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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题性美术能充分发挥艺术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社会功能，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创作应当积极探究美术作品中宏大叙事与微观表现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深度挖掘崇高题材的情感内容，并积极探索形式的多样可能性。
【关键词】 主题性美术;艺术创作;崇高感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8-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规律研究”（2019SJA0408）;南京工程学院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以‘中国美术史’课程为试点的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YZKC2019064）。
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中国当下美术学研究的热点，与中国本土的文化需求有密切关联。当下我国处于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时代，美术创作也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风格的过于关注，逐渐转向对本民族创作内容与方法的理性反思。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一种艺术生产现象，能够充分展现国家的伟大形象、当代中国人的伟大奉献精神，唤起民众的审美激情与道德崇高感，从而发挥艺术对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助推力，因此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主题性美术作品要能够真正被国人从情感上认可，仍然需要对创作规律有深入研究。
一、打破宏大叙事与微观表现之间的二元对立
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确定对主题性美术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主题性美术而言，作为一种弘扬国家、社会以及价值观主旋律的美术类别，它的题材与主题往往都是宏大的。比如中国历史上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决策、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扶贫攻坚的重大突破、疫情时期的万众一心等，都能通过宏观的取材与严肃的立意，在美术作品中传达出深刻的艺术内涵。
但是，宏大叙事虽然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不可避免的叙事方法，却容易出现过于严肃、与欣赏者情感共鸣不够强烈的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过于宏大的题材容易让时代中的个体变成抽象符号，失去其具象的生命特征，从而给欣赏者带来感受上的隔阂。个体是具象的、生动的，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产生特定行为的存在者。任何时代下重大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鲜活的個体，而在选择题材方面一旦过于强调事件的结果与意义，就容易相对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这对于欣赏者来说，必然造成一定的隔阂。
因此，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应当勇于打破宏大叙事与微观表现之间的二元对立。“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立意的高远与选题的微小并不是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相反，关注某一时代洪流中感性生命个体的决策与行动，找到充满矛盾张力的表现内容，一方面表现出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身上的渗透，另一方面能符合民众在欣赏过程中理解力与想象力和谐运作的客观规律，增加美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比如高小华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赶火车》，在长4.5米，高1.4米的油画画面中，用细腻的手法表现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身份与面目却都怀揣着同样的奔赴心中希望之地、激动不已赶火车的中国民众，即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开始出现迁移的时代之缩影，也充分表现中国人勇于变革自身生存现状的激情与勇气。欣赏者在观看过程中因为自身相同的生命体验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平民史观与个体叙事在当下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而对于创作者来说，要在艺术创造中实现突破，首先需要艺术家有深入生活、体验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刻经验。只有来自生活的微观个体生命的感性活动，才有可能经过艺术的提炼，成为打动人的优秀艺术作品。否则，过于虚化的个体生命活动不仅起不到情感传递的作用，而且还会破坏美术作品原有的立意。
二、深度挖掘崇高题材的情感内容
