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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公布了从昆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其市属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的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的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
一时间，欣喜的市民将当期的《昆明日报》一抢而空。不少报摊甚至来不及补货。从来没想过一份党报会这么抢手。“多少年都没看到了。”
昆明一家报摊的老板纳锡兰将厚厚一叠报纸之下的《昆明日报》翻出来，有些兴奋：我知道一定会有外地人再来买的，所以当时就留了一个心眼，没退回去。
这份曾经引起“春城纸贵”的2月16日当日的过期报纸，四个版，16开一张，售价5角。它登载了昆明及其下属区县所有政府职能部门“头儿”的电话，仇和的电话位列其首——0871-3197977。
仇和冲击波
2月下旬的昆明，阳光很好，高原的缘故，人在白色的云朵之上行走。
但是，滇池污染、交通堵塞、城中村的拆迁和改建，是新任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承诺在未来的五年任期之内要做的三件最大的事情。
“仇和书记一上任，就单骑私访，进门的时候连司机都不带。”官渡区行政学院的一位女副校长说自己在去年的11月就见到过这位新书记，“他有1米75，讲话时常常因为语速的突然加快而转回江苏的口音，但是依然清晰，有一种自然散发出来的思想魅力，有人说，跟着仇和书记一起出去调研，不光是脑子跟不上，腿也跟不上。”
去年的春节前夕，仇和带领着昆明市主要的党政领导回到宿迁，一位曾经随行的官员回忆，仇和书记在宿迁的时候就曾经对昆明的官员说过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的事情，说自己这个想法已经酝酿了三年之久。
但是当时没有谁意识到，一场震惊全国，引发《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连续三天持续关注的“春城纸贵”事件就在从宿迁回来后不久的正月爆发，年还没过完。
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公布了从昆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其市属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的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的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
一时间，欣喜的市民将当期的《昆明日报》一抢而空。不少报摊甚至来不及补货。从来没想过一份党报会这么抢手。“多少年都没看到了。”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快，而且是和宿迁市一起做这件事情。宿迁的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现在也全部公布了，不光是宿迁，昆明下辖的所有的郊县最近几天也在筹划进一步的公布二级领导干部和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部门的所有电话，不光是昆明，云南省应该也会效仿，仇书记的这个做法，用我们昆明话讲，叫做火着枪响。”这位随行的昆明纪委的官员这么讲。他的电话号码也被公布在16日的《昆明日报》上。
从布置任务，到收集各个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再到印厂赶印，第二天上架，整个过程只有不到72个小时，接着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官员买两个手机?
“分析整个事情的动因、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得出，这位新书记不光有想法，而且有做法。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一切的逻辑都是围绕着现代责任政府、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思路铺开。”云南大学政法学院的教授如是评论。
2月22日下午，昆明市纪委11楼宣教室，从禄劝县赶来增援的一名官员正在电脑上赶制一份“修改和增补名单”，对第一次公示名单做进一步的修改。
不远处的桌子上一份文件上写道：针对第一次公示中出现的问题，拟进行修改后重新公示。
比如已经调离和已经调任的领导也已经公示了，部分单位班子成员的电话不统一等等。
“这几天已经在昆明的报纸上对以上存在的情况，每期五个人已经开始订正了，但是已经公布的电话，已成既成事实。当然，本来领导干部的办公电话和职务也都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做调整，所以，首次公布电话我们就设定了一定的截至日期，到达一定的比例，我们会重新公示。常示常新。”昆明市纪委的一位负责第二次变更及更正事宜的同志说。
“我事先不知情，第二天发现了我的手机被公开了，也吃了一惊。”在四个版面的《昆明日报》上，唯一的一个被公布了手机号码的昆明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安华很诚恳地说。
“我的建议是，官员应该从此后买两个手机，公布的这个就做办公电话，新买的就做私人电话，办公电话可以考虑先进行过滤，就像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一样，先有导播台接入，再转入本人接听，这样从技术上处理以下其实更有利于提高效率。通讯费用我认为原则上应该由本人所在的部门报销。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云南大学政法学院的杨临江教授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不接电话，纪委突击检查
正值昆明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的前夕“公布官员”事件在与会的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月20号中午，来自昆明各区的人大代表中午茶歇时间，官渡大酒店的一楼大厅咖啡座，几位人大代表一边打昆明特色的“双升”，一边议论这一事件。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的区分公私的界限，官员或者班子的电话被公开，很多都是绑定了小灵通或者是手机的，要是在下班时间接到电话，那就只能说是加班了，仇和书记不是说了，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哪有主人不知道仆人的电话的道理?”一位人大代表这么说。
