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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六十年后我还会再提瓦普察洛夫。他从我的记忆里再现，是因为不久前我从藏书家韦泱那里得到一本刚从旧书店淘到的《文艺书刊》。他知道我是这本小刊的主编，把它转送给我，盛情可感。就在这本在“别人看来是棵草，在我视为宝”的旧刊上，见到我（署名：李沐）写于六十年前介绍瓦普察洛夫诗选的小文。
瓦普察洛夫是谁？今天的读者知道他的人可能已不多了。我的这篇带有那个时代印迹的旧文是这样介绍他的：
瓦普察洛夫，是保加利亚杰出的诗人，共产党员，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反法西斯的战士。……现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瓦普察洛夫诗选》中选译了作者十七首优秀的诗。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战斗的乐观主义，充满了诗人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当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仔细诵读着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了瓦普察洛夫纯钢的雕像，放射着他那逼人的光芒站立在我们面前。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到一颗伟大的心底跳动；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为革命忠诚不屈的献身精神；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一股为着党的事业不畏险阻的磅礴的气魄。……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诗人，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反法西斯奴役的持枪的战士，瓦普察洛夫虽然被法西斯匪徒杀害已经十多年了，他却活在保加利亚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里，活在他的激情的诗篇里，活在千百万进步人类的心里，活在每一个为他的诗句所激动，所鼓舞的人底心里。
跨越半个多世纪，瓦普察洛夫似乎又从岁月深处带着他的诗向我们走来。其实，远在东方的中国诗人，无论是在胜利的欢乐里，还是在灾厄的苦难里，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献出生命的诗人，因为我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心是相通的，我们不是用不同的语言唱过同一首争取人类自由解放、反对奴役的《国际歌》吗？
二
就在不久之前我才知道，绿原1953年也曾有一个瓦普察洛夫诗的译本，投寄出版社之后，因为与已有选题重复没有得到出版。据绿原夫人罗惠说，连原稿也没退回。现在我从他女儿若琴处得见原稿中有一篇《瓦普察洛夫小传》，是根据俄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六卷译出。绿原当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他手中的外文资料是丰富的，但更重要的是译者和作者之间有相同的政治信仰，感情应该是相通的。从涂改很多的底稿里，可以见到他琢磨瓦普察洛夫的诗是认真的。把他底稿与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的选本对照一下，第一首诗是《信心》，绿原就译为《信念》，我以为这个诗题可能更好些。因为在我们的汉语里，这两个词汇还是有区别的，信念是对信仰具有确定的看法，而信心乃自信自己的愿望或预想能够实现。想起鲁藜有篇诗评的标题就是《纯真的信念是诗中的阳光》，我深悟这信念应当是一个诗人的思想的灵魂，似抽象又具象，岂仅是心理活动而已。
看我当年作文推荐的译文译为《信心》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敢做/我要驾着一驾原始型式的飞机，翱翔在天际，爬进怒吼的/火箭，单独地/到那太空之中/遥远的/行星上探险。//向上/凝望着/碧蓝的天空/我仍然会感到/快乐的激动。/我仍然会感到活着，/继续活下去的/快乐的激动。”
再看绿原的底稿：“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敢做。/我会在天空驾驶/一驾新式的飞机，/跨上一支啸响的/火箭，独自地/在空间/探索着/遥远的/行星。//我向上/凝望着/蓝色的天空/突然感到一种愉悦的震颤。/我振奋精神/继续活下去/依然感到一种愉悦的震颤。”
瓦普察洛夫原诗估计最迟写在1942年7月他牺牲之前，那时要用火箭飞向太空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在科技先进的欧洲大陆，纳粹德国也不过才组织科学家研究火箭，直到二战结束，都未能实现飞天的计划。在艰苦的战争中沐血奋斗的瓦普察洛夫，居然写出这样的诗句，可见其思想之超前，其诗无疑很先锋、很大胆、很浪漫。说到译文，我个人感受是绿原的译文使我与诗人更贴近。诗无达诂，译诗百花齐放，应该更佳。
瓦普察洛夫也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渗透进自己的诗篇。正如他自己的歌唱的：
因为我知道反正一样
〓〓我将会死亡
但是死在
〓〓大地
〓〓〓〓开始
挣脱掉
〓〓它的罪恶
〓〓〓〓痂皮的时候，
死在千百万得到新生的时候，
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三
后来几十年，就我狭窄的阅读范围，只记得读到过冯世则的一篇《重读瓦普察洛夫两三首诗》，文中提起他之重读瓦普察洛夫纯属偶然：“从书架上抽一本书，带累另一本书啪的掉到地板上。低头一看，是《瓦普察洛夫诗选》，高额削颊的诗人从书的封面上以严正的目光仰望着我。不错，是‘仰望’。但这是从空间的纬度。换成人的纬度，仰望者是我。仰望诗，也仰望人品。”
他重读的是最为震動人心的佳作，乃诗人从容就义之日的绝笔。文中先是引用了林繁、圭木1953年7月初版本译文，由于过于热爱，冯文又作了些许改动，虽然自谦“更动的效果未必可取”，但我以为有了前人的译作参考，站在前人肩上，后译当比前译精彩，所以我也就引用后译，以为推广：
其一，《无题》：
这战斗艰苦而无情。
这战斗，正如人们所说，是史诗
我倒下，另一个会接替我的位置——