主题性美术为了实现对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家园情节等宏大立意的艺术表达，往往倾向于将崇高感作为情感表现的主要内容。崇高感是一种理性渗透的情感，借助伟大英雄人物形象、重大历史事件、壮观的祖国山河图景等，让欣赏主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由压倒性的力量转化而来的审美愉悦。比如，关山月在七十年代创作的《绿色长城》，表现防风沙林带在狂风的掠袭之下如同绿色长城一般守护农田的情景，以景喻人，将一种理性精神上的崇高灌注在壮观的自然景色之中;董卓在2019年创作的油画《国家的脊梁》，以抽象的浩瀚宇宙星辰为背景，表现邓稼先、朱光亚、谢家麟、钱三强、钱学森等10位中国科学家，凸显了这些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研究者的丰碑形象。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史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是因为选择的题材与设定的主题具有道德理性的强大力量，通过诉诸感官的宏大场景恰当表现出来，实现了从感官体验到深度审美理解的升华。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多媒体、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在崇高感的表现上难度越来越大。同样的社会事件、人物以及风景等，数字媒体技术都能快速进行图像制作、复制与传播，甚至能通过技术的处理让图像变得更为纯粹。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欣赏者在感知能力上变得钝化，越来越不容易被图像所打动。在读图的时代以及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如何能通过艺术的创作来打动观看者并激发其道德感，成为主题性美术创作者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从自我体验出发，深度反思自我在主旋律题材收集过程中的真实情感，将真情实感投射到崇高主题之中，应始终成为艺术家创作主题性美术的根本原则。当前已经有研究者明确指出主题性美术缺乏真情实感的弊端。[2]事实上，在任何时代，能打动欣赏者的优秀美术作品，都有着真挚的情感表现，不论这种表现是热烈的、直接的，还是隐喻的、克制的。同样的题材，虽然在今天可以是短视频、数字图片、摄影等多种技术语言载体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美术作品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传达出的是艺术家作为独立个体的独一无二之生命视角、情感领悟与审美理解。比如广廷渤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钢水·汗水》迄今为止依然让每一个观看者为之触动，这不是因为艺术家超写实主义的绘画技巧，因为后者已经为今天的大众所熟知，而是画面传达出了艺术家在钢铁厂生产空间的真实体验和他对钢铁工人的真实敬意。不论是画面中心被汗水浸透衣服、端坐歇息的炼炉厂炉长，还是作为背景举杯痛饮抑或侧脸欢笑的钢铁工人，透过他们如铜铸件一般的身体上的每一滴流淌的汗珠，观看者都能真切感受到坚韧的生命力量与强大的生产能力，而正是渗透在每一个平凡的新中国工人身上的力量，带来了民族生产能力的腾飞。因此，找寻真实的情感之源，探索艺术表现的恰当语言，才能在美术作品中为崇高的道德理性确立合理的感性形式。 三、探索形式的多元性
主题性美术作为一种弘扬主旋律的美术，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有重要的意义，但前提条件是要避免以道德教科书式的图像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能用刻板生硬的表达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形式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应当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坚持的精神。然而，在多元的形式探索之中，又应当注意不要出现审美理解的隔阂。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景物的选择如何在多样化的形式中得到丰富的表现，将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持续探索的课题。
纵观我国现当代美术创作的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形式上从未停止过创新与突破的脚步，从现实主义的单一面貌走向了多样的可能性，并且中国画、油画、版画等不同门类的主题性美术都开始探索与自身媒介语言最相适应的形式风格。比如，在国画领域，既有《太行铁壁》（王迎春、杨力舟1984年创作）的水墨创新，用表现山石的笔墨语言成功塑造山魂般的军民形象，又有《新中国诞生》（唐勇力2009年创作）设色重彩的创新，将敦煌壁画的装饰元素大量融入历史题材画中。在版画领域，则充分利用版画对抽象时空的表现优势塑造纪念碑式的英雄人物形象，出现像《主人》（徐匡、阿鸽1979年创作）、《重于泰山》（代大权、贺秦岭2011年创作）等众多的优秀作品。在油画领域，中西融合的形式语言探索带来多种风格的竞相出现，既有《潮》（詹建俊1984年创作）这样表现改革开放农民新面貌的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品，又有《西部年代》（骆根兴2001年创作）这样表现中国科技领军人物奋斗精神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
然而我国当前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尽管追求形式的多元性，主流的觀点仍然认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应当以架上绘画的形式呈现。可是年轻一代的美术创作者所看到的国际美术趋势却是架上艺术的式微，在他们尝试用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新的形式进行主题性美术创作时，遭遇到的更多都是批评大过支持。在学院派指责新生一代的美术创作者缺少严肃的态度与脚踏实地的精神之时，有待商榷的问题是，是否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3D艺术等一定不能进入主题性美术的创作领域？其弊端能否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引导下得到克服？其对年轻受众有较大吸引力的优势能否与主题性美术创作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在年轻群体中弘扬主流的价值观？就主题性美术本身而言，其实应当并无形式与风格的壁垒，可以探索非架上艺术的可能性。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充分体现，它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广阔的。以开拓进取的精神积极探索主题性美术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使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在时间长河的每一个当下都能体现其文化意义，是美术创作工作者与研究者应有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杜少虎.“平民史观”与“个体叙事”——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两个思想维度[J].美术，2019，（11）.
