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那时，赴日出席互换仪式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长达8天的访问。那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对400多名国际媒体记者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
　　中国领导人的坦诚，为中日关系的开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40年，中日关系有过蜜月式合作，也经历了风雨甚至对抗。时光转到2018年，刚在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日媒报道将在10月23日前后访华，可能还会去地方城市。这将是他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
　　安倍访华是中日 “相向而行”的结果，但访问日期也传递出某种政治信息。安倍今年5月9日在接待访日的李克强总理时说：“从竞争到协调，日中关系今天进入了协调时代。”安倍有没有当年中国领导人的诚意，目前还很难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日关系的确站在了应该思考如何开启下一个40年的历史关口。
　　调整是因为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日本GDP是中国的6.7倍，2017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在这40年间，中国GDP在世界的占比从1.8%增加到15.2%，日本则从11.8%减少到6.0%。经济实力对比的易位，是中日关系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双边层面而言，40年前中日关系之变，主要动力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未来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抉择。

时局之变

　　日本如何抉择，安倍是个绝佳而且不可越过的考察对象。由于即将成为二战后执政时期最长的日本首相，安倍的政策选择，无疑会影响甚至塑造日本未来的对华外交。
　　2006年首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把中国作为首次外访的对象国，以期改善小泉纯一郎时期恶化的中日关系。那一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62%。而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的2013年，日本的GDP是中国的52%。那一年，中国的军费是日本的2.2倍，而2006年日本的军费是中国的1.1倍。国家实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正如日本学者铃木章悟所说，中国从“崛起中国家”到“已崛起国家”地位的转型，远远快于日本的预期。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把华盛顿作为首访之地。那次访问期间，他誓言在日中领土争议问题上绝不退让，声称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当时安倍在对华外交上，已经带有几分焦虑。
　　最近几年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了安倍的焦虑。因为这些变化暴露出日本在战略安全上的脆弱性。以铃木章悟的分析，日本在东北亚面临着战略孤立，“日本与俄罗斯、韩国的关系，因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在具体战略目标上的分歧而复杂化”。也就是说，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在短期内根本性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朝核问题部分或彻底解决，必将导向朝韩和解；如果朝核问题引发军事冲突，日本有被卷入的危险。无论出现哪种可能性，日本都没有多大的施加影响、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的空间。
　　铃木章悟认为，日本地緣政治环境的这些定性特征，加上中美正在经历的相对实力缩小的结构性变化，并不令人意外地强化了日本的地缘政治脆弱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是否可靠，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但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中山俊宏看来，特朗普当选重燃了日本多年来追求“独立防务”的争论。“特朗普竞选期间对日本的妖魔化，以及他的‘美国优先’视角，已经迫使很多日本人开始想象一个安全上不再依赖日美同盟的未来。”

特朗普通过出口管制遏制中国的高科技雄心，增加了中国与日本合作以期突破瓶颈的可能性。

　　这样的观点在日本政治精英中并不少见。在9月20日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中败给安倍的石破茂，长期以来坚持“日美同盟并非坚如磐石”的立场，主张日本应该管理好华盛顿抛弃盟友的风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日本安全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缪尔，在今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十年来，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一直在探讨美国抛弃盟友所造成的影响，特朗普的当选看起来增加了日本对冲被美国抛弃的风险的紧迫感。
　　“被抛弃”不会瞬间发生，而且看似还有点抽象。但对于日本来说，这种“被抛弃”已经出现渐进而且具体的案例。今年4月访问华盛顿时，安倍力劝特朗普不仅要敦促朝鲜拆除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还要放弃能打击日本的中短程导弹。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优先考虑的是解除朝鲜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这是他尤为关注朝鲜远程导弹的重要原因。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依靠日美同盟来化解“朝鲜威胁”正在变得不现实。
　　今年1月的国会讲话中，安倍在谈到朝核威胁时说：“毫不夸张地说，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是二战以来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至少从日本的角度看，这并非危言耸听。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美国“同盟政治”的变化。除了朝核问题，特朗普不因盟友关系而在经济逐利上妥协，是另一例证。“同盟政治”的变化，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中山俊宏认为，即使“特朗普主义”最后失败，但美国政治已经发生变化，这“可能削弱美国军方对盟友、地区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的政治支持”。
　　时局之变让日本焦虑，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环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2010年，偶发性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这一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偶然性似乎也暗合了某种必然性。也是从那时起，日本对华态度开始出现某种“质变”，把中国视为长远战略威胁的趋势日趋明显。如果中日关系彻底滑向安全困境，必将恶化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美欧对华政策的调整，几乎与中日关系的变化同时发生。大致在2010年前后，欧盟酝酿新的对华战略，其突出特点是在视中国为战略伙伴的同时，更加凸显与中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竞争性的一面。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事实上开始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这种战略竞争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很可能压缩欧洲、日本在对华外交上的弹性空间。

