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五十周年纪念，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由《读书与出版》杂志发起的“学习合作”活动，去年三月《读书》三月号上湖南向华树同志也谈到这些活动，这都勾起我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那是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正迅速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影响，深入到从大中城市到穷乡僻壤的祖国大地。生活在尚未解放地区的知识青年，通过多种渠道，感受到大时代的脉搏，接受了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一个个先先后后地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学校的禁锢，投身到迎接新中国的战斗队伍中来。我是那时这样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我刚满十四岁，才进入初中，政治上还十足是个糊涂虫。引我从愚昧达到启蒙，从荒谬接近真理的，首先是党领导的解放大军的正义反击和胜利进军，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卓越努力，而进步书刊，特别是《读书与出版》、《中学生》和《开明少年》三个杂志，也是我忘不了的良师益友。
　　那时，《读书与出版》发起了“学习合作”，《中学生》也辟有“中学生的朋友”一栏，我在这两家杂志上都刊出了希望同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交朋友的自我介绍。出乎意外和使人振奋的是，很快，就有几十位青少年朋友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在一年多时间里，和我通信较多、笔谈较深的，有上海的茅行健、朱培明，湖南的周衍权、朱正，开封的王恕茵，广东的谢洋，江苏的邵恬，福建的黄端楷，西安的李平等十几人。他们多数是大、中学生，也有失学失业青年。我们的书信往来，不仅在学习上互切互磋，而且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因而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被禁止的进步书刊，通过邮件而互相传阅。在江苏某图书馆工作的陈涛，曾把《马凡陀的山歌》寄给我。李平从他的通信朋友处得到《王贵与李香香》，也拿给我看。我们还互相寄送了油印、铅印或手抄的进步刊物。
　　反动派倒行逆施，人民英勇斗争的消息，通过书信告知给朋友们。上海浙江大学学生抗暴的事迹，以及反动派迫害学生的真情实况，就是朱培明写信告诉我的。
　　对于天下大事的讨论，是我们笔谈的重要内容。记得一九四七年间，生活书店曾编辑出版过《世界政治手册》，我函购好久，迟迟不见寄来。忽然报上有消息说：恢复邮电检查。我同茅行健通信中谈到这件事，他说：“真令人长叹也！”我说：“扼杀文化的工作越做得明目张胆，愤怒的种子越埋得深，其结果如何，是不言可知的。”
　　笔谈还涉及到人生观、恋爱观、文艺观等问题。那时学校中封建主义的东西很多，男女同学一般极少有正常的往来，稍一接近，就被认为是“恋爱”，或者“胡闹”。我同王恕茵等在通信中，都批评了这种现象。大家说，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竟仍然流行着清朝的观念，实在令人难于容忍。
　　我的通信朋友中，有好几位小学教师。书信中谈到的教师生活片段，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邵恬教自然课，小朋友问荞麦到底是什么样，难住了他，因此要我寄一穗去，让南国中人也见识见识。程潜波教语文(不记得他是哪省哪市了)，有几个得意学生，特别寄了他们的习作来给我看。向华树同我讨论过教师的职责问题，我们在信上交换过这样的意见：“教育事业同祖国前途有密切关系。教师要认清这个时代，至少也不应该把腐臭的思想灌输给青年。他应负诱导之责，而不应以吓打为教导对策。要记住，自己在学生时代所遭受的不合理，所感到的痛苦，千万不能重演在更年青的一代身上。”
　　这个通过书信进行“学习合作”的活动，不仅由《读书与出版》杂志发起，也得到了她的指导。事实上，《中学生》和《开明少年》也起了指导作用。通信朋友们都是这几个杂志的热心读者，一些人还为杂志写了不少稿子。编辑同志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常常推荐一些好的书籍，有时还介绍一些青年朋友。《读书与出版》为“学习合作”办了“国文班”专栏。孙起孟和魏金枝先生对我的一篇习作的评改，使我受益很深，久久难忘。我是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他们的评改文章的，他们劝我写文章“应该特别在稳实两字上用功夫”，我把这句话记在了日记上。
　　这种频繁的书信往来，后来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遭到了迫害。我曾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说什么如果对言论行动继续不加检点，就要“以一粒子弹奉送，勿谓言之不预也。”个别朋友遭到逮捕。当然，这种威胁和迫害并不能达到它的预期目的，许多参加“学习合作”的青年朋友，在读书与实践中，提高了政治觉悟，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