[2]温中良.新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及其问题[J].美术观察，2020，（4）.
作者简介：
庞勇，男，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
【关键词】 主题性美术;艺术创作;崇高感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8-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规律研究”（2019SJA0408）;南京工程学院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以‘中国美术史’课程为试点的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YZKC2019064）。
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中国当下美术学研究的热点，与中国本土的文化需求有密切关联。当下我国处于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时代，美术创作也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风格的过于关注，逐渐转向对本民族创作内容与方法的理性反思。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一种艺术生产现象，能够充分展现国家的伟大形象、当代中国人的伟大奉献精神，唤起民众的审美激情与道德崇高感，从而发挥艺术对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助推力，因此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主题性美术作品要能够真正被国人从情感上认可，仍然需要对创作规律有深入研究。
一、打破宏大叙事与微观表现之间的二元对立
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确定对主题性美术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主题性美术而言，作为一种弘扬国家、社会以及价值观主旋律的美术类别，它的题材与主题往往都是宏大的。比如中国历史上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决策、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扶贫攻坚的重大突破、疫情时期的万众一心等，都能通过宏观的取材与严肃的立意，在美术作品中传达出深刻的艺术内涵。
但是，宏大叙事虽然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不可避免的叙事方法，却容易出现过于严肃、与欣赏者情感共鸣不够强烈的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过于宏大的题材容易让时代中的个体变成抽象符号，失去其具象的生命特征，从而给欣赏者带来感受上的隔阂。个体是具象的、生动的，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产生特定行为的存在者。任何时代下重大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鲜活的個体，而在选择题材方面一旦过于强调事件的结果与意义，就容易相对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这对于欣赏者来说，必然造成一定的隔阂。
因此，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应当勇于打破宏大叙事与微观表现之间的二元对立。“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立意的高远与选题的微小并不是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相反，关注某一时代洪流中感性生命个体的决策与行动，找到充满矛盾张力的表现内容，一方面表现出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身上的渗透，另一方面能符合民众在欣赏过程中理解力与想象力和谐运作的客观规律，增加美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比如高小华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赶火车》，在长4.5米，高1.4米的油画画面中，用细腻的手法表现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身份与面目却都怀揣着同样的奔赴心中希望之地、激动不已赶火车的中国民众，即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开始出现迁移的时代之缩影，也充分表现中国人勇于变革自身生存现状的激情与勇气。欣赏者在观看过程中因为自身相同的生命体验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平民史观与个体叙事在当下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而对于创作者来说，要在艺术创造中实现突破，首先需要艺术家有深入生活、体验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刻经验。只有来自生活的微观个体生命的感性活动，才有可能经过艺术的提炼，成为打动人的优秀艺术作品。否则，过于虚化的个体生命活动不仅起不到情感传递的作用，而且还会破坏美术作品原有的立意。
二、深度挖掘崇高题材的情感内容
主题性美术为了实现对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家园情节等宏大立意的艺术表达，往往倾向于将崇高感作为情感表现的主要内容。崇高感是一种理性渗透的情感，借助伟大英雄人物形象、重大历史事件、壮观的祖国山河图景等，让欣赏主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由压倒性的力量转化而来的审美愉悦。比如，关山月在七十年代创作的《绿色长城》，表现防风沙林带在狂风的掠袭之下如同绿色长城一般守护农田的情景，以景喻人，将一种理性精神上的崇高灌注在壮观的自然景色之中;董卓在2019年创作的油画《国家的脊梁》，以抽象的浩瀚宇宙星辰为背景，表现邓稼先、朱光亚、谢家麟、钱三强、钱学森等10位中国科学家，凸显了这些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研究者的丰碑形象。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史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是因为选择的题材与设定的主题具有道德理性的强大力量，通过诉诸感官的宏大场景恰当表现出来，实现了从感官体验到深度审美理解的升华。