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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李聚奎在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后改称决死第一旅）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率部在太岳抗日根据地大战日寇，屡挫强敌，为保卫和建设太岳抗日根据地付出了极大心血，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奉调到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正式宣布了改编命令。当时，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０、第一二九师，共约4.6万人。李聚奎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与第四军及陕北红军一部、原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李聚奎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参谋长。
1937年10月，李聚奎随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离开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挺进华北抗日前线，相继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及晋东南反击日军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1938年5月，他随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三八六旅一部进入冀南，发展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不久即出任新组建的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1938年冬，李聚奎奉命到鲁西北组建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在黄河以北、津浦铁路以西的广阔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6月，李聚奎根据第一二九师师部的命令，将先遣纵队和第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合编为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为此，李聚奎做了大量的工作。整编工作结束后没几个月，李聚奎便接到了师部的调令，要其到由薄一波领导的、活动在太岳区的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隶属第二战区国民党晋绥军（即山西阎锡山所统辖的军队）建制的一支特殊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产物。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使用的是晋绥军的番号），说的是“山西话”（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使用的是阎锡山式的语言），但执行的却是中共的抗战路线和纲领。后来，山西新军遭到阎锡山的排挤。晋西事变后，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0余个团，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的八路军序列。但为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山西新军仍保留了晋绥军的番号。其中，由薄一波任纵队长兼政治委员的决死第一纵队归第一二九师指挥。
在百团大战中，决死第一纵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缺乏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为此，薄一波向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求援。刘、邓二人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派李聚奎去决死第一纵队任职。
李聚奎接到师部的命令后不久，即于1941年春由鲁西北启程赶往晋东南的太岳区。当其经过太行山第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专门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其作了详细的指示。
邓小平特别叮嘱他：“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邓小平这番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李聚奎连连点头。因为李聚奎没读过多少书，参加革命后虽经过刻苦学习使自己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底子太薄，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而且他这个“大老粗”脾气有点暴，性子也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如今，邓小平将他的那点老底全抖了出来，李聚奎更感到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为此，他暗自下决心，到决死第一纵队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多向薄一波等有文化的同志学习，绝不辜负首长的信任。
“把党的旗帜公开打出来”
太岳抗日根据地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地区。1939年夏，侵华日军打通白晋铁路，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一分为二后，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和中共太岳地委分别在薄一波、安子文率领下由沁县转移到沁源县，开始创建以太岳山为依托的太岳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共的晋西事变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山西新军政卫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后相继编入决死第一纵队）等部及山西第六专署所属地区的一些党政干部陆续进入沁源县。1940年1月，中共太岳地委改为太岳区党委，并在沁源县阎寨村正式开始办公，安子文任党委书记（1941年10月后为薄一波）。同年6月，八路军太岳军区在阎寨村成立。1941年1月，第一二九师为使第三八六旅能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决定解除其所兼的太岳军区任务，改由决死第一纵队兼太岳军区任务。李聚奎到达太岳区时，决死第一纵队机关兼太岳军区机关仍设在沁源县阎寨村。
李聚奎的到来，受到了薄一波、李成芳（参谋长）、周仲英（政治部主任）、刘有光（政治部副主任）等决死第一纵队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由于对决死第一纵队所属各部的情况还不熟悉，李聚奎向薄一波报到后即提出请求，想到下面的部队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薄一波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立即作出安排。
