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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白昼在早晨与夜晚之间出现一样，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冲动与对家的渴望中度过。①
——赫尔曼·黑塞《堤契诺之歌·红屋》
作为一位“朴素现实主义”的实践者②，生于乡村、长于城镇、居于都市而心系日常的作家王怀宇，其创作有着自身独特的厚朴与细腻。李洁非评价王怀宇的小说“取材于‘小’、着眼于‘微’而能不失其‘暖’”③。他的近作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也秉承着一贯厚朴、细腻的风格。2016年的长篇小说《心藏黑白》则以浩大篇幅解构世态、剖析官场，冷眼呈现生活百态及小人物的奋斗，于讽刺世相中仍能“启人以众生平等之心”④。或如李振所说，“《心藏黑白》描画出一个小人物从坚守到沉沦、再到猛醒的过程”⑤。而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则是王怀宇对自身多年“平安黑土”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总结。此书收录自1992年至今的18篇中短篇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中不难管窥其写作理念嬗变脉络——自试笔宏大到探微人间，从流浪日常至返顾自然，最终指向一种对乡土的回归渴望。不过，在现代生活挟裹人际与人性的巨大变革洪流中，这种“回归”注定只能成为角落低语和枝头梦呓。借用张一兵对维利里奥于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之存在根本性颠覆意义的描述：“此在无处可去，无途无路可‘在’”⑥，那曾给予陶渊明安慰的“敛翮闲止，好声相和”的古典图景，也只能幻化为王怀宇笔下的“小鸟在歌唱”。
“君问渔人意，沧浪自有歌”：
日常生活世界百态
毫无疑问，王怀宇大部分小说呈现的均是世俗生活，即与纯“思”的非日常世界相对立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有似于屈原《渔父》所说的沧浪之水：清浊俱存，取舍由人。在海德格尔眼中，“本真”为个体清醒之“在”，“沉沦”为个体迷失之“我”。在古典生活较宽松的人际与地理空间中，个体仍可以由自身对“沧浪”态度选择去留——淈泥而扬波也可，江海寄余生亦可。而现代生存空间的狭窄与科层森严，事实上在取消人与日常生活的距离维度，即个体清醒之“在”。近代以来小说家旨趣之一，便在于對海德格尔意义上常人世界的无处不在与个体“沉沦”加以想象性观察与再现。
被《小说选刊》转载的中篇小说《群众艺术》（2012），在其大部分篇幅中，对日常生活的再现采用较从容的叙述手法。虽然王怀宇习惯用全知叙事，但视域收放自有他用心处。在《群众艺术》开篇，主要人物亮相，其生存状态一目了然。“在市场经济很活跃的当代中国，职称已不被更多的人看重”，看重职称的，无非是“假文化人”与名利牵绊中难以破局的“真文化人”⑦。叙述者为洞察世相的讲故事人，此乃明清话本小说遗留的叙述传统。而随着情节发展，叙述者主观性逐渐淡出读者视线（当然，并未放弃自己全知权域），一场名利争夺在或明或暗的描述中展开。颇堪深味的是，故事中留下了阎无忌和大仙等超然者，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尖锐冷静的视角，如阎无忌谑语“群众艺术馆的事不办出点儿怪味还叫群众艺术馆吗”⑧，不由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看破也不怕说破，盖以暂非事中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意义上，王怀宇颇得山药蛋式写实技巧深味。小说标题已彰明，此篇主旨在嘲讽世相与斯文落败，“真文化人”许家逸被迫放下身段、与鸡鹜争食而吃相不堪。其引人深思处还在于常人世界潜移默化的无意识腐蚀力，由艺术馆领导、许的亲人以及馆内众人构成一个庸碌称雄、黄钟毁弃的常人世界;许家逸的斯文跌落、真我丧失，印证着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总在常人世界中被夷平化。”⑨应该指出，海德格尔于“本真”和“沉沦”的看法并非道德判断，而是对人在世生存状况的中立描述。与孔春苑的情人关系是阻碍李馆长公正处理职称评定的外因之一，但李本人面临退休、倦于日常生活，对女性的情欲渴望和占有实现了他延续生命力的妄念——叙述者对个体“此在”的迷茫混沌状态并非全是嘲讽。李洁非道：“王怀宇小说‘传情于暖’，的的确言;但所谓‘平凡世界’可以‘靠暖意维系维持’⑩，而个体能否依靠‘暖意’实现自赎，则可略作推敲。”