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多媒体、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在崇高感的表现上难度越来越大。同样的社会事件、人物以及风景等，数字媒体技术都能快速进行图像制作、复制与传播，甚至能通过技术的处理让图像变得更为纯粹。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欣赏者在感知能力上变得钝化，越来越不容易被图像所打动。在读图的时代以及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如何能通过艺术的创作来打动观看者并激发其道德感，成为主题性美术创作者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从自我体验出发，深度反思自我在主旋律题材收集过程中的真实情感，将真情实感投射到崇高主题之中，应始终成为艺术家创作主题性美术的根本原则。当前已经有研究者明确指出主题性美术缺乏真情实感的弊端。[2]事实上，在任何时代，能打动欣赏者的优秀美术作品，都有着真挚的情感表现，不论这种表现是热烈的、直接的，还是隐喻的、克制的。同样的题材，虽然在今天可以是短视频、数字图片、摄影等多种技术语言载体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美术作品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传达出的是艺术家作为独立个体的独一无二之生命视角、情感领悟与审美理解。比如广廷渤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钢水·汗水》迄今为止依然让每一个观看者为之触动，这不是因为艺术家超写实主义的绘画技巧，因为后者已经为今天的大众所熟知，而是画面传达出了艺术家在钢铁厂生产空间的真实体验和他对钢铁工人的真实敬意。不论是画面中心被汗水浸透衣服、端坐歇息的炼炉厂炉长，还是作为背景举杯痛饮抑或侧脸欢笑的钢铁工人，透过他们如铜铸件一般的身体上的每一滴流淌的汗珠，观看者都能真切感受到坚韧的生命力量与强大的生产能力，而正是渗透在每一个平凡的新中国工人身上的力量，带来了民族生产能力的腾飞。因此，找寻真实的情感之源，探索艺术表现的恰当语言，才能在美术作品中为崇高的道德理性确立合理的感性形式。 三、探索形式的多元性
主题性美术作为一种弘扬主旋律的美术，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有重要的意义，但前提条件是要避免以道德教科书式的图像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能用刻板生硬的表达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形式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应当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坚持的精神。然而，在多元的形式探索之中，又应当注意不要出现审美理解的隔阂。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景物的选择如何在多样化的形式中得到丰富的表现，将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持续探索的课题。
纵观我国现当代美术创作的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形式上从未停止过创新与突破的脚步，从现实主义的单一面貌走向了多样的可能性，并且中国画、油画、版画等不同门类的主题性美术都开始探索与自身媒介语言最相适应的形式风格。比如，在国画领域，既有《太行铁壁》（王迎春、杨力舟1984年创作）的水墨创新，用表现山石的笔墨语言成功塑造山魂般的军民形象，又有《新中国诞生》（唐勇力2009年创作）设色重彩的创新，将敦煌壁画的装饰元素大量融入历史题材画中。在版画领域，则充分利用版画对抽象时空的表现优势塑造纪念碑式的英雄人物形象，出现像《主人》（徐匡、阿鸽1979年创作）、《重于泰山》（代大权、贺秦岭2011年创作）等众多的优秀作品。在油画领域，中西融合的形式语言探索带来多种风格的竞相出现，既有《潮》（詹建俊1984年创作）这样表现改革开放农民新面貌的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品，又有《西部年代》（骆根兴2001年创作）这样表现中国科技领军人物奋斗精神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
然而我国当前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尽管追求形式的多元性，主流的觀点仍然认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应当以架上绘画的形式呈现。可是年轻一代的美术创作者所看到的国际美术趋势却是架上艺术的式微，在他们尝试用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新的形式进行主题性美术创作时，遭遇到的更多都是批评大过支持。在学院派指责新生一代的美术创作者缺少严肃的态度与脚踏实地的精神之时，有待商榷的问题是，是否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3D艺术等一定不能进入主题性美术的创作领域？其弊端能否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引导下得到克服？其对年轻受众有较大吸引力的优势能否与主题性美术创作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在年轻群体中弘扬主流的价值观？就主题性美术本身而言，其实应当并无形式与风格的壁垒，可以探索非架上艺术的可能性。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充分体现，它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广阔的。以开拓进取的精神积极探索主题性美术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使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在时间长河的每一个当下都能体现其文化意义，是美术创作工作者与研究者应有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杜少虎.“平民史观”与“个体叙事”——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两个思想维度[J].美术，2019，（11）.
[2]温中良.新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及其问题[J].美术观察，2020，（4）.
作者简介：
庞勇，男，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