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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林举 吉林乾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近年来主要从事散文、文学评论及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松漠往事》《上帝的蓖麻》《时间的形态》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等。
呈现于眼前的大平原依然如旧，广阔、苍茫，似涣漫无垠的大海，似没有边际又全无方位的时光。三十年阔别之后，重回故乡，自知是只有热切而没有目的的一路奔跑，所以亢奋之余，难免要质疑自己那双张得圆圆的臂膀——接下来，你到底要拥抱什么，终究能拥抱到什么？
这时，天空飘起了细细碎碎的清雪，把本来就已经很模糊的记忆和大地上的标记，又做了进一步的涂抹。这是一个暗示，也是一个隐喻。其实，宇宙、天地之间的事情，有时非常简单，简单得让所有的猜测和想象都变得徒然。譬如这天上的雪花，不管它后来的形态如何，终究还是大地上的事物。诸般因果，兜兜转转还是离不开大地。只因为土地中的水分太充盈了，就溢出来，到空中凝结成了云;云飄得久了、累了，云凝得多了、重了，又会变成雪，落到地上。如果非要继续追问它们落到地上的目的和意义，我的回答也十分简单——它们终于还是要变成地上的水，至少是要重温一下做水的感觉和滋味。
一、东南山、西南山
从松原市高速公路出口下来，沿301省道前行四十公里后，进入“井方乡”的腹地。
九十二年前，这里还是内蒙古王爷齐默特色木丕勒的牧场。数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上，除王爷府为数不多的放牧点、收租点和偷垦者零星分布的窝棚，基本上荒无人烟。很多来内蒙荒落户的流民，差不多都有着共同的回忆：一架勒勒车，吃力地在一人多高的荒草中爬行，车轴间不时发出秋雁般凄婉的哀鸣，就算是风吹草低，也还是难以看清远处的景色和方位。直到1926年，内蒙古王爷和时任吉林省省长的张作相这对儿女亲家私下计议，“勘放郭尔罗斯西部蒙荒，设官治理”，以便缓解当时地方经济上的拮据，这片土地才算进入农耕时代。
为了便于操作，“官家”依照中国古代井田制格局，把全境荒地按统一规制分割成大小相等、均匀、规则排列的一个个方格子，每一个方格称作一个“井方”。全境共划出成方的“整井”二百七十四个，每井三十六方，每方四十五垧;因边界曲折的原因，划出不成方的“破井”三十五个。“井方”划完后，张作相心生一念，为了给自己罩上一层文治的光环，规定用《千字文》为每一个“井方”定名，按照从北到南、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书写习惯给每一个方格安上一个字，这个字就成了这一方土地的名字，如果建村，就是村庄的名字。天地玄（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吉林省乾安县最初的行政版图初步形成。
我出生的“列字井”，在千字文中排第十五个字。实际上，在列字井之前，并没有与千字文一一对应的十四个村庄。比如，荒、昃、寒、冬等被人们认为不吉、不雅的字，已经直接被弃置不用了。
小时候，列字井和北边的宙字井在行政上归一个生产大队管理，两个村子合在一起称为“列宙”。在两个平原村庄周围，均匀排列着四座巨大的沙丘，因为从远处看，宛若四座低矮的小山，所以我们分别称那四个沙丘为东南山、西南山、西北山、东北山。曾经，我们的村庄、我们的田地、我们的庄稼和我们的乡亲，在遥相呼应的四山之间构筑起我如梦的家园。早晨，太阳从东南山上升起，傍晚，太阳从西北山上落下;春天，风从西南山上刮来，又从东北山上远去;其间有风霜雨雪，有月圆月缺，一场接一场的风沙刮过，一年又一年的流光逝去，一幕连一幕的爱恨情愁交叠，一代又一代的生老病死轮回，我们始终在四山之间，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也始终在四山之间。
那四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也为我们的生活和记忆留下了诸般的快乐与趣味。特别是坐落在列字井领地上的东南山和西南山，更是我多年来始终不能忘怀的重要地理标识。记得当年东南山顶有一窝狼獾，谁也说不准十来个洞穴中到底生活着多少只獾。很多个夏天和秋天，为了保护山顶的庄稼，爷爷带领我们同獾子作着艰苦的“斗争”，稍微懈怠，就会有一大片庄稼被獾子糟蹋。西南山离村子稍近，却土质贫瘠，每年只能种一些能在沙中顽强生长的谷子。这就成了鸟类觅食的主要场所。冬天一来，就会有成群的“铁雀”整日在山丘上盘旋;鹌鹑、沙鸡、野鸡等稍大的鸟类则成双成对、三三两两或成群地躲在草窝下、树丛中或深雪里忙碌觅食。孩子们一个冬天的心思，就随着那些鸟儿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翻来覆去。
301省道延伸至鳞字井，下道向北，有一条平展笔直的村道，过称字井、霜字井、前张字井、后张字井，恍惚间，已经直抵列字井。算来，二十公里的路程，只花去十几分钟的时间。这在三十年前，搭乘县里的环县公交需要折腾两三个小时;如果骑自行车，因为道路崎岖，夏季泥泞，需要走一段推一段，至少也得折腾四个多小时。那时，每去一趟县城，都是出一次隆重而又艰难的“远门”。看来，时光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不仅能够解决很多和时间本身一样抽象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些和空间一样具体、明确的问题。
回到村子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叫上我的表姐夫王广柱，让他带路去看我最惦记的东南山和西南山。王广柱一向老实、持重，对很多事情都不会大惊小怪，对我的“有理”和“无理”要求，从不提出质疑。他告诉我，西南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前一年横贯前郭和乾安两县的“哈达山”引水工程要从村前通过，需要大量取土，不仅整个“山”上的土都被取走，还继续向下挖进两米多深，昔日的山遂变成了今日的坑。他问我，还去不去看看，我摇头，想起了“沧海桑田”这个词。如果坑里将来注上水，用于养鱼，那不真就变成了“海子”？
曾经的四山，已经有两山归属别村，有一山归于乌有，可看的也就只有东南山啦！
车在王广柱的指挥下一路前行时，我一边询问清晰印在记忆中的那些“地标”都去了哪里，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着那座我曾在梦里多次梦到过的东南山。可是，平坦得如巨大篮球场的田野上，哪里都没有发现那座童年的“山”。不会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吧？如果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难道王广柱的记忆也出了问题？或许，我是在一个醒着的梦里？一般梦里的事情都十分荒诞。我忍着，不把我内心的疑惑说给王广柱，单要看看最后的结果。 车拐下乡路后，一直沿着水泥浇筑的引水渠边缘行走，那是一条平展的土路。可以想象，未来的岁月里，这条水渠里的水，将年年替代“天老爷”，把这个以干旱闻名的地域滋养得土润年丰。然而，车子已经被王广柱叫停时，我仍然没有在视野中确认出东南山的位置。
“这里就是东南山。”王广柱站在车旁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蓝色简易房：“那个机井房，就是东南山的最顶点。”
但大地在此处，并没有一点儿隆起之意。如果这个地方就是东南山的话，那个蓝色的机井房下边就是三十年前狼獾的家。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那个直通地下的黑洞在不停地往外冒出冰凉凉、白亮亮的水，而那些虽然有些讨厌但却生动有趣的狼獾们从哪一天起，去了哪里呢？我在王广柱的引导之下，站在田垄之间前后左右看了很久，才勉强看出一点儿大地的不平。就算东南山曾经真实存在过吧！可从前那个形貌昭彰的山，因何变得如此颓然不堪了呢？是因为多年之后我终于长高长大，相对的山就矮了下去，还是因为我自身变得衰老和麻木，不再像童年一样对很多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灵动和敏感？
返回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和道路都已经不再属于我从前的记忆。时光，如陌上的流沙，掩埋一切，暴露一切，也雕刻一切，它像手段高明的魔术师一样，施展出乾坤挪移大法，不断地把一个人的故乡换成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故乡，而一切过程竟无人察觉。
二、因为曾经承诺
回乡的第一顿饭，我决定在高淑艳家吃。
高淑艳是我表兄妹中最小的一个，由于小时候没有人照料、看管，整天像尾巴一样哭着喊着跟在哥哥姐姐的身后，曾有一个外号：“小闺女崽儿。”这个两岁就失去了母亲的人，虽然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但命运的苦涩和生活的磨砺却让她的心态和心性将自己的实际年龄向前推进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时代。如此，在心智和观念上，她就和我这个年代的人有了更多相同、相通之处，自然，在沟通和交流上也增加了更多的互动。我一向认为，面对命运和生活的胁迫，她内心的坚持和无奈以及种种的苦乐悲欢，我都能够体会和理解，所以，曾经我也常自以为是她亲人中的相知者。
果然，她至今念念不忘在白城读幼师时我们那段兄妹之谊。刚刚通上电话，她就说起了白城和白城旧事。在吉林省西部这座荒凉的小城，我们曾经断续相处三年时间。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几年，在白城市的一家企业工作;高淑艳则考入白城市幼儿师范学校读书。虽然平时各有所忙，难得一见，但隔三岔五的相聚还是寄托和加深了亲人间的关怀和情谊。那几年，也正是她人生最艰难、最纠结的时期。尽管有些事情，她内心的主意已定，但毕竟年纪尚小，身单力薄，担不起命运加在肩上的那副重担，行至迷茫和艰难处，免不得要彷徨犹豫、挣扎痛苦并流露出内心的软弱。很多的时候，她仍是一个爱流泪的小女生。
如今，高淑艳以一名乡村幼师的身份住在乡里，她的几个哥哥姐姐，也相继离开本地，散在本县的其他各处。在我到达之前，高淑艳已经通过电话把他们及其配偶叫到家里，好在他们都没有离得太远。最远的一个姐姐住在县城，到淑艳家也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待我进门时，兄弟姐妹已经齐聚一堂。多年不见，众亲属免不得好一阵子相互打量和寒暄，并一一通报现状。
