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因刊载了邓拓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而在“十七年”的文学场域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学界对《北京晚报》副刊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而对同一时期邓拓以“左海”为笔名在《五色土》副刊发表的24首旧体诗——《南游未是草》缺乏足够关照。这两种文学景观并置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在版面空间上形成了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版面空间上的话语对峙视为邓拓精神领域冲突的一种隐喻。
关键词：《北京晚报》 五色土 文学副刊
考诸中国报纸文学副刊发展史可以发现，杂文是文学副刊尤其青睐的文体，其精短的体式、灵活的笔法与副刊的版面容量颇为相宜。然而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大放异彩的文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因暴露、讽刺的尖锐性而渐趋沉寂，甚至一度产生了生存危机。①直至1960年代，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知识性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一时间，全国许多报刊纷纷效仿且佳制连篇，杂文由此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创作高潮。目前学界对《燕山夜话》的研究，多从杂文发展史的角度对其文学史意义进行阐述，而对其刊载的媒介《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缺乏足够关照。与相对自足、固定、成型的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不同，报刊研究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报纸版面的空间性，在报纸文学副刊版面上，小说、诗歌、散文、图片、广告等共聚一版，它们互相影响、彼此烘托，呈现出一种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动状态的整体文化情境，一定意义上可谓之为“复调的文本景观”。这就要求我們不仅要注意单篇的文章，更要关注不同文本汇聚起来的整体性语义图景和版面空间中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②笔者在翻阅《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时，发现此媒介生产空间在刊发邓拓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的同时，也刊发了其以“左海”为笔名所写的24首旧体诗词《南游未是草》，二者在版面空间上形成了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版面空间上的话语对峙视为邓拓精神领域冲突的一种隐喻。
一、《北京晚报》创刊始末及其文学副刊
1957年，有人提出想在北京办“同人晚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反映群众的呼声，呼吁在北京创办晚报。北京日报社编委会认为，应该满足社会及北京群众的要求，遂于1957年8月16日向中共北京送上关于出版晚报的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同意后，北京日报社成立了晚报筹备小组，任命张其华、方亭、顾行为晚报负责人。经过对晚报性质的不断探讨，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报》编辑部作出《关于北京晚报出版日期和方针内容的报告（草案）》，报告中对《北京晚报》的性质明确指出“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是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绝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③
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是集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小型综合性晚报。与冗长、枯燥、沉闷的长篇大论相比，晚报大胆地删掉了那些千篇一律、人所共知的空话和废话，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了更多的报道和文章。创刊号上《第一封信——代发刊词》中写道：“这是一张小型的通俗的晚报。它将以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短小通俗的形式，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反映群众的生产、工作、生活、思想的动态。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工人、店员、干部、学生、手工业社员、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同时，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各区、中小工厂、基层商店、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④《北京晚报》四开四版，其中两版新闻，两版副刊：第二版是综合性文艺性副刊《五色土》（后移到第三版），第三版是七个专刊每天轮流与读者见面：一、学文化;二、东南西北;三、体育;四、科学和卫生;五、天下事;六、家务事;七、每周画页。
《北京晚报》受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编委领导，总编辑范瑾，副主编顾行，文学副刊《五色土》的编辑有刘孟洪、周游等人。关于副刊为何取名为《五色土》，编者这样写道：
“土”，就是土壤;“五色”是说它的多样。因此，取名“五色土”就有一点自勉的意识，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花坛，能够反映首都人民多种多样的斗争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贡献一点小小的力量。
“五色土”欢迎下列的稿件：五六百字的杂文;千字左右的散文、小说;诗、旧体诗词;连载小说;五六百字的影评、剧评、画评、书评;北京今昔、北京风光;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风俗;文学故事、知识小品;翻译;漫画、剪纸、木刻、国画、艺术摄影等;谜语、游戏、笑话……以及其他健康、生动、通俗、短小的作品。
同时，我们特别欢迎读者的批评和建议，读者如果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什么缺点，感到需要增加什么内容或增设什么栏目，都希望能及时写信告诉我们。⑤