当时，决死第一纵队共有4个团，即第二十五、第三十八、第五十七、第五十九团。4个团分别驻在屯留、沁州、唐城和沁源等地。为了能够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支山西新军的部队，李聚奎到每个团都住上一段时间，找营团干部谈话，听取工作汇报，并注意收集大家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他对决死第一纵队的状况已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李聚奎在考察中发现，决死第一纵队虽然已在晋西事变后纳入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序列，可部队戴的仍是阎锡山的“帽子”。受此限制，决死第一纵队中共产党员的身份仍是半公开的，党员的活动仍由部队的政工干部出面安排，上级的各种指示仍由纵队负责人薄一波以其政治委员的身份向下传达。这种独特的方式曾有效地保证了共产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但他觉得现在部队中党员的活动没有必要再采取以前那种方式了，应该在部队中公开打出党的旗帜。各团的主要领导人也有同感。
回到纵队司令部后，李聚奎即把所了解的情况向薄一波一一做了汇报，并向其建议：“从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以后，形势变了，我们决死队和阎锡山没有什么关系了，队伍里谁都晓得决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谁都晓得‘薄委员’是共产党员，大家都盼望能把党的旗帜公开打出来，让决死队名正言顺。”
薄一波认为李聚奎的这一建议提得很好，立即表示同意，并拿起电话，把政治部主任周仲英、副主任刘有光找来，一起商量。周仲英、刘有光也赞同李聚奎的这个建议。于是，4个人便一起研究如何来进行这项重大的工作。薄一波首先征求李聚奎的意见：“你看怎样做好？”李聚奎说：“按照八路军的惯例，我们应开个党代表大会，请你把决死队中党的由来和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个报告，接下来选举党的负责人，最后请你再把今后的工作方针跟大家讲一讲……”经过一番讨论后，4人决定召开决死第一纵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就有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然而，正当他们忙着筹备召开党代会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于1941年4月间向决死第一纵队驻地发动了进攻，李聚奎与薄一波等人被迫指挥决死第一纵队进行反顽作战。反顽作战结束后不久，李聚奎等人便于同年8月接到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的命令，决死第一纵队与第二一二旅、第三八六旅一同编入太岳纵队，同时决死第一纵队改称决死第一旅。陈赓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副司令员，王新亭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毕占云任参谋长。决死第一旅的领导人也作了调整，李聚奎兼任旅长，周仲英任政治委员，李成芳任参谋长，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紧接着，侵华日军纠集3万余人对太岳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决死第一旅的党代会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1942年1月，决死第一旅终于在沁源县南石村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全旅党代表近100人与会。同志们公开欢聚一堂，个个喜气洋洋。薄一波在会上作了《决死队的过去和现在》的报告，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自1936年秋季以来在山西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的经验和体会。李聚奎与陈赓、周仲英等领导也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李聚奎等人组成的决死第一旅党委委员，并通过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决议。
从此，决死第一旅把党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
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
李聚奎到决死第一纵队后，主要负责部队的作战和训练。
在薄一波等支持下，李聚奎利用作战间隙对决死第一纵队（决死第一旅）进行了一系列军政整训。如：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整肃军纪，进行制式教练，开展以射击和夜战为主的练兵活动等。在整训期间，李聚奎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军事训练中，他亲自上场，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大家。一遍不行就二遍、三遍，直到大家能熟练掌握动作要领为止。在李聚奎的言传身教下，部队的训练热情很高，整训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从决死队应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作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李聚奎在决死队工作的近3年时间里，华北日军每年都要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几次大规模的“扫荡”。从名目上来说，什么“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铁磙扫荡”等，花样不断翻新；从规模上来说，兵力从数千人至上万人不等，最多时多达3万余人。李聚奎深知，在这种险恶的战争环境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却完全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每次反“扫荡”作战，他首先考虑的都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根据地内的群众，以及如何避免部队的损失。
1941年9月至10月，日军纠集3万多人，先是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南部沁河以西孔滩、马壁地区进行“扫荡”，随即兵锋直指以沁源为中心的太岳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欲一举消灭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在此地活动的决死第一旅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一部。为保护群众的安全，李聚奎指挥决死第一旅掩护群众陆续退入山林中，并实行空室清野。同时，他决定地方武装在内线坚持斗争，将主力转移至外线，以内外线相结合的方法积极打击敌人，粉碎“扫荡”。
然而，在转移过程中，李聚奎和薄一波、安子文等太岳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及所率领的部队，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危急之下，为减少部队的损失，李聚奎与薄一波交换意见后，果断地下达了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的命令。决死第一旅各部虽然兵力不多，但经过整训后士气旺盛，敢打敢冲，凭着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硬是从敌人包围圈中钻了出去。而李聚奎与薄一波、安子文等则隐蔽在大林区的山里面与敌人兜圈子。薄一波曾慎重地问过李聚奎：“你考虑过没有，万一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李聚奎干脆地答道：“想过了。第一是跑，大家分散边打边跑，能跑出几个算几个。第二是死，事情到了这种关头，这话不能不说了。不过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和安书记的安全。”薄一波和安子文交换了一下目光，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们早做好了牺牲的打算，要死大家死在一起。”随后，他们各自摘下身上的文件包，把文件、地图等重要物品全都藏了起来，并清点了手枪中的子弹，准备在万一发生不幸时给自己留一颗。
