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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婕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著文称,季羡林先生曾说“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思维模式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在语言观上的不同走向。西方人对语言的过度信任导致其难以理解中国人和东方人的非语言思维,所以只好将令他们费解的中国思想都冠以“东方神秘主义”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