《群众艺术》对现代世俗世界嘲讽起来不留情面，同时又深解其中蕴含着渺小个体在复杂人际缠绕中的无奈和迷失。胡塞尔现象学批判的旨趣之一在于“人们每一天都非思地生活在日常经验之中，这种日常经验的根据恰恰是我们不经意地对身边的周围世界进行一种‘错误描述’”?，这让人想起顾城少年时不无稚嫩又颇有见识的诗句：“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个体之“在”的生活幻想与初心期许，往往不敌现实里“沉重的肉身”，故而自欺与辜负难免终成恒常。而他近期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叔恩浩荡》，表层叙事呈现的是亲人重病这一现代生活难题，而深层叙事则指向个体良知拷问和得失权衡。王怀宇小说喜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织中展开，此时农民二叔的绝症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故事的死结在于他昔日有恩于城里人“我”——二良子。病的治与不治，纠葛着“心”的良与不良。“我”和兄长对医生施惠，利用他的权威结论欺骗和震慑二叔和堂兄弟们，借以回避伦理尴尬。这一全篇叙事高潮并非小说题旨所在，因为不能忽视这个叙事因素：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敞开讲述和心理流变才掌控着故事走向。这是一篇较典型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心理小说（psychological novels），“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至深，忏悔延至小说结束，故事以梦中二叔和二良子心无牵挂地共同耕耘收梢。但是，事实上“我”的心中死结并未打开，仅能以梦境的温情幻想来逃离现实，叙事在这里仿佛又演绎了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里描述的艺术家自我治疗术：以“自我满足于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来使我“在”逃脱于苦难?。同样的伦理情境还存在于《女孩》中。王怀宇的乡土描述于回忆中往往焕发明朗，而在抽离记忆主体“我”的全知叙事里风格则冷静残酷，《女孩》的故事时代感颇足，物资匮乏的生活背景丝毫不给温情留存余地。11岁小镇女孩遵母命坐夜车去大姨家，实际是要取布票，并无任何走亲戚该有的温情，大姨都没在故事里露面。小女孩的回程堪称生死之旅：误车;被丢弃在傍晚无人的小站;与狼的遭遇和对峙;命悬一线之际为不知因何而起的旋风所救。而疲惫的女孩到家后，母亲对她的惊险讲述毫不在意，只关心布票取到没有。某种意义上，女孩生活在一个比深泽七郎追溯文化人类学中“弃老”传统的小说《楢山小调考》更为冷酷的世界里，物资匮乏早已把人际温情磨灭。小说以“第二天，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结束?，世俗的常人世界仿佛都消失了，遑论温情。个体孤独、懵懂的我化身为小女孩，只能接受日常消磨并接受冷漠对待世界和自己，尚未学会“清醒”便要接受同化与沉沦的命运。 “浮名尽懒，但笑拍栏杆”：
常人世界的同化之力
李洁非评价《女孩》体现了王怀宇长于把握“最微不足道之细节”，他也读出后者文字间蕴藏的游戏性。以中篇小说《公鸡大红》为例说明其风格之“趣”?，这种“趣”在其小说集《小鸟在歌唱》诸篇中，有时是一种语言的节制从容，有时又体现为面对常人世界同化之力的无奈，往往生出黑色幽默效果。而黑塞说过，“幽默是最后的避风港”，也是面对早晚如期而至的命运的苦笑。雷达注意到《公鸡大红》是“带有一点童话寓言式的作品”?，这寓言却并非游戏笔墨，就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一样，公鸡大红一生都在用琐碎而机智的语汇讥刺点评它眼中的人类，也逐渐坦然接受了“你本人间一道菜”的注定“鸡”生。在黑塞充满古典主义色彩的生命理想中，个体责任在于“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既然是拟人化角色，大红的生命也不例外，但它毕竟更接近现代人而非古典主义者。说到底，大红的生命意义不过是自认爱情实为交配的“踩蛋”、时不时打一架来保卫自己的母鸡，以及按时打鸣。大红最初活得兴致勃勃，随着对“鸡”生意义的发现，它逐渐妥协认命，死前它的唯一遗憾是“如果自己最后能死在男主人刘长顺手上，那可就再好不过了”。叙述者也忍不住补上句调侃：“女主人张玲玲这个人，在大红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留下太好的印象，言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可笑。”?在海德格尔眼里，“存在者并非处于某种固定的确定性之中，而是处于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中”?，因此存在者——如大红——其狭窄的生命空间日渐远离黑塞式的“初心”而在不知不觉中“沉沦”，可说是命中注定。大红的笑对和冷嘲是它仅存的一点生命姿态，就像宋人柴望“笑拍栏杆”般无奈，而这已经不是文字风格的“趣味”或“幽默”可以简单解释的了。