《五色土》副刊内容丰富且品类繁多，如刊载思想短文和时事杂感的“一夕谈”专栏，以及介绍戏曲、电影故事的“影和剧”“小曲艺”“戏曲欣赏”等，此外还有短小精悍的“一分钟小说”“一分钟话剧”“两分钟相声”等。《北京晚报》地处首都，得益于特殊的地缘和人文优势，得到很多老作家、老革命家的支持，如冰心的“拾穗小札”、袁鹰的“京华小品”、马少波的“看戏散笔”、邓拓的“燕山夜话”、杨述的“青春漫语”等专栏。1964年12月25日，有读者反映“五色土”名称有封建色彩，建议改换刊名，1965年1月21日副刊《五色土》改名为《朝阳》，沿用至1966年7月21日停刊。
二、《燕山夜话》专栏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五色土》副刊为“十七年”文学贡献出的最重要的文本当推邓拓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自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给《北京晚报》写了153篇杂文，每星期二、四见报，文章发表在报纸第三版右上角，竖直排版并加边框以示突出。关于杂文专栏为什么取名为《燕山夜话》，邓拓解释道：“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兰村原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读者迫切需要阅读能够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振奋精神的文章，《燕山夜话》刊载的多是一些知识性的杂文：谈政策时事、谈学习工作、谈思想作风、谈哲学科学、谈历史地理、谈文学艺术，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邓拓自1949年后，即在《人民日报》担任领导工作，腹笥广博、才情四溢，在哲学、历史、新闻、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诣。如果我们对《燕山夜话》的引证文献进行仔细考辨的话，可以发现他调度材料之广着实令人惊叹，《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的笔记和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此外，这些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文笔清新，老舍就曾称赞邓拓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⑦。
《燕山夜话》的第一篇是《生命的三分之一》，邓拓写道：“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⑧文章的字里行间皆流露出一种关注自我生命价值、严肃地对待生命的自觉意识。随后，邓拓在《北京晚报》又陆续发表了大量谈读书和修养的杂文，如《杨大眼的耳读法》《欢迎“杂家”》《变三不知为三知》《三分诗七分读》《不要空喊读书》《少少许胜多多许》《一把小钥匙》等。在这些文章中，邓拓不仅介绍了历史上诸多先贤的读书方法、做人做事的经验，同时又针砭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作为，并恰如其分地提出建议和批评，比如《三分诗七分读》就批评了有些新诗空洞单薄、缺乏诗意的弊病：“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放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⑨《八股余孽》更是章短意精，将笔锋直指文章写作中的公式主义：“随便翻翻本地区、本部门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你将不难发现，有些报告和总结，好像是一个底稿的几次重写，中间只是举例有所不同，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几乎没有多少差别。”⑩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章中跳动着的永恒“文心”——对知识的尊重、对传统的继承、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燕山夜话》中这些带有浓浓书卷气的文章不啻为一股清流，在干涸的文学年代给人以精神的滋养。
此外，像《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爱护劳动力的学说》《放下即实地》《兩则外国寓言》等篇章，更是直指当时恶浊浮夸的社会风气，颇具思想锋芒。《一个鸡蛋的家当》以明朝“公安派”诗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一个人偶然间拾得的一枚鸡蛋，幻想蛋生鸡、鸡生蛋，十年内家业乃成的故事，来讽喻当时浮夸、空想的社会风气。邓拓在文章中写道：“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这不难使人联想到“大跃进”等诸多不切实际的冒进作风，邓拓此文讽刺了当时单凭主观意志办事、脱离实际、盲目计划，空想借由投机倒把牟利的思想。《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则引用《礼记·王制篇》中“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的观点，提出应该“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邓拓此文不能不说是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放下即实地”》中也提出“所谓大胆放手是以了解实际情况为前提，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那末，无论胆大也好，胆小也好，也无论放手或者不放手，同样都只能是盲目的。假使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地提倡大胆放手，其结果可能比盲目地不放手更坏。”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不遗余力地提倡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态度，集中批判了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的行为。
不容否认，这些较有锋芒的文字与当时中央开始采取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以及文艺界调整工作的“文艺八条”的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就曾说：“就在《燕山夜话》专栏开辟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三不主义’。老邓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用笔来发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下，全国不少报纸刊物也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一扫陈言现话八股腔，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娓娓谈心，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有助于驱除‘一言堂’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需要廓清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主流意志之间的裂隙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所以如果仅就与主流话语的疏密与否来判断其文学价值，难免有武断之嫌。