大表弟高洪臣属龙，小我两岁，一双子女均已经嫁娶，拖家去了南方，妻子却因患有恶性脑瘤于前几年去世，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守在鄉村。名下仅有的几亩农田，由于横竖左右也折腾不出几个钱来，索性就租给了别人，自己靠打零工卖力气应付晚年的生活。论年龄和身体条件，他本可以续弦再娶，可是考虑到“说”个人还要按农村的习俗给人一份彩礼和一份每月五百至一千元不等的固定“开支”，就忍忍断了这个念想。二表弟高洪友原来开过磨米厂，因为效益太好，被眼红的村主任看中挤走后，一蹶不振。先是他自己得了脑瘤，手术后瘫痪两年又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而后是他妻子也得了恶性脑瘤，耗去了家里所有的资财之后撒手人寰，只留下没有劳动能力的高洪友，靠出租土地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这个在人事和命运面前双重败北的表弟，大部分时间保持着沉默，但语调和目光里却流露出十分复杂、难解的内涵。日子过得最安稳、齐全的就是表妹高淑萍了，夫妻两个生有一儿一女，如今孩子们都在城里做买卖，生活得不错，看看生活用度已经绰绰有余，土地上的劳作又没有太大的益处，夫妻俩便干脆放下旧有的生活，去城里专门为子女照料小孩和日常生活，早早地进入养老状态。
在我们起劲儿地回忆往事和述说亲情时，高淑艳的丈夫黄树文悄悄躲出去张罗酒菜。这就让人不得不再一次佩服、夸奖他是一个有眼色、懂事体的人。其实，多年前，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这种优秀的禀赋已经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了。那时他刚刚读初三，就开始以一种十分得体的方式追求高淑艳——你不喜欢让别人看出来，我就在心里暗暗想着你;你怕打扰学习，我就不让你感觉到有我的存在;你说你每天晚自习后不敢走夜路，请你回头看看，我已经在你的身后悄悄护送你了……
那年白城地区招考幼师，全县四个工费指标，一个自费指标，高淑艳刚好考了第四，可是到了正式录取时，她的成绩又变成了第五。社会是否公平的问题，暂且不论，既然侥幸考上了，先说这学到底去上还是不上。上，学费从哪里来？自从母亲去世，继母进了家门之后，吃饭、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顺理成章了，还想花大钱去外地读书？她父亲早早地低下了头，说：“拿不出那笔钱。”这时，黄树文挺身而出，和淑艳几个已经结婚的哥哥姐姐每人凑一个份子，把学费凑齐。至于学费之外的花销，黄树文承诺由自己一人承担。黄树文的这个决定一出，立即得到了高淑艳父亲和大姐的赞赏和支持，但却遭到了自己家人的强烈反对，家人一致认为，将来高淑艳学业有成绝对不会再回来委身于这个从来不好好学习也注定要匍匐于土地的黄树文，结果定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份担心黄树文也不是没有，他只是不愿意看到淑艳已经到手的梦想眼睁睁破灭，他说：“我就是想供她上学，不管她会不会回来我都要供！”
自始至终，高淑艳一直低着头，保持沉默，没有一句明确的表态。但黄树文却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扑向自己的“光明”。高淑艳上学一动身，他就不再读书，找一个工程队去打工，做泥瓦工搬石头、抬砖，心甘情愿为远方读书的淑艳卖苦力。虽然一个月三十元钱的接济并不算多，他算计着，总可以断了淑艳的后顾之忧。 三年后，骨瘦如柴的高淑艳一脸菜色满腹惆怅回到家乡与黄树文结婚，而那时他却身无分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寄给高淑艳的钱，她基本没花，都攒到一起拿了回来，用于建设他们的新家。原来，三年来淑艳天天靠吃开水泡馒头外加免费咸菜度日，那笔钱，是以一分钱、一张纸为计算单位省下来的。其间，她只有被饿得昏过去之后，才会稍加一点儿伙食。本来，高淑艳是想把欠黄树文的钱一次还清之后，轻松奔自己理想的生活和前程，可时至毕业，面临最后抉择时，到底还是自己心中的那份恻隐和“律”占了上风。
对于这段婚姻，两个人自知来之不易，一直小心呵护。高淑艳时时谨慎，留意自己的一切言行，让黄树文处处感觉到受尊重;而黄树文事事尽力，拼出全部身心，让高淑艳的日子过得富足和舒心。但多年来养成的节俭习惯，却让高淑艳拒绝生活中的一切享乐。至今，他们住着的房子仍然是两人结婚时盖的那座土房。因为松原一带近年来频发地震，为了防止那座老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他们想了一个省钱又安全的办法——在居室里搭了一个用钢管焊接起来的铁架子，把火炕和山墙、草棚隔离开来，像一个铁笼子一样，挡住外来的危险与不测。
转眼，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高淑艳的节俭又有了新的目标和理由，吃的、穿的等用度，一概从缩、从简，攒下的钱有的用于为儿子调换工作岗位，有的用于为儿子买车、买房，有的……淑艳自己也说不清还有什么。总之，就是要像老黄牛一样，献完力气献骨肉，把一切都献给下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真是幸运！有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人文环境，别说还能混一份工作，就是不能，仅靠啃老也可混个衣食无忧。
现在，夫妻俩唯一没有把握的就是将来儿子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对此，高淑艳的态度很模糊：“就看个人的命吧！”而黄树文的态度似乎很明确。一次，他借着酒兴，用力拍打着儿子的肩膀：“儿，将来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文化相当的女子啊！”
三、比铅更重的爱与仇恨
如果把过去的列字村比作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丫头，那么现在至少已经出落成一个丰腴、水灵的大姑娘。不但体量上长大很多，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条崭新的水泥乡路从村子中间穿过，路两侧的土平房尽皆消失，土墙围起来的小园子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房前屋后整齐排列的大棚，大棚里不再是传统的蔬菜和玉米，而是能拿到市场上卖很多钱的葡萄。记忆中那些没棱没角的“干打垒”，变成了整齐漂亮的砖瓦房。条件好一些的人家，还在实用性基础上兼顾了建筑美学，不惜成本做出了具有古典意味的高脊和飞檐。但从房屋的数量推测，村庄的人口数量至少是从前的两倍以上。
实际上，很多房屋是空着和半空着的，偌大的房子仅有一两个人居住，甚至有的是常年闲置。时代变了，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村里人建房子只是为了居住，一间房子里常常挤着四五口甚至十来口人;现在人们钱多了，房子的意义似乎已经离居住越来越远了。过去种庄稼是为了吃饭，为了填饱肚子;而现在每一样东西都要考虑能不能有市场竞争力，能卖多少钱。人们娶妻、嫁女也不仅仅是为了过日子和生儿育女，而是为了享受爱情或体验人生的乐趣。
然而，一茬茬的人，就像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一样，站起来一茬，倒下一茬。一茬腐烂成泥土，一茬却在继续着扬花授粉的爱情和繁衍事业。其中有些修成正果，開花结籽;有些则颗粒无收，虚妄一场;还有些是中途夭折，只落下令人痛心的咔嚓一响。
见到本家四叔以后，我的心不由得变得沉重起来，沉重如铅。盛年时挺拔英武的形象，在岁月的摧残之下已经破败、朽坏得目不忍睹。佝偻的腰身、沧桑的面容和呆滞的目光昭示的不仅是岁月的残酷，更多的还是来自生命内部的愁苦。在这之前，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四叔的膝下还有一个行三的堂弟。四叔说，他小名叫三子，大号叫任林利。如今知道了，却是他不幸的离世的信息和令人痛心的故事。提起那段往事，四叔先已老泪纵横。
在四叔的三儿一女中，老三是一个异数，虽然自小不爱学习，没成大用，但天生聪明伶俐，精明之中暗藏着一股豪气。从小到大，仗义通达，不但在长辈中备受欣赏，同辈中的男男女女也无不敬佩其出色的智勇。三十岁年龄，一手在村子里开起了两摊子买卖，一个乡村超市，一个乡村饭庄，生意虽不算多么兴盛，但小日子却着实过得红火。因为经常呼朋唤友，胸中又有几分正义，遂与当地的村干部结下梁子，竟然代表众村民告起了村书记。三子仗着自己的好脑瓜和好文笔，把村民知道的各种腐败事实整理成十几条逻辑严谨丝丝入扣的“状子”递到上边，把个村支书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告饶，私下里托人传过话来，只要他不再继续牵头上告，要什么条件满足什么条件。众村民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本村的腐败问题，三子哪里肯为一个口头许诺就这么私了？
也该着三子命遇“克星”，自作自受。这时恰巧他的一段桃色事件突然暴露。本村一女子长期与三子有染，其男人明知此事，却并不声张，只是一次次向三子“借钱”，后来又唆使十三岁的孩子出面要钱、要物。三子不堪其累，便与那女子分道扬镳。他以为事情就此了断，没想到这件事恰巧被村干部利用。唆使那女人的男人继续敲诈三子，如果敲诈不成就动手砸碎三子超市和家里的玻璃。其间，难免就有各种言语和肢体上的冲突，但每次那男人闹事，派出所的人都找各种借口不予理睬;而三子只要一动手，派出所的人马上到村里维持秩序。如此来来往往，三子吃尽了苦头憋够了气。终于，他在不断重复的规律和逻辑中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但他对藏在暗处的人毫无办法，只能是“咬碎了牙齿和血吞”。
生活是一部拙劣或精致的小说，本无大事，通篇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的细节。最后把故事和人推到意外之境的差不多就是这些足以糊住眼睛和心的东西。在一年来的时间里，三子深陷于这种无休止的细节和情绪的纠缠而不能自拔，心气越来越烦躁，状态越来越糟糕。终于有一天彻底崩溃，失去理智，一边叨念着“这样窝窝囊囊活着真没意思”，一边拎起刀，去杀了那一家三口。然后，自己自首伏法。一段因情而仇而杀的故事就此烟消云散。一切欲望、恩怨、仇恨、希望、忍耐与不甘俱如一只当空炸裂的爆竹，随着一声脆响、一阵青烟化为乌有。短暂的回响和尘埃落定之后，天空与大地复归平静，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 我记得，我离开列宙、离开四叔时还没有三子，我再见到四叔时，仍然还是没有三子。三子对我来说，只是多一个少一个都没关系的故事。但对四叔来说，三子却不仅是一段往事或幻影，而是嵌在心口的一枚钉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心脏每跳动一下就会刺痛一下。
四、好农民王广柱
