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虽死，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盐铁会议。《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汉初开放民营，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于是，汉武帝时代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法，桑弘羊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最得力的执行者。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昭帝时期，霍光辅政，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舌战群儒。
　　儒生们的观点很明确，盐铁专营、平准均输乃是与民争利，直接导致民间经济的萧条；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经营导致产品质量低劣，生产出来的农具“割草不痛”，根本没法用于生产；统购统销形成权贵经济、官商勾结牟利……
　　儒生们咄咄逼人，桑弘羊却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来？国家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面对桑弘羊的千古之问，统治了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居然一筹莫展，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根本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经济措施。
　　就连颇有民本思想，对民间商业热情褒扬的司马迁在《平准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盐铁专营、平准均输之后的汉王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然而，汉武帝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彻底打破了自汉初以来，建立在相对宽松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局面，整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商者少，物贵”。更兼颁布《告缗令》，强行向全国的有产者征收财产税，导致整个中产阶层被悉数消灭。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必要？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匈奴十余年无南下之力。这一年，汉武帝38岁。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桑弘羊虽死，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來。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所作所为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