“他是从沿海发达地区来的，很多想法确实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就算是听说过，也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真的就这么做了，假如是我接到电话，自己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也要马上布置一线的人去办，为什么?市纪委有监察小组的抽查啊。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观察这件事情，不能看过程，要看结果，事实证明。”一位虽然没有被公布电话，但是在单位的负责人的官员如是说。
此言非虚，2月22日下午，在昆明市委四楼召开的“市纪委、市监察局相关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上，纪委书记应永生在大会上说：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公布了电话不接听就让好事情变成了坏事情，所以，纪委要负起责任，以不发通知，不打电话预约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电话接听情况的突击检查。
“第一次不接警告，第二次不接就要想办法，第三次不接就要严肃的处理。”应永生说。
所谓软环境建设活动，据应的介绍，是按照昆市《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昆发<2008>6号)的要求而在全市监察系统全面展开的。
应永生正是活动领导小组的组长。据应的介绍，三月份先自行自查自纠，到了四月份，就要进行“工作成绩倒逼法，督促各厅室对年度机关工作目标任务进行任务分解，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下级倒逼上级，督查倒逼落实，对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部门、责任人严格进行问责。”
“监察部门忙起来了，玩真格的了，你说结果会怎样?”一位参加昆明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表示自己确实有点紧张，“只是还是要看看最后的结果到底怎样?”（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2月23日编辑：蔡文清）
点评：仇和主政江苏宿迁期间，就因其“铁腕治市”而极富争议，褒贬不一。在争议声中，仇和的仕途却极为顺畅：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后不久即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时成为政治观察家眼中的政坛新星。引发“春城纸贵”的公布官员电话号码的举动，实际上并无任何新意，考虑到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情况，不选择在政府网站上对相关信息进行完善，而选择了能最大限度接近老百姓的报纸形式，只是仇和本人政治手段高明的表现。
再考虑到仇和新官到任为树威权而把开会打瞌睡的一位副局长以撤职加以惩罚而引起的争议，不能不引起我们某些疑问：权谋和人治能带来中国民主政治的真正进步吗？
一时间，欣喜的市民将当期的《昆明日报》一抢而空。不少报摊甚至来不及补货。从来没想过一份党报会这么抢手。“多少年都没看到了。”
昆明一家报摊的老板纳锡兰将厚厚一叠报纸之下的《昆明日报》翻出来，有些兴奋：我知道一定会有外地人再来买的，所以当时就留了一个心眼，没退回去。
这份曾经引起“春城纸贵”的2月16日当日的过期报纸，四个版，16开一张，售价5角。它登载了昆明及其下属区县所有政府职能部门“头儿”的电话，仇和的电话位列其首——0871-3197977。
仇和冲击波
2月下旬的昆明，阳光很好，高原的缘故，人在白色的云朵之上行走。
但是，滇池污染、交通堵塞、城中村的拆迁和改建，是新任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承诺在未来的五年任期之内要做的三件最大的事情。
“仇和书记一上任，就单骑私访，进门的时候连司机都不带。”官渡区行政学院的一位女副校长说自己在去年的11月就见到过这位新书记，“他有1米75，讲话时常常因为语速的突然加快而转回江苏的口音，但是依然清晰，有一种自然散发出来的思想魅力，有人说，跟着仇和书记一起出去调研，不光是脑子跟不上，腿也跟不上。”
去年的春节前夕，仇和带领着昆明市主要的党政领导回到宿迁，一位曾经随行的官员回忆，仇和书记在宿迁的时候就曾经对昆明的官员说过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的事情，说自己这个想法已经酝酿了三年之久。
但是当时没有谁意识到，一场震惊全国，引发《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连续三天持续关注的“春城纸贵”事件就在从宿迁回来后不久的正月爆发，年还没过完。
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公布了从昆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其市属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的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的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
一时间，欣喜的市民将当期的《昆明日报》一抢而空。不少报摊甚至来不及补货。从来没想过一份党报会这么抢手。“多少年都没看到了。”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快，而且是和宿迁市一起做这件事情。宿迁的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现在也全部公布了，不光是宿迁，昆明下辖的所有的郊县最近几天也在筹划进一步的公布二级领导干部和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部门的所有电话，不光是昆明，云南省应该也会效仿，仇书记的这个做法，用我们昆明话讲，叫做火着枪响。”这位随行的昆明纪委的官员这么讲。他的电话号码也被公布在16日的《昆明日报》上。
从布置任务，到收集各个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再到印厂赶印，第二天上架，整个过程只有不到72个小时，接着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官员买两个手机?