我把王广柱的家作为我在列宙活动的主要据点，至少有三种理由。第一，因为他人好，本分、老实、善解人意。虽然村子里的亲戚不少，我还是觉得和王广柱待在一起更轻松随意一些。第二，因为王广柱极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的生存状态和家庭状况几乎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一个范本。第三，因为王广柱的家和我原来的旧家正好毗邻，山墙与山墙之间只有几米之隔。
想当初，父亲在世，因为十分喜欢这个侄女婿，凡事都愿意喊他一声，请他来帮忙。我家从村东搬到村西的时候，已经是村子的最边缘，往西再无人家。房子能最终落成，王广柱立下了汗马功劳。其间，他不仅充当主力领人打墙，同时还兼任着工程的质量监督。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家那历几十年风雨而不坍塌的房山墙。我家房子盖起后，正好王广柱也想盖新房，毫无悬念，父亲就像张罗自己家的事情一样，帮助王广柱把家安到了我家旁边，做了近邻。
时隔多年，王广柱已由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半老男人。令人慰藉的是，这个已经不用整天在农田里劳作的老实农民除了有些谢顶，面相上基本保持了当年的轮廓和光滑。一看到他那张没有变形的脸，我那些有关往事的记忆就渐渐复活了，想起了父亲在世时种种情景和细节。
从前年开始，一向以勤奋著称的王广柱已经不再亲自动手种田了。说来原因却很值得玩味。两年前，我家卖给别人的旧房子，因年深月久房体破败，被新房主拆掉了。拆就彻底拆掉算了，却偏偏在王广柱家这一侧留下一堵孤零零的山墙。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墙在一点点向王广柱这一侧倾斜。王广柱早看出了危险，多次催促那家赶紧把墙拆掉，可是邻居却置若罔闻，一任那残墙继续倾斜。终于有一天，王广柱一不留意在走过那堵墙的时候，它突然倒塌，把王广柱压在下边。最后，命是捡了回来，但却造成了右腿粉碎性骨折，卧床一年不能下地劳动。从此，他也就顺势放下干了大半辈子的农活。想来，总不知命运如此安排是何用意。
一大早还没吃饭，王广柱就穿戴整齐急急地出门了，直到差不多十点钟才从外边回来。原以为他要出去干什么急事，结果却是赶早去村里排队办理“新农合”医疗保险。这几年，国家的医保政策覆盖了广大农村，只要加入新农合，上了医疗保险，就不用再担心大病致贫。但也有些农民舍不得交那二百七十元钱而“吃大亏”的。前年村里的徐彦斌媳妇得了直肠癌，手术、住院花去八万多元，结果因为没上医疗保险就没有享受到医保政策，过后，一家人“肠子都悔青了”。从此后，村民们深刻吸取她失误的教训，不管钱有多紧，也要咬着牙把保险上了。
王广柱边往下脱厚重的外衣，边讲他从村民那里听来的消息。听说邻村的张字井的村民每年只需出三十元新农合费用，其余的都由村里“报销”，一样的村子，张字井还没有列字井的经济状况好，为什么张字井能做到的，列字井做不到？说着说着，这个老实人不由得动起气来，又数落了一番村子“两委”的贪婪、自私和种种劣行，林补作假、以机动地和稻田发包谋私，等等。说归说，气归气，相信这个老实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三子那样出去告状的。后来到底还是表姐出面叫停，王广柱才收住了抱怨。表姐虽然是妇道人家，但卻活得比王广柱通达、透彻：“这么多年，大伙一直吵吵来吵吵去的，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到头来还不是白白地憋了一肚子气？你这是上了新农合就不怕气出大病来吧！”
其实，亲戚中顶数王广柱家的日子过得好，他们真的大可不必去惹那份闲气。尤其最近两年，日子过得越发轻省和滋润起来。时间就是这么奇妙，一晃，好日子过去了;一晃，坏日子也跟着过去了。前些年老两口还要为离异的儿子抚养孙子，转眼，孙子已经长到了十七八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住在他姑姑家，也免去了爷爷奶奶每日的照料和操劳。儿子建镇在大连一家公司工作很出色，业绩渐入佳境，职务连连晋升，一年拿着二十来万的薪水，车还是公司给配的。年前，建镇把一个大学本科毕业不久的姑娘领回老家，让父母相看。这也算正式确立了关系，接下来就要筹备明年春天结婚的事情。
说起女儿娟娟，王广柱更是喜上眉梢。虽然女儿没有儿子在公司的地位那么高，但却从他身上继承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心灵手巧，啥都能干，干啥啥精。说种地，没有农机时，一个人一把犁，在田垄间穿梭如飞;有了农机更是如虎添翼，每年都是一个人独当一面，最先把自己家的地种完;出去打工一样毫不示弱，巾帼不让须眉，工地缺少电焊工，她很快就掌握电焊技术，上手就干得十分出色;需要打电锤，她就像一个大男人一样一天刨掉一面水泥墙;公司需要安装光伏板的技工，她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一个人顶一个半男人飞快地完成任务。她是一个劳动的天才，劳动起来有如神助。她打工所在的公司多是私营企业，谁干的活儿多，谁的贡献大，谁就挣得多。就这样，她一年下来总能拿到十四五万的薪酬。很多男人见自己还不如一个女人，心生嫉恨，刚刚有一些意见和微词，老板就出来替王娟娟说了话：“如果你能赶上王娟娟干得多，我就给你提高一倍的工资，敢不敢和她比一比？”一听说比，那些人立即哑口无言。
如今，女儿、女婿也在县城安了家，虽然每逢年节和假日还会经常来看看父母，但让他们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表姐和王广柱也知道，一家人在列字井的根已经拔得差不多了，早晚会彻底拔出而没有一丝牵连，但他们决心已定，不到老得迈不动步，不会离开这片乡土的。这样算来，再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光景，我们用以相聚和说话的房子，必定是人去屋空了。
五、两个“五保户”
大表哥徐彦斌身高一米九〇，却空有一副威猛的身架，实际上胆子比谁都小，他不但怕人、怕事，还怕鬼。
关于大表哥怕鬼的原因，我曾在某一篇文章里说过。那一年，大表哥去前屯张字井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两个长相一模一样、年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低头走路的大表哥并没有留意那两个小姑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抬头时两个小姑娘齐声问好，并甜甜脆脆地叫了大哥。大表哥心里在犯嘀咕，怎么想不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是谁家的呢，本屯哪看过这么好看的小姑娘？大表哥虽然心里疑惑，但还是同她们一同向北走，可是走着走着，那两个小姑娘就突然不见了，倏然之间，是眼看着消失的…… 这是事情的经过，也是事情的结果——从那年那天起，大表哥不但相信有鬼，还怕鬼。最突出的表现是不敢走夜路，不敢在空旷的地方与看起来奇怪的人说话。而且最糟糕的是，他看到有一些人言行怪异或不可理喻就认定自己遇到了鬼，或遇到了被鬼附身的人。所以，当他正在和某人说话或争吵时，突然脸色变得难看，慌忙怯场而去时，准是他的内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干扰。
经常出现误判的结果，使大表哥在正常的人事交往中屡屡显得有些懦弱，也失去了很多维护自己正确立场和正当权益的机会。事情过后，他自己往往会后悔不迭，但无疑，悔之晚矣！
八年前，徐彦斌看上了村南草原上一段废弃水沟，那是多年前“引松工程”失败留下的一道深沟。他突发奇想，在那里投下万元的鱼苗，冒冒失失地养起了鱼。尽管他年年锲而不舍地往里投一些青草和土粮，可一直不知道里边的鱼最后存活了多少、鱼长到几斤几两，因为他没有办法从那道深沟里把自己的鱼捞上来。去年夏天，突然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吉林省新一轮“引松工程”重新启动，正好工程要征用他的“鱼塘”。“征迁征迁，一步登天”嘛！按理，他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得到应有的补偿，但由于他的胆小怕事，在施工方的“吓唬”下，瞬间丢了谈判的先机。施工方说，这么重要的大工程，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停滞下来，占了你的鱼塘不假，但你得让我们先抽水、施工，否则这个责任你承担不起。水抽出来也就知道里边有多少鱼了，然后再谈补偿的事情不迟。这么一吓，徐彦斌的心果然就开始暗自发抖，他怕违反了法律被抓去“蹲小号儿”，所以就乖乖地让施工队抽水施工了。结果，水抽了，鱼死了，补偿的事情却找不到人谈。乡里说，你去找施工的人;施工方说补不补、补多少，我们说了不算，你得去找总指挥部;指挥部说，我们哪能什么事情都管，谁占了你的鱼塘你去找谁，卖酒，得管提瓶子的要钱。
结果，徐彦斌就蒙了，不知道找谁好。不知道找谁好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村里唯一一个能掐会算的业余“巫师”，现已八十五岁的刘荣。由于年轻时出身地主、成分不好，且善于巫巫道道，一直没有机会娶妻生子。老来无着，自然成为村里仅有的两个五保户之一。刘荣掐指一算，说大概还有机会，徐彦斌这才重拾信心，打起精神继续乱撞，去要他的补偿，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大约只有天知道。
这次，我之所以要去见一下刘荣，一来是要看看，在我记忆中印象那么深刻的一个人，他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二来是要看看现在的“五保户”们到底过得怎么样，毕竟这是一个党和国家一直没有忘记、一直没有放弃过的困难人群。
见到刘荣时，正是黄昏时刻，昏暗的光线和模糊的视野，刚好契合了刘荣的身份。刘荣坐在他的火炕上，炕上堆满了破旧的被褥和杂物，冷不丁看过去，仿佛他就坐在一堆破棉絮中。尽管如此，他的目光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光亮，爬满了皱纹的脸上也依稀残存着昔日的风采。八十五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利落，讲起话来，神情生动一如当年。即便当年，刘荣混迹在农民之中，每天到农田里劳动，他也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甚至，都不像一个人间的人。佛教里曾有“三界”的说法，是指天上、人间和地府，而刘荣这样的人，你把他放在哪一个“界”里似乎都不太合适，如果要准确归类的话，他就只能被劃在“三界”之外的另册。