何必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枪决，然后就是——尸蛆。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但是在暴风雨中我们将和你在一起，
我的人民呀，因为我们是如此爱你。
其二：《告别》
你睡着的时候，有时我会回来，
一个意外的客人。
请不要让我留在街头上， 请不要闩上门！
悄悄地我将进来，轻轻地坐下
在黑暗中凝视你。
然后，当我眼睛看够了的时候，
我将吻你而离去。
冯世则改译以后，译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两首短诗都震撼人心，尤其是《无题》：史诗壮丽而死尸爬满蛆虫；英雄壮丽而名字都不必提；在即将成为蛆虫的死尸而又将在暴风雨中与所爱的人民同在——现实、浪漫而真实，矛盾而统一，因此美。《告别》也这样：身别而心难舍；生别而死欲归，归来只为悄悄凝视而后离去，别无他求。爱情没有阻碍斗争，而斗争并不抹杀爱情——同样地浪漫而真实，矛盾而统一。诗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所以美。”
四
从诗人林贤治的一篇提到瓦普察洛夫的文章中，我才知道在瓦普察洛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报上曾经有过报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五十四分钟片长的纪录片。”接着，他说：“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
贤治只说令他“深感意外”，而在我看来，又似乎理所当然。只有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才有“远离崇高”“远离英雄”的思潮，鄙视、远离犹恐不及，遑论对战士和诗人之缅怀。
贤治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他在中学时起就参加革命，两次被捕，被害时才二十二岁，他十五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恨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做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阿尔巴尼亚革命诗人）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1949年以来，文学史曾经给予殷夫们以很高的评价。任何反抗专制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遗产，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可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却无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状，手执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们几乎全部都打杀了。”
“远离崇高”、“远离英雄”的时代，像殷夫，像瓦普察洛夫等同样精神谱系的人和他们的诗也就自然会没落了，被人遺忘了！
五
诗人林贤治的那篇提到瓦普察洛夫的《今夜，我拿起两本诗集》一文，写于2010年1月10日，大致是由于瓦氏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所引发的感叹吧！也就在同年4月4日前后，诗人邵燕祥也写了一篇《邂逅旧书》，文中共写到三本旧书，其中一本即为《瓦普察洛夫诗选》，这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旧书。“尽管不是我失落多年的那一本，仍可算是重逢而非初见”，可见是老相识了。他说：“我最初接触瓦普察洛夫，是在1955年，中国译制了保加利亚根据诗人生平拍摄的影片《人之歌》，我应约为《大众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新片介绍：《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
1955年，正值我运交华盖之际，《人之歌》的影片，我毫无印象，但这首一百八十行的长诗我是记得的。我1954年推介的那本“诗选”收了他的长短诗共十七首，其中就有这首诗。邵燕祥“邂逅”的这本是1978年1月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从1954年到1978年，相隔二十多年，内容充实多了，共收诗五十三首，译者也增加了，他们是：戈宝权、冯春、汤永宽、周煦良、戴骢、吴岩、任溶溶等业内名家，“除重译了四首，其他译文稍有修改、润饰外，又增补了十九首”。燕祥认为瓦普察洛夫的诗风有些像马雅可夫斯基，有些短诗又像洛尔伽的谣曲。
事实上，瓦普察洛夫作为工人诗人，职业是火车司炉，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了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加之参与了党的武装斗争，写诗乃其业余事。诗人一生的短暂，他只活了三十三岁，留下了几十首诗也是很可观的了。这几十首诗是他作为革命者的感情记录，是他生命一部分，它们也“留下了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历史的烙印”。他自己就有以《历史》为题的诗在：
因为人生，毫无怜悯，
用它沉重残忍的毒掌
擂打我们饥饿的面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舌头是如此尖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睡眠
偷出时写的这些诗篇，
没有香水的幽香，
只有辛辣而急促的节拍。
对这些艰辛和苦难
我们不期望报酬，
也并不要我们的照像
挂在一年年的日历上。
但只要把我们的故事
告诉那些我们不会见到的人，
告诉那些将要接替我们的人——
我们曾经勇敢地战斗过。
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初次读到这里，就深信后人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经过了六十多年，岁月沧桑，我又在这里再说起他，相信：不仅是他，全世界凡是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斗争过的诗人，人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六十年后我还会再提瓦普察洛夫。他从我的记忆里再现，是因为不久前我从藏书家韦泱那里得到一本刚从旧书店淘到的《文艺书刊》。他知道我是这本小刊的主编，把它转送给我，盛情可感。就在这本在“别人看来是棵草，在我视为宝”的旧刊上，见到我（署名：李沐）写于六十年前介绍瓦普察洛夫诗选的小文。