或许正是出于呈现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对生命意义的同化与消解这一“真相”的目的，小说集《小鸟在歌唱》诸篇章渗透着两个反向的意义路径：个体阶层上升的谵妄与破灭，以及与之伴生的科层人际生态的层层压迫。两个反向的意义路径可以用小说集里以“平安”命名的地理空间获得某种隐喻性归依：平安村（《月亮作证》）——平安镇（《羊在吃草》）——平安县（《司令的枪》等），由此可一直延伸至“市里”的“平安路”（《群众艺术》）和“省城”的“平安街”（《小鸟在歌唱》）。“平安”在王怀宇小说的语境里与其说是安于日常“岁月静好”之意，不如说是对一路坦途、借力登云的跃迁之路的隐微表达。早有论者指出，王怀宇小说善写人际关系的爬升与跌落，《司令的枪》即以孩子的回忆视角思考了权力关系对个体与人际的异化。表现城乡差距的小说《羊在吃草》，其主人公赵平安的名字恰好衔接这种阶层隐喻。农民赵平安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有文字才能，也常去平安镇走动，自己却连“平安镇的正式居民”都不是。这一“固定的确定性”因偶然的阶层跃迁机会而打破。赵平安为报答意欲提拔自己为“公家人”的文化站站长，鬼使神差地第一次顺手牵羊并随即卷入灾难的旋涡。派出所干警刘志刚因一念之差而放走赵，结果命丧于赵平安随手丢的一块石头。叫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还没结束，赵想到站长为自己垫付的“巨款”，遂手持刘志刚的佩枪走进储蓄所。最为讽刺的是，直至赵平安被捕获刑，他也不知道站长已在上司的不满与责备中将他从文化站除名。赵平安不“平安”的故事既惨烈又荒诞，带着黑色幽默应有的冷峻。这个人物像极了菲尔丁笔下的汤姆·琼斯，天真莽撞却也不乏善良厚道，可他的不甘寂寞甚至不如公鸡大红的坦荡。公鸡并非比人高明，毕竟它的世界那么狭小，它的命运很容易看到尽头;而在赵平安眼中，从平安村到平安镇，甚至延至“省城”，好像总蕴含着无限可能。小说开头，叙述者明显在替赵平安代言：“赵家村的赵平安冥冥中就应该是平安镇的文化人。”?《羊在吃草》的标题似乎指向一种安于自然、踏实生活的生命状态，“羊”误判自我，丧失本真，一旦离开草场，有如公鸡跑出鸡窝，难免发生些什么。对这种个体在纷繁世相中丧失本真的状况，或可理解为“每时每刻被生产出来的伪世界像被‘冒充为直接被给予性的最无偏见和最真实的描述’”?。
既然“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意味着变动的不可避免，“羊”是否就会老实地在草场吃草，赵平安是否就该安于自己农民的地位？就像王怀宇笔下对唱歌小鸟的保护（《小鸟在歌唱》）、对人际喧扰的逃离（《跳槽》）、对自我良知的持守（《月亮作证》），但这些故事的结局都是灰色的，作者笔调的悲凉与寒意已经暗示着现代人自赎之路的艰难。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与他者同在
《地球之父》（1992）在诸作品中问世最早，虽文笔稚嫩且故事单薄，其可取处在于设置末世危机为故事背景，表达作者对人性的疑虑与救赎的可能。小说以异星文明在地球延续重生作为结束，但不忘留下这样的预言：地球人类仍会重复其母星文明同样自噬的下场。救赎之艰难，正在于“一般的此在在遭遇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时，他的生活目的和行为规范都是从常人那里获得的”?，作为“欲望着他者的欲望”的独立个体，唯有降低日常念想、放弃人际欲望、回归自然生活，或可有自我救赎的可能。至少，王怀宇的文学表达试图沿着这一道路去思考和探索。这倒暗合老杜诗句“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中归隐自然的本意。当然，正如前述，因为物质生活与科层体制的重压与缠绕，归隐自然在现代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时间之河的奔涌中，“自然”是我们只能回顾却无法回归的起点。因此，王怀宇笔下“自然”的范畴较为宽泛，可以是一种对象征性载体的守护（如小鸟），也可以是对某种旧日简单生活的怀念（《火印》中的传统北大荒），还可以是一种对阶层跃迁的决绝撒手（近作《点位》和《跳槽》等）。
也许是尝试勾连起自己笔下都市故事与“平安”这个地理隐喻的关系，《小鸟在歌唱》第一人称叙事者住的小区在“平安街66号”，叫“同泰家园”。“我”是个“三十多岁的大龄单身汉”，身处城市底层，住的是“把山”阴冷的小房子，可我对生活并无不满，甚至因自己的蜗居在“平安街66号”，且有“同泰”这吉利名字，“每每出入小区，我似乎都能嗅到空气中那股与众不同的祥和味道”。如叙述者对自己的评价“更多的时候，我还是个相对友善的好心人”?，毫无疑问，“我”本是个习惯日常、同化于常人世界者。转机发生在空调排气口被麻雀一家寄居，这唤起我童年的记忆，曾经对麻雀的捕捉和杀戮如今却转化为对它们的忏悔性怜爱。第二次的情节急转则是小区楼房外墙敷设保暖层，麻雀寄居的空调孔早晚会被堵上，尚未学习飞翔的小麻雀注定死路一条。“我”这个个性孤僻洁身自好的单身汉，去请求关系不算亲近的张大爷帮“我”盯着施工进度，实则是担心小麻雀安危。排气口被工人堵上时，“我”和工人的对话可说是全篇关节所在。工人的辩解可谓入情入理：他们有施工质量要求，有工期限制，不允许也做不到在完好的敷设墙面留个窟窿。叙事者想象着“小鸟们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死去”，内心叹息道“没想到匆匆赶回的我仅仅充当了一回看客”?。人类用技术手段改善自身生活的同时，也无情牺牲掉一切温情残留，甚至不给个体反思后的行动留下任何余地。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渴望物质生活改善的，也安于日常，泯于常人世界，付出的代价则是我“在”空间的进一步龟缩。小说结尾，“我”患上了幻听的毛病，总听到小鸟在低唱。