听刘荣说话，你从来都分不清他是故弄玄虚还是真发现了什么秘密。我们刚刚确认了彼此的身份，他就突然来了一句：“今年年份不好，罡星照地，村里已经一连死了八个人……”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要听的，就赶紧把话题岔开。我见他像多年前一样仍然用一条绑带紧紧地扎着裤腿，就问他，你感觉冷吗？怎么在火炕上还扎紧裤脚？听我问这话，他把两眼一瞪：“冷？我这屋子还冷？你到那公家花四万元给我盖的房子里去看看，那才叫冷，屋子都是露天的。我扎紧裤脚是为了防止漏财……”
现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惠及全国几乎每一个在册的困难户，在资金上、行动上也已经层层落实。当然，不管上边的决心和扶持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的工作人员具体操作、执行。于是，村里的五保户就有四万元专项资金“戴帽”下来。这在农村来说，应该是一大笔资金，如果实打实地建，盖两间结结实实、严丝合缝的大瓦房不成问题。但经过层层“运作”，最后落在地上的房子，却离想象中的样子和品质差了一些，至于到底差了多少，也没人去详细调查和追究。是好是孬，参照什么标准，由谁来评说？一个行将就木的孤寡老人见过什么又懂得什么？别说建的是房子，就是盖了一个鸡窝，也是捡着的，有什么理由不乖乖签收？
临走时，我特意拐到他的“公房”去看一看，实际情况果然如刘荣所说，我开门在黑暗、寒冷的房子里向外一望，房顶和山墙之间整齐地露出一条指头宽的缝隙，似乎特意留出来为了通风之用。看来，老迈的刘荣还真是思维不老。只可惜这个整日坐在阴阳两界的门口预测和干预别人命运的人，终究，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
从刘荣家出来，我突然想起了村子里另一个奇怪而有趣的人——王文学。
王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勤劳和节俭。
已经活到近八十岁的王文学没有一天停止过劳动。据村里人讲，几乎没有人能回想出王文学不干活是什么样子。王文学就是平平常常地走在村路上，也没有闲着的时候，看到柴火捡柴火，看到猪粪捡猪粪，看到什么捡什么。他自己一个几百平米的小园子向下挖半米大概都是有机肥。因为舍不得买农机，他的一切劳作都是纯粹的手工作业。每年从地里收回的玉米，他都是自己一粒粒用手搓下来的。为了把这些磨人的慢工活儿干完，他经常一个人一搓一个通宵。
王文学和刘荣一样，也是因为成分不好，才娶不到老婆，但王文学却并不是一个没有收入和财富的穷人。王文学的“穷”，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过分节俭造成的。他这种性格的人，就算是腰缠万贯，也会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如果单从吃穿和用度上衡量，王文学的生活连乞丐都不如。村子里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每天的饭食糟糕得跟猪食一样，不管从哪里来的剩饭剩菜，腐败到什么程度，只要到了他面前，都要照吃不误，其所有行为背后的动力都只有一个——为了省钱。 谁能相信一个整天劳动几乎不花钱的人会没有钱？是的，在村子里，他从来都是一个有钱人，甚至钱多得无处藏匿。无处藏匿也要藏，否则又要被那些侄子、侄女们弄去花光。于是，他的钱总会隐藏得让人意想不到。有时藏在树洞里，有时藏在厕所的某块砖下边，有时也会藏在屋子里的某块土坯下。钱藏好后，王文学仍不放心，总要时不时地去看看，那钱还在不在。人们抓住这个规律，在后边远远地跟踪他，不出一天就能侦破他藏钱的地点。如果是一个近身的人，在王文学睡觉时还能待在他身边，则完全不用费什么心思，轻而易举就能获得他藏钱的全部秘密。王文学睡觉时有一个毛病，会不断说梦话。在梦中，他会把自己最关心的事情全部清晰地说上一遍，比如钱具体藏到了哪里。有时，他还能在梦里和醒着的人对话，并且有问必答，绝不隐瞒。随后，你按照他在梦里说的地点一找，百分之百应验不虚，并且钱的数额会精确到分。越来越深的生存恐惧，却越来越直接地出卖了自己。大约，这也是许多年来王文学拼命攒钱而仍一贫如洗的主要原因。
王文学也是一个拥有两座房子的人。除了“公家”给五保户盖的房子，还有一座自己以前盖的房子。当然，自己盖的房子外观上要更加丑陋和破败。我到王文学家是先到了那座漂亮的房子里看了一下。这时，天色就更暗了。在黑暗的房子里向外看，房顶和山墙连接处的缝隙更加明亮刺眼。如果是一个近视的人，定然会认为那是铺设了一圈电路不良的灯带。在寒冷的北方，这样的屋子是绝对不能住人的。也可能当初盖这座房子的时候，施工方重点考虑的是五保户夏季居住的通风和凉爽。
看来，我只能去王文学的另一座房子里和他说话。但另一座房子的状况也不是很好，灶间杂乱地堆满了柴草，炕上横陈着黑乎乎的被褥，屋子里的温度也一样低得让人感觉到这个冬天的寒冷。王文学的健康状况明显不如刘荣，他的耳朵基本快聋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喊了半天，他才听清我们说的话。好在，他的思维和记忆并没有模糊，他还记得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在林场的事情，还记得我的小名儿。
出了王文学的家门，我的心情开始变得难过。有一些愤怒，却找不到愤怒的具体方向和对象。整整一个晚上，在我眼前萦绕的，都是王文学那佝偻的身影、满脸纵横的皱纹和那怯怯的目光和神情。
六、羊倌儿的心怀
如果把戴永贵单纯看作一个羊倌儿，显然是不对的。从表象上说，他不仅养羊，而且还养牛，目前他手里不仅有近一百只羊，还有六头牛，而且都正值繁育高峰，牛羊效益旗鼓相当;从骨子里说，他又是一个纯正的农民，老实、厚道，以极大的忍耐适应着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放弃过自家一垧多土地的耕种，他不屑于放弃主人的身份，客居城市去打工。
养殖，虽然是他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定位上却一直是他断断续续的副业。土地培育了他韧忍的品质，养殖则教会了他商业意识和变通的智慧，两者互动，相互弥补、相互效力，使他成为一个有为又有道的新型农民。
戴永贵第一次大规模养羊是在1984年。之前，他已经将新婚时岳父送他的两只羊养成了二十多只。俗话说，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既然要天天出去放羊，莫不如就来一个规模化养殖。于是，他花了九百八十元钱从邻村一个养羊户手里又买了四十八只羊。那时，因为农村已经分田到户，种自己家那一垧多地，还有很多剩余精力和体力。老戴不怕累，放羊时他就在心里暗暗盘算，满甸子都是草，赶一群羊走来走去的，当散心了，一旦孩子们长起来，仅靠那点儿地，拿什么供他们上学呀？有了这群羊，就算是有了一个流动并不断膨胀的钱袋子和肉库。
果然，这群羊在之后的年月里，让他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把书读到了个人智力和意愿的终点，该升学的升学，该务工的务工，没有一个因为学费困难而辍学。老戴本人并没有明确的信仰，但每到内心的感激之情和恐惧之情达到高点时，他都要跪下来对着空空的苍天叩头致谢或祈祷，“感谢苍天”。到儿子结婚那年，这群羊终于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老戴把羊全部卖掉，给儿子办了婚礼。
这回他可以好好歇一歇了，这些年的放羊经验告诉他，这个活儿可不是好干的，不但费力，而且费心。不但要管它们的吃，管它们的喝，还要管它们的交配、生育和疾病，只要有一个环节想不到、做不到，它们就会死给你看。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和伺候祖宗一样尽心尽力，多年来，为了这群羊老戴竟然没睡过一天囫囵觉。
平心而论，老戴是幸运的。他的幸运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几个儿女均逃离农村，生活得很富足，最重要的是都很孝顺，没有一个不顾及父母只管自己享受的，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为家里做贡献，不停地把钱塞到父母手中;另一方面，他是生活在离列字井仅有两千米之隔的张字井，摊上一个还把村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村干部，本村的经济虽然一般，但老年人的待遇特别好，就算躺在炕上什么也不干，靠土地出租、直补、医保，再加上年节村里所发的福利，也能过得不错。
这些年农村种地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效率是提高了，但机械毕竟没有人的精细和灵活，特别在收割环节，粮食的糟损特别大。秋天时，老戴到农田里走一遭，看到地里到处是遗落的粮食，他灵机一动，又动了放牧养殖的心。虽然自己已经不需要再拼命劳动去赚钱，但如果力所能及做些事情，为子孙后代挣点钱，那不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吗？说老戴这个人天生闲不住也可，说他天生就是这挨累的命也可，反正他眼里都是活儿，并且看到了就会行动，就会干。没多久，他一鼓劲儿，又开始旧业重操，买了九十多只羊和六头牛。接下来的形势，居然和老戴估计的一模一样——一派大好。当年，他就收回了全部投资，现在他用鞭子赶着的，全是不怕死的利润。
我和老戴并肩坐在他家的炕沿上，听他口若悬河地讲他的放牧经，一时，竟感到我听的并不是农牧琐事，而是一种哲学，关于人生、关于经济、关于治理。
老戴说，一个放羊的人，首先要知道你和羊是什么关系。人养羊，最终的目的肯定不只是为了羊快乐幸福，但你一定要让羊时时刻刻感到快乐幸福。你要把心思、情感、精力真的用在羊的身上，甚至，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羊吃好吃饱;宁可自己不睡，也不能让羊冻着或淋着。否则，羊就会瘦、弱、病、死，让你什么也得不到，毛没有，肉没有，羔子没有，甚至连一点儿成就感都没有。
老戴说，他以前认为羊没有什么智商，只知道埋头吃草和任人宰割，但通过大量观察，他才知道羊极其聪明。每天早晨出去放牧，他让羊走在前边，让牛走在后边，他赶着牛，牛赶着羊，等牛停下来吃草的时候，羊立即拐入另一块地，与牛分开，但羊并不急于下口吃草，而是要走出一段距离把草上的晨露或霜雪踩掉，然后回过头来再吃，这样就免得吃进那些带着寒气的草落下病根儿。羊也有贪吃、任性和散漫的毛病，如果什么都听羊的自然不成体统，比如，大雨、大雪和露重的天气，羊再怎么饥饿和咩咩叫，也不能把它们放出去乱吃，由着它们的性儿会害死它们。羊都死了，哪里还有什么羊倌啦？但如果无视羊的需要，后果也很严重。好的羊倌儿就是要在自己和羊之间把握好各种“度”，一天之中，什么時间放羊，什么时间收羊归圈，一年之中，什么时候把公羊和母羊分开，什么时间让它们并群、交配，什么时候剪羊毛，什么时候淘汰老弱病残……样样都要用心，样样都要妥帖。只有这样，羊才越来越肥，羊群才越来越大，养羊的效益才会越来越显著……