李聚奎等人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日军却一直没能发现藏在他们包围圈中的太岳区的这些重要领导干部。日军在捕捉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目标落空后，于10月中旬开始撤退。此时，已转到外线的李成芳参谋长抓住战机，指挥第二十五团在安泽县将军沟伏击日军，一举歼敌200多人。10月18日，决死第一旅收复了沁源城，李聚奎等人也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城内。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了要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妄图以占领沁源为突破口，逐渐把太岳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蚕食”成敌占区，然后总结经验，继而在整个华北地区加以推广，作为日后华北日军实施山岳“剿共”作战的样板。为此，在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7000余人，连同伪军共一万余人，于10月20日开始分数路对岳北区进行冬季大“扫荡”，企图占领并长驻沁源县城。
在侦悉日军即将进行大“扫荡”的情报后，李聚奎指挥决死第一旅掩护所属地区的群众再次实行空室清野，做好了各项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李聚奎就决死第一旅的反“扫荡”作战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所属各部以分散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以一部坚持内线斗争，牵制日军；主力转至外线，在敌人后方袭击其据点和交通线，配合内线进行反“扫荡”作战。
10月21日，“扫荡”的各路日军先后进入沁源县境。由于太岳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均已转移，群众也撤走了，因此进入沁源的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在合击岳北领导机关扑空后，日军随即转入了“清剿”，但仍是一无所获。此时，我军反“扫荡”却取得了一定成果。由李聚奎指挥的转移到外线的决死第一旅主力在第三八六旅及沁源、屯留等地民兵的配合下，到处袭击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和据点；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决死第一旅一部和游击队、民兵也寻机歼敌。至10月底，太岳军民即歼灭“扫荡”的日伪军数百人，打击了其嚣张气焰。至11月中旬，日军将大部兵力撤走，只留下第六十九师团伊藤大队驻守沁源城关、中峪、阎寨、交口4个据点，同时，在安泽和绵上的据点分别留下了一部分兵力，以配合伊藤大队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日军的此次冬季大“扫荡”就此草草收场。
留在安泽、绵上、沁源的日军在同蒲、白晋铁路沿线到处抓民夫，抢修安（泽）沁（源）大道和二沁（沁县至沁源）大道，在城关东北的莲花池附近赶修机场，另外还在据点周围挖壕沟，修碉堡、炮楼等防御工事。城关据点的日军还在城外竖起了一块写有“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木牌，在城关门楼两侧刷写了“剿共灭匪”、“建设华北”等大白字标语。显然，日军此次是铁了心要在沁源干出点“名堂”来。
为进一步加强太岳区军民对敌斗争的指导，中共太岳区党委、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主要领导人薄一波、陈赓、安子文、李聚奎等及时分析了沁源敌我双方斗争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针对日军长期“驻剿”的企图，决定对其采取长期围困、逼走敌人的斗争方针。具体来说，就是把沁源县城及其他各据点周围的群众全部动员转移出来，实行彻底的空室清野，给入侵的日军留下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并对其主要补给线实行彻底性破坏，断绝其交通运输，最终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
1942年11月11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决定，成立以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的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以决死第一旅为主参加围困斗争。同时，中共太岳区党委指示沁源县委：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对敌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在李聚奎等人的具体指导下，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于11月18日成立，总指挥由决死第一旅第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兼任，政治委员由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兼任。11月下旬，根据李聚奎等领导的指示，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作出了围困敌人的军事部署。
为密切协同参加围困斗争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李聚奎与参谋长李成芳等人又指示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要建立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共建立了13个游击集团。李聚奎等多次深入围困斗争指挥前线进行调研，并对围困斗争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两年半的围困，至1945年4月，英勇的沁源军民共作战2700多次，歼敌4000余人，并最终将日伪军赶出了根据地，使日军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
在指导沁源军民进行围困斗争期间，李聚奎还指挥决死第一旅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1943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了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六十九师团等部，加上伪军共2万余人，采用所谓“铁磙式”新战法，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面对日军的大举“扫荡”， 李聚奎一面指挥决死第一旅进行反“扫荡”作战，一面指导沁源军民继续进行围困据点里的日伪军的斗争。10月下旬，第三八六旅一部在洪洞县韩略村设伏，一举全歼了日军战地观战团，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下旬，决死第一旅、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在太岳区军民的配合下，粉碎了日军的此次“扫荡”。
