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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观察（以下简称“博”）：作为一家专注亚洲的投资管理公司，太盟投资集团对亚洲区域内经济体知之颇深。如您所言，亚洲是个多元化的大陆，汇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展周期也各不一致。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经济状况目前就存在很大差异。未来1至3年，您认为亚洲哪些经济体存在更大的投资机会？太盟集团将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加以应对？
单伟建（以下简称“单”）：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于私人股权投资而言，中国是最具吸引力的市场。另外，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也有很好的收购投资机会。印度市场恐怕要另当别论。从宏观角度而言，市场规模、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国际收支平衡和公共财政的健康都是使一个市场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条件。中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而印度具有这些条件的大部分，但印度的通货膨胀率现在是两位数，加之经常性项目下的赤字，使得印度卢比很疲软。这当然对外国投资者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宏观市场的条件，投资者才能判断如何投资、在哪里投资。例如，中国的问题是大规模整体经济范围内的产能过剩。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人民币也在不断升值，在此条件下，尽管经济在增长，但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和面临投入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行业，将很难给投资者创造出优良回报。因此，在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向对国内市场消费者出售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投资，则可能取得较高的回报。再以印度为例，如果外国投资者投资针对国内市场的企业，则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而投入到那些成本以印度卢比计价、而收入以外币计价的外包性企业，就没有或少有汇率风险之虞，可能得到更好的回报。综上所述，作为投资者，必须先了解市场才能弄清在哪里投资或是否在该市场投资。
博：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为“亚洲新的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你认为亚洲新的发展动力何在？如何利用好这种新动力，实现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单：亚洲的增长主要是依赖更多的劳动力和净流入资本的投入，而非基于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当日本和中国这些主要经济体人口老化时，亚洲必须更多地依靠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中国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几近50%，但该增长模式无法持续且已达到极限。由于产能已极度过剩，如果再增加投资加大产能，经济上恐怕弊大于利。另一方面，当人口老化时，储蓄率会下降，投资率也会随之下降。要获得持续增长，中国必须改变其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以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会下降，除非转型的同时伴随生产力和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国有经济仍在发挥主导作用，但国有经济又最缺乏效率。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是大规模释放效率和生产力的关键，舍此无它。进一步改革是中国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实，日本也一样，经济和企业重组是增长的关键。
博：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举世瞩目，作为资深PE管理人士，你对其中哪些方面的改革最为期待？
单：最重要的改革是决定性地收缩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缩减政府，同时扩大民营经济。经济学家研究两种效率：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过去30年间，中国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中国仍然存在巨大资源配置下的低效率和浪费。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要改善中国的经济效率，就必须缩小政府、缩小国有体制。政府配置资源也是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决定性地增加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减少政府的作用，将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也是根除腐败的唯一之道。
博：目前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只能通过周期较长的波动自行痊愈？有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单：即便政府不再重复类似2009年的工业投资浪潮，消耗现有过剩的产能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必须允许效率差的企业破产倒闭，让市场将资源输送到盈利企业。资源配置的改革，尤其是在土地资源和银行贷款资源配置方面的改革是关键。只要政府控制的部门仍然很大，银行就会继续偏爱国有企业，因为有国家作靠山的国有企业，其信用最佳，虽然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国家作为靠山单挑的话未必具有良好资信。因此，这会继续造成资源错配。
博：我们注意到，房地产是太盟投资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团队规模超过百人。你认为亚洲房地产投资的“价值洼地”在何处？
单：在亚洲最好的机会一直是所谓“问题房地产资产”。例如，在日本，银行卖出的房地产作抵押的坏债就属此类。
博：在您16年的职业投资生涯中，操盘了不少著名交易，如新桥入股深发展以及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在您心目中，哪一笔交易给你带来最大的职业自豪感？原因又是什么？