老戴接人待物也很得体，很有分寸，送我们出来时，走到了他家的院门口，他立即停下来和我们握手，这就意味着送到此为止。然后，挥手告别。已经走了很远，我回头，老戴还微笑着站在那里，很有点儿政治家的范儿。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想，老戴真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冷静、清醒的人，如果让他当一个村支书肯定能把村子搞得红红火火。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呈现于眼前的大平原依然如旧，广阔、苍茫，似涣漫无垠的大海，似没有边际又全无方位的时光。三十年阔别之后，重回故乡，自知是只有热切而没有目的的一路奔跑，所以亢奋之余，难免要质疑自己那双张得圆圆的臂膀——接下来，你到底要拥抱什么，终究能拥抱到什么？
这时，天空飘起了细细碎碎的清雪，把本来就已经很模糊的记忆和大地上的标记，又做了进一步的涂抹。这是一个暗示，也是一个隐喻。其实，宇宙、天地之间的事情，有时非常简单，简单得让所有的猜测和想象都变得徒然。譬如这天上的雪花，不管它后来的形态如何，终究还是大地上的事物。诸般因果，兜兜转转还是离不开大地。只因为土地中的水分太充盈了，就溢出来，到空中凝结成了云;云飄得久了、累了，云凝得多了、重了，又会变成雪，落到地上。如果非要继续追问它们落到地上的目的和意义，我的回答也十分简单——它们终于还是要变成地上的水，至少是要重温一下做水的感觉和滋味。
一、东南山、西南山
从松原市高速公路出口下来，沿301省道前行四十公里后，进入“井方乡”的腹地。
九十二年前，这里还是内蒙古王爷齐默特色木丕勒的牧场。数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上，除王爷府为数不多的放牧点、收租点和偷垦者零星分布的窝棚，基本上荒无人烟。很多来内蒙荒落户的流民，差不多都有着共同的回忆：一架勒勒车，吃力地在一人多高的荒草中爬行，车轴间不时发出秋雁般凄婉的哀鸣，就算是风吹草低，也还是难以看清远处的景色和方位。直到1926年，内蒙古王爷和时任吉林省省长的张作相这对儿女亲家私下计议，“勘放郭尔罗斯西部蒙荒，设官治理”，以便缓解当时地方经济上的拮据，这片土地才算进入农耕时代。
为了便于操作，“官家”依照中国古代井田制格局，把全境荒地按统一规制分割成大小相等、均匀、规则排列的一个个方格子，每一个方格称作一个“井方”。全境共划出成方的“整井”二百七十四个，每井三十六方，每方四十五垧;因边界曲折的原因，划出不成方的“破井”三十五个。“井方”划完后，张作相心生一念，为了给自己罩上一层文治的光环，规定用《千字文》为每一个“井方”定名，按照从北到南、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书写习惯给每一个方格安上一个字，这个字就成了这一方土地的名字，如果建村，就是村庄的名字。天地玄（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吉林省乾安县最初的行政版图初步形成。
我出生的“列字井”，在千字文中排第十五个字。实际上，在列字井之前，并没有与千字文一一对应的十四个村庄。比如，荒、昃、寒、冬等被人们认为不吉、不雅的字，已经直接被弃置不用了。
小时候，列字井和北边的宙字井在行政上归一个生产大队管理，两个村子合在一起称为“列宙”。在两个平原村庄周围，均匀排列着四座巨大的沙丘，因为从远处看，宛若四座低矮的小山，所以我们分别称那四个沙丘为东南山、西南山、西北山、东北山。曾经，我们的村庄、我们的田地、我们的庄稼和我们的乡亲，在遥相呼应的四山之间构筑起我如梦的家园。早晨，太阳从东南山上升起，傍晚，太阳从西北山上落下;春天，风从西南山上刮来，又从东北山上远去;其间有风霜雨雪，有月圆月缺，一场接一场的风沙刮过，一年又一年的流光逝去，一幕连一幕的爱恨情愁交叠，一代又一代的生老病死轮回，我们始终在四山之间，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也始终在四山之间。
那四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也为我们的生活和记忆留下了诸般的快乐与趣味。特别是坐落在列字井领地上的东南山和西南山，更是我多年来始终不能忘怀的重要地理标识。记得当年东南山顶有一窝狼獾，谁也说不准十来个洞穴中到底生活着多少只獾。很多个夏天和秋天，为了保护山顶的庄稼，爷爷带领我们同獾子作着艰苦的“斗争”，稍微懈怠，就会有一大片庄稼被獾子糟蹋。西南山离村子稍近，却土质贫瘠，每年只能种一些能在沙中顽强生长的谷子。这就成了鸟类觅食的主要场所。冬天一来，就会有成群的“铁雀”整日在山丘上盘旋;鹌鹑、沙鸡、野鸡等稍大的鸟类则成双成对、三三两两或成群地躲在草窝下、树丛中或深雪里忙碌觅食。孩子们一个冬天的心思，就随着那些鸟儿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翻来覆去。
301省道延伸至鳞字井，下道向北，有一条平展笔直的村道，过称字井、霜字井、前张字井、后张字井，恍惚间，已经直抵列字井。算来，二十公里的路程，只花去十几分钟的时间。这在三十年前，搭乘县里的环县公交需要折腾两三个小时;如果骑自行车，因为道路崎岖，夏季泥泞，需要走一段推一段，至少也得折腾四个多小时。那时，每去一趟县城，都是出一次隆重而又艰难的“远门”。看来，时光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不仅能够解决很多和时间本身一样抽象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些和空间一样具体、明确的问题。
回到村子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叫上我的表姐夫王广柱，让他带路去看我最惦记的东南山和西南山。王广柱一向老实、持重，对很多事情都不会大惊小怪，对我的“有理”和“无理”要求，从不提出质疑。他告诉我，西南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前一年横贯前郭和乾安两县的“哈达山”引水工程要从村前通过，需要大量取土，不仅整个“山”上的土都被取走，还继续向下挖进两米多深，昔日的山遂变成了今日的坑。他问我，还去不去看看，我摇头，想起了“沧海桑田”这个词。如果坑里将来注上水，用于养鱼，那不真就变成了“海子”？
曾经的四山，已经有两山归属别村，有一山归于乌有，可看的也就只有东南山啦！
车在王广柱的指挥下一路前行时，我一边询问清晰印在记忆中的那些“地标”都去了哪里，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着那座我曾在梦里多次梦到过的东南山。可是，平坦得如巨大篮球场的田野上，哪里都没有发现那座童年的“山”。不会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吧？如果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难道王广柱的记忆也出了问题？或许，我是在一个醒着的梦里？一般梦里的事情都十分荒诞。我忍着，不把我内心的疑惑说给王广柱，单要看看最后的结果。 车拐下乡路后，一直沿着水泥浇筑的引水渠边缘行走，那是一条平展的土路。可以想象，未来的岁月里，这条水渠里的水，将年年替代“天老爷”，把这个以干旱闻名的地域滋养得土润年丰。然而，车子已经被王广柱叫停时，我仍然没有在视野中确认出东南山的位置。
“这里就是东南山。”王广柱站在车旁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蓝色简易房：“那个机井房，就是东南山的最顶点。”
但大地在此处，并没有一点儿隆起之意。如果这个地方就是东南山的话，那个蓝色的机井房下边就是三十年前狼獾的家。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那个直通地下的黑洞在不停地往外冒出冰凉凉、白亮亮的水，而那些虽然有些讨厌但却生动有趣的狼獾们从哪一天起，去了哪里呢？我在王广柱的引导之下，站在田垄之间前后左右看了很久，才勉强看出一点儿大地的不平。就算东南山曾经真实存在过吧！可从前那个形貌昭彰的山，因何变得如此颓然不堪了呢？是因为多年之后我终于长高长大，相对的山就矮了下去，还是因为我自身变得衰老和麻木，不再像童年一样对很多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灵动和敏感？
返回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和道路都已经不再属于我从前的记忆。时光，如陌上的流沙，掩埋一切，暴露一切，也雕刻一切，它像手段高明的魔术师一样，施展出乾坤挪移大法，不断地把一个人的故乡换成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故乡，而一切过程竟无人察觉。
二、因为曾经承诺
回乡的第一顿饭，我决定在高淑艳家吃。
高淑艳是我表兄妹中最小的一个，由于小时候没有人照料、看管，整天像尾巴一样哭着喊着跟在哥哥姐姐的身后，曾有一个外号：“小闺女崽儿。”这个两岁就失去了母亲的人，虽然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但命运的苦涩和生活的磨砺却让她的心态和心性将自己的实际年龄向前推进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时代。如此，在心智和观念上，她就和我这个年代的人有了更多相同、相通之处，自然，在沟通和交流上也增加了更多的互动。我一向认为，面对命运和生活的胁迫，她内心的坚持和无奈以及种种的苦乐悲欢，我都能够体会和理解，所以，曾经我也常自以为是她亲人中的相知者。
果然，她至今念念不忘在白城读幼师时我们那段兄妹之谊。刚刚通上电话，她就说起了白城和白城旧事。在吉林省西部这座荒凉的小城，我们曾经断续相处三年时间。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几年，在白城市的一家企业工作;高淑艳则考入白城市幼儿师范学校读书。虽然平时各有所忙，难得一见，但隔三岔五的相聚还是寄托和加深了亲人间的关怀和情谊。那几年，也正是她人生最艰难、最纠结的时期。尽管有些事情，她内心的主意已定，但毕竟年纪尚小，身单力薄，担不起命运加在肩上的那副重担，行至迷茫和艰难处，免不得要彷徨犹豫、挣扎痛苦并流露出内心的软弱。很多的时候，她仍是一个爱流泪的小女生。
如今，高淑艳以一名乡村幼师的身份住在乡里，她的几个哥哥姐姐，也相继离开本地，散在本县的其他各处。在我到达之前，高淑艳已经通过电话把他们及其配偶叫到家里，好在他们都没有离得太远。最远的一个姐姐住在县城，到淑艳家也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待我进门时，兄弟姐妹已经齐聚一堂。多年不见，众亲属免不得好一阵子相互打量和寒暄，并一一通报现状。