再者，是否迎合主流意志就一定思想价值不高呢？是否在党的高层做出自我反思的语境中写作就是所谓的“遵命文学”呢？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当然，以现在的眼光重新审读这些文章会发现其中仍存在着时代局限，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等。但历史地看，《燕山夜话》大部分文章对“左”的不良倾向做了坚持斗争，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1949年后杂文出现变异，原先“匕首”“投枪”式的嬉笑怒骂的文字已经蜕变为歌颂性的杂文和马铁丁式的“思想评论”以及“苏联式小品文”。如果我们进一步将《燕山夜话》放置于杂文发展脉络中进行考量，则更能看出其历史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其为当时最好的杂文集。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的影响和示范，全国许多报刊也纷纷开设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上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弢五人合作的“长短录”专栏，《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谭”专栏，山东《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专栏，《合肥日报》的“肥边谈屑”专栏，《西安晚报》的“秦中随笔”专栏等等，这些杂文专栏的设立，引发了1960年代的杂文创作热潮。与《燕山夜话》相似，这些杂文也多从历史出发，采取“以古论今”的方式含蓄地寄寓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但是这种针砭时弊的情况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持久存续。 三、副刊空间中的文体博弈
学界以往对《北京晚报》副刊的研究多集中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邓拓在“五色土”发表的153篇杂文——《燕山夜话》，而对1962年3月2日至3月10日邓拓以“左海”为笔名在《五色土》副刊发表的24首旧体诗——《南游未是草》缺乏足够关照。在这组旧体诗中，邓拓赋诗抒怀，记述自己游历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见闻，风调畅爽，文字间处处洋溢着诗人对祖国建设和大自然的热爱，如《桂林揽胜》中写道：“浪游到此意留连，叠翠层峰绕市廛。山向苍天挥剑戟，人从洞府晤神仙。夕烟如火林峦醉，曲水长流花月妍。诗思万千消不尽，何如泼墨写云烟。”王均伟曾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将同时期邓拓的旧体诗词纳入考量范畴，对邓拓身上“政治家身份”和“书生本色”的纠葛做了细致辨析。1960年夏天，邓拓病后漫游江南，写下旧体组诗《江南吟草》。这些旧体诗多描写江浙两省秀丽壮美的山川和美不胜收的风物，如《萧山野外》中写道：“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马山观田》中也写道：“纵览马山一岛长，越王遗迹已荒凉。莫欺此处无多土，百里千家足稻粱。”风景优美的自然景观被作者寄予了明确的革命激情，山川草木、田畴稼穑成为渲染美好生活的辅助，与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美好前景产生修辞关联。如果我们将这些旧体诗词与邓拓同时期的知识性杂文相比，可以鲜明地感知出两种不同声音的交锋和抵牾。如果说杂文书写一定程度上接续的是鲁迅的战斗传统，美学基调整体呈现出讽刺与批判的话，那么旧体诗词则更多的呈现为赞颂的抒情特质。抽离出时代语境单独考察这些诗词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如果将其置于1960年代初期的时代语境中，便可看出颂歌特质，无怪乎学者王彬彬认为邓拓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并认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话语形态同时呈现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这就在空间上形成了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版面空间上的话语对峙视为邓拓精神领域冲突的一种隐喻。邓拓早年熟读史书典籍，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理念和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形成的忧患报国意识熔铸一炉，同时他自青年起即投身革命又使得他拳拳服膺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在战争时期，当革命实践沿着既定目标前行时，其反思触角并未向纵深腹地挺进，然而当革命道路出现曲折与泥泞时，其隐匿的忧国忧民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则渐渐彰显出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邓拓也并非反抗权威意志、与主流话语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对其给予过分赞誉是有失历史公允的。历史地看，邓拓始终是努力追随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其身上兼有“书生气”与“政治家”的矛盾特质，是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革命者——既是一个才华横溢、飞扬洒脱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很强党性原则的忠诚战士，而恰恰是后者，才是他生命的主色。邓拓自始至终都没有游离于党性之外，而是用全部的热情拥抱革命，且对领袖无比忠诚，不改初心。邓拓在生命最后所写的绝笔信中曾剖白道：“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無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20世纪50-60年代的报纸传媒，深深嵌入公营体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但报纸媒介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生机、等待主流话语填充的空洞容器，即使在被规训的话语中，我们依然能够充分解读出文本的丰富性以及不同声音互相博弈的过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政治话语口径的松紧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文学传统的延续和文学自身所蕴集的审美力量。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错综复杂的角力下，中国当代报纸文艺副刊其实集纳了不同的要素，版面空间中存在着多种文学成分和文学势力的互动和争夺，这些都需要我们耐心予以打捞和解读。笔者重返《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对这一场域空间中邓拓的文学表达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和稽考，并着重厘析了同一版面空间内部所存在着的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这不仅可以加深对1960年代“杂文复兴”时代语境的理解，对认知邓拓内在精神理路的丰富性、歧义性亦有所益助。