瓦普察洛夫是谁？今天的读者知道他的人可能已不多了。我的这篇带有那个时代印迹的旧文是这样介绍他的：
瓦普察洛夫，是保加利亚杰出的诗人，共产党员，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反法西斯的战士。……现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瓦普察洛夫诗选》中选译了作者十七首优秀的诗。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战斗的乐观主义，充满了诗人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当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仔细诵读着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了瓦普察洛夫纯钢的雕像，放射着他那逼人的光芒站立在我们面前。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到一颗伟大的心底跳动；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为革命忠诚不屈的献身精神；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一股为着党的事业不畏险阻的磅礴的气魄。……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诗人，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反法西斯奴役的持枪的战士，瓦普察洛夫虽然被法西斯匪徒杀害已经十多年了，他却活在保加利亚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里，活在他的激情的诗篇里，活在千百万进步人类的心里，活在每一个为他的诗句所激动，所鼓舞的人底心里。
跨越半个多世纪，瓦普察洛夫似乎又从岁月深处带着他的诗向我们走来。其实，远在东方的中国诗人，无论是在胜利的欢乐里，还是在灾厄的苦难里，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献出生命的诗人，因为我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心是相通的，我们不是用不同的语言唱过同一首争取人类自由解放、反对奴役的《国际歌》吗？
二
就在不久之前我才知道，绿原1953年也曾有一个瓦普察洛夫诗的译本，投寄出版社之后，因为与已有选题重复没有得到出版。据绿原夫人罗惠说，连原稿也没退回。现在我从他女儿若琴处得见原稿中有一篇《瓦普察洛夫小传》，是根据俄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六卷译出。绿原当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他手中的外文资料是丰富的，但更重要的是译者和作者之间有相同的政治信仰，感情应该是相通的。从涂改很多的底稿里，可以见到他琢磨瓦普察洛夫的诗是认真的。把他底稿与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的选本对照一下，第一首诗是《信心》，绿原就译为《信念》，我以为这个诗题可能更好些。因为在我们的汉语里，这两个词汇还是有区别的，信念是对信仰具有确定的看法，而信心乃自信自己的愿望或预想能够实现。想起鲁藜有篇诗评的标题就是《纯真的信念是诗中的阳光》，我深悟这信念应当是一个诗人的思想的灵魂，似抽象又具象，岂仅是心理活动而已。
看我当年作文推荐的译文译为《信心》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敢做/我要驾着一驾原始型式的飞机，翱翔在天际，爬进怒吼的/火箭，单独地/到那太空之中/遥远的/行星上探险。//向上/凝望着/碧蓝的天空/我仍然会感到/快乐的激动。/我仍然会感到活着，/继续活下去的/快乐的激动。”
再看绿原的底稿：“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敢做。/我会在天空驾驶/一驾新式的飞机，/跨上一支啸响的/火箭，独自地/在空间/探索着/遥远的/行星。//我向上/凝望着/蓝色的天空/突然感到一种愉悦的震颤。/我振奋精神/继续活下去/依然感到一种愉悦的震颤。”
瓦普察洛夫原诗估计最迟写在1942年7月他牺牲之前，那时要用火箭飞向太空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在科技先进的欧洲大陆，纳粹德国也不过才组织科学家研究火箭，直到二战结束，都未能实现飞天的计划。在艰苦的战争中沐血奋斗的瓦普察洛夫，居然写出这样的诗句，可见其思想之超前，其诗无疑很先锋、很大胆、很浪漫。说到译文，我个人感受是绿原的译文使我与诗人更贴近。诗无达诂，译诗百花齐放，应该更佳。
瓦普察洛夫也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渗透进自己的诗篇。正如他自己的歌唱的：
因为我知道反正一样
〓〓我将会死亡
但是死在
〓〓大地
〓〓〓〓开始
挣脱掉
〓〓它的罪恶
〓〓〓〓痂皮的时候，
死在千百万得到新生的时候，
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三
后来几十年，就我狭窄的阅读范围，只记得读到过冯世则的一篇《重读瓦普察洛夫两三首诗》，文中提起他之重读瓦普察洛夫纯属偶然：“从书架上抽一本书，带累另一本书啪的掉到地板上。低头一看，是《瓦普察洛夫诗选》，高额削颊的诗人从书的封面上以严正的目光仰望着我。不错，是‘仰望’。但这是从空间的纬度。换成人的纬度，仰望者是我。仰望诗，也仰望人品。”
他重读的是最为震動人心的佳作，乃诗人从容就义之日的绝笔。文中先是引用了林繁、圭木1953年7月初版本译文，由于过于热爱，冯文又作了些许改动，虽然自谦“更动的效果未必可取”，但我以为有了前人的译作参考，站在前人肩上，后译当比前译精彩，所以我也就引用后译，以为推广：
其一，《无题》：
这战斗艰苦而无情。
这战斗，正如人们所说，是史诗
我倒下，另一个会接替我的位置——