大表弟高洪臣属龙，小我两岁，一双子女均已经嫁娶，拖家去了南方，妻子却因患有恶性脑瘤于前几年去世，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守在鄉村。名下仅有的几亩农田，由于横竖左右也折腾不出几个钱来，索性就租给了别人，自己靠打零工卖力气应付晚年的生活。论年龄和身体条件，他本可以续弦再娶，可是考虑到“说”个人还要按农村的习俗给人一份彩礼和一份每月五百至一千元不等的固定“开支”，就忍忍断了这个念想。二表弟高洪友原来开过磨米厂，因为效益太好，被眼红的村主任看中挤走后，一蹶不振。先是他自己得了脑瘤，手术后瘫痪两年又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而后是他妻子也得了恶性脑瘤，耗去了家里所有的资财之后撒手人寰，只留下没有劳动能力的高洪友，靠出租土地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这个在人事和命运面前双重败北的表弟，大部分时间保持着沉默，但语调和目光里却流露出十分复杂、难解的内涵。日子过得最安稳、齐全的就是表妹高淑萍了，夫妻两个生有一儿一女，如今孩子们都在城里做买卖，生活得不错，看看生活用度已经绰绰有余，土地上的劳作又没有太大的益处，夫妻俩便干脆放下旧有的生活，去城里专门为子女照料小孩和日常生活，早早地进入养老状态。
在我们起劲儿地回忆往事和述说亲情时，高淑艳的丈夫黄树文悄悄躲出去张罗酒菜。这就让人不得不再一次佩服、夸奖他是一个有眼色、懂事体的人。其实，多年前，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这种优秀的禀赋已经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了。那时他刚刚读初三，就开始以一种十分得体的方式追求高淑艳——你不喜欢让别人看出来，我就在心里暗暗想着你;你怕打扰学习，我就不让你感觉到有我的存在;你说你每天晚自习后不敢走夜路，请你回头看看，我已经在你的身后悄悄护送你了……
那年白城地区招考幼师，全县四个工费指标，一个自费指标，高淑艳刚好考了第四，可是到了正式录取时，她的成绩又变成了第五。社会是否公平的问题，暂且不论，既然侥幸考上了，先说这学到底去上还是不上。上，学费从哪里来？自从母亲去世，继母进了家门之后，吃饭、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顺理成章了，还想花大钱去外地读书？她父亲早早地低下了头，说：“拿不出那笔钱。”这时，黄树文挺身而出，和淑艳几个已经结婚的哥哥姐姐每人凑一个份子，把学费凑齐。至于学费之外的花销，黄树文承诺由自己一人承担。黄树文的这个决定一出，立即得到了高淑艳父亲和大姐的赞赏和支持，但却遭到了自己家人的强烈反对，家人一致认为，将来高淑艳学业有成绝对不会再回来委身于这个从来不好好学习也注定要匍匐于土地的黄树文，结果定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份担心黄树文也不是没有，他只是不愿意看到淑艳已经到手的梦想眼睁睁破灭，他说：“我就是想供她上学，不管她会不会回来我都要供！”
自始至终，高淑艳一直低着头，保持沉默，没有一句明确的表态。但黄树文却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扑向自己的“光明”。高淑艳上学一动身，他就不再读书，找一个工程队去打工，做泥瓦工搬石头、抬砖，心甘情愿为远方读书的淑艳卖苦力。虽然一个月三十元钱的接济并不算多，他算计着，总可以断了淑艳的后顾之忧。 三年后，骨瘦如柴的高淑艳一脸菜色满腹惆怅回到家乡与黄树文结婚，而那时他却身无分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寄给高淑艳的钱，她基本没花，都攒到一起拿了回来，用于建设他们的新家。原来，三年来淑艳天天靠吃开水泡馒头外加免费咸菜度日，那笔钱，是以一分钱、一张纸为计算单位省下来的。其间，她只有被饿得昏过去之后，才会稍加一点儿伙食。本来，高淑艳是想把欠黄树文的钱一次还清之后，轻松奔自己理想的生活和前程，可时至毕业，面临最后抉择时，到底还是自己心中的那份恻隐和“律”占了上风。
对于这段婚姻，两个人自知来之不易，一直小心呵护。高淑艳时时谨慎，留意自己的一切言行，让黄树文处处感觉到受尊重;而黄树文事事尽力，拼出全部身心，让高淑艳的日子过得富足和舒心。但多年来养成的节俭习惯，却让高淑艳拒绝生活中的一切享乐。至今，他们住着的房子仍然是两人结婚时盖的那座土房。因为松原一带近年来频发地震，为了防止那座老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他们想了一个省钱又安全的办法——在居室里搭了一个用钢管焊接起来的铁架子，把火炕和山墙、草棚隔离开来，像一个铁笼子一样，挡住外来的危险与不测。
转眼，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高淑艳的节俭又有了新的目标和理由，吃的、穿的等用度，一概从缩、从简，攒下的钱有的用于为儿子调换工作岗位，有的用于为儿子买车、买房，有的……淑艳自己也说不清还有什么。总之，就是要像老黄牛一样，献完力气献骨肉，把一切都献给下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真是幸运！有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人文环境，别说还能混一份工作，就是不能，仅靠啃老也可混个衣食无忧。
现在，夫妻俩唯一没有把握的就是将来儿子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对此，高淑艳的态度很模糊：“就看个人的命吧！”而黄树文的态度似乎很明确。一次，他借着酒兴，用力拍打着儿子的肩膀：“儿，将来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文化相当的女子啊！”
三、比铅更重的爱与仇恨
如果把过去的列字村比作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丫头，那么现在至少已经出落成一个丰腴、水灵的大姑娘。不但体量上长大很多，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条崭新的水泥乡路从村子中间穿过，路两侧的土平房尽皆消失，土墙围起来的小园子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房前屋后整齐排列的大棚，大棚里不再是传统的蔬菜和玉米，而是能拿到市场上卖很多钱的葡萄。记忆中那些没棱没角的“干打垒”，变成了整齐漂亮的砖瓦房。条件好一些的人家，还在实用性基础上兼顾了建筑美学，不惜成本做出了具有古典意味的高脊和飞檐。但从房屋的数量推测，村庄的人口数量至少是从前的两倍以上。
实际上，很多房屋是空着和半空着的，偌大的房子仅有一两个人居住，甚至有的是常年闲置。时代变了，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村里人建房子只是为了居住，一间房子里常常挤着四五口甚至十来口人;现在人们钱多了，房子的意义似乎已经离居住越来越远了。过去种庄稼是为了吃饭，为了填饱肚子;而现在每一样东西都要考虑能不能有市场竞争力，能卖多少钱。人们娶妻、嫁女也不仅仅是为了过日子和生儿育女，而是为了享受爱情或体验人生的乐趣。
然而，一茬茬的人，就像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一样，站起来一茬，倒下一茬。一茬腐烂成泥土，一茬却在继续着扬花授粉的爱情和繁衍事业。其中有些修成正果，開花结籽;有些则颗粒无收，虚妄一场;还有些是中途夭折，只落下令人痛心的咔嚓一响。
见到本家四叔以后，我的心不由得变得沉重起来，沉重如铅。盛年时挺拔英武的形象，在岁月的摧残之下已经破败、朽坏得目不忍睹。佝偻的腰身、沧桑的面容和呆滞的目光昭示的不仅是岁月的残酷，更多的还是来自生命内部的愁苦。在这之前，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四叔的膝下还有一个行三的堂弟。四叔说，他小名叫三子，大号叫任林利。如今知道了，却是他不幸的离世的信息和令人痛心的故事。提起那段往事，四叔先已老泪纵横。
在四叔的三儿一女中，老三是一个异数，虽然自小不爱学习，没成大用，但天生聪明伶俐，精明之中暗藏着一股豪气。从小到大，仗义通达，不但在长辈中备受欣赏，同辈中的男男女女也无不敬佩其出色的智勇。三十岁年龄，一手在村子里开起了两摊子买卖，一个乡村超市，一个乡村饭庄，生意虽不算多么兴盛，但小日子却着实过得红火。因为经常呼朋唤友，胸中又有几分正义，遂与当地的村干部结下梁子，竟然代表众村民告起了村书记。三子仗着自己的好脑瓜和好文笔，把村民知道的各种腐败事实整理成十几条逻辑严谨丝丝入扣的“状子”递到上边，把个村支书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告饶，私下里托人传过话来，只要他不再继续牵头上告，要什么条件满足什么条件。众村民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本村的腐败问题，三子哪里肯为一个口头许诺就这么私了？
也该着三子命遇“克星”，自作自受。这时恰巧他的一段桃色事件突然暴露。本村一女子长期与三子有染，其男人明知此事，却并不声张，只是一次次向三子“借钱”，后来又唆使十三岁的孩子出面要钱、要物。三子不堪其累，便与那女子分道扬镳。他以为事情就此了断，没想到这件事恰巧被村干部利用。唆使那女人的男人继续敲诈三子，如果敲诈不成就动手砸碎三子超市和家里的玻璃。其间，难免就有各种言语和肢体上的冲突，但每次那男人闹事，派出所的人都找各种借口不予理睬;而三子只要一动手，派出所的人马上到村里维持秩序。如此来来往往，三子吃尽了苦头憋够了气。终于，他在不断重复的规律和逻辑中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但他对藏在暗处的人毫无办法，只能是“咬碎了牙齿和血吞”。
生活是一部拙劣或精致的小说，本无大事，通篇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的细节。最后把故事和人推到意外之境的差不多就是这些足以糊住眼睛和心的东西。在一年来的时间里，三子深陷于这种无休止的细节和情绪的纠缠而不能自拔，心气越来越烦躁，状态越来越糟糕。终于有一天彻底崩溃，失去理智，一边叨念着“这样窝窝囊囊活着真没意思”，一边拎起刀，去杀了那一家三口。然后，自己自首伏法。一段因情而仇而杀的故事就此烟消云散。一切欲望、恩怨、仇恨、希望、忍耐与不甘俱如一只当空炸裂的爆竹，随着一声脆响、一阵青烟化为乌有。短暂的回响和尘埃落定之后，天空与大地复归平静，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 我记得，我离开列宙、离开四叔时还没有三子，我再见到四叔时，仍然还是没有三子。三子对我来说，只是多一个少一个都没关系的故事。但对四叔来说，三子却不仅是一段往事或幻影，而是嵌在心口的一枚钉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心脏每跳动一下就会刺痛一下。
四、好农民王广柱
我把王广柱的家作为我在列宙活动的主要据点，至少有三种理由。第一，因为他人好，本分、老实、善解人意。虽然村子里的亲戚不少，我还是觉得和王广柱待在一起更轻松随意一些。第二，因为王广柱极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的生存状态和家庭状况几乎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一个范本。第三，因为王广柱的家和我原来的旧家正好毗邻，山墙与山墙之间只有几米之隔。