注释：
①回春（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第8版。
②布莉莉：《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广告研究——以报纸版面刊载的电影广告为考察中心》，《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③转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3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④北京晚报编辑部：《第一封信——代发刊词》，《北京晚报》1958年3月15日第1版。
⑤《编者的话》，《北京晚报》1958年3月15日第2版。
⑥转引自顾行、刘孟洪：《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北京晚报编《我们走过的路——北京晚报三十年经验文集（1958—1988）》，北京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⑦转引自廖沫沙等著：《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⑧马南邨：《生命的三分之一》，《北京晚报》1961年3月19日第3版。
⑨马南邨：《三分诗七分读》，《北京晚报》1961年5月11日第3版。
⑩马南邨：《八股余孽》，《北京晚报》1961年10月22日第3版。
马南邨：《一个鸡蛋的家当》，《北京晚报》1961年6月15日第3版。
马南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北京晚报》1961年4月30日第3版。
马南邨：《“放下即实地”》，《北京晚报》1961年11月5日第3版。
丁一岚：《忆邓拓》，《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左海：《南游未是草·桂林揽胜》，《北京晚报》1962年3月2日第3版。
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
邓拓：《邓拓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第75页。
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粤海风》2004年第6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就宣称邓拓“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的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469页。
邓拓：《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428页，第432—433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报纸文学副刊研究”（项目编号：18CZW04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3批特别资助“报纸副刊媒介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项目编号：2020T130382）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北京晚报》 五色土 文学副刊
考诸中国报纸文学副刊发展史可以发现，杂文是文学副刊尤其青睐的文体，其精短的体式、灵活的笔法与副刊的版面容量颇为相宜。然而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大放异彩的文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因暴露、讽刺的尖锐性而渐趋沉寂，甚至一度产生了生存危机。①直至1960年代，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知识性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一时间，全国许多报刊纷纷效仿且佳制连篇，杂文由此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创作高潮。目前学界对《燕山夜话》的研究，多从杂文发展史的角度对其文学史意义进行阐述，而对其刊载的媒介《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缺乏足够关照。与相对自足、固定、成型的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不同，报刊研究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报纸版面的空间性，在报纸文学副刊版面上，小说、诗歌、散文、图片、广告等共聚一版，它们互相影响、彼此烘托，呈现出一种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动状态的整体文化情境，一定意义上可谓之为“复调的文本景观”。这就要求我們不仅要注意单篇的文章，更要关注不同文本汇聚起来的整体性语义图景和版面空间中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②笔者在翻阅《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时，发现此媒介生产空间在刊发邓拓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的同时，也刊发了其以“左海”为笔名所写的24首旧体诗词《南游未是草》，二者在版面空间上形成了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版面空间上的话语对峙视为邓拓精神领域冲突的一种隐喻。
一、《北京晚报》创刊始末及其文学副刊
1957年，有人提出想在北京办“同人晚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反映群众的呼声，呼吁在北京创办晚报。北京日报社编委会认为，应该满足社会及北京群众的要求，遂于1957年8月16日向中共北京送上关于出版晚报的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同意后，北京日报社成立了晚报筹备小组，任命张其华、方亭、顾行为晚报负责人。经过对晚报性质的不断探讨，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报》编辑部作出《关于北京晚报出版日期和方针内容的报告（草案）》，报告中对《北京晚报》的性质明确指出“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是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绝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③