作者没有置工人于加害者位置，事实上，该篇中工人施工敷设小区保温层的情节，正呼应了《誰都想好》。赵平安在走投无路之际也跑到城里打工，亦是做外墙保暖工程;“羊”和“鸟”两篇都有工人操作失误坠楼导致施工暂停的情节。不同作品在情节上有意设置的互文，其实印证着这一点，在现代生活中，个体精神空间的萎缩以及被生活洪流的挟裹，等同于“小鸟”卑微的命运。 《火印》（1996）同样是一篇心理小说，“我”是出身北大荒的南方富豪之子，在公司的地位却与他人无异。在被迫跟随父亲衣锦还乡的奔驰之旅中，“我”最初尚算置身事外地回忆起“父亲”与家乡的格格不入与两相背弃。随着叙述转深，“我”担心的重点转移到父亲身边的女子岳靓身上，出于守护其贞操的强烈愿望，“我”用匿名电话坏了“父亲”好事。叙述者“我”怀念家乡却毫无回归的意图，依然蜷缩在“父亲”的公司偷生;“我”有女友却心系岳靓，小说临末“我”想与之感怀往昔家乡的对象不是女友而是“我”得不到的岳靓。整个故事完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反讽，“我”对“父亲”所有的冷嘲与不屑，对应着我不敢直面人生改变的事实，都印证着“我”不自知的平庸。“火”与“鸟”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均为在现代生活编织的科层之网中，生命之泉日益干涸、逐渐归化于常人世界。严厉点儿说，这种现代人物可称“鲋人”：“在强者之下，鲋人需要的是一个平坦的社会，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别人和他一样，任何多样性，都让他头晕。”?王怀宇这种反讽手法的使用还见于《点位》《群众艺术》《跳槽》诸篇中。这些作品的结局无一例外是主人公在名利场中或得意或失意，却因目睹常人世界习以为常的尔虞吾诈而自愿选择出局。“群”中本已如愿以偿的许家逸在结尾辞职做起协警;“点”的陆远征也是离开体制内工作，当了一个私家侦探;“跳”的结局最堪玩味，马小林机关蹉跎近十年后虽仍选择辞职，但是，“马小林也没有想好，自己是去新天地杂志社应聘一个合同制编辑，还是去市交警大队应聘一个治安员……”?这些貌似疲软的小说收束，应该是作者故意为之。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活的描述中，“此在入世即是沉沦，……这个共同生活的周围区域是常人的世界”?，即他者的世界，个人无力挣脱，文学想象在存在的重压下亦显乏力。丧失理想，磨灭激情，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及其近作诸篇中的人物多以一种无意义挣扎的姿态，昭示了我“在”之自赎的艰难。
结语
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及其近作，可作为作家30年创作的总结，其面目当然不呈现为单一指向，而是多元化探索。如雷达所说，王怀宇小说具有鲜明自传色彩。他的许多故事都力图讲述童年，在对比中探索对我“在”的思索由何处而起，王怀宇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作品因此不能简单视作自传体，作者貌似时而平淡时而惊喜的讲述中隐含着某种文体风格的探索。比如短篇近作《童少六记》和中篇近作《月亮作证》等。而且，《月亮作证》的风格转向尤为值得注意，在叙事话语上，叙事者以书面语言与方言间杂，体现出较为深厚的文本驾驭力。王怀宇的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及其近作最有价值之处，更在于对现代生活人之存在的狭窄化与精神空间“鲋人”化的思考，“此在的日常状态拥有这个自身的此，并寻求这个此”?，毕竟，无论自赎之路如何艰难，王怀宇还是以《叔恩浩荡》《公鸡大红》《羊在吃草》等悲剧式的清刚明烈对之寄予了微茫的希望。
注释：
①（德）赫尔曼·黑塞著，窦维仪译.堤契诺之歌：散文、诗与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②?雷达.品读王怀宇小说集《小鸟在歌唱》.文艺报.2018年03月26日。
③④⑩?李洁非.王怀宇短篇小说浅说.作家.2016年第4期。
⑤转引自龚保华.有所思·有所为·有所悟.吉林日报.2017年11月28日。
⑥张一兵.无路可逃：败坏的去远性之形而上学灾难——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⑦⑧⑨??????王怀宇.小鸟在歌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第241页，第174页，第197页，第312页，第5页，第17页，第419页，
??????张一兵.意蕴：遭遇世界中的上手与在手——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转引自（法）J·贝尔曼-埃诺尔著，李书红译.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德）赫尔曼·黑塞著，丁君君、谢莹莹译.德米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邱小刚.旧山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本辑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张德强，男，生于20世紀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扬子江文学评论》《现代中文学刊》《青春》《红岩》等杂志发表评论十余篇。