至此，经过反复的较量，李聚奎率领的决死第一旅不但没有被日军打垮，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并始终屹立在太岳山区，为我党领导的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3年11月，李聚奎根据组织安排，离开沁源，离开他工作了近3年的决死队，赴延安学习。薄一波曾说：“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党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
奉调到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正式宣布了改编命令。当时，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０、第一二九师，共约4.6万人。李聚奎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与第四军及陕北红军一部、原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李聚奎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参谋长。
1937年10月，李聚奎随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离开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挺进华北抗日前线，相继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及晋东南反击日军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1938年5月，他随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三八六旅一部进入冀南，发展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不久即出任新组建的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1938年冬，李聚奎奉命到鲁西北组建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在黄河以北、津浦铁路以西的广阔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6月，李聚奎根据第一二九师师部的命令，将先遣纵队和第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合编为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为此，李聚奎做了大量的工作。整编工作结束后没几个月，李聚奎便接到了师部的调令，要其到由薄一波领导的、活动在太岳区的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隶属第二战区国民党晋绥军（即山西阎锡山所统辖的军队）建制的一支特殊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产物。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使用的是晋绥军的番号），说的是“山西话”（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使用的是阎锡山式的语言），但执行的却是中共的抗战路线和纲领。后来，山西新军遭到阎锡山的排挤。晋西事变后，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0余个团，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的八路军序列。但为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山西新军仍保留了晋绥军的番号。其中，由薄一波任纵队长兼政治委员的决死第一纵队归第一二九师指挥。
在百团大战中，决死第一纵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缺乏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为此，薄一波向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求援。刘、邓二人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派李聚奎去决死第一纵队任职。
李聚奎接到师部的命令后不久，即于1941年春由鲁西北启程赶往晋东南的太岳区。当其经过太行山第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专门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其作了详细的指示。
邓小平特别叮嘱他：“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邓小平这番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李聚奎连连点头。因为李聚奎没读过多少书，参加革命后虽经过刻苦学习使自己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底子太薄，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而且他这个“大老粗”脾气有点暴，性子也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如今，邓小平将他的那点老底全抖了出来，李聚奎更感到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为此，他暗自下决心，到决死第一纵队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多向薄一波等有文化的同志学习，绝不辜负首长的信任。
“把党的旗帜公开打出来”
太岳抗日根据地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地区。1939年夏，侵华日军打通白晋铁路，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一分为二后，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和中共太岳地委分别在薄一波、安子文率领下由沁县转移到沁源县，开始创建以太岳山为依托的太岳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共的晋西事变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山西新军政卫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后相继编入决死第一纵队）等部及山西第六专署所属地区的一些党政干部陆续进入沁源县。1940年1月，中共太岳地委改为太岳区党委，并在沁源县阎寨村正式开始办公，安子文任党委书记（1941年10月后为薄一波）。同年6月，八路军太岳军区在阎寨村成立。1941年1月，第一二九师为使第三八六旅能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决定解除其所兼的太岳军区任务，改由决死第一纵队兼太岳军区任务。李聚奎到达太岳区时，决死第一纵队机关兼太岳军区机关仍设在沁源县阎寨村。
李聚奎的到来，受到了薄一波、李成芳（参谋长）、周仲英（政治部主任）、刘有光（政治部副主任）等决死第一纵队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由于对决死第一纵队所属各部的情况还不熟悉，李聚奎向薄一波报到后即提出请求，想到下面的部队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薄一波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立即作出安排。