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是集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小型综合性晚报。与冗长、枯燥、沉闷的长篇大论相比，晚报大胆地删掉了那些千篇一律、人所共知的空话和废话，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了更多的报道和文章。创刊号上《第一封信——代发刊词》中写道：“这是一张小型的通俗的晚报。它将以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短小通俗的形式，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反映群众的生产、工作、生活、思想的动态。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工人、店员、干部、学生、手工业社员、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同时，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各区、中小工厂、基层商店、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④《北京晚报》四开四版，其中两版新闻，两版副刊：第二版是综合性文艺性副刊《五色土》（后移到第三版），第三版是七个专刊每天轮流与读者见面：一、学文化;二、东南西北;三、体育;四、科学和卫生;五、天下事;六、家务事;七、每周画页。
《北京晚报》受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编委领导，总编辑范瑾，副主编顾行，文学副刊《五色土》的编辑有刘孟洪、周游等人。关于副刊为何取名为《五色土》，编者这样写道：
“土”，就是土壤;“五色”是说它的多样。因此，取名“五色土”就有一点自勉的意识，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花坛，能够反映首都人民多种多样的斗争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贡献一点小小的力量。
“五色土”欢迎下列的稿件：五六百字的杂文;千字左右的散文、小说;诗、旧体诗词;连载小说;五六百字的影评、剧评、画评、书评;北京今昔、北京风光;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风俗;文学故事、知识小品;翻译;漫画、剪纸、木刻、国画、艺术摄影等;谜语、游戏、笑话……以及其他健康、生动、通俗、短小的作品。
同时，我们特别欢迎读者的批评和建议，读者如果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什么缺点，感到需要增加什么内容或增设什么栏目，都希望能及时写信告诉我们。⑤
《五色土》副刊内容丰富且品类繁多，如刊载思想短文和时事杂感的“一夕谈”专栏，以及介绍戏曲、电影故事的“影和剧”“小曲艺”“戏曲欣赏”等，此外还有短小精悍的“一分钟小说”“一分钟话剧”“两分钟相声”等。《北京晚报》地处首都，得益于特殊的地缘和人文优势，得到很多老作家、老革命家的支持，如冰心的“拾穗小札”、袁鹰的“京华小品”、马少波的“看戏散笔”、邓拓的“燕山夜话”、杨述的“青春漫语”等专栏。1964年12月25日，有读者反映“五色土”名称有封建色彩，建议改换刊名，1965年1月21日副刊《五色土》改名为《朝阳》，沿用至1966年7月21日停刊。
二、《燕山夜话》专栏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五色土》副刊为“十七年”文学贡献出的最重要的文本当推邓拓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自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给《北京晚报》写了153篇杂文，每星期二、四见报，文章发表在报纸第三版右上角，竖直排版并加边框以示突出。关于杂文专栏为什么取名为《燕山夜话》，邓拓解释道：“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兰村原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读者迫切需要阅读能够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振奋精神的文章，《燕山夜话》刊载的多是一些知识性的杂文：谈政策时事、谈学习工作、谈思想作风、谈哲学科学、谈历史地理、谈文学艺术，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邓拓自1949年后，即在《人民日报》担任领导工作，腹笥广博、才情四溢，在哲学、历史、新闻、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诣。如果我们对《燕山夜话》的引证文献进行仔细考辨的话，可以发现他调度材料之广着实令人惊叹，《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的笔记和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此外，这些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文笔清新，老舍就曾称赞邓拓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⑦。
《燕山夜话》的第一篇是《生命的三分之一》，邓拓写道：“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⑧文章的字里行间皆流露出一种关注自我生命价值、严肃地对待生命的自觉意识。随后，邓拓在《北京晚报》又陆续发表了大量谈读书和修养的杂文，如《杨大眼的耳读法》《欢迎“杂家”》《变三不知为三知》《三分诗七分读》《不要空喊读书》《少少许胜多多许》《一把小钥匙》等。在这些文章中，邓拓不仅介绍了历史上诸多先贤的读书方法、做人做事的经验，同时又针砭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作为，并恰如其分地提出建议和批评，比如《三分诗七分读》就批评了有些新诗空洞单薄、缺乏诗意的弊病：“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放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⑨《八股余孽》更是章短意精，将笔锋直指文章写作中的公式主义：“随便翻翻本地区、本部门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你将不难发现，有些报告和总结，好像是一个底稿的几次重写，中间只是举例有所不同，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几乎没有多少差别。”⑩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章中跳动着的永恒“文心”——对知识的尊重、对传统的继承、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燕山夜话》中这些带有浓浓书卷气的文章不啻为一股清流，在干涸的文学年代给人以精神的滋养。
