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荀况，曾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被尊称为“最为老师”。荀况的弟子众多，其被弟子尊奉为“圣王”。荀子对诸子百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孔子的思想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同时，又在知识论上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在继承中创新，同时又博取众长，成就了荀子的大师之身。
　　在我国教育史上，荀子是第一位提出“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家，将“师”与天地君亲并齐，极大地强调了“师”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其言论为尊师重道传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教师社会地位的确立是教师品牌形成的基础，尊师风气的形成为教师成为大师、受人尊敬，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师之有法，有道，才有可能成为“大师”。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著名的思想是性恶论，这为强调人的作用、强调教师在人成长中的作用提供了前提。在荀子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好利疾恶的，并不存在仁义礼智等先天道德品质，如任其发展而不加节制，必然使社会产生混乱。那么，人之善从何而来呢？荀子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人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了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荀子指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贤、愚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虽然荀子的人性论与孟子的观点相反，但有趣的是，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却是相同的：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但在荀子的观点中，更加突出了人后天的努力，为强调“师”之重要提供了前提。在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的同时，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在荀子的思想中，人才培养的最高理想是“成圣”。士、君子、圣人是学习成就上的三个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和境界的是圣人，当达到穷尽万物之理之境界时，才能成为圣人，“圣也者，尽伦者也”。
　　怎样成为圣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荀子根本不承认“天生圣人”的说法，他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经过后天的努力，不断的“积善”，才成就了自己，“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充分强调“积善”，强调“学不可以已”，为普通人成为“圣人”指明了方向和策略。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在荀子的言论中消失了。但荀子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差别，而是要强调后天的努力，强调后天的“积”礼和修为造就了君子、圣人，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重要性。成圣的目的，在于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恶”性，以至于善。
　　隆君师与亲近良师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尊师重道的首倡者，是将天、地、君、亲、师并列的第一人。他将教师地位提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将“师”和“法”统看成是治理国家和稳定社会的致胜武器，“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人之大殃也。”
　　因此，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之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虽然荀子也将孔子的“六经”作为学习的主要材料，但他分析了若只学习这些经书所带来的局限性。在荀子看来，《礼经》《乐经》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书》虽然古朴，但不切近现实;《春秋》虽然隐微但不够周详。荀子强调良师在人的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将崇敬良师看作是最为便捷的学习途径，认为若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则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
　　“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必速尽;辨，则速论。”如果没有“师”、“法”，人则会成为危害社会之人，“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必为怪;辨，则必为诞。”荀子强调教师在塑造学生社会所需要的完美人格中的作用。由于，师是“圣人”“君子”，具有极致的“德”和“礼”，因此，“师”是学生言行的标准。“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人的言行要以师为标准，否则视为大逆不道，不仅不能入朝为官，而且为社会舆论所不容。
　　师术与师道
　　怎样的人可以成为“师”？君子和圣人也。其中，圣人是荀子心目中最高层次的“师”。“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位圣人也”。
　　荀子对于“师”的素养提出了其独到的观点。“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禅，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为师须以“博习”为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具备四个条件。首先，要仪表庄重而有尊严，不怒而威，在于道德之威;其次，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信仰;再次，要能循序渐进、传授知识不陵不乱;最后，要能用精通细微的道理加以发挥。具备这些条件的教师，才能担负起教学的重任，使学生成才，“弟子通利则思师”。
　　荀子要求“师”应该专心于“教”，当“君子壹教，弟子壹学，亟成。”在《劝学》中，荀子强调了教师的为师之道，同时也强调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的时机。教师应该谨慎地对待前来求教的人，合乎礼义之道的才予接待;不合乎礼义之道予以回避;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宗旨;言辞和顺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内容;态度诚恳的人，才可与之论及道的精深义蕴。如果和不可与之交谈的人交谈，那叫做浮躁;跟可与交谈的不谈那叫怠慢;不看对方回应而随便谈话的叫盲目。作为君子，作为师，不可浮躁，也不可怠慢，更不可盲目，要谨慎地对待每位前来求教的人。
　　荀子反对教师“主动”地施教。在荀子看来，如果没人求教而去教导别人，那是“浮躁”的表现;如果学生问一，而教师答二，则是“啰嗦”的表现。浮躁和啰嗦都是不对的，君子的答问和施教应该象空谷回音那样，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荀子基于性恶论而强调“伪”的重要，强调教和师的重要，并倡导隆师，倡导以圣人和君子为师，倡导不断地“积善”“积礼”，为古代“师”论奠定了基础和方向。教师要成为大师，成为“品牌”，“礼”“善”与“德”不可或缺;教师要成为大师，形成品牌，“积”是必经之途，只有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