——赫尔曼·黑塞《堤契诺之歌·红屋》
作为一位“朴素现实主义”的实践者②，生于乡村、长于城镇、居于都市而心系日常的作家王怀宇，其创作有着自身独特的厚朴与细腻。李洁非评价王怀宇的小说“取材于‘小’、着眼于‘微’而能不失其‘暖’”③。他的近作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也秉承着一贯厚朴、细腻的风格。2016年的长篇小说《心藏黑白》则以浩大篇幅解构世态、剖析官场，冷眼呈现生活百态及小人物的奋斗，于讽刺世相中仍能“启人以众生平等之心”④。或如李振所说，“《心藏黑白》描画出一个小人物从坚守到沉沦、再到猛醒的过程”⑤。而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则是王怀宇对自身多年“平安黑土”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总结。此书收录自1992年至今的18篇中短篇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中不难管窥其写作理念嬗变脉络——自试笔宏大到探微人间，从流浪日常至返顾自然，最终指向一种对乡土的回归渴望。不过，在现代生活挟裹人际与人性的巨大变革洪流中，这种“回归”注定只能成为角落低语和枝头梦呓。借用张一兵对维利里奥于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之存在根本性颠覆意义的描述：“此在无处可去，无途无路可‘在’”⑥，那曾给予陶渊明安慰的“敛翮闲止，好声相和”的古典图景，也只能幻化为王怀宇笔下的“小鸟在歌唱”。
“君问渔人意，沧浪自有歌”：
日常生活世界百态
毫无疑问，王怀宇大部分小说呈现的均是世俗生活，即与纯“思”的非日常世界相对立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有似于屈原《渔父》所说的沧浪之水：清浊俱存，取舍由人。在海德格尔眼中，“本真”为个体清醒之“在”，“沉沦”为个体迷失之“我”。在古典生活较宽松的人际与地理空间中，个体仍可以由自身对“沧浪”态度选择去留——淈泥而扬波也可，江海寄余生亦可。而现代生存空间的狭窄与科层森严，事实上在取消人与日常生活的距离维度，即个体清醒之“在”。近代以来小说家旨趣之一，便在于對海德格尔意义上常人世界的无处不在与个体“沉沦”加以想象性观察与再现。
被《小说选刊》转载的中篇小说《群众艺术》（2012），在其大部分篇幅中，对日常生活的再现采用较从容的叙述手法。虽然王怀宇习惯用全知叙事，但视域收放自有他用心处。在《群众艺术》开篇，主要人物亮相，其生存状态一目了然。“在市场经济很活跃的当代中国，职称已不被更多的人看重”，看重职称的，无非是“假文化人”与名利牵绊中难以破局的“真文化人”⑦。叙述者为洞察世相的讲故事人，此乃明清话本小说遗留的叙述传统。而随着情节发展，叙述者主观性逐渐淡出读者视线（当然，并未放弃自己全知权域），一场名利争夺在或明或暗的描述中展开。颇堪深味的是，故事中留下了阎无忌和大仙等超然者，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尖锐冷静的视角，如阎无忌谑语“群众艺术馆的事不办出点儿怪味还叫群众艺术馆吗”⑧，不由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看破也不怕说破，盖以暂非事中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意义上，王怀宇颇得山药蛋式写实技巧深味。小说标题已彰明，此篇主旨在嘲讽世相与斯文落败，“真文化人”许家逸被迫放下身段、与鸡鹜争食而吃相不堪。其引人深思处还在于常人世界潜移默化的无意识腐蚀力，由艺术馆领导、许的亲人以及馆内众人构成一个庸碌称雄、黄钟毁弃的常人世界;许家逸的斯文跌落、真我丧失，印证着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总在常人世界中被夷平化。”⑨应该指出，海德格尔于“本真”和“沉沦”的看法并非道德判断，而是对人在世生存状况的中立描述。与孔春苑的情人关系是阻碍李馆长公正处理职称评定的外因之一，但李本人面临退休、倦于日常生活，对女性的情欲渴望和占有实现了他延续生命力的妄念——叙述者对个体“此在”的迷茫混沌状态并非全是嘲讽。李洁非道：“王怀宇小说‘传情于暖’，的的确言;但所谓‘平凡世界’可以‘靠暖意维系维持’⑩，而个体能否依靠‘暖意’实现自赎，则可略作推敲。”