此外，像《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爱护劳动力的学说》《放下即实地》《兩则外国寓言》等篇章，更是直指当时恶浊浮夸的社会风气，颇具思想锋芒。《一个鸡蛋的家当》以明朝“公安派”诗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一个人偶然间拾得的一枚鸡蛋，幻想蛋生鸡、鸡生蛋，十年内家业乃成的故事，来讽喻当时浮夸、空想的社会风气。邓拓在文章中写道：“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这不难使人联想到“大跃进”等诸多不切实际的冒进作风，邓拓此文讽刺了当时单凭主观意志办事、脱离实际、盲目计划，空想借由投机倒把牟利的思想。《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则引用《礼记·王制篇》中“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的观点，提出应该“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邓拓此文不能不说是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放下即实地”》中也提出“所谓大胆放手是以了解实际情况为前提，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那末，无论胆大也好，胆小也好，也无论放手或者不放手，同样都只能是盲目的。假使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地提倡大胆放手，其结果可能比盲目地不放手更坏。”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不遗余力地提倡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态度，集中批判了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的行为。
不容否认，这些较有锋芒的文字与当时中央开始采取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以及文艺界调整工作的“文艺八条”的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就曾说：“就在《燕山夜话》专栏开辟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三不主义’。老邓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用笔来发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下，全国不少报纸刊物也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一扫陈言现话八股腔，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娓娓谈心，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有助于驱除‘一言堂’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需要廓清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主流意志之间的裂隙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所以如果仅就与主流话语的疏密与否来判断其文学价值，难免有武断之嫌。再者，是否迎合主流意志就一定思想价值不高呢？是否在党的高层做出自我反思的语境中写作就是所谓的“遵命文学”呢？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当然，以现在的眼光重新审读这些文章会发现其中仍存在着时代局限，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等。但历史地看，《燕山夜话》大部分文章对“左”的不良倾向做了坚持斗争，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1949年后杂文出现变异，原先“匕首”“投枪”式的嬉笑怒骂的文字已经蜕变为歌颂性的杂文和马铁丁式的“思想评论”以及“苏联式小品文”。如果我们进一步将《燕山夜话》放置于杂文发展脉络中进行考量，则更能看出其历史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其为当时最好的杂文集。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的影响和示范，全国许多报刊也纷纷开设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上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弢五人合作的“长短录”专栏，《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谭”专栏，山东《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专栏，《合肥日报》的“肥边谈屑”专栏，《西安晚报》的“秦中随笔”专栏等等，这些杂文专栏的设立，引发了1960年代的杂文创作热潮。与《燕山夜话》相似，这些杂文也多从历史出发，采取“以古论今”的方式含蓄地寄寓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但是这种针砭时弊的情况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持久存续。 三、副刊空间中的文体博弈
学界以往对《北京晚报》副刊的研究多集中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邓拓在“五色土”发表的153篇杂文——《燕山夜话》，而对1962年3月2日至3月10日邓拓以“左海”为笔名在《五色土》副刊发表的24首旧体诗——《南游未是草》缺乏足够关照。在这组旧体诗中，邓拓赋诗抒怀，记述自己游历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见闻，风调畅爽，文字间处处洋溢着诗人对祖国建设和大自然的热爱，如《桂林揽胜》中写道：“浪游到此意留连，叠翠层峰绕市廛。山向苍天挥剑戟，人从洞府晤神仙。夕烟如火林峦醉，曲水长流花月妍。诗思万千消不尽，何如泼墨写云烟。”王均伟曾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将同时期邓拓的旧体诗词纳入考量范畴，对邓拓身上“政治家身份”和“书生本色”的纠葛做了细致辨析。1960年夏天，邓拓病后漫游江南，写下旧体组诗《江南吟草》。这些旧体诗多描写江浙两省秀丽壮美的山川和美不胜收的风物，如《萧山野外》中写道：“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马山观田》中也写道：“纵览马山一岛长，越王遗迹已荒凉。莫欺此处无多土，百里千家足稻粱。”风景优美的自然景观被作者寄予了明确的革命激情，山川草木、田畴稼穑成为渲染美好生活的辅助，与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美好前景产生修辞关联。如果我们将这些旧体诗词与邓拓同时期的知识性杂文相比，可以鲜明地感知出两种不同声音的交锋和抵牾。如果说杂文书写一定程度上接续的是鲁迅的战斗传统，美学基调整体呈现出讽刺与批判的话，那么旧体诗词则更多的呈现为赞颂的抒情特质。