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加拿大传教士的儿子，19世纪末在四川呱呱坠地，后来成为加拿大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加拿大与中国的民间友好事业。
　　 文幼章少年时代是在成都度过的。这座古老而平静的城市，在异国少年心中留下了梦一般美丽的印象。
　　 他儿时的回忆，有许多是和中国仆人的孩子们玩耍时获得的欢愉。放风筝，是他最为难以忘怀的经历之一。有的风筝的形状如龙，长达四十英尺，当风筝高高地在天空飞翔时，风筝线形成一条大弧圈，向下低垂，好像是要情不自禁地去亲近附近大院的围墙似的。
　　记忆中，在教区的最早的童年生活，几乎都是同违科犯禁的事所带来的乐趣有关。小兄弟俩常常溜到街上去买滋味无穷的糖果，不理会“吃了要生病”的多次告诫。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毫无卫生可言，“我们居然没有死于霍乱、痢疾或伤寒热，这真是一个奇迹”。另一个犯禁的乐趣是到印刷所徒工食堂去美美地吃一顿爽口的中国饭菜。
　　文幼章坦诚地说，这段经历使他养成了日后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的卓越能力，使他置身中国却毫无种族差异之感。家中的厨师老杨，对文幼章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文幼章回忆说：“我们的厨师老杨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要教训我时，他绝不犹豫，有时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打我的耳光，给我讲什么才是得当的行为举止。他像是我的一位叔叔，使我感到我们家里有了一位中国成员。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任何种族偏见。”
　　 倘若说成都在少年幼章的心中是一首充满情趣的童话诗，当他在40年代以传教士和英语教师的身份从加拿大回到四川，遭遇更多的是浪遏飞舟的激情。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他和龚澎结为好友，友情联系达15年。来到成都以后，他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授课，兼任张群和刘文辉的家庭英语教师。当时他住在华西校园的11号楼，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式洋房，带地板的书房宽大明亮，冬天，书房里放有火炉，文幼章习惯躺在藤椅上，双脚放在炉前的一个木板凳上取暖。他同进步青年组织“星星团”的学生们往来密切，常常用开水沏茶招待大家，一边喝茶吃花生，一边讨论国家时局。他的住处，宛如冬夜里的一支红烛。
　　1945年12月的一天，少城公园里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聚会，声援昆明联大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当文幼章教授出现在保路纪念碑的讲台上，听众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全世界对中国学生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同情。他刚开始讲话时，一个穿军服的人把手榴弹扔上讲台。文幼章没有被吓倒，他的反应是继续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鲜明有力。
　　40年后，他的儿子文忠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少城公园标志着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引导着他越过鸿沟，从空想的知识分子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观点。献身革命者相信，历史上社会变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就是‘叫有权柄的人失位，叫卑贱的人升高’（路加福音1-52）”。
　　 80年代，文幼章重返成都，我参与了接待。陪同他在华西医大校园里漫步，寻访旧地，触景生情，他的四川话就像都江堰开闸放水一般倾泻而出，简直地道极了。兴头之上，他随口道出四川轿夫“天上月光光、地上水凼凼”的顺口溜，令人叫绝。
　　在银杏树洒满绿荫的小径，在夏荷传送幽香的湖畔，在独树一帜的华西钟楼前，文幼章又一次陶醉了，他感慨地说，我终于呼吸到童年那快乐而自由的空气。同“星星团”的老朋友们重逢简直像在梦里，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可是他们的歌声还是那样年轻。
　　 文幼章送给我他的自传，并在书的扉页签名。他的中文字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随手写的，可是棱角分明，如他的为人。
　　 又过了10年，文幼章去世了。按照老人生前的心愿，他的骨灰飞越重洋，由儿子文忠志带到了成都，撒到了他的出生地——乐山的江中。作为文幼章的生前好友，我参加了抛撒骨灰的仪式。那一天江面雾蒙蒙的，依稀可见如屏的青山，轮船拉响汽笛，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致意。这颗跳动的心终于可以安宁了，在他心灵的家园，在星星闪烁、天使唱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