想当初，父亲在世，因为十分喜欢这个侄女婿，凡事都愿意喊他一声，请他来帮忙。我家从村东搬到村西的时候，已经是村子的最边缘，往西再无人家。房子能最终落成，王广柱立下了汗马功劳。其间，他不仅充当主力领人打墙，同时还兼任着工程的质量监督。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家那历几十年风雨而不坍塌的房山墙。我家房子盖起后，正好王广柱也想盖新房，毫无悬念，父亲就像张罗自己家的事情一样，帮助王广柱把家安到了我家旁边，做了近邻。
时隔多年，王广柱已由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半老男人。令人慰藉的是，这个已经不用整天在农田里劳作的老实农民除了有些谢顶，面相上基本保持了当年的轮廓和光滑。一看到他那张没有变形的脸，我那些有关往事的记忆就渐渐复活了，想起了父亲在世时种种情景和细节。
从前年开始，一向以勤奋著称的王广柱已经不再亲自动手种田了。说来原因却很值得玩味。两年前，我家卖给别人的旧房子，因年深月久房体破败，被新房主拆掉了。拆就彻底拆掉算了，却偏偏在王广柱家这一侧留下一堵孤零零的山墙。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墙在一点点向王广柱这一侧倾斜。王广柱早看出了危险，多次催促那家赶紧把墙拆掉，可是邻居却置若罔闻，一任那残墙继续倾斜。终于有一天，王广柱一不留意在走过那堵墙的时候，它突然倒塌，把王广柱压在下边。最后，命是捡了回来，但却造成了右腿粉碎性骨折，卧床一年不能下地劳动。从此，他也就顺势放下干了大半辈子的农活。想来，总不知命运如此安排是何用意。
一大早还没吃饭，王广柱就穿戴整齐急急地出门了，直到差不多十点钟才从外边回来。原以为他要出去干什么急事，结果却是赶早去村里排队办理“新农合”医疗保险。这几年，国家的医保政策覆盖了广大农村，只要加入新农合，上了医疗保险，就不用再担心大病致贫。但也有些农民舍不得交那二百七十元钱而“吃大亏”的。前年村里的徐彦斌媳妇得了直肠癌，手术、住院花去八万多元，结果因为没上医疗保险就没有享受到医保政策，过后，一家人“肠子都悔青了”。从此后，村民们深刻吸取她失误的教训，不管钱有多紧，也要咬着牙把保险上了。
王广柱边往下脱厚重的外衣，边讲他从村民那里听来的消息。听说邻村的张字井的村民每年只需出三十元新农合费用，其余的都由村里“报销”，一样的村子，张字井还没有列字井的经济状况好，为什么张字井能做到的，列字井做不到？说着说着，这个老实人不由得动起气来，又数落了一番村子“两委”的贪婪、自私和种种劣行，林补作假、以机动地和稻田发包谋私，等等。说归说，气归气，相信这个老实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三子那样出去告状的。后来到底还是表姐出面叫停，王广柱才收住了抱怨。表姐虽然是妇道人家，但卻活得比王广柱通达、透彻：“这么多年，大伙一直吵吵来吵吵去的，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到头来还不是白白地憋了一肚子气？你这是上了新农合就不怕气出大病来吧！”
其实，亲戚中顶数王广柱家的日子过得好，他们真的大可不必去惹那份闲气。尤其最近两年，日子过得越发轻省和滋润起来。时间就是这么奇妙，一晃，好日子过去了;一晃，坏日子也跟着过去了。前些年老两口还要为离异的儿子抚养孙子，转眼，孙子已经长到了十七八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住在他姑姑家，也免去了爷爷奶奶每日的照料和操劳。儿子建镇在大连一家公司工作很出色，业绩渐入佳境，职务连连晋升，一年拿着二十来万的薪水，车还是公司给配的。年前，建镇把一个大学本科毕业不久的姑娘领回老家，让父母相看。这也算正式确立了关系，接下来就要筹备明年春天结婚的事情。
说起女儿娟娟，王广柱更是喜上眉梢。虽然女儿没有儿子在公司的地位那么高，但却从他身上继承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心灵手巧，啥都能干，干啥啥精。说种地，没有农机时，一个人一把犁，在田垄间穿梭如飞;有了农机更是如虎添翼，每年都是一个人独当一面，最先把自己家的地种完;出去打工一样毫不示弱，巾帼不让须眉，工地缺少电焊工，她很快就掌握电焊技术，上手就干得十分出色;需要打电锤，她就像一个大男人一样一天刨掉一面水泥墙;公司需要安装光伏板的技工，她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一个人顶一个半男人飞快地完成任务。她是一个劳动的天才，劳动起来有如神助。她打工所在的公司多是私营企业，谁干的活儿多，谁的贡献大，谁就挣得多。就这样，她一年下来总能拿到十四五万的薪酬。很多男人见自己还不如一个女人，心生嫉恨，刚刚有一些意见和微词，老板就出来替王娟娟说了话：“如果你能赶上王娟娟干得多，我就给你提高一倍的工资，敢不敢和她比一比？”一听说比，那些人立即哑口无言。
如今，女儿、女婿也在县城安了家，虽然每逢年节和假日还会经常来看看父母，但让他们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表姐和王广柱也知道，一家人在列字井的根已经拔得差不多了，早晚会彻底拔出而没有一丝牵连，但他们决心已定，不到老得迈不动步，不会离开这片乡土的。这样算来，再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光景，我们用以相聚和说话的房子，必定是人去屋空了。
五、两个“五保户”
大表哥徐彦斌身高一米九〇，却空有一副威猛的身架，实际上胆子比谁都小，他不但怕人、怕事，还怕鬼。
关于大表哥怕鬼的原因，我曾在某一篇文章里说过。那一年，大表哥去前屯张字井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两个长相一模一样、年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低头走路的大表哥并没有留意那两个小姑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抬头时两个小姑娘齐声问好，并甜甜脆脆地叫了大哥。大表哥心里在犯嘀咕，怎么想不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是谁家的呢，本屯哪看过这么好看的小姑娘？大表哥虽然心里疑惑，但还是同她们一同向北走，可是走着走着，那两个小姑娘就突然不见了，倏然之间，是眼看着消失的…… 这是事情的经过，也是事情的结果——从那年那天起，大表哥不但相信有鬼，还怕鬼。最突出的表现是不敢走夜路，不敢在空旷的地方与看起来奇怪的人说话。而且最糟糕的是，他看到有一些人言行怪异或不可理喻就认定自己遇到了鬼，或遇到了被鬼附身的人。所以，当他正在和某人说话或争吵时，突然脸色变得难看，慌忙怯场而去时，准是他的内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干扰。
经常出现误判的结果，使大表哥在正常的人事交往中屡屡显得有些懦弱，也失去了很多维护自己正确立场和正当权益的机会。事情过后，他自己往往会后悔不迭，但无疑，悔之晚矣！
八年前，徐彦斌看上了村南草原上一段废弃水沟，那是多年前“引松工程”失败留下的一道深沟。他突发奇想，在那里投下万元的鱼苗，冒冒失失地养起了鱼。尽管他年年锲而不舍地往里投一些青草和土粮，可一直不知道里边的鱼最后存活了多少、鱼长到几斤几两，因为他没有办法从那道深沟里把自己的鱼捞上来。去年夏天，突然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吉林省新一轮“引松工程”重新启动，正好工程要征用他的“鱼塘”。“征迁征迁，一步登天”嘛！按理，他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得到应有的补偿，但由于他的胆小怕事，在施工方的“吓唬”下，瞬间丢了谈判的先机。施工方说，这么重要的大工程，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停滞下来，占了你的鱼塘不假，但你得让我们先抽水、施工，否则这个责任你承担不起。水抽出来也就知道里边有多少鱼了，然后再谈补偿的事情不迟。这么一吓，徐彦斌的心果然就开始暗自发抖，他怕违反了法律被抓去“蹲小号儿”，所以就乖乖地让施工队抽水施工了。结果，水抽了，鱼死了，补偿的事情却找不到人谈。乡里说，你去找施工的人;施工方说补不补、补多少，我们说了不算，你得去找总指挥部;指挥部说，我们哪能什么事情都管，谁占了你的鱼塘你去找谁，卖酒，得管提瓶子的要钱。
结果，徐彦斌就蒙了，不知道找谁好。不知道找谁好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村里唯一一个能掐会算的业余“巫师”，现已八十五岁的刘荣。由于年轻时出身地主、成分不好，且善于巫巫道道，一直没有机会娶妻生子。老来无着，自然成为村里仅有的两个五保户之一。刘荣掐指一算，说大概还有机会，徐彦斌这才重拾信心，打起精神继续乱撞，去要他的补偿，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大约只有天知道。
这次，我之所以要去见一下刘荣，一来是要看看，在我记忆中印象那么深刻的一个人，他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二来是要看看现在的“五保户”们到底过得怎么样，毕竟这是一个党和国家一直没有忘记、一直没有放弃过的困难人群。
见到刘荣时，正是黄昏时刻，昏暗的光线和模糊的视野，刚好契合了刘荣的身份。刘荣坐在他的火炕上，炕上堆满了破旧的被褥和杂物，冷不丁看过去，仿佛他就坐在一堆破棉絮中。尽管如此，他的目光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光亮，爬满了皱纹的脸上也依稀残存着昔日的风采。八十五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利落，讲起话来，神情生动一如当年。即便当年，刘荣混迹在农民之中，每天到农田里劳动，他也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甚至，都不像一个人间的人。佛教里曾有“三界”的说法，是指天上、人间和地府，而刘荣这样的人，你把他放在哪一个“界”里似乎都不太合适，如果要准确归类的话，他就只能被劃在“三界”之外的另册。
听刘荣说话，你从来都分不清他是故弄玄虚还是真发现了什么秘密。我们刚刚确认了彼此的身份，他就突然来了一句：“今年年份不好，罡星照地，村里已经一连死了八个人……”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要听的，就赶紧把话题岔开。我见他像多年前一样仍然用一条绑带紧紧地扎着裤腿，就问他，你感觉冷吗？怎么在火炕上还扎紧裤脚？听我问这话，他把两眼一瞪：“冷？我这屋子还冷？你到那公家花四万元给我盖的房子里去看看，那才叫冷，屋子都是露天的。我扎紧裤脚是为了防止漏财……”