《群众艺术》对现代世俗世界嘲讽起来不留情面，同时又深解其中蕴含着渺小个体在复杂人际缠绕中的无奈和迷失。胡塞尔现象学批判的旨趣之一在于“人们每一天都非思地生活在日常经验之中，这种日常经验的根据恰恰是我们不经意地对身边的周围世界进行一种‘错误描述’”?，这让人想起顾城少年时不无稚嫩又颇有见识的诗句：“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个体之“在”的生活幻想与初心期许，往往不敌现实里“沉重的肉身”，故而自欺与辜负难免终成恒常。而他近期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叔恩浩荡》，表层叙事呈现的是亲人重病这一现代生活难题，而深层叙事则指向个体良知拷问和得失权衡。王怀宇小说喜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织中展开，此时农民二叔的绝症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故事的死结在于他昔日有恩于城里人“我”——二良子。病的治与不治，纠葛着“心”的良与不良。“我”和兄长对医生施惠，利用他的权威结论欺骗和震慑二叔和堂兄弟们，借以回避伦理尴尬。这一全篇叙事高潮并非小说题旨所在，因为不能忽视这个叙事因素：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敞开讲述和心理流变才掌控着故事走向。这是一篇较典型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心理小说（psychological novels），“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至深，忏悔延至小说结束，故事以梦中二叔和二良子心无牵挂地共同耕耘收梢。但是，事实上“我”的心中死结并未打开，仅能以梦境的温情幻想来逃离现实，叙事在这里仿佛又演绎了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里描述的艺术家自我治疗术：以“自我满足于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来使我“在”逃脱于苦难?。同样的伦理情境还存在于《女孩》中。王怀宇的乡土描述于回忆中往往焕发明朗，而在抽离记忆主体“我”的全知叙事里风格则冷静残酷，《女孩》的故事时代感颇足，物资匮乏的生活背景丝毫不给温情留存余地。11岁小镇女孩遵母命坐夜车去大姨家，实际是要取布票，并无任何走亲戚该有的温情，大姨都没在故事里露面。小女孩的回程堪称生死之旅：误车;被丢弃在傍晚无人的小站;与狼的遭遇和对峙;命悬一线之际为不知因何而起的旋风所救。而疲惫的女孩到家后，母亲对她的惊险讲述毫不在意，只关心布票取到没有。某种意义上，女孩生活在一个比深泽七郎追溯文化人类学中“弃老”传统的小说《楢山小调考》更为冷酷的世界里，物资匮乏早已把人际温情磨灭。小说以“第二天，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结束?，世俗的常人世界仿佛都消失了，遑论温情。个体孤独、懵懂的我化身为小女孩，只能接受日常消磨并接受冷漠对待世界和自己，尚未学会“清醒”便要接受同化与沉沦的命运。 “浮名尽懒，但笑拍栏杆”：
常人世界的同化之力
李洁非评价《女孩》体现了王怀宇长于把握“最微不足道之细节”，他也读出后者文字间蕴藏的游戏性。以中篇小说《公鸡大红》为例说明其风格之“趣”?，这种“趣”在其小说集《小鸟在歌唱》诸篇中，有时是一种语言的节制从容，有时又体现为面对常人世界同化之力的无奈，往往生出黑色幽默效果。而黑塞说过，“幽默是最后的避风港”，也是面对早晚如期而至的命运的苦笑。雷达注意到《公鸡大红》是“带有一点童话寓言式的作品”?，这寓言却并非游戏笔墨，就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一样，公鸡大红一生都在用琐碎而机智的语汇讥刺点评它眼中的人类，也逐渐坦然接受了“你本人间一道菜”的注定“鸡”生。在黑塞充满古典主义色彩的生命理想中，个体责任在于“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既然是拟人化角色，大红的生命也不例外，但它毕竟更接近现代人而非古典主义者。说到底，大红的生命意义不过是自认爱情实为交配的“踩蛋”、时不时打一架来保卫自己的母鸡，以及按时打鸣。大红最初活得兴致勃勃，随着对“鸡”生意义的发现，它逐渐妥协认命，死前它的唯一遗憾是“如果自己最后能死在男主人刘长顺手上，那可就再好不过了”。叙述者也忍不住补上句调侃：“女主人张玲玲这个人，在大红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留下太好的印象，言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可笑。”?在海德格尔眼里，“存在者并非处于某种固定的确定性之中，而是处于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中”?，因此存在者——如大红——其狭窄的生命空间日渐远离黑塞式的“初心”而在不知不觉中“沉沦”，可说是命中注定。大红的笑对和冷嘲是它仅存的一点生命姿态，就像宋人柴望“笑拍栏杆”般无奈，而这已经不是文字风格的“趣味”或“幽默”可以简单解释的了。