单：这两笔投资都将糟糕的“坏银行”扭转改造成坚实和健康的“好银行”，给了我们改善这些企业经营状况的机会。这不但为股东，也为包括客户、职工、纳税者在内的所有利益方创造了价值，因此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私人股权投资就应该这样，不仅要对投资者的钱袋做贡献，而且要对市场、对经济乃至对社会都做出贡献。在此方面能够尽到绵薄之力，我们深感荣幸。
单伟建（以下简称“单”）：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于私人股权投资而言，中国是最具吸引力的市场。另外，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也有很好的收购投资机会。印度市场恐怕要另当别论。从宏观角度而言，市场规模、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国际收支平衡和公共财政的健康都是使一个市场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条件。中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而印度具有这些条件的大部分，但印度的通货膨胀率现在是两位数，加之经常性项目下的赤字，使得印度卢比很疲软。这当然对外国投资者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宏观市场的条件，投资者才能判断如何投资、在哪里投资。例如，中国的问题是大规模整体经济范围内的产能过剩。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人民币也在不断升值，在此条件下，尽管经济在增长，但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和面临投入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行业，将很难给投资者创造出优良回报。因此，在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向对国内市场消费者出售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投资，则可能取得较高的回报。再以印度为例，如果外国投资者投资针对国内市场的企业，则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而投入到那些成本以印度卢比计价、而收入以外币计价的外包性企业，就没有或少有汇率风险之虞，可能得到更好的回报。综上所述，作为投资者，必须先了解市场才能弄清在哪里投资或是否在该市场投资。
博：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为“亚洲新的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你认为亚洲新的发展动力何在？如何利用好这种新动力，实现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单：亚洲的增长主要是依赖更多的劳动力和净流入资本的投入，而非基于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当日本和中国这些主要经济体人口老化时，亚洲必须更多地依靠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中国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几近50%，但该增长模式无法持续且已达到极限。由于产能已极度过剩，如果再增加投资加大产能，经济上恐怕弊大于利。另一方面，当人口老化时，储蓄率会下降，投资率也会随之下降。要获得持续增长，中国必须改变其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以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会下降，除非转型的同时伴随生产力和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国有经济仍在发挥主导作用，但国有经济又最缺乏效率。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是大规模释放效率和生产力的关键，舍此无它。进一步改革是中国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实，日本也一样，经济和企业重组是增长的关键。
博：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举世瞩目，作为资深PE管理人士，你对其中哪些方面的改革最为期待？
单：最重要的改革是决定性地收缩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缩减政府，同时扩大民营经济。经济学家研究两种效率：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过去30年间，中国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中国仍然存在巨大资源配置下的低效率和浪费。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要改善中国的经济效率，就必须缩小政府、缩小国有体制。政府配置资源也是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决定性地增加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减少政府的作用，将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也是根除腐败的唯一之道。
博：目前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只能通过周期较长的波动自行痊愈？有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单：即便政府不再重复类似2009年的工业投资浪潮，消耗现有过剩的产能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必须允许效率差的企业破产倒闭，让市场将资源输送到盈利企业。资源配置的改革，尤其是在土地资源和银行贷款资源配置方面的改革是关键。只要政府控制的部门仍然很大，银行就会继续偏爱国有企业，因为有国家作靠山的国有企业，其信用最佳，虽然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国家作为靠山单挑的话未必具有良好资信。因此，这会继续造成资源错配。
博：我们注意到，房地产是太盟投资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团队规模超过百人。你认为亚洲房地产投资的“价值洼地”在何处？
单：在亚洲最好的机会一直是所谓“问题房地产资产”。例如，在日本，银行卖出的房地产作抵押的坏债就属此类。
博：在您16年的职业投资生涯中，操盘了不少著名交易，如新桥入股深发展以及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在您心目中，哪一笔交易给你带来最大的职业自豪感？原因又是什么？
单：这两笔投资都将糟糕的“坏银行”扭转改造成坚实和健康的“好银行”，给了我们改善这些企业经营状况的机会。这不但为股东，也为包括客户、职工、纳税者在内的所有利益方创造了价值，因此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私人股权投资就应该这样，不仅要对投资者的钱袋做贡献，而且要对市场、对经济乃至对社会都做出贡献。在此方面能够尽到绵薄之力，我们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