何必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枪决，然后就是——尸蛆。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但是在暴风雨中我们将和你在一起，
我的人民呀，因为我们是如此爱你。
其二：《告别》
你睡着的时候，有时我会回来，
一个意外的客人。
请不要让我留在街头上， 请不要闩上门！
悄悄地我将进来，轻轻地坐下
在黑暗中凝视你。
然后，当我眼睛看够了的时候，
我将吻你而离去。
冯世则改译以后，译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两首短诗都震撼人心，尤其是《无题》：史诗壮丽而死尸爬满蛆虫；英雄壮丽而名字都不必提；在即将成为蛆虫的死尸而又将在暴风雨中与所爱的人民同在——现实、浪漫而真实，矛盾而统一，因此美。《告别》也这样：身别而心难舍；生别而死欲归，归来只为悄悄凝视而后离去，别无他求。爱情没有阻碍斗争，而斗争并不抹杀爱情——同样地浪漫而真实，矛盾而统一。诗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所以美。”
四
从诗人林贤治的一篇提到瓦普察洛夫的文章中，我才知道在瓦普察洛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报上曾经有过报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五十四分钟片长的纪录片。”接着，他说：“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
贤治只说令他“深感意外”，而在我看来，又似乎理所当然。只有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才有“远离崇高”“远离英雄”的思潮，鄙视、远离犹恐不及，遑论对战士和诗人之缅怀。
贤治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他在中学时起就参加革命，两次被捕，被害时才二十二岁，他十五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恨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做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阿尔巴尼亚革命诗人）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1949年以来，文学史曾经给予殷夫们以很高的评价。任何反抗专制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遗产，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可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却无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状，手执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们几乎全部都打杀了。”
“远离崇高”、“远离英雄”的时代，像殷夫，像瓦普察洛夫等同样精神谱系的人和他们的诗也就自然会没落了，被人遺忘了！
五
诗人林贤治的那篇提到瓦普察洛夫的《今夜，我拿起两本诗集》一文，写于2010年1月10日，大致是由于瓦氏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所引发的感叹吧！也就在同年4月4日前后，诗人邵燕祥也写了一篇《邂逅旧书》，文中共写到三本旧书，其中一本即为《瓦普察洛夫诗选》，这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旧书。“尽管不是我失落多年的那一本，仍可算是重逢而非初见”，可见是老相识了。他说：“我最初接触瓦普察洛夫，是在1955年，中国译制了保加利亚根据诗人生平拍摄的影片《人之歌》，我应约为《大众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新片介绍：《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
1955年，正值我运交华盖之际，《人之歌》的影片，我毫无印象，但这首一百八十行的长诗我是记得的。我1954年推介的那本“诗选”收了他的长短诗共十七首，其中就有这首诗。邵燕祥“邂逅”的这本是1978年1月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从1954年到1978年，相隔二十多年，内容充实多了，共收诗五十三首，译者也增加了，他们是：戈宝权、冯春、汤永宽、周煦良、戴骢、吴岩、任溶溶等业内名家，“除重译了四首，其他译文稍有修改、润饰外，又增补了十九首”。燕祥认为瓦普察洛夫的诗风有些像马雅可夫斯基，有些短诗又像洛尔伽的谣曲。
事实上，瓦普察洛夫作为工人诗人，职业是火车司炉，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了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加之参与了党的武装斗争，写诗乃其业余事。诗人一生的短暂，他只活了三十三岁，留下了几十首诗也是很可观的了。这几十首诗是他作为革命者的感情记录，是他生命一部分，它们也“留下了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历史的烙印”。他自己就有以《历史》为题的诗在：
因为人生，毫无怜悯，
用它沉重残忍的毒掌
擂打我们饥饿的面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舌头是如此尖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睡眠
偷出时写的这些诗篇，
没有香水的幽香，
只有辛辣而急促的节拍。
对这些艰辛和苦难
我们不期望报酬，
也并不要我们的照像
挂在一年年的日历上。
但只要把我们的故事
告诉那些我们不会见到的人，
告诉那些将要接替我们的人——
我们曾经勇敢地战斗过。
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初次读到这里，就深信后人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经过了六十多年，岁月沧桑，我又在这里再说起他，相信：不仅是他，全世界凡是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斗争过的诗人，人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