抽离出时代语境单独考察这些诗词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如果将其置于1960年代初期的时代语境中，便可看出颂歌特质，无怪乎学者王彬彬认为邓拓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并认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话语形态同时呈现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这就在空间上形成了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版面空间上的话语对峙视为邓拓精神领域冲突的一种隐喻。邓拓早年熟读史书典籍，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理念和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形成的忧患报国意识熔铸一炉，同时他自青年起即投身革命又使得他拳拳服膺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在战争时期，当革命实践沿着既定目标前行时，其反思触角并未向纵深腹地挺进，然而当革命道路出现曲折与泥泞时，其隐匿的忧国忧民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则渐渐彰显出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邓拓也并非反抗权威意志、与主流话语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对其给予过分赞誉是有失历史公允的。历史地看，邓拓始终是努力追随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其身上兼有“书生气”与“政治家”的矛盾特质，是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革命者——既是一个才华横溢、飞扬洒脱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很强党性原则的忠诚战士，而恰恰是后者，才是他生命的主色。邓拓自始至终都没有游离于党性之外，而是用全部的热情拥抱革命，且对领袖无比忠诚，不改初心。邓拓在生命最后所写的绝笔信中曾剖白道：“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無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20世纪50-60年代的报纸传媒，深深嵌入公营体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但报纸媒介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生机、等待主流话语填充的空洞容器，即使在被规训的话语中，我们依然能够充分解读出文本的丰富性以及不同声音互相博弈的过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政治话语口径的松紧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文学传统的延续和文学自身所蕴集的审美力量。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错综复杂的角力下，中国当代报纸文艺副刊其实集纳了不同的要素，版面空间中存在着多种文学成分和文学势力的互动和争夺，这些都需要我们耐心予以打捞和解读。笔者重返《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对这一场域空间中邓拓的文学表达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和稽考，并着重厘析了同一版面空间内部所存在着的不同语言样态（白话文/文言文）、不同文体形式（杂文/旧体诗）、不同话语姿态（批判/歌颂）的交错对话，这不仅可以加深对1960年代“杂文复兴”时代语境的理解，对认知邓拓内在精神理路的丰富性、歧义性亦有所益助。
注释：
①回春（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第8版。
②布莉莉：《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广告研究——以报纸版面刊载的电影广告为考察中心》，《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③转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3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④北京晚报编辑部：《第一封信——代发刊词》，《北京晚报》1958年3月15日第1版。
⑤《编者的话》，《北京晚报》1958年3月15日第2版。
⑥转引自顾行、刘孟洪：《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北京晚报编《我们走过的路——北京晚报三十年经验文集（1958—1988）》，北京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⑦转引自廖沫沙等著：《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⑧马南邨：《生命的三分之一》，《北京晚报》1961年3月19日第3版。
⑨马南邨：《三分诗七分读》，《北京晚报》1961年5月11日第3版。
⑩马南邨：《八股余孽》，《北京晚报》1961年10月22日第3版。
马南邨：《一个鸡蛋的家当》，《北京晚报》1961年6月15日第3版。
马南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北京晚报》1961年4月30日第3版。
马南邨：《“放下即实地”》，《北京晚报》1961年11月5日第3版。
丁一岚：《忆邓拓》，《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左海：《南游未是草·桂林揽胜》，《北京晚报》1962年3月2日第3版。
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
邓拓：《邓拓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第75页。
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粤海风》2004年第6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就宣称邓拓“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的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469页。
邓拓：《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428页，第432—433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报纸文学副刊研究”（项目编号：18CZW04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3批特别资助“报纸副刊媒介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项目编号：2020T13038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