调整路径

　　中日所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两国关系的走向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考察。
　　在某些学者看来，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外交，已经在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学术刊物《东亚论坛》2017年4月的一篇社论称，随着特朗普在美国的亚太外交中挥舞“破坏球”，美国的盟友都在默默思考如何应对新的现实，其中日本的痛感尤甚。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日本问题专家让·皮埃尔·莱曼，在2014年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在历史上证明了其管理和建立与西方国家间同盟的外交技巧，但它在亚洲从来没有一个盟友。
　　“转身亚洲”，正在成为日本的选择。理查德·萨缪尔在题为《日本“转身亚洲”》的文章中分析称，虽然日本还没有寻求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它明显也在打造新的安全关系和经济联系，同时建立国内安全机制，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他把日本的这个战略称为“亚洲内部转身”，是为未来可能的更大程度的战略独立“预付定金”。战略独立或许还很遥远，但至少目前日本不再一味地“紧盯”美国。
　　理查德·萨缪尔的分析并非预测，而是对安倍外交行为的总结和提炼。安倍在刚刚就任首相的2013年就遍访东盟十国，这样高频度的东南亚外交，二战以后历任日本首相都未开展过。特朗普退出“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安倍没有弃之不顾而是扛起大旗，促成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安倍还巩固、深化了与某些东盟国家、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安全合作。
　　“转身亚洲”不可能“无视”中国。近年来，安倍的对华外交，划出了一条由强硬到柔性的弧线。在打破中日关系僵局、实现首脑互访上，安倍政府一直在持续地投入外交资源。正是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2017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主动表现出参与合作的意愿后，中日关系转暖才进入加速通道。而且，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合作，也是由安倍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
　　在美国国际事务分析师威廉·佩塞克看来，忽视对华关系会让日本付出经济代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限制了在西方世界的机会，日本‘转身亚洲’尤其是‘面向’中国，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认为，虽然中国在重塑亚洲，但日本能从内部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同时也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对于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来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是它们协作、向前看的绝佳机会。”
　　特朗普因素是促使中日接近的外部动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特朗普通过出口管制遏制中国的高科技雄心，增加了中国与日本合作以期突破瓶颈的可能性。“如果中国经济向需要更多高科技的新阶段转型，那么与日本的合作将呈现出新的紧迫感。”在他看来，特朗普在贸易上的零和思维，以及压迫日本去谈判有损其经济利益的双边自贸协定，正好发生在经济互补性对中日都有吸引力的时期。
　　不过，不论是“转身亚洲”还是“面向中国”，都不意味着日本会与美国“脱钩”。
　　如果说在经贸上日本还有选择，那么在安保上日美同盟仍无可替代。根据日本防卫大学测算，如果日本要实现最基本的自主防卫，在军事基地和硬件装备等方面的投入至少需要2020亿美元。如果这些增加的费用分摊到10年期，约相当于日本军费在现有基础上年均增加30%。即便不考虑目前日本财政赤字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持续的情况，这样的增幅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会继续拉住美国，同时逐步强化自身的防卫实力，为实现战略自主争取时间。有日本战略学者提出建议，如果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提高军费，日本应把更多的资金用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而不是向驻日美军提供更多经费。安倍将如何抉择不得而知，但提升自卫队实力在日本政治精英中已是共识。安倍政府组建国家安保局、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等新政策，都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提出并开始酝酿的。

美国对华政策已趋强硬，与此同时安倍却在持续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这自然会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严肃地考虑密切中日关系。

　　尽管如此，日本强化自卫队功能、突破专属防卫，还面临着强大的国内制约。虽然安倍政府通过释宪，部分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但自卫队动用武力的前提，必须是日本面临对其生存的威胁。2017年的防卫白皮书规定，行使集体自卫权不能转变为对他国的攻击。由于政府内部讨论时分歧严重，安倍放弃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允许自卫队使用武力的建议。日本政府2016年所做的民调显示，虽然有90%的受访者对自卫队持正面看法，但赞成增加自卫队实力的还不到30%。

前景与变数

　　东京大学学者三浦瑠丽在今年9月的文章中，描述了這样一幅东北亚未来前景：朝鲜可能通过逐步减少（但可能不会放弃）核能力而回到国际社会；在朝鲜的核武库降到美国可容忍的水平时，东北亚有可能出现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秩序；韩国转向与朝鲜的和解；日韩虽然对中国的看法有差异，但两国的进步政治势力对美国的态度却有一个共识：“别拉我们与中国对抗。”
　　时光倒退到2017年之前，三浦瑠丽这个预测或许会被视为无稽之谈。在吉尔伯特·罗兹曼看来，2018年可能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型的时刻，出现了三股力量合流—中国崛起、特朗普冲击和围绕朝鲜的外交。“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人正在讨论外交多元化，向北京打开大门以塑造多元化路径。”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趋强硬，与此同时安倍却在持续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这自然会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严肃地考虑密切中日关系。
　　2018年会否成为转折之年，安倍年内的中国之行会是一个重要看点。如果中日两国能达成实质性提升合作水平的协议，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前外交官、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东乡和彦，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向日本全面施压，日本将被迫强化日美同盟。如果中国着眼长远，在与日本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上寻找某种平衡点，日本可能会做出有悖于美国立场的选择，比如加入亚投行。”
　　“全面施压”已不存在，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持续释放改善对日关系的意愿。中国的长远战略中，不可能没有塑造新型中日关系这一环。如何开启中日关系的下一个40年，真正需要做出战略抉择的是日本。不过，安倍执政以来的外交，本质上属于基于战略不确定性而做出的被动反应，主动塑造的痕迹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改善对华关系的动机，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考虑，目前还不得而知。安倍的举棋不定，就是未来中日关系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