现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惠及全国几乎每一个在册的困难户，在资金上、行动上也已经层层落实。当然，不管上边的决心和扶持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的工作人员具体操作、执行。于是，村里的五保户就有四万元专项资金“戴帽”下来。这在农村来说，应该是一大笔资金，如果实打实地建，盖两间结结实实、严丝合缝的大瓦房不成问题。但经过层层“运作”，最后落在地上的房子，却离想象中的样子和品质差了一些，至于到底差了多少，也没人去详细调查和追究。是好是孬，参照什么标准，由谁来评说？一个行将就木的孤寡老人见过什么又懂得什么？别说建的是房子，就是盖了一个鸡窝，也是捡着的，有什么理由不乖乖签收？
临走时，我特意拐到他的“公房”去看一看，实际情况果然如刘荣所说，我开门在黑暗、寒冷的房子里向外一望，房顶和山墙之间整齐地露出一条指头宽的缝隙，似乎特意留出来为了通风之用。看来，老迈的刘荣还真是思维不老。只可惜这个整日坐在阴阳两界的门口预测和干预别人命运的人，终究，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
从刘荣家出来，我突然想起了村子里另一个奇怪而有趣的人——王文学。
王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勤劳和节俭。
已经活到近八十岁的王文学没有一天停止过劳动。据村里人讲，几乎没有人能回想出王文学不干活是什么样子。王文学就是平平常常地走在村路上，也没有闲着的时候，看到柴火捡柴火，看到猪粪捡猪粪，看到什么捡什么。他自己一个几百平米的小园子向下挖半米大概都是有机肥。因为舍不得买农机，他的一切劳作都是纯粹的手工作业。每年从地里收回的玉米，他都是自己一粒粒用手搓下来的。为了把这些磨人的慢工活儿干完，他经常一个人一搓一个通宵。
王文学和刘荣一样，也是因为成分不好，才娶不到老婆，但王文学却并不是一个没有收入和财富的穷人。王文学的“穷”，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过分节俭造成的。他这种性格的人，就算是腰缠万贯，也会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如果单从吃穿和用度上衡量，王文学的生活连乞丐都不如。村子里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每天的饭食糟糕得跟猪食一样，不管从哪里来的剩饭剩菜，腐败到什么程度，只要到了他面前，都要照吃不误，其所有行为背后的动力都只有一个——为了省钱。 谁能相信一个整天劳动几乎不花钱的人会没有钱？是的，在村子里，他从来都是一个有钱人，甚至钱多得无处藏匿。无处藏匿也要藏，否则又要被那些侄子、侄女们弄去花光。于是，他的钱总会隐藏得让人意想不到。有时藏在树洞里，有时藏在厕所的某块砖下边，有时也会藏在屋子里的某块土坯下。钱藏好后，王文学仍不放心，总要时不时地去看看，那钱还在不在。人们抓住这个规律，在后边远远地跟踪他，不出一天就能侦破他藏钱的地点。如果是一个近身的人，在王文学睡觉时还能待在他身边，则完全不用费什么心思，轻而易举就能获得他藏钱的全部秘密。王文学睡觉时有一个毛病，会不断说梦话。在梦中，他会把自己最关心的事情全部清晰地说上一遍，比如钱具体藏到了哪里。有时，他还能在梦里和醒着的人对话，并且有问必答，绝不隐瞒。随后，你按照他在梦里说的地点一找，百分之百应验不虚，并且钱的数额会精确到分。越来越深的生存恐惧，却越来越直接地出卖了自己。大约，这也是许多年来王文学拼命攒钱而仍一贫如洗的主要原因。
王文学也是一个拥有两座房子的人。除了“公家”给五保户盖的房子，还有一座自己以前盖的房子。当然，自己盖的房子外观上要更加丑陋和破败。我到王文学家是先到了那座漂亮的房子里看了一下。这时，天色就更暗了。在黑暗的房子里向外看，房顶和山墙连接处的缝隙更加明亮刺眼。如果是一个近视的人，定然会认为那是铺设了一圈电路不良的灯带。在寒冷的北方，这样的屋子是绝对不能住人的。也可能当初盖这座房子的时候，施工方重点考虑的是五保户夏季居住的通风和凉爽。
看来，我只能去王文学的另一座房子里和他说话。但另一座房子的状况也不是很好，灶间杂乱地堆满了柴草，炕上横陈着黑乎乎的被褥，屋子里的温度也一样低得让人感觉到这个冬天的寒冷。王文学的健康状况明显不如刘荣，他的耳朵基本快聋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喊了半天，他才听清我们说的话。好在，他的思维和记忆并没有模糊，他还记得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在林场的事情，还记得我的小名儿。
出了王文学的家门，我的心情开始变得难过。有一些愤怒，却找不到愤怒的具体方向和对象。整整一个晚上，在我眼前萦绕的，都是王文学那佝偻的身影、满脸纵横的皱纹和那怯怯的目光和神情。
六、羊倌儿的心怀
如果把戴永贵单纯看作一个羊倌儿，显然是不对的。从表象上说，他不仅养羊，而且还养牛，目前他手里不仅有近一百只羊，还有六头牛，而且都正值繁育高峰，牛羊效益旗鼓相当;从骨子里说，他又是一个纯正的农民，老实、厚道，以极大的忍耐适应着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放弃过自家一垧多土地的耕种，他不屑于放弃主人的身份，客居城市去打工。
养殖，虽然是他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定位上却一直是他断断续续的副业。土地培育了他韧忍的品质，养殖则教会了他商业意识和变通的智慧，两者互动，相互弥补、相互效力，使他成为一个有为又有道的新型农民。
戴永贵第一次大规模养羊是在1984年。之前，他已经将新婚时岳父送他的两只羊养成了二十多只。俗话说，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既然要天天出去放羊，莫不如就来一个规模化养殖。于是，他花了九百八十元钱从邻村一个养羊户手里又买了四十八只羊。那时，因为农村已经分田到户，种自己家那一垧多地，还有很多剩余精力和体力。老戴不怕累，放羊时他就在心里暗暗盘算，满甸子都是草，赶一群羊走来走去的，当散心了，一旦孩子们长起来，仅靠那点儿地，拿什么供他们上学呀？有了这群羊，就算是有了一个流动并不断膨胀的钱袋子和肉库。
果然，这群羊在之后的年月里，让他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把书读到了个人智力和意愿的终点，该升学的升学，该务工的务工，没有一个因为学费困难而辍学。老戴本人并没有明确的信仰，但每到内心的感激之情和恐惧之情达到高点时，他都要跪下来对着空空的苍天叩头致谢或祈祷，“感谢苍天”。到儿子结婚那年，这群羊终于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老戴把羊全部卖掉，给儿子办了婚礼。
这回他可以好好歇一歇了，这些年的放羊经验告诉他，这个活儿可不是好干的，不但费力，而且费心。不但要管它们的吃，管它们的喝，还要管它们的交配、生育和疾病，只要有一个环节想不到、做不到，它们就会死给你看。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和伺候祖宗一样尽心尽力，多年来，为了这群羊老戴竟然没睡过一天囫囵觉。
平心而论，老戴是幸运的。他的幸运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几个儿女均逃离农村，生活得很富足，最重要的是都很孝顺，没有一个不顾及父母只管自己享受的，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为家里做贡献，不停地把钱塞到父母手中;另一方面，他是生活在离列字井仅有两千米之隔的张字井，摊上一个还把村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村干部，本村的经济虽然一般，但老年人的待遇特别好，就算躺在炕上什么也不干，靠土地出租、直补、医保，再加上年节村里所发的福利，也能过得不错。
这些年农村种地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效率是提高了，但机械毕竟没有人的精细和灵活，特别在收割环节，粮食的糟损特别大。秋天时，老戴到农田里走一遭，看到地里到处是遗落的粮食，他灵机一动，又动了放牧养殖的心。虽然自己已经不需要再拼命劳动去赚钱，但如果力所能及做些事情，为子孙后代挣点钱，那不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吗？说老戴这个人天生闲不住也可，说他天生就是这挨累的命也可，反正他眼里都是活儿，并且看到了就会行动，就会干。没多久，他一鼓劲儿，又开始旧业重操，买了九十多只羊和六头牛。接下来的形势，居然和老戴估计的一模一样——一派大好。当年，他就收回了全部投资，现在他用鞭子赶着的，全是不怕死的利润。
我和老戴并肩坐在他家的炕沿上，听他口若悬河地讲他的放牧经，一时，竟感到我听的并不是农牧琐事，而是一种哲学，关于人生、关于经济、关于治理。
老戴说，一个放羊的人，首先要知道你和羊是什么关系。人养羊，最终的目的肯定不只是为了羊快乐幸福，但你一定要让羊时时刻刻感到快乐幸福。你要把心思、情感、精力真的用在羊的身上，甚至，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羊吃好吃饱;宁可自己不睡，也不能让羊冻着或淋着。否则，羊就会瘦、弱、病、死，让你什么也得不到，毛没有，肉没有，羔子没有，甚至连一点儿成就感都没有。
老戴说，他以前认为羊没有什么智商，只知道埋头吃草和任人宰割，但通过大量观察，他才知道羊极其聪明。每天早晨出去放牧，他让羊走在前边，让牛走在后边，他赶着牛，牛赶着羊，等牛停下来吃草的时候，羊立即拐入另一块地，与牛分开，但羊并不急于下口吃草，而是要走出一段距离把草上的晨露或霜雪踩掉，然后回过头来再吃，这样就免得吃进那些带着寒气的草落下病根儿。羊也有贪吃、任性和散漫的毛病，如果什么都听羊的自然不成体统，比如，大雨、大雪和露重的天气，羊再怎么饥饿和咩咩叫，也不能把它们放出去乱吃，由着它们的性儿会害死它们。羊都死了，哪里还有什么羊倌啦？但如果无视羊的需要，后果也很严重。好的羊倌儿就是要在自己和羊之间把握好各种“度”，一天之中，什么時间放羊，什么时间收羊归圈，一年之中，什么时候把公羊和母羊分开，什么时间让它们并群、交配，什么时候剪羊毛，什么时候淘汰老弱病残……样样都要用心，样样都要妥帖。只有这样，羊才越来越肥，羊群才越来越大，养羊的效益才会越来越显著……
老戴接人待物也很得体，很有分寸，送我们出来时，走到了他家的院门口，他立即停下来和我们握手，这就意味着送到此为止。然后，挥手告别。已经走了很远，我回头，老戴还微笑着站在那里，很有点儿政治家的范儿。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想，老戴真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冷静、清醒的人，如果让他当一个村支书肯定能把村子搞得红红火火。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