当时，决死第一纵队共有4个团，即第二十五、第三十八、第五十七、第五十九团。4个团分别驻在屯留、沁州、唐城和沁源等地。为了能够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支山西新军的部队，李聚奎到每个团都住上一段时间，找营团干部谈话，听取工作汇报，并注意收集大家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他对决死第一纵队的状况已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李聚奎在考察中发现，决死第一纵队虽然已在晋西事变后纳入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序列，可部队戴的仍是阎锡山的“帽子”。受此限制，决死第一纵队中共产党员的身份仍是半公开的，党员的活动仍由部队的政工干部出面安排，上级的各种指示仍由纵队负责人薄一波以其政治委员的身份向下传达。这种独特的方式曾有效地保证了共产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但他觉得现在部队中党员的活动没有必要再采取以前那种方式了，应该在部队中公开打出党的旗帜。各团的主要领导人也有同感。
回到纵队司令部后，李聚奎即把所了解的情况向薄一波一一做了汇报，并向其建议：“从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以后，形势变了，我们决死队和阎锡山没有什么关系了，队伍里谁都晓得决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谁都晓得‘薄委员’是共产党员，大家都盼望能把党的旗帜公开打出来，让决死队名正言顺。”
薄一波认为李聚奎的这一建议提得很好，立即表示同意，并拿起电话，把政治部主任周仲英、副主任刘有光找来，一起商量。周仲英、刘有光也赞同李聚奎的这个建议。于是，4个人便一起研究如何来进行这项重大的工作。薄一波首先征求李聚奎的意见：“你看怎样做好？”李聚奎说：“按照八路军的惯例，我们应开个党代表大会，请你把决死队中党的由来和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个报告，接下来选举党的负责人，最后请你再把今后的工作方针跟大家讲一讲……”经过一番讨论后，4人决定召开决死第一纵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就有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然而，正当他们忙着筹备召开党代会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于1941年4月间向决死第一纵队驻地发动了进攻，李聚奎与薄一波等人被迫指挥决死第一纵队进行反顽作战。反顽作战结束后不久，李聚奎等人便于同年8月接到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的命令，决死第一纵队与第二一二旅、第三八六旅一同编入太岳纵队，同时决死第一纵队改称决死第一旅。陈赓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副司令员，王新亭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毕占云任参谋长。决死第一旅的领导人也作了调整，李聚奎兼任旅长，周仲英任政治委员，李成芳任参谋长，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紧接着，侵华日军纠集3万余人对太岳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决死第一旅的党代会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1942年1月，决死第一旅终于在沁源县南石村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全旅党代表近100人与会。同志们公开欢聚一堂，个个喜气洋洋。薄一波在会上作了《决死队的过去和现在》的报告，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自1936年秋季以来在山西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的经验和体会。李聚奎与陈赓、周仲英等领导也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李聚奎等人组成的决死第一旅党委委员，并通过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决议。
从此，决死第一旅把党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
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
李聚奎到决死第一纵队后，主要负责部队的作战和训练。
在薄一波等支持下，李聚奎利用作战间隙对决死第一纵队（决死第一旅）进行了一系列军政整训。如：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整肃军纪，进行制式教练，开展以射击和夜战为主的练兵活动等。在整训期间，李聚奎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军事训练中，他亲自上场，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大家。一遍不行就二遍、三遍，直到大家能熟练掌握动作要领为止。在李聚奎的言传身教下，部队的训练热情很高，整训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从决死队应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作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李聚奎在决死队工作的近3年时间里，华北日军每年都要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几次大规模的“扫荡”。从名目上来说，什么“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铁磙扫荡”等，花样不断翻新；从规模上来说，兵力从数千人至上万人不等，最多时多达3万余人。李聚奎深知，在这种险恶的战争环境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却完全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每次反“扫荡”作战，他首先考虑的都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根据地内的群众，以及如何避免部队的损失。
1941年9月至10月，日军纠集3万多人，先是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南部沁河以西孔滩、马壁地区进行“扫荡”，随即兵锋直指以沁源为中心的太岳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欲一举消灭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在此地活动的决死第一旅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一部。为保护群众的安全，李聚奎指挥决死第一旅掩护群众陆续退入山林中，并实行空室清野。同时，他决定地方武装在内线坚持斗争，将主力转移至外线，以内外线相结合的方法积极打击敌人，粉碎“扫荡”。
然而，在转移过程中，李聚奎和薄一波、安子文等太岳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及所率领的部队，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危急之下，为减少部队的损失，李聚奎与薄一波交换意见后，果断地下达了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的命令。决死第一旅各部虽然兵力不多，但经过整训后士气旺盛，敢打敢冲，凭着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硬是从敌人包围圈中钻了出去。而李聚奎与薄一波、安子文等则隐蔽在大林区的山里面与敌人兜圈子。薄一波曾慎重地问过李聚奎：“你考虑过没有，万一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李聚奎干脆地答道：“想过了。第一是跑，大家分散边打边跑，能跑出几个算几个。第二是死，事情到了这种关头，这话不能不说了。不过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和安书记的安全。”薄一波和安子文交换了一下目光，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们早做好了牺牲的打算，要死大家死在一起。”随后，他们各自摘下身上的文件包，把文件、地图等重要物品全都藏了起来，并清点了手枪中的子弹，准备在万一发生不幸时给自己留一颗。
