺的柜子上全是小抽屉，上面贴着药名，一清二楚，非常方便。我就想，我以后脑袋里也要有这样的抽屉，把学到的知识分类装起来。”
采访中得知，徐光宪除了正在修订再版的《量子化学》，还在编写一本《知识的系统自然分类和新编码法》。“我是受了中药铺抽屉的启发，觉得我们的知识也应该做科学的系统分类，现在通用的几种图书分类法，都有不足之处。”他解释道：“我把知识体系分为三类，一类是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医学、农学等；第二类是文学、语言、音乐、艺术等；第三类是哲学、宗教学。它们分别探索3个不同的世界一一科学技术探索、研究、认识、改造和保护物质世界，文学艺术表达情感世界，哲学从整体上研究精神和物质世界，宗教是一部分人的信仰世界。”
“抽屉情结”让徐光宪养成了收集资料，并分类做卡片的习惯。他家那些整齐排列的铁柜子上面都贴着标签，打开一看，里面从内到外整整齐齐的排放着资料，学科、标题一目了然。“50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三门学科：语言、图腾、技艺；2000年，已经增加到5000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应该有20000门学科，其中15000门是等待新创的。中国人至少要创造1／5。”
虽身为一名化学家，徐光宪却对文理各学科均有涉猎，谈起哲学、经济学等学科来亦头头是道。他深有体会地说：“知识体系还要学会像中药铺的抽屉一样归类整理，分类比较。还有，要注意文理融通的原则，在文理交汇处一定有创新之处。比如牛顿第三定律，讲的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用手敲打椅子，椅子也会敲打你的手，使你感到疼。这与人际交往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光宪的学生、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严纯华这样评价：“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光宪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优化利用而操劳。他心系稀土事业，指导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学科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还经常鼓励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去开拓新的领域，去碰硬的东西。
徐光宪笑着说：“我现在有做不完的工作，这说明社会还需要我，使我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生很大的安慰。”在这样的笑容里，在一派朴素平和里，跳动着的是他对生活的激情。
徐光宪尽管已是高龄，但是对于新知识的汲取是一般年轻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使用电脑他是那一代老教授里第一批学会的。也许正因为时时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徐光宪一直有着一颗童心，他给自己在学校BBS上的ID取名为“老顽童”。他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上网，了解各种信息，并经常把有用的东西“打包”转发给大家，连书信、论文和ppt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的。
老人打字并不快。想像着他端坐电脑前，一连几小时敲击键盘的情形，更加深信他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轻的，有举轻若重的，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
在他看来，自己挚爱一生的教书和科研，是一切的“重中之重”。“著名爱国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
“我现在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在5个小时左右。我没有音乐细胞，不懂音乐。年纪大了，我起得早睡得早。以前我喜欢下围棋，但下棋太费脑子，晚上下一盘棋就容易睡不着觉，影响第二天工作。就不下棋了，吃完晚饭后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放松一下精神，书放下就能睡着。”他自称是“金庸迷”，并说自己还爱看《三国演义》与《红楼梦》。工作之余，徐光宪练练八段锦、太极拳。
天气好的时候，徐光宪会在蓝旗营小区院士楼下的草坪旁边散步半小时左右，他说散步是他在闲暇时光里最喜欢的活动。每天，他用散步代替交通工具，信步于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生活波澜不惊，却在一派平和中洋溢出生机与活力。老人自认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能与世人分享的，只有久经历练的乐观与豁达：“我相信，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情绪，要有一个参考坐标系；快乐不快乐，就看你的坐标原点怎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