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2.5亿人散居在6000多座海岛上。印尼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自然资源。
　　印尼的电影业相对落后，全国影院数量不足250家，大银幕仅有1170块，每年电影票房总额仅合5000多万元人民币。影院的稀缺限制了印尼电影业的发展，印尼人每年去电影院观影的平均次数还不到一次。
　　由于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印尼电影生产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中期﹐方有荷兰人和华人资本的电影公司出现，荷兰人所拍影片多模仿好莱坞﹐华人影片则主要是侦探、神话和武侠题材。二战期间，印尼电影业完全受控于日本侵略者。20世纪50年代，印尼民族主义兴起，人们重建自己的生活，电影业亦开始萌芽，随之而来的却是外国影片的大举进入。多少年来，印尼电影界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1998年，雅加达国际电影节设立，为印尼年轻电影人展示作品提供了平台，印尼电影业重新开始蓬勃发展。2000年左右，借由DV电影、独立电影，印尼电影业呈现更多生机。
　　2002年，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雅加达艺术学院，那是印尼唯一一座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综合性艺术学院。许多怀揣电影梦的印尼年轻人从这里走进电影殿堂，但他們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为生计离开了电影。
　　雅加达艺术学院影视学院设有电影、电视、摄影、电影研究四个系，印尼80%的影片都是其毕业生拍摄的。在中国代表团与该院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叫埃德文，是电影系三年级的学生，六年前只身来到雅加达边打工边考学，三年后如愿成为电影系的学生。我们在学校举办了四场座谈会，他场场不落。埃德文说，作为一名华人，他十分珍惜和代表团每一个成员交流的机会，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那次印尼行过后整整十年，也就是2012年，我应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邀请，赴港参加第六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当司仪宣布“纪念杨德昌亚洲新秀大奖”的得主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晋导演埃德文”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当年那位羞怯稚气的大学生如今西装革履落落大方地登台领奖、发表感言，我想现场除了他自己，我便是最激动的人了。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到后台找到他，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埃德文的获奖作品是《动物园寄来的明信片》，这部影片还获得了那一年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参展资格。他告诉我，在此之前，他已凭其第一部电影长片《想飞的盲猪》在世界各大新锐影展上获得奖项。他很感激十年前在雅加达与中国电影人座谈带给他的信心，并且认为华文电影的蓬勃发展给了他很大工作动力。
　　回到北京后，我认真看了《动物园寄来的明信片》。电影中所有的人和动物都被异化，发人深思。埃德文说，“我们去动物园，总以为自己在看动物，实际上动物也在围观我们”。在埃德文看来，人即动物，本应生活在自然中，然而人类迷失在了现代文明的钢筋水泥丛林中，自然归属感早已丧失——“回不去的才叫家乡，人类只有家园，没有家乡，因为我们早已抛弃自然”。
　　埃德文的成功使我不敢再轻视印尼电影，也对中、印尼电影合作的前景产生了憧憬。这几年，印尼人拍摄的以格斗、复仇为题材的男性电影以其流畅的叙事风格和紧凑的剪辑技术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相信随着印尼电影行业发展局面的打开，这个国家终将成为亚洲电影崛起的一部分。
　　去年，我在雅加达与印尼国家创意经济局主席穆纳夫有过一次交谈。他向我表示，印尼十分期待学习中国电影的成功经验，渴望与中国电影界开展合作。印尼独特的文化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电影界来说是一座尚未开发的资源宝库。穆纳夫坦承大部分印尼人对于中国电影的了解十分有限，印尼制作的电影也迄未在中国内地公映过，希望这种局面尽快得到扭转。
　　穆纳夫还告诉我，印尼政府不久前放宽了数十个行业的投资限制，其中就包括电影业，而且从制作、发行到放映和电影院经营，外资可以全资控股。印尼全面开放电影业后，国际上许多电影业者摩拳擦掌，准备抢攻这一大市场，机会之门同样向中国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