李聚奎等人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日军却一直没能发现藏在他们包围圈中的太岳区的这些重要领导干部。日军在捕捉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目标落空后，于10月中旬开始撤退。此时，已转到外线的李成芳参谋长抓住战机，指挥第二十五团在安泽县将军沟伏击日军，一举歼敌200多人。10月18日，决死第一旅收复了沁源城，李聚奎等人也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城内。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了要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妄图以占领沁源为突破口，逐渐把太岳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蚕食”成敌占区，然后总结经验，继而在整个华北地区加以推广，作为日后华北日军实施山岳“剿共”作战的样板。为此，在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7000余人，连同伪军共一万余人，于10月20日开始分数路对岳北区进行冬季大“扫荡”，企图占领并长驻沁源县城。
在侦悉日军即将进行大“扫荡”的情报后，李聚奎指挥决死第一旅掩护所属地区的群众再次实行空室清野，做好了各项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李聚奎就决死第一旅的反“扫荡”作战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所属各部以分散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以一部坚持内线斗争，牵制日军；主力转至外线，在敌人后方袭击其据点和交通线，配合内线进行反“扫荡”作战。
10月21日，“扫荡”的各路日军先后进入沁源县境。由于太岳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均已转移，群众也撤走了，因此进入沁源的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在合击岳北领导机关扑空后，日军随即转入了“清剿”，但仍是一无所获。此时，我军反“扫荡”却取得了一定成果。由李聚奎指挥的转移到外线的决死第一旅主力在第三八六旅及沁源、屯留等地民兵的配合下，到处袭击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和据点；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决死第一旅一部和游击队、民兵也寻机歼敌。至10月底，太岳军民即歼灭“扫荡”的日伪军数百人，打击了其嚣张气焰。至11月中旬，日军将大部兵力撤走，只留下第六十九师团伊藤大队驻守沁源城关、中峪、阎寨、交口4个据点，同时，在安泽和绵上的据点分别留下了一部分兵力，以配合伊藤大队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日军的此次冬季大“扫荡”就此草草收场。
留在安泽、绵上、沁源的日军在同蒲、白晋铁路沿线到处抓民夫，抢修安（泽）沁（源）大道和二沁（沁县至沁源）大道，在城关东北的莲花池附近赶修机场，另外还在据点周围挖壕沟，修碉堡、炮楼等防御工事。城关据点的日军还在城外竖起了一块写有“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木牌，在城关门楼两侧刷写了“剿共灭匪”、“建设华北”等大白字标语。显然，日军此次是铁了心要在沁源干出点“名堂”来。
为进一步加强太岳区军民对敌斗争的指导，中共太岳区党委、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主要领导人薄一波、陈赓、安子文、李聚奎等及时分析了沁源敌我双方斗争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针对日军长期“驻剿”的企图，决定对其采取长期围困、逼走敌人的斗争方针。具体来说，就是把沁源县城及其他各据点周围的群众全部动员转移出来，实行彻底的空室清野，给入侵的日军留下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并对其主要补给线实行彻底性破坏，断绝其交通运输，最终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
1942年11月11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决定，成立以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的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以决死第一旅为主参加围困斗争。同时，中共太岳区党委指示沁源县委：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对敌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在李聚奎等人的具体指导下，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于11月18日成立，总指挥由决死第一旅第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兼任，政治委员由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兼任。11月下旬，根据李聚奎等领导的指示，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作出了围困敌人的军事部署。
为密切协同参加围困斗争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李聚奎与参谋长李成芳等人又指示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要建立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共建立了13个游击集团。李聚奎等多次深入围困斗争指挥前线进行调研，并对围困斗争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两年半的围困，至1945年4月，英勇的沁源军民共作战2700多次，歼敌4000余人，并最终将日伪军赶出了根据地，使日军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
在指导沁源军民进行围困斗争期间，李聚奎还指挥决死第一旅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1943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了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六十九师团等部，加上伪军共2万余人，采用所谓“铁磙式”新战法，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面对日军的大举“扫荡”， 李聚奎一面指挥决死第一旅进行反“扫荡”作战，一面指导沁源军民继续进行围困据点里的日伪军的斗争。10月下旬，第三八六旅一部在洪洞县韩略村设伏，一举全歼了日军战地观战团，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下旬，决死第一旅、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在太岳区军民的配合下，粉碎了日军的此次“扫荡”。
至此，经过反复的较量，李聚奎率领的决死第一旅不但没有被日军打垮，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并始终屹立在太岳山区，为我党领导的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3年11月，李聚奎根据组织安排，离开沁源，离开他工作了近3年的决死队，赴延安学习。薄一波曾说：“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党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