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长宁区一处普通居民楼里，住着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名叫万忆琴。经友人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乐观豁达、笑容可掬的老人。她1927年生，浙江上虞人，如今年近九旬，但身体依然硬朗。每当有人来拜访，她总是笑逐颜开，就像迎接自家儿女一样，亲切热情。
　　参加革命 经受考验
　　万忆琴1944年3月参加浙东抗日游击纵队，初时在浙江余（姚）上（虞）两县办事处做通信工作，同年12月调到通信参谋部林一新同志领导的谍报组工作，任谍报组组长。抗战时期浙东环境异常复杂，日、伪、顽、匪各种势力盘踞。万忆琴当时还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其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她回忆说，“交通员在敌后活动。刚开始送情报，我走的是山路，脚上常常会起血泡。晚上把血泡挑破后，第二天继续赶路。时间一长，脚底长出了老茧，再也不怕起血泡了。有次下大雪，白雪覆盖了整个村庄，我穿着草鞋，穿梭在冰天雪地里。走着走着，我看见前方有个大凹坑，习惯地纵身一跃，当一只脚落地时，不想恰巧落在一块被白雪覆盖的有朝天铁钉的木板上。坚硬锋利的铁钉扎进了脚底，我顿时钻心刺痛，泪水如注。然而方圆几里没有人家，且身上有任务，呼救等于暴露自己。于是我忍着剧痛，奋力拔出钉子，鲜血立刻涌出，我将头上的毛巾取下包扎好伤口，继续去完成任务。”
　　地下交通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传递上级下达的命令。万老说，“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如何避开险情将情报安全送达，是工作的难点。首先要在出发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冬天，我将小纸条塞进拆开的棉衣内，再缝好不留破绽；夏天，我把纸条夹在竹篮子的草绳里。其次是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遇敌要镇定自若，利用预先想好的话对答，才能化险为夷。”
　　1944年5月，经交通分站站长魏克明同志介绍，万忆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说：“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自己暗暗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革命一辈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万忆琴只读过两年书，老师教过的字长久不用也生疏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她觉得搞革命工作，没有文化怎么行？于是，她每天坚持自学，一段时间后，她就能阅读简单书报和写信了。
　　斗智斗勇 两次脱险
　　在为革命奋战的日子里，万忆琴时常会遇到各种险情，有两次令她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余姚附近一个叫‘竹园蓬’的地方。那天我刚执行完任务准备回家，途中遇到一个排的顽军迎面向自己走来，队伍前面还有一个被捆绑着的男子。见此情形，我考虑如果就此转身回避，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尽量克制内心的紧张，镇定自若地朝他们走去。可就在与他们擦身而过不远时，突然听到队伍中有人大声喊我过去。我想，如果过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于是我索性豁出去向前飞跑，还利用平时自己掌握的闪避经验，采取跳跃的方式躲避子弹。我使尽全身力气飞快地跑进了‘竹园蓬’，得以安全脱离险境。”
　　“还有一次发生在1945年四五月间，傍晚时分我在上虞五夫敌伪据点收集情报归来途中，遇上一排伪军。他们见我一个人，就开始盘问。我急中生智，按平时准备的情况回答：我叫某某某，住在某某地方，现在回娘家某某村。本想蒙混过关，不料，他们也要到这个村子去。我想，这下麻烦了，如果他们同我一起进村，那不就暴露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说的那户人家在哪里，而且也互不认识。顿时我又生一计，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告诉他们让我先走一步，一个女人跟一大群男人一同进村‘不像样子’，在当地不成体统，必然会引起众人的闲话。伪军听后，感觉也在理儿。当他们让开人群一条口子的一刹那，我一个箭步就往村里跑，伪军可能认为我是往自己家里跑，也不急于追赶，只是在后面大声哄笑。我跑了好久才停下来。事后得知，伪军确实到那户人家去找了，但显而易见，他们扑了个空。”
　　转战上海 继续革命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浙东游击纵队接上级指示要北撤。万忆琴因执行任务特殊，一个人单独住在老百姓家，组织也不知道她的住处，所以她并不知晓部队去了哪里。
　　为寻找组织，万忆琴历经艰辛来到上海。为了生存，她四处寻找工作。1947年秋，她在上海新丰第一织布厂外读夜校时，终于找到了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1949年2月，上海地下党为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成立了沪西分区委，万忆琴被任命为区委委员，负责沪西地区染织业各布厂的交接任务。为此，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上海长宁区妇联宣教科长、上海县供销合作社总社工会副主席等职。
　　晚年的万忆琴老人爱好唱歌，每每有文艺活动，她总要满怀深情地高唱新四军军歌，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苦并快乐的战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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