“分析整个事情的动因、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得出，这位新书记不光有想法，而且有做法。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一切的逻辑都是围绕着现代责任政府、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思路铺开。”云南大学政法学院的教授如是评论。
2月22日下午，昆明市纪委11楼宣教室，从禄劝县赶来增援的一名官员正在电脑上赶制一份“修改和增补名单”，对第一次公示名单做进一步的修改。
不远处的桌子上一份文件上写道：针对第一次公示中出现的问题，拟进行修改后重新公示。
比如已经调离和已经调任的领导也已经公示了，部分单位班子成员的电话不统一等等。
“这几天已经在昆明的报纸上对以上存在的情况，每期五个人已经开始订正了，但是已经公布的电话，已成既成事实。当然，本来领导干部的办公电话和职务也都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做调整，所以，首次公布电话我们就设定了一定的截至日期，到达一定的比例，我们会重新公示。常示常新。”昆明市纪委的一位负责第二次变更及更正事宜的同志说。
“我事先不知情，第二天发现了我的手机被公开了，也吃了一惊。”在四个版面的《昆明日报》上，唯一的一个被公布了手机号码的昆明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安华很诚恳地说。
“我的建议是，官员应该从此后买两个手机，公布的这个就做办公电话，新买的就做私人电话，办公电话可以考虑先进行过滤，就像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一样，先有导播台接入，再转入本人接听，这样从技术上处理以下其实更有利于提高效率。通讯费用我认为原则上应该由本人所在的部门报销。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云南大学政法学院的杨临江教授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不接电话，纪委突击检查
正值昆明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的前夕“公布官员”事件在与会的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月20号中午，来自昆明各区的人大代表中午茶歇时间，官渡大酒店的一楼大厅咖啡座，几位人大代表一边打昆明特色的“双升”，一边议论这一事件。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的区分公私的界限，官员或者班子的电话被公开，很多都是绑定了小灵通或者是手机的，要是在下班时间接到电话，那就只能说是加班了，仇和书记不是说了，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哪有主人不知道仆人的电话的道理?”一位人大代表这么说。
“他是从沿海发达地区来的，很多想法确实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就算是听说过，也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真的就这么做了，假如是我接到电话，自己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也要马上布置一线的人去办，为什么?市纪委有监察小组的抽查啊。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观察这件事情，不能看过程，要看结果，事实证明。”一位虽然没有被公布电话，但是在单位的负责人的官员如是说。
此言非虚，2月22日下午，在昆明市委四楼召开的“市纪委、市监察局相关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上，纪委书记应永生在大会上说：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公布了电话不接听就让好事情变成了坏事情，所以，纪委要负起责任，以不发通知，不打电话预约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电话接听情况的突击检查。
“第一次不接警告，第二次不接就要想办法，第三次不接就要严肃的处理。”应永生说。
所谓软环境建设活动，据应的介绍，是按照昆市《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昆发<2008>6号)的要求而在全市监察系统全面展开的。
应永生正是活动领导小组的组长。据应的介绍，三月份先自行自查自纠，到了四月份，就要进行“工作成绩倒逼法，督促各厅室对年度机关工作目标任务进行任务分解，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下级倒逼上级，督查倒逼落实，对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部门、责任人严格进行问责。”
“监察部门忙起来了，玩真格的了，你说结果会怎样?”一位参加昆明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表示自己确实有点紧张，“只是还是要看看最后的结果到底怎样?”（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2月23日编辑：蔡文清）
点评：仇和主政江苏宿迁期间，就因其“铁腕治市”而极富争议，褒贬不一。在争议声中，仇和的仕途却极为顺畅：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后不久即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时成为政治观察家眼中的政坛新星。引发“春城纸贵”的公布官员电话号码的举动，实际上并无任何新意，考虑到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情况，不选择在政府网站上对相关信息进行完善，而选择了能最大限度接近老百姓的报纸形式，只是仇和本人政治手段高明的表现。
再考虑到仇和新官到任为树威权而把开会打瞌睡的一位副局长以撤职加以惩罚而引起的争议，不能不引起我们某些疑问：权谋和人治能带来中国民主政治的真正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