或许正是出于呈现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对生命意义的同化与消解这一“真相”的目的，小说集《小鸟在歌唱》诸篇章渗透着两个反向的意义路径：个体阶层上升的谵妄与破灭，以及与之伴生的科层人际生态的层层压迫。两个反向的意义路径可以用小说集里以“平安”命名的地理空间获得某种隐喻性归依：平安村（《月亮作证》）——平安镇（《羊在吃草》）——平安县（《司令的枪》等），由此可一直延伸至“市里”的“平安路”（《群众艺术》）和“省城”的“平安街”（《小鸟在歌唱》）。“平安”在王怀宇小说的语境里与其说是安于日常“岁月静好”之意，不如说是对一路坦途、借力登云的跃迁之路的隐微表达。早有论者指出，王怀宇小说善写人际关系的爬升与跌落，《司令的枪》即以孩子的回忆视角思考了权力关系对个体与人际的异化。表现城乡差距的小说《羊在吃草》，其主人公赵平安的名字恰好衔接这种阶层隐喻。农民赵平安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有文字才能，也常去平安镇走动，自己却连“平安镇的正式居民”都不是。这一“固定的确定性”因偶然的阶层跃迁机会而打破。赵平安为报答意欲提拔自己为“公家人”的文化站站长，鬼使神差地第一次顺手牵羊并随即卷入灾难的旋涡。派出所干警刘志刚因一念之差而放走赵，结果命丧于赵平安随手丢的一块石头。叫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还没结束，赵想到站长为自己垫付的“巨款”，遂手持刘志刚的佩枪走进储蓄所。最为讽刺的是，直至赵平安被捕获刑，他也不知道站长已在上司的不满与责备中将他从文化站除名。赵平安不“平安”的故事既惨烈又荒诞，带着黑色幽默应有的冷峻。这个人物像极了菲尔丁笔下的汤姆·琼斯，天真莽撞却也不乏善良厚道，可他的不甘寂寞甚至不如公鸡大红的坦荡。公鸡并非比人高明，毕竟它的世界那么狭小，它的命运很容易看到尽头;而在赵平安眼中，从平安村到平安镇，甚至延至“省城”，好像总蕴含着无限可能。小说开头，叙述者明显在替赵平安代言：“赵家村的赵平安冥冥中就应该是平安镇的文化人。”?《羊在吃草》的标题似乎指向一种安于自然、踏实生活的生命状态，“羊”误判自我，丧失本真，一旦离开草场，有如公鸡跑出鸡窝，难免发生些什么。对这种个体在纷繁世相中丧失本真的状况，或可理解为“每时每刻被生产出来的伪世界像被‘冒充为直接被给予性的最无偏见和最真实的描述’”?。
既然“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意味着变动的不可避免，“羊”是否就会老实地在草场吃草，赵平安是否就该安于自己农民的地位？就像王怀宇笔下对唱歌小鸟的保护（《小鸟在歌唱》）、对人际喧扰的逃离（《跳槽》）、对自我良知的持守（《月亮作证》），但这些故事的结局都是灰色的，作者笔调的悲凉与寒意已经暗示着现代人自赎之路的艰难。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与他者同在
《地球之父》（1992）在诸作品中问世最早，虽文笔稚嫩且故事单薄，其可取处在于设置末世危机为故事背景，表达作者对人性的疑虑与救赎的可能。小说以异星文明在地球延续重生作为结束，但不忘留下这样的预言：地球人类仍会重复其母星文明同样自噬的下场。救赎之艰难，正在于“一般的此在在遭遇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时，他的生活目的和行为规范都是从常人那里获得的”?，作为“欲望着他者的欲望”的独立个体，唯有降低日常念想、放弃人际欲望、回归自然生活，或可有自我救赎的可能。至少，王怀宇的文学表达试图沿着这一道路去思考和探索。这倒暗合老杜诗句“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中归隐自然的本意。当然，正如前述，因为物质生活与科层体制的重压与缠绕，归隐自然在现代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时间之河的奔涌中，“自然”是我们只能回顾却无法回归的起点。因此，王怀宇笔下“自然”的范畴较为宽泛，可以是一种对象征性载体的守护（如小鸟），也可以是对某种旧日简单生活的怀念（《火印》中的传统北大荒），还可以是一种对阶层跃迁的决绝撒手（近作《点位》和《跳槽》等）。
也许是尝试勾连起自己笔下都市故事与“平安”这个地理隐喻的关系，《小鸟在歌唱》第一人称叙事者住的小区在“平安街66号”，叫“同泰家园”。“我”是个“三十多岁的大龄单身汉”，身处城市底层，住的是“把山”阴冷的小房子，可我对生活并无不满，甚至因自己的蜗居在“平安街66号”，且有“同泰”这吉利名字，“每每出入小区，我似乎都能嗅到空气中那股与众不同的祥和味道”。如叙述者对自己的评价“更多的时候，我还是个相对友善的好心人”?，毫无疑问，“我”本是个习惯日常、同化于常人世界者。转机发生在空调排气口被麻雀一家寄居，这唤起我童年的记忆，曾经对麻雀的捕捉和杀戮如今却转化为对它们的忏悔性怜爱。第二次的情节急转则是小区楼房外墙敷设保暖层，麻雀寄居的空调孔早晚会被堵上，尚未学习飞翔的小麻雀注定死路一条。“我”这个个性孤僻洁身自好的单身汉，去请求关系不算亲近的张大爷帮“我”盯着施工进度，实则是担心小麻雀安危。排气口被工人堵上时，“我”和工人的对话可说是全篇关节所在。工人的辩解可谓入情入理：他们有施工质量要求，有工期限制，不允许也做不到在完好的敷设墙面留个窟窿。叙事者想象着“小鸟们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死去”，内心叹息道“没想到匆匆赶回的我仅仅充当了一回看客”?。人类用技术手段改善自身生活的同时，也无情牺牲掉一切温情残留，甚至不给个体反思后的行动留下任何余地。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渴望物质生活改善的，也安于日常，泯于常人世界，付出的代价则是我“在”空间的进一步龟缩。小说结尾，“我”患上了幻听的毛病，总听到小鸟在低唱。作者没有置工人于加害者位置，事实上，该篇中工人施工敷设小区保温层的情节，正呼应了《誰都想好》。赵平安在走投无路之际也跑到城里打工，亦是做外墙保暖工程;“羊”和“鸟”两篇都有工人操作失误坠楼导致施工暂停的情节。不同作品在情节上有意设置的互文，其实印证着这一点，在现代生活中，个体精神空间的萎缩以及被生活洪流的挟裹，等同于“小鸟”卑微的命运。 《火印》（1996）同样是一篇心理小说，“我”是出身北大荒的南方富豪之子，在公司的地位却与他人无异。在被迫跟随父亲衣锦还乡的奔驰之旅中，“我”最初尚算置身事外地回忆起“父亲”与家乡的格格不入与两相背弃。随着叙述转深，“我”担心的重点转移到父亲身边的女子岳靓身上，出于守护其贞操的强烈愿望，“我”用匿名电话坏了“父亲”好事。叙述者“我”怀念家乡却毫无回归的意图，依然蜷缩在“父亲”的公司偷生;“我”有女友却心系岳靓，小说临末“我”想与之感怀往昔家乡的对象不是女友而是“我”得不到的岳靓。整个故事完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反讽，“我”对“父亲”所有的冷嘲与不屑，对应着我不敢直面人生改变的事实，都印证着“我”不自知的平庸。“火”与“鸟”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均为在现代生活编织的科层之网中，生命之泉日益干涸、逐渐归化于常人世界。严厉点儿说，这种现代人物可称“鲋人”：“在强者之下，鲋人需要的是一个平坦的社会，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别人和他一样，任何多样性，都让他头晕。”?王怀宇这种反讽手法的使用还见于《点位》《群众艺术》《跳槽》诸篇中。这些作品的结局无一例外是主人公在名利场中或得意或失意，却因目睹常人世界习以为常的尔虞吾诈而自愿选择出局。“群”中本已如愿以偿的许家逸在结尾辞职做起协警;“点”的陆远征也是离开体制内工作，当了一个私家侦探;“跳”的结局最堪玩味，马小林机关蹉跎近十年后虽仍选择辞职，但是，“马小林也没有想好，自己是去新天地杂志社应聘一个合同制编辑，还是去市交警大队应聘一个治安员……”?这些貌似疲软的小说收束，应该是作者故意为之。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活的描述中，“此在入世即是沉沦，……这个共同生活的周围区域是常人的世界”?，即他者的世界，个人无力挣脱，文学想象在存在的重压下亦显乏力。丧失理想，磨灭激情，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及其近作诸篇中的人物多以一种无意义挣扎的姿态，昭示了我“在”之自赎的艰难。
结语
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及其近作，可作为作家30年创作的总结，其面目当然不呈现为单一指向，而是多元化探索。如雷达所说，王怀宇小说具有鲜明自传色彩。他的许多故事都力图讲述童年，在对比中探索对我“在”的思索由何处而起，王怀宇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作品因此不能简单视作自传体，作者貌似时而平淡时而惊喜的讲述中隐含着某种文体风格的探索。比如短篇近作《童少六记》和中篇近作《月亮作证》等。而且，《月亮作证》的风格转向尤为值得注意，在叙事话语上，叙事者以书面语言与方言间杂，体现出较为深厚的文本驾驭力。王怀宇的小说集《小鸟在歌唱》及其近作最有价值之处，更在于对现代生活人之存在的狭窄化与精神空间“鲋人”化的思考，“此在的日常状态拥有这个自身的此，并寻求这个此”?，毕竟，无论自赎之路如何艰难，王怀宇还是以《叔恩浩荡》《公鸡大红》《羊在吃草》等悲剧式的清刚明烈对之寄予了微茫的希望。
注释：
①（德）赫尔曼·黑塞著，窦维仪译.堤契诺之歌：散文、诗与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②?雷达.品读王怀宇小说集《小鸟在歌唱》.文艺报.2018年03月26日。
③④⑩?李洁非.王怀宇短篇小说浅说.作家.2016年第4期。
⑤转引自龚保华.有所思·有所为·有所悟.吉林日报.2017年11月28日。
⑥张一兵.无路可逃：败坏的去远性之形而上学灾难——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⑦⑧⑨??????王怀宇.小鸟在歌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第241页，第174页，第197页，第312页，第5页，第17页，第419页，
??????张一兵.意蕴：遭遇世界中的上手与在手——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转引自（法）J·贝尔曼-埃诺尔著，李书红译.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德）赫尔曼·黑塞著，丁君君、谢莹莹译.德米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邱小刚.旧山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本辑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张德强，男，生于20世紀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扬子江文学评论》《现代中文学刊》《青春》《红岩》等杂志发表评论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